以“王”僭“帝”的秦汉秘史(下)|僭怎么读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其子秦孝文王在位一年死去，其孙秦庄襄王在位三年死去。曾孙嬴政继位（前246）二十六年以后，实现了曾祖活“王”僭“帝”的遗志。 　　商鞅变法以后一百三十八年（前221），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虎狼之秦，尽灭实行温和君主制度的东方六国。嬴政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命令群臣另拟尊号。秦廷群臣无人不知“秦王意欲复求为帝”（新垣衍），但是仍以“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为据，仅进尊号“泰皇”，不进四世秦“王”朝思暮想的“帝”号。
　　秦廷群臣所言“天皇”、“地皇”、“泰皇”，即居中原主流价值首位的道家“三皇之道”。百余年前商鞅为了迎合秦孝公而故意不言，百余年后秦廷群臣为了阻止秦“王”僭“帝”而特予补言。
　　道家“三皇之道”，正是《老子》一元论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即“泰道”（○）。
　　“一”，即“泰一”（?）。
　　“二”，即“阴”（坤?，天之质，地之位）＋“阳”（乾?，地之质，天之位）。
　　“三”，即“阴”（坤?，天皇）＋“阳”（乾?，地皇）＝“阴＋阳”（泰，泰皇）。
　　“万物负阴而抱阳”，即泰卦之象。“冲气以为和”，即泰卦之义。
　　与泰卦对立的是否卦：“阳”（乾?）＋“阴”（坤?）＝“阳＋阴”（否）。
　　《老子》五千言，字字句句紧扣扬“泰”抑“否”之宗旨。“柔弱胜刚强”，“知雄守雌”，“重为轻根”等等，无不褒扬“泰道”。“刚强者，死之徒”等等，无不贬斥“否术”。
　　为何坤是天之质，地之位？为何乾是天之位，地之质？为何《归藏》、《周易》都把泰卦视为揭示天地本质的至吉之卦？为何《归藏》、《周易》都把否卦视为囿于天地表象的至凶之卦？〔1〕
　　因为天之质唯有柔弱轻清，天之位方能居上而覆盖万物。倘若天之质刚强重浊，天之位必将下坠，无法覆盖万物。地之质唯有刚强重浊，地之位方能居下而承载万物。倘若地之质柔弱轻清，地之位必将下陷，无法承载万物。
　　天之位属阳而居上，地之位属阴而居下，仅是天地表象，无须哲学智慧，古今愚人尽知。天之质属阴而为柔，地之质属阳而为刚，才是天地本质，哲学突破以后，中华先哲始知。
　　天地表象非道，天地本质乃道。
　　“上坤下乾”的泰卦，象征“天柔地刚，君柔民刚”的“泰道”：“上”合天之位，“坤”合天之质；“下”合地之位，“乾”合地之质。天之质阴而柔，阴气柔而下行；地之质阳而刚，阳气刚而上行；天气下行，地气上行，方能天地相交，阴阳相和，刚柔相济，万物得生。所以《泰卦・象传》说：“天地交，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顺道君主对应于“上坤”，效天之位而居上，效天之质而阴柔。顺道民众对应于“下乾”，效地之位而居下，效地之质而阳刚。泰卦的阳位阴质，阴位阳质，君位民质，民位君质，符合天地之道，符合物无纯阴、物无纯阳的宇宙之道，是夏商周两千年一贯的泰皇式温和君主制度的终极依据。
　　“上乾下坤”的否卦，象征“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术”：“上”合天之位，“乾”悖天之质；“下”合地之位，“坤”悖地之质。天地之位虽合，天地之质均悖。天悖其质则阳刚，阳气刚而上行；地悖其质则阴柔，阴气柔而下行；天气上行，地气下行，必将天地不交，阴阳不和，刚柔不济，万物得死。所以《否卦・象传》说：“天地不交，否。”《老子》说：“刚强者，死之徒。”悖道君主对应于“上乾”，效天之位而居上，悖天之质而阳刚。悖道民众对应于“下坤”，效地之位而居下，悖地之质而阴柔。否卦的阳位阳质，阴位阴质，君位君质，民位民质，违背天地之道，违背物无纯阴、物无纯阳的宇宙之道，是秦汉以后两千年一贯的否王式君主专制制度的悖道实质。
　　道家集大成之作《庄子》，抉发《老子》扬“泰”抑“否”之宗旨，如《应帝王》“有虞氏不如泰氏”，《徐无鬼》黄帝称“泰隗”为“天师”。
　　道家后学《文子・上德》，也抉发《老子》扬“泰”抑“否”之宗旨：“天气下，地气上（泰卦之象）；阴阳交通，万物齐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泰卦之义）。天气不下，地气不上（否卦之象）；阴阳不通，万物不昌；小人得势，君子消亡，五谷不植，道德内藏（否卦之义）。”〔2〕
　　扬“泰”抑“否”是东周哲学突破的核心成果，是《归藏》、《周易》、《老子》、《庄子》、道家后学一脉相承的共同宗旨，但非道家独有，而是东周哲学突破以后中原士人共有的普通常识。
　　比如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也推崇“泰道”：“地气上齐，天气下降（泰卦之象），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泰卦之义）”。
　　又如黄老学派晚期代表作《吕览・十二纪・孟春》也推崇“泰道”：“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泰卦之象），天地和同，草木繁动……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泰卦之义）。”
　　先秦宗教演进，同样留有扬“泰”抑“否”的鲜明烙印。商代多神教在“五岳”分祭“五帝”，把象征“东皇泰一”的东岳命名为“泰山”。西周一神教不在“五岳”分祭“五帝”，仅在东岳“泰山”祭祀“泰一”上帝。东岳“泰山”，商代多神教“东皇泰一”，西周一神教“泰一”上帝，东周一元论“泰道”，无不植根于“泰卦”，因此道家又称中华文明始祖伏羲为“泰氏”、“泰隗”、“泰皇”。
　　至此已明，秦廷群臣为了阻止秦“王”僭“帝”，根据扬“泰”抑“否”的东周哲学突破核心成果，特地补言商鞅故意不言的道家“三皇之道”，强调“泰皇最贵”，其义有四：
　　其一，规劝秦王嬴政放弃商鞅以降的法家“五霸之道”，改行东方六国视为至高的道家“三皇之道”，遵循中原士人共同信仰的东周一元论之“道”，亦即“泰道”。
　　其二，规劝秦王嬴政放弃秦人信仰的商代多神教之“五帝”，皈依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之“帝”，亦即“泰一”。
　　其三，规劝秦王嬴政放弃秦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改行东方六国的温和君主制度，亦即放弃“君刚民柔”的“否术”，改行“君柔民刚”的“泰道”。
　　其四，规劝秦“王”更名“泰皇”，然后祭祀“泰山”，举行就职仪式，宣誓遵循“泰道”。
　　秦廷群臣胆敢阻止赢政成为“千古一帝”，原因有五：
　　其一，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曾因吕案而被驱逐，又因嬴政采纳李斯《谏逐客书》而留仕秦廷，其中七十人成了秦国出于文化自卑而特设的博士。这些免于被逐的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成了嬴政僭窃“帝”号的最后障碍。
　　其二，众多仕秦中原士人不会集体放弃自幼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和中原主流价值。正如商鞅尽管信奉法家“霸道”，仍然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
　　其三，众多仕秦中原士人不会集体放弃中原文明优越感，东方六国尽管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仍想在文化上赢得最终胜利。正如荀况尽管专为秦国设计“使王称帝之术”，目标却是挽救中原文明。
　　其四，少量秦国贵族不会集体放弃自幼信仰的商代多神教之“王死称帝”教义，同时怀有文化自卑，对于众多中原客卿的集体公议，或不愿阻止，或不敢阻止，或无法阻止。正如新垣衍一闻鲁仲连所言“天下之士”共知之“义”，立刻违背君命放弃“帝秦”。
　　其五，唯有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李斯，铁杆支持“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竭力推行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只是孤掌难鸣。
　　在实行温和君主制度的东方六国，一位中原士人就足以制止君主的严重悖道。然而在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秦国，众多中原士人却无法阻止君主的终极悖道。嬴政不为“泰皇最贵”所动，去“泰”，留“皇”，加“帝”，自加尊号“皇帝”，越过人神鸿沟，不顾生死大限，开启了活“王”僭“帝”的两千年中华伪“帝”史。
　　“王”为政治领袖，“巫”为宗教领袖。远古政教合一，“王”必兼“巫”，君主必兼祭司，所以“王”、“巫”形义皆通，均训“沟通天地人”，上通神意，下达民意，是神意、民意的沟通者，决非神灵本身。嬴政开启的以“王”僭“帝”，导致祭祀者变成祭祀对象，是人类决不可有的终极僭越，莫此为甚的终极悖道。
　　嬴政即使不知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但是必知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而且必知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已被西周一神教的“王死称谥”彻底否定，因此僭窃“帝”号之时，立刻废除了秦庄公（前821―前778）以降秦君业已遵循五百余年的周礼谥法。
　　嬴政或是不知，或未想到，《诗经》仅言“王天下”，不言“帝天下”，《尚书》宣布“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东周百家均言“王死称帝”、“王不僭帝”、“以道代帝”，先秦古籍全都不利于“活王僭帝”；经由唯一支持活“王”僭“帝”而晋升秦帝国首任丞相的李斯提醒，才回过神来，于是颁布“焚书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谓“以古非今”，即以古之“王死称帝”、“王不僭帝”、“以道代帝”，非议今之“活王僭帝”。
　　嬴政僭窃“帝”号以后，又对秦廷群臣所言“泰道”买椟还珠，皮相模仿中原“泰道”传统，装模作样祭祀“泰山”。司马迁斥为“无其德而用其事”（《史记・封禅书》），言其毫无遵循“泰道”之德，却有祭祀“泰山”之事。
　　嬴政纯用法家“霸道”打天下，纯用否王“否术”治天下，应验了泰皇“泰道”的哲学洞见：天刚则不覆万物而坠，地柔则不载万物而陷；君刚则不覆其民而崩，民柔则不载其君而叛。
　　秦“王”僭“帝”十二年（前209），侥幸躲过荆轲剑刺、张良椎击的嬴政暴死，年仅五十一岁，应验了活“王”僭“帝”自速其死的商代多神教教义。
　　李斯受到赵高胁迫，再次无耻变节，背叛秦始皇，矫诏赐死太子扶苏。少子胡亥篡位，杀尽兄弟姐妹。李斯腰斩灭族，陈胜吴广起义〔3〕。赵高指鹿为马，逼迫胡亥自杀。嬴政骨血尽灭，仅遗万世尸臭。
　　秦“王”僭“帝”十四年（前207），刘邦入咸阳，秦帝国崩溃，应验了“刚强者死之徒”的东周一元论预见。
　　
　　七活“王”僭“帝”的汉后延续
　　
　　刘邦汉承秦制，继续活“王”僭“帝”。齐王田横及其五百壮士，共赴东海自杀，为“东皇泰一”集体殉道〔4〕。一如齐人鲁仲连所言，“蹈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
　　刘邦浑然不知嬴政废除谥法的原因，一方面汉承秦制活“王”僭“帝”，另一方面又汉革秦制恢复谥法，不通之至。“帝”是神，不可批评褒贬。“王”是人，可以批评褒贬。谥法之善谥、恶谥，原本可对君主一生言行善恶进行盖棺论定，然而秦汉君主僭窃“帝”号以后，不许臣民批评褒贬，只许臣民盲目崇拜。刘邦恢复谥法却不废“帝”号，导致汉代以后对于本朝君主只许善谥，不许恶谥，恶谥专用于前朝末代君主。周代谥法原是批评君主的利器，汉后谥法沦为谄媚君主的工具。
　　刘邦不废“帝”号，原因有三。一是无限企羡嬴政活“王”僭“帝”的否王威仪，久有“大丈夫当如此”的痞民俗志。二是并非出身于信仰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的上层士人，而是出身于信仰商代多神教的下层民众。三是并非顺应天道的天民，仅是粗鄙无文的痞民。因此否王前车虽覆，痞民后志不改。
　　《史记・封禅书》先言秦以“五�”分祭“五帝”，后言刘邦信仰“五帝”：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平咸阳，立为汉王……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
　　
　　刘邦先据商代多神教的“黄帝与炎帝战”神话，伪造“赤帝子杀白帝子”神话；后据商代多神教的“五帝”之数，妄减秦国“五�”为“四�”，另立“北�”祭祀黑帝，以此自诩汉“帝”替代秦“帝”上应天命。前一谎言自居“赤帝”之子，后一谎言自居“黑帝”之子，自相�牾，破绽百出。
　　刘邦出身下层民众，所以信仰商代多神教。刘邦的子孙已非出身下层民众，而且秦祚仅有短短十四年，战国士人远未死绝，先秦古籍大量重出，士人群体不断言及先秦文明常识和中原主流价值，因此刘邦之子汉文帝，汉文帝之妻窦太后，汉文帝之子汉景帝，均已抛弃下层民众信仰的商代多神教，皈依上层士人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信仰层次迅速提升；同时鉴于秦代迅速崩溃，因而抛弃法家“五霸之道”，转向道家“三皇之道”，抛弃否王“否术”，转向泰皇“泰道”，遂有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成为吕不韦“黄老”方案的短暂回光返照。
　　但是汉武帝在崇信“黄老”的祖母窦太后死后，再次转回法家“霸道”，再次转回否王“否术”，于是重新面对两大难题：如何既实行法家“霸道”、否王“否术”，又免于像秦代一样迅速崩溃？如何避免秦后重出的先秦古籍，再次成为活“王”僭“帝”的观念障碍？
　　汉代新儒家董仲舒提供了解决两大难题的一揽子方案，专为汉武帝设计了终极版“使王称帝之术”。“罢黜百家”，专用于避免秦后重出的先秦古籍再次成为活“王”僭“帝”的观念障碍。“独尊儒术”，专用于对法家“霸道”、否王“否术”进行意识形态包装。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鼓吹“阳为阴纲之谓道”，前承《易传・系辞》鼓吹“天尊地卑”，后启《白虎通・三纲六纪》鼓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表面是儒家，实质是法家。汉代新儒家像法家一样，仅仅鼓吹植根于天地表象“天尊地卑”的“君尊民卑”否术，竭力遮蔽植根于天地本质“天柔地刚”的“君柔民刚”泰道，既违背中华元典《归藏》、《周易》，又违背道家经典《老子》、《庄子》，更违背先秦旧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意为“君尊臣卑出于天尊地卑，天尊地卑不变，君尊臣卑亦不变”。因此董仲舒的终极版“使王称帝之术”，被悖道君主“独尊”两千年，成为中华帝国的永恒意识形态。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表面相反，实质相同。秦始皇“坑儒”是消灭反对活“王”僭“帝”的中原士人之肉身，仅用法家刑教治身，不用儒家名教治心，因其“霸王硬上弓”而失败。汉武帝“尊儒”是改造反对活“王”僭“帝”的上层士人之思想，既用法家刑教治身，又用儒家名教治心，因其“温柔敦厚”而成功。经过秦始皇治标和汉武帝治本，反对活“王”僭“帝”的先秦旧儒家，变成了拥护活“王”僭“帝”的汉代新儒家。
　　然而汉武帝对于同时代的司马迁来得及阉割其肉身，来不及改造其思想。司马迁熟读百家古籍，通晓先秦常识，尽知秦汉秘史，深知活“王”僭“帝”违背“王死称帝”的商代多神教、“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仅因汉承秦制仍然活“王”僭“帝”，不能于《秦始皇本纪》明斥，只能在《太史公自序》隐斥秦始皇“尊号称帝”是“擅其号”，隐晦点破《鲁仲连列传》无法明言的“义不帝秦”之“义”。
　　《史记・孝武本纪》一字不记汉武帝文治武功的丰功伟业，仅仅详录汉武帝像秦始皇一样信仰商代多神教及其“神仙”迷信，详录汉武帝效法秦始皇祭祀“泰山”的本末细节。汉武帝信仰的多神教，与秦始皇信仰的多神教略有不同。一是汉武帝受到汉代新儒家董仲舒影响，把初民萨满教的“天人感应”迷信，掺入商代多神教。二是汉武帝受到祖父汉文帝、祖母窦太后、父亲汉景帝、士人群体综合影响，把西周一神教的“泰一”上帝，加在商代多神教的“五帝”之上。薄诱忌等众多士人不断上书进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五帝，泰一之佐也”，“天一，地一，泰一”（天皇、地皇、泰皇），于是汉武帝不得不在“五帝”坛之上，增立“泰一”坛。传承伏羲“泰道”、道家“天道”的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又与士人宽舒共同进言，于是汉武帝不得不在象征“五帝”的“五�”之上，增立象征“泰一”的“泰�”。秦始皇拒绝“泰皇”名号，汉武帝增立“泰一”、“泰�”，仍是表面相反，实质相同，两者同样毫无遵循“泰道”之德，却有祭祀“泰山”之事。司马迁所言“无其德而用其事”，“尊号称帝”是“擅其号”，均为明斥秦始皇，隐斥汉武帝。司马迁忍耻撰著《史记》，正是为了完成司马谈的文化托命，秘传伏羲“泰道”、道家“天道”，隐斥活“王”僭“帝”、否王“否术”，“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以供后世抉隐发微〔5〕。因此思想已被改造、拥护活“王”僭“帝”、臣服否王“否术”的东汉新儒家班固，痛斥《史记》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谤书”。
　　秦灭六国是中华大地首次野蛮征服文明的“用夷变夏”，汉承秦制是秦国“用夷变夏”的完成，“百代皆行秦政制”是秦国“用夷变夏”的延续。活“王”僭“帝”的悖道政体，由信仰多神教的秦始皇开启，由信仰多神教的汉武帝奠定，两者合力遮蔽了伏羲“泰道”的“君柔民刚”、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成功抹去了先秦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记忆，迫使中华民族陷入秦汉以后两千年的失忆失语。
　　
　　八以“王”僭“帝”的逻辑后果
　　
　　战国儒宗荀况专为秦始皇设计的“使王称帝之术”，内涵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汉代儒宗董仲舒专为汉武帝设计的“使王称帝之术”，内涵是“王霸杂用，外儒内法”。后者实为前者之变体，因而谭嗣同认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秦始皇采纳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不仅导致秦代迅速崩溃，而且导致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延迟百年以后，转换为董仲舒版“使王称帝之术”。
　　这一费时百年的历史绕道，不仅没能改变活“王”僭“帝”的终极悖道，而且额外支付了其他层面的诸多代价，因为荀况是儒家集大成者，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两者差异极大；荀况是先秦旧儒家，董仲舒是汉代新儒家，两者差异极大。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一，是韩非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打下了君主专制、法家“霸道”、否王“否术”底色。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二，是董仲舒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染上了“天人感应”的巫术迷信色彩和意识形态包装。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三，是荀况、韩非信仰东周一元论，信仰层次高于西周一神教，而董仲舒信仰商代多神教、初民萨满教，信仰层次低于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秦汉前后三位士人的个体信仰差异，造成了秦汉前后两大时代的整体信仰差异，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整体信仰降格，成为历史绕道的最大代价，因为信仰降格是野蛮征服文明的根本标志。
　　秦汉中国是先秦中国的降格性延续，秦汉信仰也是先秦信仰的降格性延续，先秦中国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也降格性延续到秦汉以后，只不过秦汉之际信仰格局的上下分层略有模糊：原本拥有哲学信仰的上层士人，原本拥有宗教信仰的下层民众，全体降至政治伪信仰，上下一心共同信奉僭主伪“帝”，作为哲学信仰、宗教信仰的代用品。由于僭主伪“帝”并非高于人类的超越性存在，信奉僭主伪“帝”不具精神超拔作用；由于汉代新儒家仍以先秦旧儒家祖师孔子为名义祖师，而“天人感应”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牾，消解着汉代新儒家的正统性，彰显着“独尊儒术”的欺骗性；由于上层庙堂的“天人感应”，东汉以后进一步降至初民萨满教的谶纬巫蛊，与下层民众自古以来的巫术迷信难分高下，威胁着社会结构按照“君子－小人”上下分层的合理性；因此政治伪信仰的代用品效应，东汉以后日渐消失，信仰真空急需填补，信仰分层急需重建。然而以“王”僭“帝”霸占了宗教信仰的固有空间，禁绝了哲学信仰的公开传播，中华民族在东汉以后被迫选择了另外三条信仰路径。
　　第一条信仰路径，是秘密信仰作为先秦至高信仰的道家哲学。
　　先秦道家把哲学信仰传播、普及到上层士人，成为百家士人的普遍信仰。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治标和汉武帝“独尊儒术”治本，百家士人基本剿灭，唯有拥有至高信仰的道家士人无法剿灭。但是悖道君主的以“王”僭“帝”，迫使秦汉以后的道家士人只能秘密信仰以“道”代“帝”。公开信仰道家的嵇康遭到诛杀，秘密信仰道家的陶渊明终其天年，成为道家只能秘密信仰的示范性标本。隐于江湖、寄身庙堂的道家士人，各守秘密而不能交流，无法结成信仰团体，因而跳出了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
　　第二条信仰路径，是公开信仰印度输入中国的佛教。
　　先秦信仰抵达一神教、一元论，证明中华信仰不可能止步于多神教、萨满教。秦汉庙堂迫使中华信仰降至多神教、萨满教，只能是暂时现象。中华民族必然从多神教、萨满教重新起步，再次向更高信仰演进。西汉把“泰一”加于“五帝”之上，业已显露多神教再次向一神教演进的先兆。东汉以后，信仰层次高于多神教、萨满教的众多外来宗教，如二神教的�教（拜火教）、摩尼教（明教），一神教的犹太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回教），先后输入中国，但是传播广度远逊佛教。佛教的以“佛”代“帝”，天然避开了君主的以“王”僭“帝”，既有一元论的哲学成分，又有多神教的宗教成分，既能规避上层士人的政治禁忌，又能满足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上层士人、下层民众可以各取所需，因此在印度本土无法扎根的佛教，东汉以后凭借天然优势成功移植中国，迅速普及朝野上下，经过六朝数百年磨合，唐宋以后本土化，并且顺势两分，融入中国固有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
　　上层士人信仰的禅宗，正是一元论的哲学性佛学，同时又是一元论的本土道家哲学披上印度佛教外衣的变体。佛家哲学与道家哲学极易相通，因此佛学观念只能用道家名相对译和格义。信仰禅宗的上层士人知“佛”非“神”，仅是人之“觉者”。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菩萨”自觉兼觉人，“罗汉”自觉不觉人。觉者以“道”代“帝”，必然“沙门不敬王者”（东晋慧远），承认君主为“王”，否认君主为“帝”。
　　下层民众信仰的净土宗，正是多神教的宗教性佛教。“佛”、“菩萨”、“罗汉”，均被视为“众神”，不知其为“觉者”。多神教的“众神”，与人同形同性，因而崇拜偶像。一神教的“上帝”，非人而且无形，因而拒绝崇拜偶像。先秦中国抵达一神教，早已拒绝偶像崇拜。秦汉以后降至多神教，净土宗的偶像崇拜因而席卷中国。禅师和信仰禅宗的上层士人对下层民众拜“佛”为“神”不以为然，遂有“诃佛骂祖”的“狂禅”。“狂禅”为中国禅宗独有，印度禅宗所无，乃因主要哲学成分取自先秦道家。
　　第三条信仰路径，是公开信仰作为道家变体的道教。
　　佛教大举输入，激起不同层次的本土信仰之反抗。信仰层次低于佛教的秦汉多神教毫无竞争力，唯有信仰层次高于佛教的道家一元论独具竞争力。若非佛教东来，秦汉以后的道家很有可能长期固守秘密信仰。既然佛教东来，若无恰当因应，秘密信仰也难固守。悖道君主的以“王”僭“帝”，迫使道家无法用哲学层面的以“道”代“帝”与佛教竞争，于是道家披上宗教外衣，变成以“真”代“帝”、以“清”代“帝”、以“尊”代“帝”、以“仙”代“帝”的道教。东汉道教尽管创立于佛教传入以后，又出于竞争需要大量模仿佛教表象，然而其近源是印度佛教创立以前的东周道家，其远源是夏商周以前的伏羲易道。道教的“真”、“清”、“尊”、“仙”，避开了悖道君主僭窃的“帝”号，既有披上道教外衣的道家哲学成分，又有秦汉多神教和初民萨满教成分，既能规避上层士人的政治禁忌，又能满足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上层士人、下层民众可以各取所需，因此成为唯一可与佛教竞争的本土宗教，东汉以后发展壮大，并且顺势两分，融入中国固有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
　　上层士人信仰的道教，早期是天师道，后期是全真教。所拜之“神”，不称“帝”而称“真君”。修成正果，不称“圣”而称“真人”。“真君”、“真人”无不取自《庄子》。先秦道家集大成者庄子，以“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真君”，讽刺僭窃“帝”号、代大匠斫的否王“假君”，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真人”，讽刺全无“特操”、臣服僭主的痞民“假人”。东晋道家传人陶渊明，以天师道的宗教信仰，掩护道家的哲学信仰，像庄子、司马迁一样不能明斥以“王”僭“帝”，只能像庄子、司马迁一样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向往“避秦”隐居的“桃花源”，主张“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暗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下层民众信仰的道教，早期是五斗米道，后期是正一教。所拜之“神”，不称“帝”而称“三清”（玉清、上清、太清）、“三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均为“三皇”之变体。所拜“八仙”，则是“八卦”之变体。下层民众信仰的道教，盲从庙堂伪道，迎合悖道君主，鼓吹秦始皇、汉武帝痴迷的“神仙”迷信，不知其违背已用“气之聚散”解释“生死物化”的先秦道家哲学。西汉加于“五帝”之上的“泰一”，则被改写为“太乙”，再无《易经》“泰卦”、西周一神教“泰一”、东周一元论“泰道”的影子。至高无上的“泰一”上帝，变成了不入流品的“太乙真人”，俯首称臣于“元始天尊”。“元始天尊”的名号，取自《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尊地卑”，鼓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术”。信仰者浑然不知《易传》“否术”违背《易经》“泰道”，浑然不知道教外衣之下的道家哲学，浑然不知《庄子》颂扬的“兀者”乃因反抗伪道而被刖足，浑然不知“铁拐李”是“兀者”之变体，浑然不知“真君”、“假君”不能共用“帝”号，仍称所拜“玉清”为“玉皇大帝”。上层士人对下层民众混淆“上帝”、“下帝”同样不以为然，因此《西游记》戏称“玉皇大帝”为“玉帝老儿”。先秦中国“王不僭帝”，可以不敬国王，不能轻慢上帝。秦汉以后“以王僭帝”，可以不敬“玉帝”，不能轻慢“皇帝”。
　　佛教、道教影响日益深广，融入民族血脉，不断成为农民起义的造反旗帜和组织形式，悖道君主多次辟佛、灭道，仍然难以剿灭。唐宋以后的悖道君主不得不修正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鼓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庙堂意识形态，迫使佛教、道教的宗教真信仰，支持御用儒家的政治伪信仰。以“王”僭“帝”导致伪信仰僭居真信仰之上，不仅信仰层次大为降格，而且精神信仰毫无强度。信仰层次的高低，决定文明层次的高低。精神信仰的强弱，决定民族性格的强弱。因此秦汉君主的以“王”僭“帝”，是中华历史的根本拐点。略举其要如下。
　　其一，先秦中国“以道代帝”，形成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秦汉以后“以王僭帝”，悖道君主窃取道家“三皇”之“皇”、墨家“五帝”之“帝”，以儒家“王道”之名，行法家“霸道”之实。
　　其二，推崇“三皇之道”的先秦道家，秦汉以后被悖道君主严厉打压。散人隐士远离庙堂，逍遥江湖，以文化托命的方式，秘密传承道家哲学，“一气化三清”地化为秘密信仰，化入佛教禅宗，化入本土道教。道家哲学仅对秘密信仰者具有精神超拔作用，对浑然不知者毫无精神超拔作用，只能阻止秦汉以后坠至彻底野蛮，无法阻止秦汉以后退至半文明半野蛮。
　　其三，推崇“五帝之道”的先秦墨家，秦汉以后被悖道君主残酷剿灭。墨家虽与秦国一样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但其初衷并非希望野蛮的秦国征服文明的中原。墨家作为哲学突破以后的先秦重要学派之一，不仅赞成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教义，反对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教义；而且遵循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思想，探索科学规律，建构逻辑体系。仅因墨家反对“活王僭帝”，主张“君主禅让”，同时“以武犯禁”，对君主世袭的专制政体形成公然挑战，构成最大威胁，秦汉以后遂被残酷剿灭。
　　其四，秦汉以后道家隐遁，墨家剿灭，导致先秦已露端倪的科学萌芽和逻辑萌芽中绝，不可能演进至现代科学。先秦中国“天柔地刚，君柔民刚”的泰皇“泰道”，导致中华宇宙论从“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演进至“天地浑沌如鸡子”的“浑天说”。秦汉以后“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王“否术”，导致中华宇宙论从“浑天说”退回“盖天说”。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囿于人类中心主义，不许错误的“地心说”演进至正确的“日心说”。中华帝国的伪信仰，陷溺僭主中心主义，不许错误的“盖天说”演进至正确的“浑天说”，导致中华文明不可能从“浑天说”演进至“地心说”，遑论演进至“日心说”和现代科学。
　　其五，秦汉以后儒家变质，法家独霸，导致先秦真道彻底遮蔽。先秦儒、法一家分为两宗，秦汉儒、法两宗合为一家，变成名为儒家、实为法家的御用儒家。秦始皇“焚书坑儒”治标、汉武帝“独尊儒术”治本以后，御用儒家继续遮蔽难以剿灭的易学“泰道”和道家“天道”，亦即遮蔽《易》、《老》、《庄》“三玄”一脉相承的中华道术。御用儒家扬雄采用“弃象”方式，抛弃《易经》泰、否之象，另造伪经《太玄》。御用儒家王弼主张“得意忘象”，得《易传》“天尊地卑”之意，忘《易经》泰、否之象；篡改反注《老子》，妄言《老子》宗旨是“名教本于自然”，鼓吹“君尊臣卑”本于“天尊地卑”。御用儒家郭象篡改反注《庄子》，妄言《庄子》宗旨是“名教即自然”，鼓吹“君尊臣卑”即“天尊地卑”。此后上层士人、下层民众盲信“君尊臣卑”植根于“天尊地卑”，盲信“天尊地卑”植根于“天圆地方”，奉为天经地义，视为永恒真理，无限臣服僭主，不知其为僭主，不知“以王僭帝”之非。
　　其六，秦汉以后延续“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然而信仰层次整体降格。自居“君子”的上层痞士信奉政治伪信仰，鼓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伪真理，宣扬“人性本善”、“人皆尧舜”、“仁义道德”的伪道学。自居“小人”的一些下层痞民，伪装相信“人性本善”而无恶不作，另一方面又沉溺于多神教、萨满教迷信，抱持“宁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的疑神疑鬼态度，采取“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实用态度。
　　其七，秦汉以后信仰层次降格，导致民族性格虚弱。
　　有信仰者必有人格操守，有至高信仰者必有至高人格操守，既追求个体利益，又追求群体利益，更追求超越价值，因此拥有至高信仰的先秦中国人和秦汉中国人，大多个性勇毅，人格伟岸，精神剽悍，大度淡定，极有操守。顺道人物遍布朝野，悖道人物屈指可数。文明发展强健，文化元气磅礴。士有士气，民有民气。君有君样，人有人样。中华哲学教化周边民族。
　　无信仰者必无人格操守，无至高信仰者必无至高人格操守，仅追求个体利益，不追求群体利益，更不追求超越价值。
　　其八，秦汉君主以“王”僭“帝”，导致此后两千年的中国人臣服于大一统的政治伪信仰，不再知道先秦中国曾经抵达一神教的宗教真信仰、一元论的哲学真信仰，不再了解先秦中国的温和君主制度植根于“君柔民刚”的泰皇“泰道”，不再明白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植根于“君尊臣卑”的否王“否术”。以“王”僭“帝”的终极悖道和终极失范，导致中国社会各层面的严重悖道，各领域的严重失范，不再是偶然意外，而是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的逻辑必然。
　　
　　结语拜“帝”称“王”与废“帝”共和
　　
　　以“王”僭“帝”的中华帝国，失去宗教信仰、哲学信仰的双重制衡，君主专制日益强化，逐渐走向政治末日。与此同时，欧洲的宗教形态已从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演进至普及全欧的基督教，欧洲的政治形态已从希腊民主制退回罗马共和制，退回温和君主制，政治“王”权受到宗教“帝”权强力制衡，从未出现以“王”僭“帝”的终极悖道。中世纪雪藏于基督教的希腊哲学，披着宗教外衣普及欧洲全境，经过千年退火不再具有爆破性，文艺复兴以后脱下宗教外衣，演进为探索宇宙之“道”的现代科学。欧洲列强用现代科学武装到牙齿，用洋枪洋炮攻破中国大门，基督教传教士随之大量涌入，向退回多神教的中华伪“帝”及其臣民，大力传播一神教真“帝”，成为终结中华帝国的重要推力。
　　1851年，“拜上帝会”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金田发动起义。1853年，“拜上帝会”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重建悖道政体，仍以商鞅、韩非的法家“霸道”为实质，以荀况、董仲舒的儒家“王道”为表象，像历代农民起义一样毫无新意。但是中华帝国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首次以“拜上帝”为造反旗帜和组织形式，终于不再以“王”僭“帝”，洪秀全仅称“天王”。拜“帝”称“王”的太平天国，遂成以“王”僭“帝”的中华帝国掘墓者，辛亥革命废“帝”共和的先声。
　　中华编年史，始于公元前841年周、召共和。中华新纪元，始于公元后1911年辛亥革命。天道原始返终，历史无往不复，中华否极泰来。此后王�运、杨度师徒效法荀况、韩非、李斯师徒，研治“使王称帝之术”，导演袁世凯称“帝”闹剧，妄想重建悖道政体，献丑百日即告散场，因为中华民族已与僭主伪“帝”永别。
　　辛亥革命以前两千两百年，“王”不僭“帝”、以“道”代“帝”、泰皇“泰道”的先秦常识，秦汉先哲狙击以“王”僭“帝”、贬斥否王“否术”的秦汉秘史，不能言说，言必灭族。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先秦常识仍然无人道破，秦汉秘史仍然不为人知。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谨以本文祭奠秦汉前后传承真道、狙击伪道的中华先哲，致敬辛亥前后传承真道、狙击伪道的中华后贤。
　　
　　注释：
　　〔1〕《归藏》（马国翰辑本、严可均辑本、王家台简本）、《周易》均有六十四卦，卦序全异，卦名全同。旧说周文王叠八经卦为六十四卦，甚误。近人高享认为周文王时六十四卦尚无卦名，西周中后期据卦爻辞拟定，亦误。
　　〔2〕《老子》初始本，首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马王堆帛书甲、乙本）。《文子・上德》以《老子》开篇二字名篇，以泰、否二卦总释《老子》扬“泰”抑“否”之宗旨。详见即出拙著《老子奥义》。
　　〔3〕陈胜吴广虽在活“王”僭“帝”成功以后，但其造反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植根于先秦常识，仅言“王侯将相”，异于后世常言“帝王将相”。
　　〔4〕《史记・田儋列传》：“汉王立为皇帝……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田横自刭。五百人在海中，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5〕《史记・太史公自序》：“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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