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对中国现代文学苦难母亲形象的人性审视
时间：2019-02-11 05:35: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国现代作家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深受父权制度压迫的苦难母亲形象。在她们身上，复活了一种人性的视点，苦难母亲的形象从而成为人性善恶形态的独特写照。它构成了新的母性概念，使母亲的形象由此变得丰满立体，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复杂的人性内涵。
关键词：母性书写人性审视文化内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母亲的形象丰富多彩，但最能深刻地烙印在读者脑海里的是定位在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中的深受父权制度压迫的苦难母亲形象系列。她们是一个与多舛命运抗争的母性群体。在经历苦难的过程中，或体现出无私奉献、忘我牺牲和仁慈厚爱等优秀品质，或表现出自私冷漠、卑微低贱与残酷可怕的丑恶行径。因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苦难母亲形象是丰富多面立体的。尤其是它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关于母性的神话，使我们感到了母性不是神性，也不是德性，而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性的善良、恶劣、崇高、卑鄙、扭曲等在她们身上进行了充分、真实的展露，显示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复杂的人性内涵。
母性圣像膜拜与人性残缺
完美的人性在于本我、自我、超我的相互协调、共生共荣。可是从人类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形成以来，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母性”就被赋予了无私奉献、忘我牺牲和仁慈宽厚这样的社会人格。特别是在中国，母性既承担着生儿育女的本性角色，又承担着社会的伦理责任，因而，“母爱”被视为人生的最大完满。在这样的文化积淀下，中国人心目中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崇母倾向，尤其是对苦难中的圣母形象，人们更加顶礼膜拜，作家们也为它谱写了一首首赞美诗。但是，这些母性又被置于受支配的附属地位，她们是以丧失自我的主体性来换取天伦之乐和儿女亲情的。她们为了儿女委曲求全，克己苟安，逆来顺受，存在着人格价值判断上的倾斜与人性的贫困和简陋。
凌叔华的小说《杨妈》中的主人公，丈夫早丧，她从农村来到城里当佣人，挣钱养活儿子。她没有过高的理想和追求，能做和想做的，就是尽母亲的责任。从杨妈身上，我们感到了人性之纯、之美。但儿子非常地不争气，既不肯读书，也不愿做事，而且还常常惹是生非，与流氓为伍，最后干脆弃母而去。就是这么一个儿子，杨妈却深深“痴爱”着，对儿子终日的牵挂和无尽的思念使她形销骨立，最终竟不顾体弱多病，去道听途说的远方寻找儿子，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对于中国的母性来说，由于男权的全面压迫，造成了母性被奴化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又造成了母性自身的自我奴化和自我压抑，从而把一种外在的社会压力变成了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力。所以，在杨妈看来，她活着一点都不为自己，仅仅是为了儿子。她只有通过对儿子的爱，才能彰显自己的存在，才能确立自己生存的价值。母爱变为母性生存的惟一的意义，母性使她再也分不清自己和儿子。因此，她为了儿子，卑躬屈膝，失掉自我，成为儿子的影子。殊不知，这种盲目的母爱，不仅造成了母亲人性的残缺，也构成了对儿子成长的伤害。它由此带给我们的思索是沉重的。母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存在价值？这种彻底抛弃自我、丧失母性客体存在的母爱背后，分明笼罩着“夫死从子”的传统纲常的浓重阴影，这无疑是女性成长途中的障碍，是一种维护旧秩序的退步力量。
《大堰河――我的保姆》集中描写了作者乳母一生的悲苦经历。她为了养家，替地主家奶孩子，在她身上，再清楚不过地体现着阶级性渗透在人性之中从而呈现出来的对立统一状态。屈辱苦痛的生活并没有麻木她的心胸，那里面一直隐蔽着一种人性的光辉。所以，她完全把地主家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关爱，甚至比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无微不至。她的母性之美也由此显得更加耀目，爱在她身上，是那样的博大、深厚、永久、实在！所以，作者将她升华为大地般的母亲形象，诗人的思想感情也由对大堰河个人的感恩上升到对苦难深重的农村妇女和大地母亲的拥抱。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大堰河的赞美，并不是尽情的放歌，而是饱含着人性的深刻反思。作者是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观照这位伟大的母亲的。不仅看到了她的神圣，也看到了她的“紫色的灵魂”，令人悲哀的灵魂。那就是她用笑迎接着压榨，奉献中夹杂着苟安，善良中混合着愚昧，母性中没有女性生命意识的流动与飞扬，更难感受到发自母性内心深处的颤栗与呐喊。这其实质是与封建“妇德”同构的，暴露整个父权制的社会如何歪曲了母性，如何压迫了母性的问题。
母性神话颠覆与人性本能
凡是人都有人性，而人性辩证地看都是有对立的两个方面的。即伟大、崇高、善良与渺小、卑鄙、恶劣。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二者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作为真正意义上存在的母性，她们自然不仅有为他人奉献的高贵品质，也有作为“人”所具有的一切杂念和情欲，如果社会过分地强调了她们的奉献和牺牲，责任和义务，她们的灵魂就会在人性的两个方面发生强烈的冲突。最终在人性本能的驱使下，她们会不顾一切地颠覆母性的神话，展示人性的固有原貌，形成一个将崇高与卑鄙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母体。
《月牙儿》中的母亲曾是一位温顺、善良、吃苦耐劳的女性。她忠于丈夫，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丈夫的突然死亡，使她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在艰难的困境中，她承担起了养活女儿的重担。生活的重压，迫使她迈入了改嫁的门槛。可是没有几年，后夫又不知去向。看着还没有成人的女儿，她百般无奈，最终被迫走上了卖淫的道路，希望能用牺牲自己的肉体把女儿救出去。
然而，她救不了女儿，也救不了自己。在历经忧患、饱受欺凌的过程中，她人性中占主导地位的善与美逐渐被消磨，恶与丑的成分则不断滋长。于是，她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用一种补偿的心理规劝女儿用与自己同样的方式去挣钱。以前是母亲出卖肉体养活女儿，现在轮到女儿出卖肉体养活母亲。所以，女儿在出卖肉体的屈辱中希望母亲给点安慰，可“妈妈连这个都忘了”，“似乎一点也不以这种生意为奇怪”。女儿告诉母亲，自己有了病，希望母亲劝女儿休息几天，母亲没有这样做。女儿问母亲：“我们老干这个吗？”母亲没言语。母亲“是饿怕了”，在她看来“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因此，当女儿接客时，“她就自居为仆人，可是当客人给少了钱的时候，她张嘴就骂”。她告诉女儿，“能多弄一个是一个”，“她不顾一切的单单站在钱上了”，她的心也“渐渐的老得和钱一样的硬”。金钱成了母亲生存的惟一支柱和追求目标。那么，在这种于生存的本能之上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之中，母亲自然忘乎了母女亲情，忘乎了钱是以女儿的屈辱和人格为代价的。母性中的残酷与可怕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以，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没有局限于将小说中的母亲简单塑造成封建社会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还将笔端伸向母性的人性本能世界，生动、真实地展示了母性性格裂变的过程。这一人性的原貌更加强小说中母亲形象的悲剧力量。
《原野》中的焦母与儿子也属于寡母抚孤类型。她对儿子焦大星的爱也是刻骨铭心的。在她的世界里只有儿子，并将因丈夫去世而失去依托的一分情感，叠加在原有的母爱上，一起浇注给儿子。因此，这分情感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她曾恶狠狠地对儿媳金子说：“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于是这种强烈的占有欲和排他性的母爱成为一把利剑，直劈儿子和儿媳的幸福。她嫉妒儿子和儿媳之间的男欢女爱，不仅对金子的言行举止进行挑剔，而且妄图用迷信的办法把金子“咒死”。
这种家庭悲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根源于人的感情欲望本能，是人性本身的矛盾，即超我、自我、本我之间的矛盾，及人性与社会、道德秩序与理性法则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所以《原野》所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婆媳之争，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非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它表现的是一个深刻的人性主题。它写出了焦母人性本能中具有的可怕的情爱力量和基于爱而产生的憎的力量！它写出了焦母陷入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直面的人性困境：就因为她爱儿子，她才如此地仇恨儿子爱着的女人。正是这种对儿子的“极爱”，转化成了对儿媳的“极恨”，在和儿媳无休止的感情争斗中，逐渐暴露出人性的丑陋，表达了作者对人性本质的思考。
母性情欲张扬与人性摧残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类苦难母亲形象完全从圣洁的云端跌落到世俗的地面上。作家们在塑造这类形象时，一反传统文化对母性社会人格的赞美，对母性在人性遭到压抑和摧残后形成的卑微、丑陋甚至残忍的负面，给予多方面的展现。她们在自身人性遭受摧残中走向情欲的张扬，为了情欲，她们不惜抛弃神圣“母亲”的天职，与神龛上供奉着的母性神话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和儿女无休止的情欲争斗中，自身发生了情感的毒化，性格的扭曲。于是，她们将痛苦转嫁给儿女，又反过来对儿女的人性进行摧残。在她们身上“母亲圣像”的图腾完全褪去了慈善的釉彩。她们直面情欲本身，在“性爱”与“母爱”二者发生矛盾冲突时，毅然地选择“性爱”，这种选择无疑是对传统母性的一种严峻的挑战。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现代文学表现母性情欲张扬和人性摧残最深刻的一个。作者把笔直探人性深处，把人的感性生命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把母性生存宿命般的困境展示在读者面前。
从曹七巧一生的人性变化来看，她并非人性本恶。她由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最终变为害人者的过程，有其深刻的根源。出嫁前的曹七巧不乏少女的美丽和纯洁，但她嫁给了一个残废的姜二少爷。而她生存的环境姜家又是个封建文化色彩极为浓重的大家庭，姜家的封建遗老遗少们固守着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是“灭人欲、存天理”的。所以曹七巧心理倍感压抑，灵魂饱受屈辱。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欲望，渴求着从情欲达到新的生活，于是被压抑的人性因着强烈的生命力突破了重重阻碍，向着封建大家庭进行了奋力的抗争。但遗憾的是，她的力量太微弱了。抗争的失败，使她那渴慕爱情与情欲的思想同长期缺乏爱与欲的心理两者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产生了严重的失衡，最终导致她丧失了做母亲的天性，以扭曲变态的方式转向了比她更弱小的对象――她的儿女。
西蒙・波伏娃曾说：“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决定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曹七巧由于家庭生活处境的压抑以及自身被造成的人性摧残，使得她单纯的人性变得复杂，在这种复杂化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是对儿女的人性摧残。
她自己不曾有过正常的两性生活，也难以容忍其他人有正常的两性生活，她自己的爱情无法实现，便要以几个人的爱情甚至生命来作为陪葬。所以，在儿子长白娶亲之后，她千方百计阻挠儿子和儿媳亲近。她让长白整夜给她烧烟泡，讲小夫妻的性生活，以满足她变态的心理需求。她对儿媳冷酷嘲讽，恶毒逼压，强烈排挤，使儿媳忍受不了而慢性自杀。尤其是在劈杀女儿的婚恋时，她那疯子般的审视和残忍，简直令人惊骇。女儿近三十岁才与一留学生恋爱。当曹七巧发现女儿恋爱后不再郁郁寡欢，“时时微笑着”，沉浸在喜悦之中，她那所谓的母爱扭曲变形为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忌妒。于是她百般挖苦、讥讽、阻止、破坏女儿的幸福，人性中的“恶”发挥到了极致。
张爱玲面对复杂多变的人性，以她那“独到的个体美学眼光，表达出对人性冷静、超然的理解”。她从人性的立场上对母性中龌龊与异化的着意揭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之最。这一独特的表现角度，乍看起来似嫌凄冷、阴郁、偏激，让人不悦，但细细品味，则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她是通过对传统母爱的癫狂式的逃离与反抗，对女性命运作了更为深刻、内在的质询和探索，实现了对“五四”以来的母性话语的反讽与消解。
《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形象也是被情欲压抑而扭曲了人性的母性。在三仙姑这一母亲世界里，母女情感淡薄，缺乏身为人母的责任感。母性中最动人的情感，诸如关怀、自我牺牲、仁慈等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母性的所谓伟大、圣洁之说显得非常虚妄与伪饰，母性神话已面目斑驳且荒唐可笑。
三仙姑原本是一个漂亮、活泼、多情而有魅力的姑娘，可是与于福结婚后没有爱情的孤寂郁闷的家庭生活，使她倍感压抑，难以忍受，本来健全的人性遭到了摧残。而摧残的结果最终导致她性格中善的成分逐渐消失，恶的成分逐渐滋长，并对“性爱”产生变态的敏感，母性中最基本的人性成分被隐没。而她那久被压抑的情欲最终也以病态的方式在对女儿婚姻的干涉中得到实现。三仙姑得知女儿小芹和小二黑自由恋爱后，极力反对女儿和小二黑的婚事，并急忙给小芹另找对象，迫不及待想把女儿嫁出去。她这样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三仙姑看来，小二黑“好像鲜果”，如果女儿和小二黑结了婚，“就没了自己的份儿”。这种恶性膨胀的情欲摧折了母女之间的亲情，使其超出了母女的正常关系，她对女儿产生了情欲上的嫉妒心理。所以，当恶霸势力金旺、兴旺以“捉奸拿双”的罪名将小芹、小二黑扭送区上后，她对女儿的安危漠不关心，非但不去维护女儿的合法权利和人格尊严，与金旺之流展开斗争，反而幸灾乐祸，很高兴让女儿吃一吃亏。在她的内心深处，充满的是报复、嫉妒，人性在这里受到戕害，人情在这里遭到虐杀。
三仙姑的所言所行，虽然不为正常的人伦道德所容，但又非简单的个人堕落所致，这是人类天性在压抑中力求扩张情景的表现。从三仙姑身上我们一方面感受到一种代表愚昧、冷漠、自私甚至摧残女儿人性的人类异己力量的客观存在，但一方面也感受到了三仙姑本身人性在遭受摧残后要求自由宣泄其内心情欲的主观意志，这便在痛心于三仙姑恶性膨胀的同时又不无同情三仙姑发自其灵魂深处的人性悸动。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闵建国（１９５８－ ），男，河南开封人，现为开封大学图书馆馆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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