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游者】手游三国乱世

　　关键词:庄子与阮籍 痛苦体验 游世 逍遥与无奈 　　摘 要:庄子在乱世中游戏人世,追求一种“逍遥乎天地之间”的人生境界,但他实际上却是未能忘情世道的认真的人。而魏晋时期的阮籍,以夸张的游戏言行嘲讽世道,并表达天地间无路可走无可依傍的苍茫感,正是对庄子游戏人间思想的一种准确解释。本文试把庄子和阮籍进行结合比较,从二人在乱世中的痛苦体验、精神出路以及他们人生理想与现实相矛盾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庄子与阮籍,一个是战国乱世的先哲,一个是魏晋易代的名士。一个满怀悲愤,哀叹“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一个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背景下与世逶迤。庄子与阮籍,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与相通。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对阮籍这样与时不谐而又性气高傲的人来说,敏锐、愤激而又对现实取一种高蹈姿态的庄子最令他感到亲近。阮籍选择了庄子式的游世的人生态度,尽管他和庄子一样,都不是忘情世道之人。生逢乱世的痛苦体验,正是二人思想的共同起点。
　　
　　一、生逢乱世的痛苦体验
　　
　　庄子与阮籍对人生痛苦的深刻体验,都来自于当时黑暗的社会,动荡的年代。战国乱世,人类的相互残杀格外严酷。大规模的战争频仍,死伤无数。此外,各国的严酷刑法不仅导致大量平民被杀害,还有许多人不幸被刑罚残伤肢体。与庄子同时的孟子有两句话,说尽那时统治者的暴虐和人民的痛苦: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
　　
　　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
　　
　　因此,庄子在《人间世》的篇首就给人间世界定下了一个基调,一个黑色的基调:
　　
　　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
　　
　　在庄子的时代,人间世界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君主来决定的。这里描述的“卫君”就是庄子的故国宋的国君宋王偃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人”,史书称其为“桀宋”。而“其年壮”似乎暗示着这样的世界看不到尽头,我们尽可以了解庄子对世界的悲观感觉。在他看来,人生的脆弱与苦难找不到最终根源,这种苦难仿佛是从望不到底的黑暗深渊里层出不穷地浮现出来。这是彻底的悲观,黑暗的色彩看不到尽头,但你又无法逃脱出黑暗之外。生命在这里是微不足道的,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在《人间世》篇末,庄子又借楚狂接舆之口唱出了一曲面对无道的人间世的心灵悲歌: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曲�曲,无伤吾足!
　　
　　《论语・微子》中也有一段与之相似的简单的对话,很可能是这首悲歌的写作素材。两者相比,《庄子》中无奈色彩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微子》说: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作为神鸟的凤据说是在圣君时才出现,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狂接舆内心对有道之世的渴望。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中狂接舆所表现的,基本上是因为对君主和政治的失望,而萌生隐退的选择。《庄子》中的狂接舆不限于此。不仅是失望,更重要的是生存的危机。“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的说法描写出人无法选择的只能生活于当下的无奈处境。“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世界的残酷和无道使生存而不是救世成为人们的最高理想。为了生存,你就要学会在荆棘满地的路上曲折地行走,努力使自己的生命不受伤害。人在世间漂泊,生命无根却有八面来风。《庄子・则阳》篇写到老聃的弟子柏矩出游齐国时,看到了一个在街市上被杀死后示众的死囚,便“号天而哭”,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灾,子独先罹之!”一个人被杀了,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的解释就是被黑暗的混沌吞没了。可是,大家都懵头懵脑地生活在这黑暗的世界,谁先被吞没却是偶然的。“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生存之险恶犹如人始终处在神射手的射程内,灾难的降临无理可讲也无可抗拒,也许连控诉的对象也没有。当我们顺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走进魏晋时代,走近阮籍时,会发现这里有与庄子及其时代相似的影子。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极为特殊的年代。正始年间,司马氏篡权夺位,诛杀异己,从而导致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局面。唐人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①“忧生之嗟”,就是看到了生命的微渺,死亡的无时不在。这种生命在浩浩宇宙中无可依附的苍茫感,从庄子“十万余言”的著书,一直弥漫到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构成其基本旋律: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第三首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第三十三首
　　
　　阮籍的一生有着极为深沉的人生感喟。在他这里,生命既不能用来及时行乐,更无法建功立业,生命存在的意义已荡然无存。生命的短暂已属无奈,最令人忧惧的还有意外的灾难,生命瞬间化为一片乌有,肉体转眼变作一缕青烟。这是大自然突降于人的祸患,还是险恶的人事给人的惩罚,抑或二者兼有之。无论何者都令人难以为怀。阮籍邻家女子,未嫁而死,籍为之痛哭。看似放诞不经的行为,实则是对生命的珍视,对人生的礼赞。阮籍去世后,他的好友王戎在路过昔日相聚的“黄公酒垆”时,怀念道:“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绊。今日视此虽近,渺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2)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夭者因何而夭,亡者如何而亡,言辞所难尽;就是王睿冲本人,“着公服,乘轺车”,亦远非旧日垆头酣饮的模样。人生会发生多少变化,是无法预知的;被卷入险恶的政治风波,则生死存亡,荣辱穷通,更常出于意外。所以“视此虽近,渺若山河”。“这种物是人非的感觉,不只是因为时间改变一切,更因为导致改变的力量人无从把握。昨日之我何以若彼,今日之我何以如此?历史中永远有这样的伤感。”②
　　
　　二、乱世中的出路
　　
　　庄子的思想最容易给人留下浪漫与虚无的印象。我们喜爱庄子,是因为他有一种摆脱世俗功利心境的超脱精神。但从精神实质上看,超脱的背后是一切皆不得当真的虚无。而导致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的,实际上是庄子对人生痛苦的深刻感受。庄子其实是一个入世颇深的人。《系辞传》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不深不能用如此老辣的笔墨勾勒出人间百态,并进入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人间世》中描写的颜回、叶公子高以及颜阖,庄子让我们看到的都是政治人物们的无奈,曾经的雄心壮志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与这个世界的虚与委蛇。面临这样深广的人生痛苦,庄子找到的一条人生出路,便是游世。《山木》中有一则寓言,说山中之木因其无用而终得天年,主人家的鹅却因无用而被杀。“有用”与“无用”已没有任何原则,黑暗的现实使人无处藏身,灾难随时会找到你。“游”于世上,关键是要谨慎地避免矛盾,在夹缝中游,就如同《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技巧一样,“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很形象地说明了游世的态度。《人间世》中就描写了一位一身无赖相的游世高手支离疏的形象: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纟解),足以糊口;鼓�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虽然病残得不堪入目,但这位支离疏活得很自在,从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不以全身怪病为耻,反而安然地以怪病为武器谋求好处,什么干净自尊全都没有了。表面上看庄子在提倡这种混世滑头之道,但其背后却是一个激烈的不肯妥协的灵魂。《庄子》书中保留的一些庄子生平故事,就已说明庄子根本是一个认真的人,是一个十分重视生存的精神质量的人。楚威王礼聘庄子,庄子不去(《庄子・秋水》);惠子在梁国为相,深恐庄子名高取代自己,庄子自比凤鸟,只肯止息在梧桐树上,只肯饮干净的醴泉,岂肯同猫头鹰夺食肮脏的死鼠(《庄子・秋水》);庄子穿补丁的布衣见魏王,魏王说:“何先生之惫也?”庄子不卑不亢地说,一个人有道德不能行才叫“惫”,穿破衣只是“贫”,而自己是“贫而不惫”(《庄子・山木》)。可以看到,即使孤弱的身体漂泊在乱世之间,庄子仍坚守着对自我的期许,证明自己的生命确然是高贵的。那么,庄子以夸张的语气宣扬游戏人间,乃是一个天性认真的人因为愤世失望而故意否认自己的认真,以故意做出的玩世不恭来表达内心深处不可消去的恨意,用力劝说人们,也劝说自己淡漠一切,逍遥游世。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从阮籍的种种任诞行状中,我们不难读出这种庄子式的嘲讽与无奈。《世说新语》一书中对此多有记载: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缀,神色自若。(《任诞》2)
　　
　　阮籍于居丧期间违背礼制,在司马昭的宴席上饮酒吃肉,何曾要求将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辞理甚切。然而作为曹魏的臣子,何曾一心依附司马氏集团,助其篡夺,以谋名位,有何“风教”可论?所以鄙弃名教,任诞放纵的姿态,反倒成了不与之合流的一种表达方式。又如: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7)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8)
　　
　　为嫂嫂送行,刘孝标注得其用心:“《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此正见得阮籍之举是故意越礼。爱美之心,人之天性,然而礼教却要加以扼杀。于是,阮籍任性而行,不顾男女之大防,做出了种种放诞之举。爱慕才色,不顾无亲而往尽哀,同样都是以情破礼。所谓“礼岂为我辈设也?”掷地有声!“伺察,终无他意”,“无亲,生不相识”,写其“外坦荡而内淳至”之情,绝妙。
　　然而,任诞背后却是无边的痛苦。生活在一个黑暗无声的年代,死去是一个悲剧,活着是一种斗争。阮籍自少有“酒痴”之号,他为了数百斛的美酒而求为步兵校尉,也会大醉六十天来拒绝司马昭的求亲,这其实都是阮籍用以遗落世事的掩饰。被迫出仕后,他既不能像山涛那样心安理得地随波逐流,为司马氏效命,也无法做到如嵇康一般慷慨赴死。生与死的抉择,全身与保节的冲突使他长陷于痛苦而不能自拔。这种无处诉说也无法诉说,不能诉说也不敢诉说的苦闷时时侵袭他的内心,他只好带着哀怨和忧愤与世逶迤。酒是阮籍借以麻醉苦闷的心灵,保持内心最后一点节操和自由的媒介。“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任诞》51)便是如此。庄子与阮籍固然都生活在苦难深重的时代,但是也有许多人照样兴高采烈地奔营他们的利益和私趣。③庄、阮对人生痛苦的体验,是由于做人太认真,太理想主义。马马虎虎,滑头混世的人,都不会有如此沉重的感受。他们的“认真”是他们的生命气质。因此,他们虽然在言行上夸张地渲染不认真的潇洒自由,内心却不能真的轻松,而是激烈地与世道对抗。事实上,故意作出游世的轻松,一方面是为了解脱悲苦,但更重要更深刻的是曲折表达对世界的嘲讽和敌意。《庄子・天下篇》说庄子是“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以庄语”。鲁迅先生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④。的确,“如果不是如此的认真,怎么会觉得日常奔逐私利的生活中,竟然埋藏着那样多使人难以忍受的污秽与罪恶,乃至于非把现实世界看作一片无意义的荒原不可?”⑤
　　
　　三、人生理想与矛盾
　　
　　庄子与阮籍,正因为他们看到人间不合理的苦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彻底的伤心,才会选择遗落世事。阮籍以夸张的游戏言行嘲讽世道,并表达天地间无路可走无可依傍的苍茫感,正是对庄子游戏人间思想的一种准确解释。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庄子是在以哲学家的深邃目光洞察社会,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上的残暴、杀戮、虚伪、自私和不道德等一切黑暗现象,看到了在这黑暗的现实中挣扎着人们的痛苦之后,由愤世而走向游世,由痛苦而走向逍遥。他是站在社会之外,冷嘲热讽。而阮籍是诗人,活在司马氏身边,稍有不慎则性命不保。他的不与世事是这种痛苦的特殊形式,且伴随终生,无法解脱。
　　刘熙载《艺概》曰:“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庄子是也。”《逍遥游》中以一个富有诗意的开头,向我们描绘了无拘无束的“逍遥”境界。庄子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冷冷地站在沸沸扬扬的社会之外,看到了人生无法解决的荒谬。他不指望从现实中寻求自由的道路,却给出一个无比壮丽然而是虚幻的“逍遥乎天地之间”境界,并将其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阮籍用庄子的这种虚幻的“逍遥”作为精神的支撑点,则显得更为虚无缥缈,不切实际。《大人先生传》中那位“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的大人先生,显然与庄子笔下那“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相神合。这是阮籍所追求的一种纯精神的自由境界,却始终与现实隔着一层。
　　庄子式的“逍遥”在文学意境上堪称美丽无比,但是,对于必须在现实的政治中生存的阮籍来说,想象这种“逍遥”会是非常尴尬的。阮籍的诗文多有庄子式的意味,他对“礼法之士”的批判与嘲弄亦十分激烈,但实际上,阮籍只是在针对虚拟和泛指的对象时才这样说话。他的行为放诞不羁,有悖于名教,但那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之上,他不像嵇康持一种与名教直接对抗、誓不两立的态度,而是对政治上的是非无所议论,对当时的人物无所臧否,他的“至慎”连司马昭都深感钦佩。阮籍为东平相时,“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这样做目的甚为明显,意在表明自己并无阴谋行为。可见他日子过得何等吃力!一方面,用任诞不拘礼法来嘲讽世道;一方面,是处处小心谨慎,生怕在政治上出差错。在夹缝中求生存,诚如庄子式的游于万物之间,其实是十分辛苦与矛盾的。
　　与庄子不同的是,阮籍任诞的痛苦,还因为他内心深处有着不可磨灭的儒家信仰。《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本有济世志”,他之所以登广武古战场,观楚汉战争处,而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乎!”就说明内心潜藏着而平时并没有表现出来的入世思想。曾经的雄心壮志早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和这个世界的虚与委蛇。读阮籍的诗,直觉人生的大荒凉,人心的大悲凉。“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正是他内心矛盾重重、走投无路、痛苦万分的一个恰好写照。这种人生无路可走的悲感厚重而又不绝如缕,无处倾诉。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言:“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辄向黄河乱流欲度,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不可为他人言。”阮籍的人生境界始终是一种梦幻,是无法实行的。“他既有一个幻想精神翱翔于无何有之乡的庄子式的人生境界,又面对那样险恶的一个政治环境,加之他的惧祸心理,这就决定了他走浮诞玩世一途。”⑥
　　庄子与阮籍未尝不喜好闲适宁静的生活态度,这从他们的诗文中可以看得出来。只是他们的天性中原有一种激烈的东西,使他们不能安于闲适宁静。王先谦说庄子“辩多而情激,岂真忘是非哉”。胡文英也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极冷,故是非不管,心肠极热,故悲慨万端。”的确,如果庄子不关心社会和人民的命运,就不会“著书十万余言”(《史记》)来表达他对时代的感受,从而提出他的哲学主张。如果阮籍没有“济世志”,就不会有“志在刺讥”的洋洋八十二首《咏怀诗》。“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⑦从世道黑暗的深刻体验转向游世的生活态度,表面看来是放弃抗争,无所谓地没入黑暗,但骨子里却是不肯与现实妥协。他们希望把整个生命置于无根的虚无境地,像翱翔于天空的大鹏,神游于“无何有之乡”,仿佛是一场梦,醒来后看到的仍然是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轻灵缥缈的背后是无限的沉重与无奈。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即使如此,庄子与阮籍的理想人生,还是给不幸的人们指出了一条消除痛苦、继续活下去的道路,使那些在恶劣环境下精神濒于崩溃的人们找到一种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因此,“我们还是可以做逍遥之游,而且这个世界越沉重和拥挤,我们就越有追求逍遥的渴望。”⑧
　　
　　作者简介:张苏罗,暨南大学文学院2007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①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717页。
　　② 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③ 《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向老师荀子辞行时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游说者就是乱世之中谋利之人。
　　④⑦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出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页,第538页。
　　⑤ 颜世安:《庄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⑥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⑧ 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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