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ｈｕ”必须四门大开] 四门大开
时间：2019-02-13 05:36:5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几十年前(究竟多少年我没有考证过)，有人建议将“图书馆”三字缩写成“”一个字。这事未见流行，因一个字读三个音，大家不习惯；建议者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却变成了一个不幸的预言，“”真的一度变成囚禁图书的监狱。
可以说，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正式粉墨登场，操持国命之前的几年起，也就是那位发明“阴谋文艺”的“理论家”宣布他的种种“大发明”“大发现”的时候起，大约是1962年吧，图书馆的门就逐渐紧起来了，先是关一扇，后来关两扇、三扇，1966年下半年以后，就被迫四门紧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本书也不出借，成为名符其实的“”了。书，和党内外的很多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宣传家一样，都成为名符其实的林彪、“四人帮”的囚徒了。
这样的时间过了一二年，忽然存有三十年代报刊的图书馆又热闹起来了，每天有多少批人前来查阅旧报，名为“查阅叛徒资料”。这又是“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参谋长刮起的一股黑风。然而，事情有点不大妙，原来三十年代的旧报刊上有些对他们不很妙的东西，于是，一声令下，图书馆又全部关门，三十年代的报刊一下子又全成了“防扩散资料”，谁看了就要挖谁的眼睛。在上海，“四人帮”手下那几个略识之无的歹徒文痞，就把上海图书馆，特别是其中藏有三十年代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打成了反革命。
1973年下半年以后，“四人帮”及其伙友又忽然允许图书馆开一条缝。这回不是三十年代报刊，而是先秦的商鞅、韩非，以及汉代以后并非法家而硬被他们钦定为法家的一些古人著作，通通搬出来“学习”、注释和翻印了。这中间，那位不学无术、言必出笑话的江青，忽然大声疾呼，要全国都来批判《女儿经》、《女四书》之类的东西。这可难坏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了，翻来翻去哪里找得出这类宝货。因为，长期以来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实在太缺乏眼光，他们竟都没有把这类宝货看成什么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是说图书馆就不应当保存这类宝贝)。“四人帮”搞的尊法批儒，闹到图书馆工作人员忙于寻找《女儿经》、《女四书》一类宝贝的时候，那位自称文化革命“旗手”的女皇肚子里的“文化水”，也就全部倒完了。
以后是诬陷小平同志、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回“四人帮”没有想到如何大量利用图书馆，只派他们特许的一小批人去查李鸿章、盛宣怀之类，用以影射攻击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等。图书馆照例关闭如故，除了一小批新老“法家”的著作外，仍旧一书不借。
以上是1966年至1976年的中国图书馆的一页伤心史，录之聊备后人参考。
打倒“四人帮”以后情形怎么样呢？也不大妙。有很多图书馆还是不开，或开也只开一条小缝。大多数的书仍然不出借，“”仍然是囚禁图书的“”。去年夏秋时，有的图书馆的参考室，即放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之类工具书的地方，谁要去查，还得支部批准，后来算是放松了，但也要在一本簿子上登记，年月日，姓名，翻了哪本字典、词典之类。我临离开某单位之前，在管理员在场的时候，大着胆子进去参观了一下这个参考室，琳琅满目，金碧辉煌，一本大登记簿赫然在目，翻开一看，几个月了，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工农兵大学生，来此查阅过地理资料――原来是为了替干部子女补习功课用的。还有，是在北京，某大图书馆，前几年经过特许手续借书与人时，管理人员只敢一手伸的很远的交书，头却撇在一边，表示他并没有看过这是什么书。这种反常现象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了如此的笑话，难道这不是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的恶果吗？
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启发民智，要反对禁锢政策，反对愚民政策，反对文化专制主义，要不把国家非弄到亡国灭种的境地不可，怎么办呢？――我这里仅仅说的是图书馆开不开门一件事。
回答是：“”必须四门大开！
“四人帮”打倒后，有些图书馆仍然不敢开门或只敢小开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流毒太深，帮风未改，不准开；二是余悸未消，怕再吃苦头，不敢开；三是上面没命令，没有叫开放图书，不能开。这几种，全不对，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要团结起来革愚民政策的命：开门大吉！
还有一种不愿大开门的，却是另有苦衷：多年来很少出新书了，老书不准借，私人藏书又多以八分钱一公斤“勒令”卖出回了炉，“手钞本”则动不动是什么反革命，真是：上天入地求之遍，四顾茫茫不见书。得不到书，怎么办呢？准借了么，对不起，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要赔么，好，照赔不误。赔几倍价钱，总算得了一本书，还可互相传阅――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书林佳话，没有什么好责备的。然而现在不然了。
图书馆里有没有一般不宜外借的书呢？有。我以为一是钞本、善本、孤本等特藏书；二是确确实实诲淫诲盗的下流书(但要严防扩大化)；三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托派等制造的，如过去的《延安归来》、《匪区逃出记》之类的全然造谣的特务文学。此外，或许还有少数确实有碍社会善良风俗的下流书、野蛮书……，可以不出借。我以为，对这类书，每个图书馆都应开出一个目录，清理出来，最好的办法是请一批有经验、有威望、有见识的中小学老教师来鉴定一下，走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在党领导下，由民主比官主要好得多。有争论的，再扩大讨论范围；本地解决不了的，再同外地商量。总之，不外借的，是极少数，而且最好是以青少年教育家们的意见为主，并随时还可复查，对图书少搞冤案、假案。
过去长时间认为当然不能外借，而我以为当然可以外借的书，又有哪些类型呢？例如：政治上完全反革命的，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附带说明，中国过去有一本文言文的节译本，名《我之奋斗》。也有白话全译，我至今未见)，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陈立夫的《唯生论》之类的书；理论上反动的或有严重错误的，如托派的理论书，胡风派的书，乡村建设派的某些书，以至那些主张“国货救国”、“打太极拳救国”之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更不在话下；外国人写的历史书、经济书，包括回忆录，如丘吉尔回忆录，成功人传记之类的书；侦探小说、侠义小说中的一部分(其中严重诲淫诲盗的，可以考虑不外借)；研究男女生理问题，正确地进行两性教育的科学著作……。这些，我以为都可以外借。象蒋介石的讲演集，陈立夫的《唯生论》之类，要不是专门去研究、批判它们的人，谁有时间、精力、兴趣老看这些东西呢？除非看一本送二百块大洋。如果有人好奇，愿借去看看，就让他看看，翻一翻，没意思，骂两声就归还了。如果有人想钻研一下，就让他钻研，说不定还可以多出几个知识广泛一点的理论工作者呢。看希特勒就信希特勒，看蒋介石就信蒋介石，这同吃猪肉就变猪、吃狗肉就变狗不是同等的见识么？怕马克思主义斗不过蒋介石主义、希特勒主义，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么！一定要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才准读，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怎么办呢？一本书也没得读了。因为除了他们本人的著作外，他们就没有看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专看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书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却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真实了。专以马克思主义词句唬人、骗人的托派、“四人帮”等，却是百分之百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也同样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真实了。
中国的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很多人读孔孟，读康梁，读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报刊……，看来看去，还是相信了马克思，成了共产党。现在我们当然不提倡青年们醉心去看这些东西，而是要认真地指导他们准确地、全面地去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常识，这是根本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集人类思想精华之大成的，如果不去学习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就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这个意思，列宁不知讲过多少遍。“四人帮”不准人们知道这一点，我以为青年报刊对此是应该多多宣传的。
“四人帮”要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歪理有十八条。例如，一个青少年犯了什么罪，刚好那人又看过一本什么书，于是他们就加油加醋，说这个青少年犯了罪，就是由于看了某书的缘故。那么，那些没有看过什么书，天天向他们“学习”“致敬”的青少年也有犯罪的，那又怎么解释呢？这点，他们当然是不管的。一开放图书之后，将来就必然也会有这种怪论出现。这种怪论再出时，我们就不应该被他们吓住，更不要随声附和，因为那是“四人帮”禁止青年读书的一种歪理，附和后又会恢复禁锢政策，国家要亡的。
现在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禁书，这就是“四人帮”的书。我以为这更不宜禁。这是千载难得的宝贝。这些东西，与其说它们是什么书，还不如说它们是“刽子手教程”或“最新焚书坑儒大全集”更好。看一遍他们的书，等于看一遍“四人帮”的罪行展览会。让人们去看看《评陶铸的两本书》、《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这些东西吧，不然青年们怎么能理解他们是杀人如草的刽子手呢？
开卷有益，读书便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前人的嘉言、谚语、对联、诗句，讲得多好啊！都是提倡读书，多读书的，把它们铭记在心，必然终生受用。我很多年前因学习中国近代史，曾读过《曾国藩家书》(一般名为《曾文正公家书》)，他在致他诸弟的信中，无数次地叮嘱他家中一定不要忘记“书蔬鱼猪”四个字，我就记下来了，也没有中什么毒。我并没有因为读过他的家书就叫“曾国藩万岁”，我还是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
当然，增加知识，读书仅是方法之一。只有在三大革命实践上一齐下功夫，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和学问。读书万能论，也是片面和不对的。
临末，让我总说几句作结：
昌明学问兮，世势所趋；愚民政策兮，其蠢如猪。林江张姚兮，已成粪土；欲求四化兮，必鉴前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