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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列宁和斯大林的一次争论想到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

    时间:2019-02-13 05:32: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一九一七年九月,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召开了民主会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预备国会,准备过渡到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向大资产阶级利益妥协的最高权力机构――立宪会议,从而继续进行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们针对这一举动,做出了决定:暂不驱散民主会议,加快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起义,并宣布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当时列宁不在国内,他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写信让他们立即驱散民主会议,把代表都逮捕起来。斯大林和多数中央委员考虑到,民主会议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参加的代表有一半、至少是三分之一是从前线来的军队代表,驱散或逮捕他们,打击面太宽,不利于争取军队的大多数参加革命、支持革命。为了避免起义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他们不顾列宁的反对,仍然按照原来的意见办。这一作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十月革命爆发后,大多数士兵都站在革命一方,对于十月革命胜利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事实证明列宁错了,后来他主动向斯大林等人承认了错误。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已在正确领导俄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确立了自己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斯大林却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当斯大林知道了列宁的态度后,他不但没有听从列宁的不正确意见,而且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来保证党内正确意见的实施。而列宁虽然处在领袖地位,却能模范地执行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并且发现自己的错误之后勇于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当时那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禁令人十分向往。
      斯大林在民主会议问题上既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又表现出策略的灵活性,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的责任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随时坚持真理。其次,是他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使他能够排除个人的恩怨得失来辨别是非,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本着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提出不同意见。第三,最重要的是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科学的态度。他曾说过:“科学之所以叫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根本不会有科学。”(《斯大林文选》第55页)正是这种在政治生活中不承认任何偶像而勇于创新的精神,构成了斯大林敢于在党内事务中向领袖发表不同意见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不承认政治偶像的斯大林,晚年却被人当成了偶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斯大林后来不能象列宁那样发扬民主,许多人也不能象他当时对待列宁那样来对待他。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伟人都有失误的时候;任何一个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因此,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列宁倡导的“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争论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418页)的民主生活准则。作为领袖绝不能因为身居高位,就可以发号施令,“为所欲为,骑在党的头上”(《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7页);作为党员和干部也绝不应该对领袖盲目迷信和盲目崇拜。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向领袖提出不同意见,直至“批评他的错误”(《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页),这对于弥补领袖的可能的疏忽,避免革命事业因一人的差错而遭到挫折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防止和避免党内政治偶像的出现,保证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纪律的顺利执行,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每个共产党员的最崇高最神圣的职责之一。
      可是十年来,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把这样崇高神圣的职责,这样正常的党内民主权利搞得七零八落,连在党内讨论问题时发表点不同意见都成为“大逆不道”的所谓“罪行”,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禁区。他们掀起一场现代的“造神”运动,把领袖说成是“洞察一切”的完人、偶像,他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如果谁稍微表示想不通(不要说发表不同意见了),轻则成为“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重则“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有多少象张志新那样的“小人物”,就因为想呐喊几句真理,说几句真话,惨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下。林彪、“四人帮”这样做是真的要树立领袖的崇高威信吗?绝不是。他们是“既要打鬼,借助钟馗”。他们割裂、篡改、伪造“最高指示”,是要让他们篡党夺权的黑旨意一句顶一万句,是要把看穿了他们阴谋活动的人斩尽杀绝。
      “四人帮”被粉碎了,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庆贺政治上的解放。谁想到现代“造神”运动的思潮并没有偃旗息鼓,从这里又派生出两个“凡是”的怪胎。他们把政治生活中不承认偶像、敢于拨乱反正的举动说成为“砍旗”,致使党内多少有利于四化建设、兴利除弊的意见被深深埋在心头。他们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是要高举旗帜吗?不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对人民造成的过失。斯大林当年向列宁提出不同意见,其结果不正是从本质上捍卫和维护了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正说明列宁主义是多少个智者的智慧结晶吗?这里是真正的举旗,丝毫没有一点砍旗的味道。
      必须指出,我们强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绝不是提倡乱放炮,提倡无政府主义。发表看法的人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掺杂任何个人私利;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按组织原则办事,切莫犯自由主义;一定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的锻炼,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总的一句话,促进安定团结、加强四化建设是我们一切意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我们应当学习斯大林在政治上不承认偶像,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象他那样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科学勇士”(《斯大林文选》第174页)。这对我们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活跃党内政治生活,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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