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成因 浅论薛逢诗风及其成因
时间：2019-02-10 05:40: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薛逢 河东薛氏 诗风 摘要：薛逢的诗歌充满了豪逸之气，特别是蕴含了对自身命运深感不平的悲愤之情，而这与其家族的兴衰沉浮密切相关。河东薛氏家族往日的辉煌成为其豪逸之气的重要依凭，而由家族衰败带来的仕途偃蹇又成为其不平之气的根源所在。本文认为，河东薛氏家族对薛逢的性格及其诗歌风貌的形成，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薛逢，字陶臣，河东蒲州人，晚唐诗人，现存诗歌约七十余首，内容比较广泛，且成就突出，深为后人赞赏，“薛陶臣殊有写才，不虚俊拔之目”①。薛逢的诗歌充满了豪逸之气，“犹有盛唐人气息”②，“往往呈现出与一般晚唐诗人低沉衰飒颇不相同的风貌”，“在低沉的情绪中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在消极的基调里深藏着不平之音”③。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诗歌风貌？本文拟从家族入手，通过展示其家族的兴衰，深入探究造成其诗歌风貌的深层原因，以期对薛逢诗歌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一
关于出身，薛逢在《上白相公启》云：“如某者，关中士族，海内穷人。幼遭悯凶，壮知传导。南穷海裔，北济河源。勤苦一经，�惶三纪。家门板荡，亡惠子之五车；风树哀缠，痛虞邱之三失”④，指明其出身“关中士族”。对于“关中士族”，《新唐书》卷１９９《儒学中•柳冲传》引柳芳《氏族论》：“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由此推断，薛逢所指“关中士族”即河东薛氏。
虽然，在魏孝文帝定氏族时，河东薛氏与裴氏、柳氏并称为“河东三姓”，但是，河东薛氏并非世居河东的土著，而是在魏晋之际从蜀地迁入河东的，“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⑤。而且，最初只是蜀中少数民族的一支⑥。之所以将蜀中的这支少数民族迁到河东，“一则减弱蜀汉之旧势力，二则填塞此一地区之地方势力，引以抗拒南进之胡族。”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河东薛氏借助地理优势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雄厚经济、军事实力的豪族，并割据一方。同时，成为北朝各个政权争相拉拢的对象。毛汉光先生就曾指出：“河东裴氏、柳氏、薛氏是中古时期的大士族，其人物兼具河东地区的地方势力及任职官僚体系的能力，所以其动向实影响东西政权之实力。”⑧因而，在中古时期，特别是从北朝迄隋唐，河东薛氏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家族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不仅成为“北朝较大的士族”，而且还是“隋唐全期三百余年的宠儿，子孙有极高的任官率”⑨。
河东薛氏主要分为两支――南祖、西祖。薛氏南祖基本上沿袭了家族最初的豪强性质，在军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最早的代表人物薛安都，骁勇并善骑射，以出众的军事才能及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其子孙也都保持着浓厚的豪强色彩，大都担任武职，活动在军事斗争环境。之后，南祖虽一度式微，但到了唐代，南祖成员再次以军事才华登上政治舞台。如初唐大将薛仁贵，“恃骁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标显，持戟，腰�两弓，呼而驰，所向披靡；军乘之，贼遂奔溃”⑩，并迁为右领军中郎将。其子薛讷，善于用兵，虽“沉勇寡言”，但“临大敌益壮”(11)，屡立战功。
薛氏西祖则由豪强逐渐发展成为最显赫、最活跃、最具士族特征的一支，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唐代，见于史籍的家族成员也最多，其成员的任职也逐渐由地方到中央政府，职务也不断得到提高，甚至不少成员担任了尚书、侍郎、侍御史、京兆尹等一些显官。如薛端深得周文帝的赏识，久居选曹，为吏部尚书，并赐姓宇文氏。薛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与交好，高�、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竞一时”�{1}。入唐之后，薛道衡的子孙也深得统治者的赏识与重用。如薛收，因“辩对纵横，皆合旨要”⒀，名列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元超，深得太宗厚待，并尚巢剌王女和静公主，累授太子舍人。薛稷，在睿宗时，常召入宫中“参决庶政，恩遇莫与为比”⒁。薛绍，尚太平公主，其子薛崇简则成为太平公主集团的中坚成员。
但是，自玄宗开元元年（７１３）起，由于李隆基剿灭太平公主一党，参与其中的薛稷、薛崇简两支受到重创，薛氏西祖开始走向衰落。到了中晚唐时期，整个薛氏家族走向没落，其家族成员也不能再凭借先世的功勋以及门第入仕，而只能靠自身才华通过参加科举入仕，如薛放、薛存诚、薛廷老、薛保逊等。
综上所述，从十六国迄唐初，河东薛氏甚是兴隆，不仅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拥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同时，其成员也能凭借家族威望获得仕途的通达。更为重要的是，家族的辉煌培养了后世子孙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加了他们对自我的期许值，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淑世情怀，并成为实现其经世致用理想的强大精神动力。但是，从玄宗朝开始，河东薛氏家族因遭受重创而走向衰落。至此，河东薛氏家族往日的鼎盛、地位的显赫随即消失，子孙的仕途也不再通达如初。这种由往日显赫到今日衰落造成的巨大落差，成为薛氏子孙内心无法挥去的阴影，并造成其内心巨大的失落感。同时，这种失落感也成为他们沉重精神压力的直接根源，特别是在遭遇仕途坎坷时，这种失落感会比一般文人士子更强烈，更刺痛人心，更难以接受。有时，甚至为了寻求精神安慰，薛氏子孙将这种失落感转化为一种狂妄自负，以此掩盖现实中的坎坷遭遇，来填平内心的创伤。
二
薛逢生性耿介，恃才倨傲，而且颇有豪气，曾作《画像自赞》云：“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手把金锥，凿开混沌”，强烈的自信溢于言表，甚至给人以狂放之感。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经邦济世的雄心壮志，自称“於家必孝，於国必忠，於事必勤，於身必正。刑於兄弟，至於家邦。亦何必贵拟齐桓，富侔盗跖”(15)（《上中书李舍人启》）。不仅如此，他还刻苦勤学，“昼卧及昏，夜坐达晓”(16)（《上白相公启》），而且“饮冰励节，食蘖苦心”(17)（《与崔况秀才书》），并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学才能，自称“著诗赋者千馀首。虽不足夸张流辈，亦可以传示子孙”(18)（《上白相公启》），也因此助长了他的自负，“持论鲠切，以谋略高自标显”(19)、“论议激切，自负经画之略”⒇。
前文已指出，薛逢出身的河东薛氏家族往日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某家望陵迟，眇然孤藐。飘流勤苦，垂三十年。分分自登，粒粒自啄。取第不因於故旧，蒙知皆自於隽贤”(21)（《上中书李舍人启》），家族曾经的影响已荡然无存，后世子孙的仕进希望无法寄托于此，只能凭借自身的隽贤去获得仕途的通达。关于这一点，薛逢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的功名欲望没有因家族的衰落而有所消歇，反而愈加强烈。这种强烈的功名欲望促使他频繁上书，乞求他人汲引。在《全唐文》中，薛逢仅存文十五篇，其中《上白相公启》《上崔相公启》《上翰林韦学士启》《上宰相启》《上虢州崔相公启》《上崔相公罢相启》《上中书李舍人启》等七篇都是希求援引的。
武宗会昌元年（８４１），薛逢终于进士及第，为秘书省校书郎。但是，频繁上书并未给他的仕途带来多大的改变，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一些诸如万年尉、县令等官职。这显然与他对自我的期望相距甚远，与他“文词俊拔”(22)的才干相距甚远。仕途的艰辛坎坷使他不由得发出“昔日凌云之
志，自觉泥蟠；今兹失路之人，谁为乡导”(23) 的感慨（《与崔况秀才书》），也使他对前途感到愈加迷茫，对找不到指路人而感到孤独无助。正如其妻所云：“尔以词赋掇高科，以诗篇达天听，以政事取章绶，以孤直沈下僚”(24)（《上白相公启》）。
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结果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愈发增加了薛逢内心的孤独感、凄凉感：“平生坎土禀，难自梯媒。进退嗫嚅，终莫上达。亦犹魇者梦逐，声愈哀而言愈不宣，足愈勤而身愈不进。孤影无援，危灯在旁。幽忧旅魂，逼迫中夜”(25)（《上白相公启》），仕途的失败犹如噩梦，萦绕心头，挥散不去。在此，河东薛氏家族曾经的显赫成为其沉重的精神负担：一方面，他以出身颇具影响力的“关中士族”之一的薛氏家族感到自豪，并使之成为其强烈功名欲望的直接动力，而不断上书希求援引；另一方面，先人曾经的地位、名望又成为其难以摆脱的阴影，无形中加重了自我的心理压力，带给他更大的精神苦闷。
这种精神苦闷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积聚，由积极追求功名逐渐消磨自我意志再到最后的彻底绝望，情感也由积极乐观逐渐消沉再到最后的愤怒。为了更好地抒发悲愤的情绪，薛逢选择了形式更为自由的歌行体，如《镊白曲》《君不见》《老去也》《追昔行》《醉春风》等，来抒发“人生如梦”、“时不我待”的主题。通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薛逢内心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对时间无情流逝与人生有限的无奈，特别是对自己功名未就的沉重慨叹。
在诗歌中，薛逢对时光流逝异常敏感：“朝光如飞犹尚可，暮更如箭不容卧。犍为穿城更漏频，一一皆从枕边过。一夕凡几更，一更凡几声”�{2}（《追昔行》），“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悼古》）。同时，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容颜的衰老：“去年镊白鬓，镜里犹堪认年少。今年镊白发，两眼昏昏手战跳”（《镊白曲》），“匣中旧镜照胆明，昔曾见我髭未生”（《老去也》），“青春枉向镜中老，白发虚从愁里生”（《追昔行》）等。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诗人面对自身衰老时内心的焦虑、恐惧、无奈，时光的流逝总是以人的老去作为代价，因此，诗人强烈地感到自己所剩时间不多，所谓“来日少，去日多”（《镊白曲》），而由时间的有限所带来的紧迫感，无疑又加重了对功名未就、仕途坎坷的失意之情。同时，宣泄仕途失意带来的痛苦也成为其诗歌的主旋律：“左绵刺史心先死，泪满朱弦催白头”（《醉中闻甘州》），“不愁故国归无日，却恨浮名苦有涯”（《九日嘉州发军亭即事》），“当年志气俱消尽，白发新添四五茎”（《长安夜雨》），“惆怅人生不满百，一事无成头雪白”（《老去也》）。通过这些诗句，诗人将自我的意志消沉、情绪低落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诗人对仕进之路也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建立功业、成就名望也不再抱任何幻想，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一生注定要以失败告终，而身体衰老、白发增多更预示着无法避免的悲惨结局。
面对时光无情的流逝，面对无法抗拒的容颜衰老，面对现实坎坷的仕途，薛逢不得不为自己重新寻求精神的支点，寻求精神解脱的良方，而结果只能是否定功名本身，因为它是导致诗人内心痛苦的根源所在：“一朝冥漠归下泉，功业声名两憔悴……人生倏忽一梦中，何必深深固权位”（《君不见》），“河上关门日日开，古今名利旋堪哀”（《潼关驿亭》），“名利到身无了日，不知今古旋成空”（《六街尘》），“不愁故国归无日，却恨浮名苦有涯”（《九日嘉州发军亭即事》），“尺组挂身何用处，古来名利尽丘墟”（《重送徐州李从事商隐》），“今日见君嘉遁处，悔将名利役疏懒”（《五峰隐者》）。诗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名利的虚幻性、暂时性。同时，诗人也洞察了历史的真相：“盛去衰来片时事”（《君不见》），“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汉武玉堂人岂在，石家金谷水空流”（《悼古》），“满壁存亡俱是梦，百年荣辱尽堪愁”（《题白马驿》），“茂陵烟雨埋弓剑，石马无声蔓草寒”（《汉武宫辞》）。无论人们曾经的身份、地位是高贵还是卑贱，死亡是没有差别的，是不分贵贱的，死亡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也是最后的归宿；无论是汉武时造就的辉煌，还是盛极一时的石崇金谷雅集，最终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消亡，曾经所有的记忆也都将被时间冲刷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时间的残酷，历史的无情。
既然历史本身充满了太多的无情与无奈，而功名又是虚妄的、短暂的，因此，惟有现实的快乐才是可以真正把握的。于是，诗人向醉乡、向庄子、向田园寻求人生快乐的真谛：“闲事与时俱不了，且将身暂醉乡游”（《悼古》），“荣华不肯人间住，须读庄生第一篇”（《九华观废月池》），“未学苏秦荣佩印，却思平子赋归田”（《座中走笔送前萧使君》），“也知留滞年华晚，争那樽前乐未央”（《春晚东园晓思》），“几亩稻田还谓业，两间茆舍亦言归”（《题独孤处士村居》）。可见，为了寻求心理平衡，缓解失意造成的痛苦，诗人或以酒解愁，让身心游于醉乡，暂时摆脱现实的困扰；或读庄子《逍遥游》，寻找精神的共鸣，重新确立人生真实的价值与意义，并获得人生的真谛；或回归田园，亲自稼穑，享受农家生活的平静与安宁，为心灵找到真正的栖息之所。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短暂的，诗人依然并未获得真正的解脱。他愈是表现得旷达，愈是见出其内心巨大的痛苦。无论是独处之时，还是送别友人之时，诗人总是不忘抒发自己失落、怅惘、无奈的情怀：“自笑无成今老大，送君垂泪郭门前”（《座中走笔送前萧使君》），“胸中愤气文难遣，强指丰碑哭武侯”（《题白马驿》），“薄宦未甘霜发改，夹衣犹耐水风寒”（《芙蓉溪送前资州裴使君归京宁拜户部裴侍郎》）。
可见，在薛逢内心深处，强烈的功名之心、仕进之心是始终如一的，是根深蒂固的，是从未改变的。虽然，他曾勘破历史的真相，参透盛衰的短暂，也曾看破功名的虚幻，并且找到了精神解脱的途径。但是，所有这一切也未能真正改变其强烈的功名之心。毕竟，他出身于政治地位显赫的士族之家，家族成员曾经的辉煌成为他永远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同时，这也将注定薛逢一生无法摆脱仕途失意的梦魇。
结语
薛逢的人生目标因家族的荣耀而起，悲苦情怀也因家族的衰败而生，他的一生始终被家族的光环与阴影所笼罩，他也始终难以抗拒这股强大的精神压力，他也注定要为家族的荣誉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薛逢的诗歌带有深刻的“家族烙印”。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梁静（１９７７－ ），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①胡震亨：《唐音癸签》卷８，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②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１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③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④(15)(16)(17)(18)(21)(23)(24)(25)董诰等：《全唐文》卷７６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⑤魏收：《魏书》卷４２，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
⑥参见陈寅恪：《魏书司马�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
⑦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３篇《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⑧⑨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３篇《中古家族之变动》、第４篇《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⑩(11)(19)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
�{1}李延寿：《北史》卷３６，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
(13)(14)(20)(22)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
(26)彭定求等：《全唐诗》卷５４８，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