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意识音乐在哪里找_《莺莺传》男性意识再探
时间：2019-02-11 05:29: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莺莺传》 男性意识 女性美 两性关系 摘要：在父权文化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男性意识。女性不仅失去了独立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只能以男性意识为意识。因此，两性关系长期笼罩在男尊女卑的阴影下，呈现出单一的色调，极大地制约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化和健康发展。选择从男性视角重读元稹的《莺莺传》，就是要进一步挖掘其中蕴含的性别文化信息，为确立健康平等的新的两性关系提供参照。
人类社会是由男女两性构成的，但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不绝于耳的却主要是男性的声音，甚至在女性的世界里，依旧处处体现着男性的权威，散发着男性意志的冷光，更遑论两性世界的情形了。一滴水虽小，却可以折射阳光的色彩，一篇不长的小说，同样能够映照出人类社会斑驳杂彩中的主色调。重新审视《莺莺传》，解析其中更深层次的男性意识，对于了解认识人类社会两性关系的历史状况，进一步明确其现时的发展进程，以及未来努力进步的方向，均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崔莺莺的女性美――男性审美意识透视
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的文化史上，女性美的内涵是由男性界定的。这不仅是因为男性长期居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宰地位，独霸了人类审美的话语权，还因为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必须依附并屈从于男性的文化语境才能够生存。对于男性而言，评判女性的客观标准应该是真、善、美，简言之即德与貌，显然，女性的才能无关紧要，甚至“女子无才便是德”。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标准往往被颠倒，即貌与德。男性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失去理性，服从感性的调遣，拜伏于美女的“石榴裙”下，至于其品德如何，恐怕是来不及考虑的。可见，女性的美貌成为对男性最有征服力和杀伤力的武器，也成为男性竞相追逐颇难舍弃的人生目标之一。而丑陋的女性也同无能的男性一样，不仅是人生舞台上的失败者，也是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对象，充其量只是陪衬才子佳人的“绿叶”。总括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美女”一词以及与该词涵义相关、相近的词汇均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尤其在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中，此类词语更加不能缺少，就犹如节日夜晚绚烂的焰火，不仅增光添彩，烘染气氛，而且悦人眼目，动人心魄。
具体来说，尽管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美女”的判断标准会有一些差异，但对其“性魅力”，即“性感”、“女人味”的要求却是一致的。而女性的性魅力又主要受制和作用于男性的性审美欲求，因此，女性美实质上是被男性制定出来、并得到女性信守遵奉的文化心理意识，是男性审美意识的产物。大体说来，女性美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指女性在生理方面，容貌形体令人愉悦的美感；二是指女性内在修养方面，性情行为的温柔、顺从，以及体贴、多情等①。一个秉承了上述内外之美的女性，其性魅力往往是男性很难抗拒和抵御的。
元稹即以男性的视角赋予了莺莺这种女性美。当莺莺出现在张生面前时，尽管是受母亲逼迫不得已而现身，没有丝毫精心的装扮修饰，但却掩盖不了她天生丽质，明艳诱人的魅力：“常服�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②正是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以及“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③ 的女性意态和柔弱气质，令“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④，一贯心高气傲，自命不凡的张生怦然心动。他那在歌女舞伎面前 “性不苟合”的男性意志，瞬间崩溃。其实，莺莺除了表面上一眼可以望见的女性美之外，还有着对张生来说“致命”的潜在攻击力，即高贵的出身，良好的教养自然熏陶出的优雅风范与文学气质，以及清高孤傲，珍慎自保的情态下隐含的对男性本能的抗拒与疏远，同时，两者又共同构成了莺莺高远超绝、怨慕善感，充满神秘色彩和诱惑力的内心世界。
莺莺的这种独特秉性，与张生过去“朋从游宴”或“纨绮闲居”时于娱乐场所遭遇见识的女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需要，那些女性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和强化自己对于男性的性招诱力，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常常牺牲自尊，将之演变为赤裸裸的性进攻。而她们自己却在满足了男性的情色欲求之后，被肆意践踏，目为“下贱”。故以张生的眼界高远，品味不俗，虽自称好色，却始终“适不我值”了。莺莺的出现，不仅切合张生内心深处对女性美的理想，而且，她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自然流露出的女性魅力亦悄然而强烈地吸引着张生，令其“几不自持”，近乎当场失态。可见，对于像张生这样的文人雅士来说，青楼女子过分张扬外向的性招诱行为，会同他们的审美意识相冲突，令其望而却步。而莺莺竭力压抑内敛的性魅力却犹如明月之光、美玉之色，越遮掩越光彩诱人。此外，莺莺的自尊高傲和对男性的疏斥姿态，又激起了张生潜意识中男性的“英雄欲望”和“征服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被财产化之后，她就必然成为男性实现其英雄意愿的对象物。美的女性由于价格的升值而成为更理想的竞争目标。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获胜，是刺激英雄欲望的最佳方式。被征服对象愈是受到严密的保护，愈难以接近，则征服的快乐来得愈强烈。”⑤显然，莺莺的美丽同她的难以接近，极大地挑战并刺激了张生的征服欲和占有欲。
在元稹笔下，莺莺的女性美还被赋予了神秘莫测、情态万千的迷人韵味。如：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⑥
此段写崔张私会，更以极幽眇深细之文笔，力描缱绻融洽之欢情，若真若幻，如诗如画，不仅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还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想象力，获得意念的满足与对象化的宣泄。其中要诀，就在于作者不仅抓住了莺莺的神情动态进行刻画，入骨三分地勾勒出其千娇百媚的女性气息，同时将她倏忽来去之奇，娇羞柔软之态，缠绵宛转之情同斜月幽辉、暗香朦胧的环境氛围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充满梦幻色调和盎然诗意、引人遐思的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男权文化意识尤其强调女性美的柔顺内涵，这就使得女性美被贴上了一副中国式的醒目标签：“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班昭《女诫》）。在张生与莺莺之间，唯其因为莺莺的弱：“若不胜其体”，“力不能运支体”，且由红娘捧之而来，又捧之而去的气柔体弱，才更加强化了她的女性特征和魅力，也更能激起张生的雄性意识和欲望，并使张生在她面前，能够始终保持强者身份，处在主宰地位。
总之，作者越是极力描写莺莺的女性魅力，渲染她的女性气息，就越强化了张生征服的满足感和性审美的愉悦感，这种心理正如法国思想家蒙田所言：“处女羞怯的手法或姿态，稳重的冷淡，严肃沉着，对于比我们知道得还要清楚的东西，佯称一无所知。这些在我们身上增强了征服，制服和驯服所有这些虚礼和障碍的欲望，这些有什么用处呢？征服任性的姑娘，勾引温柔甜蜜和孩子般羞怯的少女，攻克她们的自尊，博得对我们的殷勤的垂青，在这些行动中，不仅有快乐，而且还有荣誉。”⑦
二、崔张的遇合与离弃――男性社会意识透视
尽管男女遇合、两情相悦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基础，也是人类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相融合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曾产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情爱故事，令人感动和向往，而且，爱情作为文化心理现象，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激发了人的想象力，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在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女性就沦落到万劫不复的灾难境地之中，经受着被恩格斯称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⑧所带来的伤害与屈辱，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许多“红颜薄命”的悲歌，正是女性地位命运的形象写照。不言而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下，两性之间的婚恋情感呈现出的只能是极其复杂的变调，带给人们的也多是苦涩酸楚的体味和反思。一如崔张之间从遇合到离弃的情感经历，反射出的就是渗透了男性社会意识的唐代两性关系的存在现状和本质。
唐代社会开放的风气，进取的精神，恢弘的气势，养成了士人不拘礼法、旷达任性的精神风貌，他们往往急功近利，漫游无度，不只积极追求功名事业，也努力追求声色享受，他们“似乎不懂得如何去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欲望和追求，相反，他们要让这种欲望正常地表现出来”⑨。同时，受此社会风气影响，唐代女性的思想行动也相对较为自由，她们可以公开参加社交活动，漠视礼法和贞节，甚至与男性联袂出游，在男女交往及两性关系上颇为开放。中唐以后，由于统治者积极倡导新儒学，加强了思想控制，在社会上“遵礼法，守妇道”风气影响下，女性逐渐向着传统角色回归，地位不断下降。但相对于宋元以后女性所受的约束，仍有着一定的社交自由度⑩。这就是《莺莺传》故事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小说中写到张生与友人“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11]的游乐场面，“张生游于蒲”、“数月，复游于蒲”[12]的漫游经历，对莺莺“一见钟情”后大胆示意，窬墙私会的行为，以及莺莺自荐枕席，“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13]的举动，等等，无不涂抹上唐代社会两性关系的浓彩重墨。在张生漫游寻欢，与莺莺遇合的背后，张扬的正是唐代社会男性追求声色享乐、纵情任性，以及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的社会意识。既然男性热衷于这种“君子有援琴之挑”的风雅之事，那么，佳人只有“无投梭之拒”，方可玉成好事。况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机遇，不知是天下多少女性梦寐以求的呢！因此，正是出于唐代男性的文化娱乐生活需求，唐人的社会意识才会对女性“格外开恩”、“宽容”，如莺莺的行为始终未受到母亲的干涉，有着较大的自由度；莺莺失身于张生之后，最终嫁给了别的男性，且并未遭到离弃或歧视。而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观念与风气，恐怕也是莺莺有勇气与张生私会的一个心理动因吧。
然而，唐代社会毕竟是建立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基础上的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始终是它维系社会统治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女性地位有所提升，但相对于男性却仍旧十分卑微。男性的社会意识依然主宰着一切，在两性关系中尤其如此。不言而喻，男性的天地异常广阔，功名事业往往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婚姻家庭常常成为他们“进取功名”的“垫脚石”、“铺路砖”，以及上祀宗庙，下续香火的“工具”。至于不被社会伦理接纳的婚外情，则更是游离于男性的主流生活之外，充其量只是其人生餐桌上的一道“开胃小菜”或“饭后甜点”。因此，崔张之间的遇合，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只能以离弃收场的结局。尽管张生曾一度迷惑于莺莺的惊人之美，自称“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14]，但他还是在与莺莺欢会不久，即为科举功名而“将之长安……遂西下”[15]，后虽归来，“会于崔氏者又累月”[16]，然不久，便“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17]，最终，“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18]，彻底断绝了与莺莺的关系。可见，张生在人生的大方向上始终是理性的，明确的，他绝不会因为和莺莺的私情而影响自己的远大前程。自然，在不妨碍科举功名的前提下，邂逅一段可以随时结束的“激情”，并且不必担负任何责任，还可向同伴炫耀，这对于张生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苦了莺莺，以为自己遭遇的是人生梦寐以求的真情，谁知竟落到空余一腔缠绵，忧愤羞惭无由诉说的境地。
此外，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还使得女性长期被视为服务于男性的“特殊商品”，从而贴上了属于某个男性私有的标签，同男性所拥有的其他社会财富一样标示着他的社会地位和能力。因此，“如何比其他身份相当的男人更多地占有女性；如何在法度之外更多地占有女性，这是一些走火入魔的男性执着追求的目标，也是最容易激起男性征服感、自豪感的一种选择。”[19]同时，他们又会千方百计地防范别的男人对自己妻妾的“非法”占有，因为这关系到家族和自己的血脉纯正及荣誉尊严。张生虽未走火入魔，但能在婚姻之外“偷香窃玉”，染指属于其他男人的“商品”，未尝不是能够给他带来巨大满足感的事情。而莺莺对于男性的诱人魅力和自荐枕席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张生难于放心的将之婚聘为妻，他们之间由遇合而离弃，就成为必然的过程。因此，在一切以男性意志为出发点的社会里，女性无论如何，都是男性利益的牺牲品。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终于走出两性关系长期扭曲的文化沼泽，在文明曙光的映照下，不断清理修缮着曾被父权社会强暴得凌乱不堪的文化意识。虽然在新的形势下，关于男女两性的性别意识以及两性关系的研究认识还有许多困惑与困难，但通过对父权文化下性别意识的探讨和两性关系的研究，不断解析其精神意识毒素，从而还原并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两性天地，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窦春蕾，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⑤[19]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②③④⑥[11][12][13][14][15][16][17][18]元稹．莺莺传[Ａ]．中国古代小说专题[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⑦蒙田．散文集（卷二）[Ａ]．西方思想宝库[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８８．
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⑨谢思炜．隋唐气象[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⑩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