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斗困兽 犹斗的“困兽”　同声的反抗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伯莎・梅森和曹禺的《雷雨》中的繁漪这两个人物，困兽犹斗式的抗争历程的比较和析解，揭示男性压迫者对女性的否定和镇压，从而彰显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和冲击，同时探寻不同时代背景下，作家个人意志对塑造同类人物形象的操纵和影响。
　　关键词：困兽犹斗 伯莎・梅森 繁漪 夏洛蒂・勃朗特 曹禺
　　
　　一
　　
　　虽然身处两个不同的时代，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度，然而伯莎・梅森和繁漪却如同一对孪生姐妹共同遭受着男权社会的压迫，她们都被男性压迫者污蔑为“疯子”，困兽般地被囚于男权世界的牢笼之中。
　　在男权独霸的社会，话语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特性，被男性强占侵吞了。不论是伯莎还是繁漪在这里永远没有表白自己心声的机会和权利。关于伯莎的一切、尤其是她的过去，我们只能从罗切斯特口中得知。罗切斯特告诉人们，婚前的伯莎是西班牙城的美女，“高高的，黑黑的，十分庄严”，极具“魅力和才艺”，“她那个圈子里所有的男人似乎都爱慕着她”。还是这个罗切斯特，在他得到伯莎之后又说伯莎“心灵平庸、卑鄙、狭窄”，他“不能舒服地跟她过一夜或白天过一个小时”，他和她“不可能有和和气气地谈话，因为不管他开始什么话题，都会立即从她那儿听到既粗俗又陈腐、既乖戾又低能的谈话”。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家闺秀，才貌双全、人见人爱的倩女，怎么就在嫁给罗切斯特后居然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丑婆娘”“恶劣的野兽般的疯子”了呢？关于婚后的伯莎，我们在罗切斯特发布的所有言论中找不到一丁点儿对她曾为一个正常人的描述。给人的感觉是罗切斯特结婚时娶的就是一个疯子。这就怪了，罗切斯特，一个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绅士，在以充沛的精力、清醒的神志追求伯莎的时候，居然一丁点没发现她是一个具有“最粗野、最下流、最腐化的性格”的女人？罗切斯特对伯莎和他婚后拥有过的甜蜜只字不提，对伯莎什么时候发病为什么发病不做任何交代，对伯莎嫁给他时所带的三万英镑的陪嫁轻言以搪。罗切斯特用他的一家之言一次次絮叨，他罗切斯特，是“由于无知，不成熟，缺乏经验”，还有“青年人的好色、鲁莽和盲目”才娶了伯莎。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罗切斯特对伯莎所做的这一切叙述和评价是一种缺席的审判。历来的霸权者都是在一边独占着话语权，一边做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散布着那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胡言谬语，以其贬低他者美化自己来达到巩固其权势、维护其利益的目的，男权霸道者罗切斯特也不例外。然而事实总归要浮出历史的地表，不管罗切斯特的一己之论发表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粉装玉饰。当初他倾慕于伯莎的美貌，他的父亲和兄弟贪婪于金钱，是他主动地把伯莎娶进了家门，这个事实恐怕连罗切斯特他自己也无法否认吧！伯莎何过之有？罗切斯特为了掩人耳目竟昧着良心说：“我从没爱过她，从没尊敬过她，甚至从没了解过她。”这个自私卑鄙的伪君子！既然你从来就不爱她，那你为什么娶她？在《简・爱》中，罗切斯特时时刻刻极力掩盖着伯莎的真实身份，甚至始终否认他和伯莎合法的婚姻。伯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囚般地被他锁在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阁楼上，表面上被人伺候起居，实际“享受”的是饲喂野兽般的看管。而罗切斯特却伪装成失却了爱情的单身汉到处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在厌倦了种种旧欢之后又企图通过和简・爱的看似神圣的结合来拯救自己。伯莎就算是个极正常的女人，在这样的“礼遇”、这样的搓揉下，也是会变疯的，更何况她可能本来就有点儿家族遗传上的因素。一颗女人的心，得不到丈夫的那种应有的温存和敬重，无尽的烦恼，得不到任何的破解和抚慰，这些主客观上的摧残和折磨，怎能不使伯莎的疯病“迅猛滋长”？试想如果罗切斯特拿伯莎当人待，对她温柔一些、对她关怀一点，采取点相应的疗养措施，伯莎的境况很有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罗切斯特的言论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他的这一派牵强附会的陈述辩白，如纸糊的灯笼般不堪一击。然而男性独霸为了剥夺女性的权利，为了摧毁女性的意志所建造起来的囚禁女性的精神牢笼，却是坚固异常，难以摧毁。
　　再看《雷雨》中的繁漪，这个出身名门的纯真少女，嫁入豪门大宅之后，也被投进了男权独霸的绞肉机。伯莎的悲剧在她身上重演，不过繁漪的情况更为复杂。繁漪以一个“中国旧式女人”形象登场，她文弱、哀静、明慧，爱好诗文，“她似乎是一个水晶”。然而就是这样一颗透明的水晶，一嫁给大地主大资本家周朴园，立刻干枯，一步步地加速衰老、凋零。周朴园并不是因为爱繁漪才娶她，而是为了用她那身灵气来装点门面，让她给“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作为繁漪的丈夫，周朴园把繁漪添的新家具搬走，摆上被他抛弃的老相好侍萍顶喜欢的旧家具；他不管屋里的闷热，总保持着侍萍在时夏天关窗户的老习惯；他“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却经常拿着侍萍的照片仔细端详，他根本就不考虑繁漪的心情和感受。这个在周府至高无上的男性权威，从来没有把繁漪当作和自己应有同等地位的妻子来看待，他不与繁漪谈心，不给繁漪抚爱，乃至繁漪的发言权、动作权他也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繁漪干什么不干什么，繁漪发言不发言、什么时候发言，发什么言，都由他来定夺。繁漪说自己没病，他非说她有病；繁漪不想喝药，他硬逼繁漪立即喝下；繁漪说自己没病不想看医生，他硬说繁漪讳疾忌医非得看。最后当他感觉到已经无法控制繁漪的时候，就说她精神有问题。是的，当男权统治者的威逼和强令起不了作用的时候，他们使出的绝招往往是改变女性的称谓和性质，把她们从正常的人群中剔出去、列入另册，给她们配上个“疯子”的称谓，这样拾掇起来就省心得多了。一个“疯”字把她们与正常人的世界隔离开来，抽尽她们作为正常人的一切权利，然后霸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拿捏。然而我们从繁漪的语言和行动上看不出半点疯子的症候，真正的疯子应该或是头脑混乱，或是歇斯底里，或是六亲不认，然而繁漪的思维清晰得很，言谈举止准确而得体。如果说《简・爱》里的伯莎是在一出场就被定义成疯子的话，那么《雷雨》中的繁漪则是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给戴上疯子的帽子的。繁漪不仅掉进了周朴园的婚姻陷阱，更悲哀的是她在命运的搏斗中曾抓住过一根救命绳索，然而这一束希望之光，太微太弱，一闪即逝，使她跌入更加冰冷更加黑暗的绝望之渊。那绳索就是周朴园和侍萍生的儿子周萍。周萍从乡下回来出现在周公馆，他诱惑了繁漪，把繁漪“引到了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但这个花花公子很快地厌倦起繁漪来，他移情别恋，又勾引了四凤。他“看见了新的世界”，想“就一个人跑”。他准备撂下繁漪，让她在这道义丧尽、情感荒芜、人性枯竭的周公馆里“慢慢地渴死”。不论繁漪怎样挽留和哀求，他都无动于衷。他一会儿搬出所谓的封建伦理指责繁漪，一会儿摆出一副无赖姿态说“你（繁漪）现在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总之繁漪的生死与他无关。最后周萍扯下面具，恶毒地把繁漪叫做“怪物和疯子”，他声嘶力竭地对她吼道：“我要你死！”在父子两代人的欺凌下，在周公馆这个“压死人、闷死人”的阎罗殿，繁漪这个年仅三十五岁的少妇，像高山秋风中的落叶，在西天的晚霞暗下来的时候，飘飘摇摇地坠入了黝黯的谷底。
　　
　　二
　　
　　人类历史的脉搏是按着它固有的频率跳动的，它不因强者的强大而加速，不因弱者的弱小而消失。尽管在男权操控的社会，女性是弱者，她们被欺侮受凌辱，她们被围困受限制，但是正义在她们的一边，活力在她们的一边，正义的声音在共鸣中增强，弱小的力量在联合中壮大。伯莎和繁漪穿越时空、跨越重洋，齐声呐喊、同步抗争。她们以弱抗强，用不懈的努力乃至以极端的方式冲撞着男权势力设置的牢笼，撕扯着男权社会编织的罗网。她们即使成了困兽，也要做犹斗的困兽。
　　西方的伯莎自始至终都是处于战斗状态的，她的斗争方式既勇猛又壮烈。她在《简・爱》中曾谋划实施了四次毫不含糊的攻坚战（不包括以喊声和笑声为进攻手段的战斗）。可以说这四次出征就是伯莎向男性霸权发起的四大战役。她把贵族庄园作战场，她身披嗟来的疯衣，挥戈上阵，以超凡之举，展现了一个女战斗者的英明强悍和视死如归。第一战是“火烧罗切斯特”。伯莎巧妙地躲过看守防线，潜入罗切斯特的营地（他的房间），果断点火，立即撤离，速战速决，干净利落。如果不是简・爱的醒来，罗切斯特早已变成灰烬。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疑问，为什么在这个庞大的庄园，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子”不烧其他人的房间，竟能准确地直取罗切斯特的巢穴？这样周密的谋划、这样精确的行动，恐怕正常人也难能为之吧。而“疯子”伯莎却做得如此周延完美，如此从容不迫，差一点就大功告成了！可见，伯莎她根本就没疯！她的“疯”号是罗切斯特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硬安上的。伯莎的斗争大方向从来没有偏离过，永远直指剥夺她自由、毁灭她人性、把她置于野兽般境地的敌对男权。第二战是“夜袭内奸”。伯莎的弟弟梅森是把伯莎推进火坑的帮凶。伯莎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然而在她得知梅森夜间来访时，却一度显得异常镇静。让我们仔细地看看这个“疯子”的智商和心计吧：她明白对手就在身边，她稳住阵脚，恰切地掌握着战略分寸，她清醒地意识到此时的任何莽撞都会使战斗失败，必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了迷惑对方，“她一开始看起来那么安静”，然而一旦时机来临，她立刻变得迅猛而果敢，似疾风如闪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藏在身上的尖刀狠狠地向梅森刺去……在罗切斯特赶来把刀“从她手里夺走”的时候，伯莎立即以牙齿为武器，一直把这个帮凶咬得遍体鳞伤。伯莎的行为是极端的，但是伯莎的头脑是清醒的。压力和反弹力从来都是成正比。伯莎之所为，完全是被男性霸权压出来的。如果伯莎是真疯的话，她应该是亲仇不分呀！然而伯莎的是非观是准确无误的。尽管多年不见，她也绝不会忘记把她推入了深渊的父权的代表之一梅森。是他们不负责任地包办了伯莎的婚姻，是他们把她交给了同样不负责任的罗切斯特。所以她向梅森讨还这笔血泪债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第三战是“夜毁婚纱”。是夜伯莎在对镜偷穿简・爱的婚纱时，勾起了伤心往事，忆起了自己结婚时的情景。于是，甜蜜、悔恨、嫉妒和愤怒一齐涌上了心头，她把怨气撒到了象征婚姻的纱衣上。她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因婚姻而改变，她的不幸是从披婚纱的那一刻开始的。婚姻是她的牢笼，婚纱是她背运的象征。因而她要撕毁它，踏碎它，打烂它。最后一战是“壮烈涅�”。数次交战失败之后，她选择了自我解脱。她用火毁掉了罗切斯特的庄园后跳楼自杀。在此举之前，罗切斯特曾叫着她的名字叫她回头，然而看透了霸权者嘴脸的伯莎，已经进入超脱、无为的境界。她仰起头，带着鄙夷的笑，带着无限的恨，带着凤凰涅�的憧憬，义无返顾地朝前走去。她解除了精神负担，卸却了物质枷锁，纵身一跳，让高贵的躯体坠落大地，让纯洁的灵魂升入天空……
　　在整个《简・爱》中，与伯莎较量的对手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是代表夫权的罗切斯特，一个是代表父权的梅森。斗争的方式也比较单一。而在中国，曹禺笔下的繁漪，显露出了浓浓的东方色彩。当然繁漪的反抗也是很顽强很激烈的，但斗争方式却与伯莎有所不同。《雷雨》中的繁漪，一开始的心里是灿烂的，没有明确的反抗意识，没有多心，没有提防。第一幕周朴园逼她喝药时，她仅仅表现出不愿意的神情，说“我不想喝”，然后请求周朴园让她留到晚上再喝，但终于还是在周朴园的强令硬逼下“咽下愤恨，一气喝下”。在这儿，繁漪的不愿顺从、不愿受人支配的心理还处于萌芽状态。在第二幕周朴园再次逼她喝药时，繁漪意识到了有点儿不对劲，则直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当周朴园又故伎重演，摆出男权统治者冷酷的权威的面孔直视繁漪告诫她“应当听话”时，繁漪的目光急剧聚焦，她拦截了周朴园的视线，一反常规、轻蔑地对他说：“你看你，你简直叫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啦！”从这起，繁漪的反抗意识逐渐明晰，战斗的激情步步升级，斗争的锋芒日趋锐利。到了第四幕，战斗进入反攻阶段，繁漪主动向周朴园叫战，她报复性地说自己有神经病，用冷嘲热讽直击周朴园。当周朴园愠怒地命令她：“你上楼去，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繁漪回绝道：“不，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我要你给我出去。”周朴园又用严肃的语气恐吓她、让她上楼去时，繁漪暴怒大喊：“不，不愿意。我告诉你，我不愿意！”至此，繁漪的反抗实现了质的飞跃：锋芒逼人，穷追不舍，以不可侵犯之态势向男性霸权显示了自己的独立意志。
　　繁漪的战争态势也和伯莎不同，她要分两条线作战，她在反抗夫权的同时还要对付一个叛徒。就是曾经与自己结为联盟，后来又抛弃了她的周萍。在这条战线上繁漪对周萍本质的逐渐认清和她与周萍的反复较量是伴随始终的。在与周萍的第一次交锋中，繁漪执着地向周萍表白她不后悔，说她“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并恳求周萍对她负责任。而周萍企图用“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说的”来阻止繁漪时，繁漪立刻揭穿了周家的伪善：“你们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在繁漪的控诉下，连周萍也不得不承认“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周萍又用自己是“父亲的儿子”做挡箭牌，繁漪则亮出了你们“都是些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作为匕首刺向周萍。最后，她向周萍发出决战的警告：“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人的欺侮。”接下来的一个回合是繁漪警告周萍道：“小心，小心！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此时繁漪胸中郁积的复仇风暴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第三次，繁漪想再给对方一个机会，启用动之以情的战术，企图触动周萍的良心以挽回旧情，然而周萍再一次无情地打碎了她的梦。繁漪完全失望了，彻底明白了男性霸权的虚伪和不可动摇，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险恶处境。她抛开了一切顾忌，精心策划了和周萍的决战。这次，繁漪喊出了周府大院的所有的人，她把她和周萍“见不得人”的情人关系一股脑儿地抖搂了出来，在毁坏自己的同时戳穿了周萍的画皮，她指责他见异思迁、不负责任。她痛斥他只求自保、忘情负义。繁漪以骤雨惊雷之举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她“变成了火山的口”，腾着炽热喷发了出来，把什么都烧了个干净。她烧毁了自己的名誉，烧毁了周朴园的伪装，烧毁了周萍的假面具，同时也把压迫和围困了她大半生的周公馆烧了个人仰马翻，厦倾楼塌。
　　
　　三
　　
　　伯莎、繁漪――男性霸权世界中的两团火焰，她们以独特的爆发力和持久力，在漫漫的黑夜里燃烧着，熬煎着，呐喊着，以女性那种特有的壮歌悲舞震撼着一批又一批读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勇士，她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搏击冲杀，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她们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动量，除了她们透显着历史的真实之外，其根本之因是作者在她们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灵魂和真情。
　　伯莎生活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样一个男性独霸的世界里，妇女地位是无从谈起的。虽然伯莎拥有三万英镑的陪嫁，但当时的法律规定，女性的财产婚后全归男方所有。所以说《简・爱》中的伯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从这一层分析，我们在伯莎的身上不难看到女性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寄人篱下苦难一生的身影。而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也可以在作者的法语教师埃热先生身上发现对应。作为阻碍简・爱和罗切斯特结合的伯莎，则可以在对作者很不友好的埃热夫人那里找到某些征象。按起初的构思推演，夏洛蒂・勃朗特很有可能想把伯莎作为一个反面角色来写。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发展，作者不堪回首的身世慢慢地融入作品的构思，人物曲折多舛的命运触动了作者的心灵，于是作者的理念制约了人物塑造的走向。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意识被蓦然激发，一股热血、一股神圣的历史使命感的激情，在她胸中激荡翻滚：孰轻孰重，孰大孰小，谁是谁非，谁德谁过。在勃朗特心里已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所以，在勃朗特的笔下，罗切斯特滔滔不绝地列数伯莎的“罪行”时，同样也是被伯莎破坏了婚礼的简・爱，却忍不住打断罗切斯特的“控诉”直言道：“先生，你对那位太太（伯莎）太狠心了，你谈起她的时候，怀着憎恨――怀着复仇的厌恶心理。那是残忍的――她发疯是没有办法的事。”勃朗特让主人公简・爱说出了自己心里要说的话。在这里，男权统治者从来就没有让女性跨进过自己的层次。对女性他们除了使用、摧残，就是漠视、诋毁。只有同受压迫的女性姐妹间才有真正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以至后来简・爱做出要离开罗切斯特的决定，也不能说不是因为伯莎。虽然伯莎有病，虽然罗切斯特口口声声说最可怜的是他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伯莎是他的合法妻子。简・爱无论从道义还是法律上都不能置受难受苦的姐妹于不顾，自己去占领庄园主夫人的宝座。在作者叙述的脉络上，简・爱对伯莎是同情多于厌恶，而伯莎对简・爱也是宽容多于嫉妒的。纵观全书，简・爱从来没有真正地侵犯伯莎的权利，而伯莎也从来没有真正地伤害过简・爱。即使伯莎被罗切斯特说成是“要在夜里把人在床上烧死，用刀捅死，把肉从骨头上咬下来”，她也始终没伤害过日夜看守她的女仆人格莱思・普尔，也没伤害过睡梦中手无缚鸡之力的简・爱，总之她没伤害过任何一个女性。因为伯莎的心与作者的心是相通的，勃朗特不让她那么做。这里的问题十分明确，即她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和遭遇，她们都是在男性霸权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的人。如果说勃朗特笔下的简・爱在作品中构成了一条争取女性权利的明线的话，那么伯莎则是一条反抗男权摆布的暗线。这一明一暗，遥相呼应，把伯莎单刀直入和简・爱的据理力争结合了起来；这疯狂的厮杀和理智的追逼，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简・爱》中形成了一股合力，追击着同一个目标。
　　同是受压迫的女性，到了中国现代作家曹禺的那里却又是一番风味。在《雷雨》的序中，曹禺称，繁漪是他在《雷雨》的八个人物中最早想出的，他说：“我是欢喜繁漪这样的女人的……我想她应该能引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职。”从历史的角度看，繁漪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男权压迫的一个代表，她的某些违背人伦的行为，历史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她的遭遇是残酷的，她的不幸是应予同情的，她的那种反抗的精神和行为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颂扬的。“我（曹禺）算不清我亲眼看过多少繁漪。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因了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到一口自由的空气，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这样的不幸的女人里，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因而曹禺为我们塑造了繁漪这样一个最“雷雨的性格”人物形象，让她如闪电般迸发“艳丽的火花”，让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可忍的恨”。
　　繁漪是曹禺在热血奔腾的青年时期打磨出来的一个文学典型。一出场他就称繁漪“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后来他又说“当她见着她所爱的，快乐的红晕散布在脸上”，就会觉得“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在《雷雨》中，曹禺对繁漪寄托着厚重的信任和同情。当繁漪听到自己的儿子周冲说喜欢丫鬟四凤、繁漪问他怕不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周冲回答他不会放在心上时，她虽然不赞成这件事却只因为这句话就表扬周冲道：“这倒像我自己的孩子。”当周萍说周朴园的话铁令如山、不得不从时，繁漪却说：“可是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曹禺爱怜、同情繁漪，但他更崇尚、敬重繁漪。曹禺把自己的青春活力赋予了繁漪，他把他心中的利剑交给了繁漪，他要繁漪昂首挺胸永不屈服，他要她面对着通天的男权，面对着黑暗的世界，面对着狰狞的独裁，横劈竖刺，勇往直前。曹禺曾说他写《雷雨》是为了“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他要批判周朴园的伪善、专制和草菅人命，要揭露周萍的软弱、逃避和自私自利。纵观全剧，繁漪是唯一的一个在这个象征着人间罪恶的大家庭里，与这父子两代人短兵相接、东拼西杀、血战到底的人。当然曹禺笔下的繁漪，不是一个冷酷的斗者，而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女性。不管她的“疯狂”到了什么程度，不管她的“越轨”怎么离格；她那万变不移的正义和善良始终在她身上闪烁着光芒。剧本最后，就在繁漪的歪打正着，使残酷的真相暴露于众时，繁漪突然发现原来周萍和四凤的相恋比起她和周萍的爱情更加不幸，于是她全然忘记了自己的仇恨和失望，悔恨地对周萍说：“萍，我，我万想不到是――是这样，萍――”当四凤跑出去时繁漪也忘记了四凤是自己的情敌，忘记了曾经说过的要“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的诅咒，她急喊着：“四凤！四凤！（转向周冲）冲儿，她的样子不大对，你赶快出去看看去。”在这里，繁漪身上的劣迹和缺憾，被她的正直的光芒化解了。繁漪，在中国近现代的女性抗争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典型，她有着令人敬佩、发人深省和让人振奋的永恒的价值。繁漪掘出了男权社会的罪过和弊痼，繁漪实践了女性的奋斗和抗争，繁漪发泄了曹禺“被压抑的愤懑”，承载了曹禺的苦心和孤诣，因而也使作家获得了此类剧作史上的空前成功。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甄蕾（１９８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１］［英］夏洛蒂・勃朗特（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Ｂｒｏｎｔｅ）：《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２］［英］简・里斯（Ｊｅａｎ Ｒｈｙｓ）：《藻海无边――〈简・爱〉前篇》，陈良廷、刘文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３］曹禺：《雷雨――四幕话剧》，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４］杨静远编选：《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５］方平：《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简・爱〉、〈呼啸山庄〉研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６］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１８１３－１８７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７］田本相、胡叔和编：《曹禺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８］潘克明：《曹禺研究五十年》，天津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９］王兴平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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