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斯塔特与美国政治思想史] 霍夫斯塔特

　　理查得・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是当代研究美国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一九一六年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父亲是波兰移民。大学期间，他主修历史哲学，才华显露。研究生阶段由纽约法学院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美国史，一九四二年以优异论文《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获博士学位。而立之年，就荣膺哥大著名的克林顿史学讲座教授，连发重头学术著作近十部，三次获取全美史学大奖。正当霍夫斯塔特风华正茂、光彩照人时，一九七○年十月他骤然病故，年仅五十四岁。消息传开，从哥大教授圈到纽约文人集群，从东部哈佛到西岸斯坦福，美国学术界一片哀悼之音。
　　一九七三年，霍氏成名作《美国政治传统》(一九四八)纪念再版，由其高足C.赖西撰写序言，追记他的学术思想成就。以赖西之才，竟有自愧弗如，绝难超越老师之语。理由是，霍氏兴趣广泛，精力过人，遗产和影响遍布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和思想史几个领域，一时无人能总结评价。新一代学者虽可做出些更完善、更新颖的工作，却因罩在霍氏阴影之下，这辈子别想有自满或学术优越感了――这番话真说得吓人又迷人。
　　
　　霍夫斯塔特这头大象
　　
　　在哈佛读书五个年头，我对霍氏这具庞然大物从一无所知到四下搜寻，经历了好一阵盲人摸象的苦恼。二年级上学期，刚有资格从功课堆里抬头环顾，便发觉霍氏幽灵在校园里飘荡：此人与哈佛无亲无故，这里见过些世面的政治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却开他的书单。而在我就读的美国文明史系，他的知名度几乎同专业宗师派瑞・米勒(哈佛已故终身教授)与托克威尔(法国贵族思想家)相当。传授专业方法的定向研究班上，他的《进步史学家》(一九六八)也是加星号必读书。
　　有一回系主任当堂压阵，让全班发表对霍氏《改革时代》(一九五五)的批评意见。一时唇枪舌剑，思想火花迸溅，有如奴隶被烙铁驱赶扑进古罗马角斗场。有人高度赞扬。也有人即席发难，说霍氏关于现代化改革运动的观点有过时之处，不及新派思想刺激。我便作九斤老太之语，表明霍氏观点之于中国学生仍有强烈的移情作用，而发达国家青年隔岸观火，缺少历史同步感――舌底压住一句不能讲：尔等浑浊之辈，如何识得大观园中林妹妹的好处。
　　一晃几月，早忘了那场混战(因为终年战火连天，校无宁日)，不意又被系主任揪住，追问我对霍氏兴趣深浅。我退出办公室前，那位风度温厚的老派南方绅士又笑着点拨说，去寻一寻思想史轴线，兴许会进一步。
　　按老师指点再深入，我心中明白这是面对大象了。对霍氏这样重要的同代学者，教授一般不列为自己正式研究对象。但他们对学生研究兴趣多有鼓励，使其冲锋陷阵。有些非官方笑话描绘哈佛独具一格的“大象研究”，道破师生相依竞争的喜剧性。下面这个最逗乐。
　　话说哈佛某教授开研究班专论大象，各种文化背景的研究生踊跃报名。美国导师放完几幅表现大象形貌和生活习性的幻灯片，便拂袖挟包而去，由学生自去读书调研，数月后交卷。好勇斗狠的英国公子挥笔即就，以《如何猎象》的报告抢得头功。生性活泼的法国姑娘发扬浪漫情趣作成《象的恋爱》，博得老先生一笑。勤勉严谨的德国秀才两月完成一部煌煌《象类百科》，惊倒全班。轮到倔头犟脑的俄国同志，却抛出一篇怀疑主义大作，《论象之存在与否》。最后完稿的是聪明过人的中国学生，他一声不吭地献上一册《象肉烹调法》，居然大悦师心，判得最高分。
　　记得头一次听美国同学讲这个聪明笑话，我曾恼羞成怒，满含辛辣地补充说明：这头大象在美国出生，当称“民主小姐”，她的拉丁学名最好叫Veritas(意为“真理”，也就是哈佛校徽正中央的永久标记物)。窘得笑话专家赶忙解释，说他向来赞赏中国人的才智不在其饭菜之下。
　　轮到我写这读书札记，向国人介绍霍夫斯塔特这头大象时，却依然感到自己是笑话里的中国学生――既无庖丁解牛术，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剜下它几块里脊肉，以华夏之邦的手段佐料炒炸一盘，奉与同胞中脾胃强健者尝鲜――至于此菜是否正宗“民主真理”，且不作理论。
　　
　　霍氏发现合法反对原则
　　
　　提到美国民主政治，东西方持论不一、并行相悖。美国人立论堆成山，自家也难统一。给我印象最深的似乎有三、四家，都是严肃不堪的学界“条顿族”或善拆烂污的“修正派”。政治学领域公认的最大影响来自亚瑟・班特利――此公率先对美国政治施以行为主义研究，其名著《政府管理过程》提出利益集团与社会压力学说，为现代美国政治奠定了多元化和科学管理的理论基础。史学界专论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的思想史双绝，分别是B.贝伦的《美国革命之思想探源》和G.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幅宽跨国界、纵横几百年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根源》，由社会学界比较史学派代表P.摩尔写成，也令人眼界大开。而霍夫斯塔特从中路切入，直驱美国民主传统与当今政体之间的关键环节――两党制的形成与演变，以区区一部书撩开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百年面纱。
　　此书名叫《政党制度的思想进化》(一九六九)，是霍氏一九六六年在伯克利加大主持杰弗逊纪念讲座的基础上完成。同战后史学“同声派”为美国民主歌功颂德的民族主义理想倾向相左，霍氏说他的书无意为美式民主和两党制作理论正名或推崇工作。唯一兴致是考察它们形成的经过。而他的兴致又来自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是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促使了他本人“重新回顾美国的亲身经历”。这份超脱首先显出“条顿式”研究的特征。又让人感到存在一种与“美国中心”研究意识不同的异己角度。大概由于他血管中还有波兰民族历代受辱、渴求自强的热血吧――否则讲不清我的心灵感应从何而来。
　　美国民主政治的关键性思想是什么？恐怕既不在于那部“天下长治久安”宪法，也不是世人皆知的三权分立政府以及南北战争后才见稳定的两党制。霍夫斯塔特证明“民主政治三大件”之外存在一条隐形杠杆――它推动着宪法、政府和两党作连锁运转。抽掉此物，美国政治机器只是一堆废物，难得显灵。从建国之始到一八四○年前后，美国两代治国天才足花了六十年功夫，才于走投无路中抓住这根杠杆，来结束思想混乱和政治危机。
　　这救命玩意儿霍氏称“合法反对原则”(Legitimate Opposition)。据他考证，它确是美国地道土产――英国人到十九世纪中叶只知靠“妥协原则”度日。虽说一八二六年上院有位爵爷曾向威廉四世开玩笑，谈论“有组织反对”，那只是吓唬老王和膝下幼女维多利亚而已。
　　霍氏用现代术语将“合法反对”的科学含义规定为一条严整的三段相连式：
　　首先，合法反对的前提是“符合宪法的”(Constitutional)，即政府与反对党派都承认对方合法地位。政府允许反对党派在国会内外公开批评自己的政纲国策，组织抵抗(煽动叛国、卖国或政变当然受国法制裁)。执政党亦有权反击，同样受宪法制约，不得施虐或舞弊。
　　其次，反对党派须得同执政党一样对民族社会长远利益“负责”(res－ponsible)，因为成功的反对之后便是自己上台表演，变成反对目标。双方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更佳政策方法，相互监督竞争，如此循环不已，相依为命。
　　最后，反对党派不能只是一种教育和影响力量，而应俱备完善的政治机构功能，即组织严密有力，政纲切实可行，人才储备齐全，随时能应召组阁施政，方可称“有效”(effective)反对。
　　我以为，霍氏这本书的精粹不在于他归纳出示了上述原则，而在于对它形成的思想搏斗经过，也就是中国古话“那一念之差”的转变，做了一次漂亮利落的曝光投影，使人有老酒新味之喜。让我们听他讲早期美国政治家是怎样“瞎猫逮着耗子精”的。
　　霍氏把美国政党制的思想进化划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弗吉尼亚王朝(指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门罗四位弗州人总统执政期)，谴责政党活动的舆论主宰政治舞台。后期是杰克逊和范布伦总统的时代，第二代政治领袖被迫承认接受了两党并存、合法竞争的游戏规则。
　　
　　政党制不期而来
　　
　　理想主义的美国革命领袖们崇尚民主，笃信宪治，痛恨党争，决意维护天下一统。独立战争中，他们结成革命同志，团结奋斗，发誓要革掉欧洲腐败政治的命，搞一套无党而治的先进宪法――他们赞同英国政治讽刺大师斯威夫特的名言“政党乃多数人发疯、少许人得利”(见《小人国游记》)。岂料赶跑了英国“红衫鬼”，刚开立宪会议，开国元勋们就面对党争和宗派对立。
　　以现代学究们的苛刻眼光看，美国宪法是由于参与立宪的各集团派别相互克制、利益均沾才得以侥幸通过。它之所以“万岁”，则因其内容与形式空前松散、开放、妥协而又平衡。每一派都在其中分得专利，功劳与缺陷大伙平摊。因而谁也反它不得，却不难用它去反别人。
　　这宪法的好处太多――比如它将罗马权力平衡观、洛克的社会契约说、英国大宪章、两院制和乡村辉格党反抗专制精神溶于一炉；又塞进美国民主要素的村镇自治、人民主权思想、实际代表权主张、三权鼎立互克措施；揉合了杰弗逊平均主义、田园理想与汉密尔顿的集中原则、经济谋略；兼顾到大小各州、贫富两极、南北双轨、内政外交的不同要求――呕心沥血的最终结果是使它空呈画饼一张，政治生活中当不得饭吃。尤其是它太清高，坚持不设计宪法与政党间的联动制约装置，结果恰恰导致了“党内有派、党外生党”的麻烦局面。
　　宪法草案刚出炉，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力主强大政府、工商立国)同杰弗逊派(要求为宪法追加十条人权法案，否则几州拒不承认)就因政纲、宪治等一系列原则问题形成对立、愈斗愈凶。搅得圣哲富兰克林和首届总统心烦意乱。一个屡屡规劝两派不要“滥施党争手段”，另一个息事宁人无方，索性挂冠而去，在去职演说中警告后人不得用“恶毒的党派精神”毁我民主大业。第二届总统、东部革命元老亚当斯上台，成天担忧“宪治下的共和国会遭两党分裂之大难”。果不出其所料，身兼财长与军队总监的汉密尔顿为压垮杰弗逊反对派，不久便悍然颁布“煽动叛乱惩治法案”，要下手逮人封报纸。杰弗逊则拉麦迪逊作盟友，双双操纵本州议会，宣布联邦法案无效。一时剑拔弩张，险些兵刃相见――史称一七九八年危机。
　　此时党争(后人称第一次政党制)的模式很传统，也很幼稚可笑――双方都无正式名称与组织，一方叫联邦党，另一方就顺口自称反联邦党(颇似小人国里因鸡蛋吃法不同分作大头与小头党)。双方都否认对手合法，都公开谴责党派活动祸国殃民，而自己是以革命和宪法的名义。汉密尔顿急着通过宪法，赶紧收拾战后残破局面，曾与麦迪逊、杰伊两位笔杆子写下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严密论证党派活动是民主大敌。而杰弗逊一面组织对抗，一面安慰同志，“此乃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我们什么党也不是，不得已暂时为之”。霍氏在此按笔加评，夸奖杰弗逊一人顶住了普天下声讨党争的巨大压力，坚持“偶而为之”的反对派活动的正当合理性，因而为日后合法反对原则的诞生留下出路，功不可灭。可我一想到杰弗逊的可怕名言“自由之树要用鲜血浇灌”，“人民革命可以每二十年来它一回”，便不敢过于奉承(虽然有人为之辩护，认为杰弗逊借谢思农民起义向联邦党人施加压力，是醉翁之语)设想这种极端原则一旦合法，再遇上四面受围、水泼不进的局面，他老人家会不会也鼓舞起一场文化革命？
　　一八○○年，风水倒转。汉密尔顿同亚当斯因军备案闹翻，杰弗逊乘虚竞选上台，部署人马，准备迎击联邦党反扑。不料那班绅士却操起豁达君子式傲慢，纷纷回乡当员外、做生意去了，竟从此散伙休兵。这便是近代政治史上首次两党和平交接权力――大约应该感谢华盛顿总统主动退位先例，以及美国民族心理上相对的宽容精神(祖宗尽是饱受欧洲专制迫害和驱逐的异教徒与“社会渣滓”，后代兴许对残暴手段有种本能反感吧)。
　　然而，党争的难题远没有随第一次政党制的消解而明确了结。此后二十多年，杰弗逊无敌可对，便带领麦迪逊和门罗，兢兢业业她安邦拓疆，同党相安，史称“情感融洽岁月”。一八一二年美英战争，英军入侵并放火烧掉京城华盛顿和半拉于国会，却惹得党派旧仇复发――杰弗逊一派痛斥前联邦党人亲英通敌、招来战祸。这一来是为自己开脱部分备战不周责任，二来也好把一七九八年罪名回送冤家。幸而此时联邦党群龙无首――一代枭雄汉密尔顿早于一八○四年决斗身亡(杀他的是杰弗逊政府副总统、后阴谋叛国的阿隆・倍尔，因此野史传说纷纷)。虽然没再激出冤案或乱子来，可又是风险一度。
　　回顾这一段七灾八难，是要说明美国所谓民主政治的早期实践是多么自相矛盾和险象丛生。立宪、交权和危机缓解不是靠了运气，便是托人情之福。宪法唯大、强求统一的思想主流被党派活动的顽石迎头撞击，造成暗流险滩。老一辈革命家因竭力泡制宪法而江郎才尽，没有也不愿承认党争的铁一般规律。结果虽有可宝贵的宪法作立国之本，却痛感民主制朝不保夕，内乱和危机象达摩克利斯宝剑那样悬在他们头顶。
　　自法国大革命血流飘杵以来，历代学者和哲人都想解开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为何大革命总要残酷无情地吞食自己亲生的优秀儿女？美国革命几度张口，却未能咬断民族咽喉，是何神灵护佑？列宁曾夸美国人竖起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与理想”，这榜样如何得来的呢？
　　民主这东西象狮身女怪那样本性难测。中国士大夫有句千年古叹，“唯女子小人难养”。今天实该改革一下，加上“民主更难”。请看：美国革命元老痴情矢忠、以死相求，用尽渊博学识和古人经验，却无一个能拴住她的青睐。若即若离、万唤不回首的她，却候绅士政治家和理想骑士们年老之后，径直去向第二代政治领袖们巧笑献媚，最终好运落到貌不惊人、政绩平平的纽约乡村律师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头上――说来谁敢相信呢？我至今半信半疑，有意请教作者，他倒早乘鹤而去了。
　　
　　范布伦见民主小姐
　　
　　接着看第二次政党制和第二代领袖同民主的历史幽会(自然不象孔圣见南子那样正经庄重，倒应了美国当代男女青年所说的那种玩闹式Blind－date――歪打正着)。他们分别是小亚当斯、杰克逊和范布伦三总统。各人出身、性格俱不相同，却有共同的大背景：都是革命前后几年出生，从小听英雄神话长大，在学堂饱读美国民主宪治思想。后受老辈政治家提携教导，熟知党争历史内情。与长辈们不同，他们都不甚看重思想原则和远大理想，而趋于务实和功利。汉密尔顿和杰弗逊都是好汉，各有所长。另外，这一代革命之子对政治机器兴趣浓烈，苦心钻研政党组织与操纵技术，多有创造和发明。
　　首先接班的是小亚当斯。他是老亚当斯总统之子，哈佛毕业。出自名门名校，精通政治外交，是那一代高干子弟中的凤毛麟角。涉足政界之初，他是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失势，他转入杰弗逊派，由参议员、驻俄英大使做到门罗总统的国务卿，风雅练达，十分出色。门罗退位后，小亚当斯同杰克逊将军竞选打成平局，众议院裁决后指他为第六届总统――却激怒了微贱出身的杰克逊及一些中间派，骂小亚当斯有财有势，靠后门和高层交易抢得宝座。杰弗逊党人因此分崩离析、山头林立。一八二六年，老革命家杰弗逊与老亚当斯同时去世，小亚当斯处境困难。一八二八年大选即被“群氓首领”杰克逊一举击败下台。美国贵族政治的血脉也就此断了根。(关于美国革命与贵族政治、奴隶经济的关系，最出色的分析已由E.摩根在《美国奴役――美国自由》一书中作出，恕不在此岔出。)
　　杰克逊总统时代(一八二八――一八四○)是美国民主从理想转化成现实的重要发展、巩固阶段。它亦标志着第二次政党制的开始。这位人称“平民皇帝”的鲁莽军人和战争英雄(一八一二年战争于新奥尔良一役大败英军，后屡克印第安部族)，从表面看心眼无多、易于控制。谁知他在万千泥腿子乡巴佬欢呼簇拥下入主白宫后(宫宫华贵陈设惨遭亵渎，国会一度浊臭逼人)，却以非凡的魄力与强悍一再向传统特权政治和寡头经济发起挑战，有力地反映了蓬劫兴起的“乡村企业家”和基层商人利益，顺应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潮流。政治上，这位“自然领袖”痛恨特权，厌恶“书房杯酒定天下”那一路绅士政客作派。他反对以财产地位、学识教养取仕，另立一套“公职轮换”制度，被人骂为“政党分赃”(即谁拥护老子上台，就给谁官做)。实际上，获胜政党论功行赏、分派公职的作法，比原有的元老会议内定人选要来得民主，也行之有效，因而代代沿袭，后辅以文官考核，竟成为当今美国的正统官僚制度。
　　在经济上，“老核桃将军”也毫不手软。先于一八三二年银行之战中使用总统否决权，摧毁了汉密尔顿亲手缔造并视为美国经济基石的国家银行，并把集中一处的金融储备分到他喜欢的州银行去――此举导致了华尔街民间银行中心的兴起。杰克逊打这一恶仗的理由明确：国家银行这“魔，鬼机构”专吸老百姓的血养肥富人，还胆敢在大选时同本总统过不去――留它作甚？
　　一八三三年杰克逊连任后又逼着南方各州接受于他们不利的关税法案，激起蓄奴的南方政客一片骚动不满。副总统卡尔洪带头反对杰克逊，在《南卡州立场与抗议》中大叫主权在州、联邦法无效(模仿当年杰弗逊对抗汉密尔顿之举，铤而走险到藐视宪法地步)。论战中，这位南方人杰卡尔洪还谴责政府强制推行南贫北富政策，扬言“自由高于联邦”、“宪法只是各州协议”，大有要砸锅分家的架势。杰克逊一怒之下要国会授予他“总统用兵执法权”，准备挥军进剿，“绞死卡尔洪这狗娘养的”。经人调解，卡尔洪被迫让步，成了美国史上仅有的一个辞职副总统。
　　杰克逊总统虽说所向披靡，也结下众多对头。一八三四年，反对派三巨头(卡尔洪、克莱和韦伯斯特)正式结盟，组成“辉格党”，以英国乡村反对党对抗王室的传统继承人自许，任务是推翻“行政官篡权”的杰克逊皇帝。杰克逊也随即成立“民主党”，以示代表人民的意志。两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开创了党代会竞争投票、决出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先例(发明权属辉格党)。这是美国政党制度的又一进步。
　　卡尔洪辞去副总统不干，由谁顶缺呢？命中该当杰克逊的国务卿和左右臂范布伦接任此职。一八三七年杰克逊两任期满，又亲自提名由范布伦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顺利继承“王朝”。
　　如果说杰克逊象征着“平民革命”的正面锋芒，范布伦便是它以柔济刚的另一面。这位第八届总统出身贫寒(父亲开小酒店)，年轻时当乡村律师。革命和民主浪潮将他和杰克逊这一批下等人推向政治前台，实该感谢杰弗逊民主时代。与杰克逊总统的咄咄逼人相反，他虽参与攻打贵族世袭领地，却更深知那帮人的实力与高明――汉密尔顿便使他终身钦佩。
　　范布伦个性也很特别。以法庭争斗为生的职业环境磨出他性格宽厚而又锋芒不露。台上他寸步不让，刀笔簧舌；台下却尊重对手，亲密如好友。从政后，他这种专业技能运用神化。当纽约州长时，人称“奥尔伯尼摄政团的灵魂”。其人缘之好，不但博得纽约政治老板克林顿庇护和杰克逊的宠信，连小亚当斯这种对头也说他人才难得。
　　范布伦的长处是胜任党派组织与谈判。他当了总统却捉襟见肘，对付不了财政困难，因而一任便下台，只留下一本小册子《美国政党根源与发展调查》(一八六七)。霍氏认为它是政党思想演变中一块标记着现代化转折的里程碑。
　　小册子从各方面分析，确实有决定性的理论和思想突破。第一代美国政治家局限并沉醉于万众一心、思想和谐的一元论理想主义之中。因而他们在实践中便无法容忍纷争对立，总要千方百计地吞并、吸收或消灭不同派别。第一次政党制因此象个私生子，不期而来，父母双方拒不承认，反倒连打带骂。第二代政治家为现实斗争所迫，逐步认识到党争不可避免，政党虽有坏处却也有益处和实际功用。与其不择手段地胡斗乱闹，给野心家和谋私利者造成危害民主的机会，倒不如顺势引导党争、使政党制度合法化，并制定严格竞赛规则，在新的两党对峙监督之下实现革命导师的民主理想。
　　这种“坏事变好事”的创见正是范布伦提出的。他的小册子完美地统一了杰弗逊的理想主义、小亚当斯的外交眼光、杰克逊直言不讳的“党性”、卡尔洪的造反精神，以及克林顿的全套权术(政党分赃、政治庇护、党内老板操纵)。
　　范布伦在总结他的政治经验和纽约州党派活动的先进方法基础上，明确地阐述了四项组织原则，向全党和全国推广：一、政党应是战斗组织，纪律严格、赏罚分明；二、党员须对组织忠诚，前程交党安排、为党牺牲个人利益；三、不求吃掉和压垮对立党派，而要与之互为依存，以延续本党生命，使竞争成为永久性的互利法则；四、党的最高任务不是思想原则，而是一切服从竞选，利用所有冲突和机会获胜上台。
　　至此，“合法反对原则”和美国两党制的思想基础得以正式确立。霍夫斯塔特的叙述也到此结束，只留下两句话的结论：首先，合法反对原则的形成指示了西方政治思想将反对党派活动从非法、半合法直到看成合法，是它逐步成熟和复杂精微的一种进步。其次，完全发育的西方民主政体须得有至少一个以上的反对党派(作安全阀门，冲销社会不满的压力)，方可真正符合标准。
　　
　　疑虑与浮想
　　霍氏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便象登山运动员越过了雪线，进入空气稀薄的缺氧世界。疑问与浮想既挡住去路，又呼唤着新的途径。
　　疑虑一：第二次政党制形成不久，南北战争即血流成河，一八六五年又逢林肯总统遇刺――这种历史惨剧令人联想法国大革命高耸的断头台和丹东之死。当然，美国内战自有其深刻复杂的经济、文化和思想根源，美国政党制度既压不住它，也不能负主要责任。但内战的确指出两党制和宪法当时存在的许多弱点毛病，说明美式民主远非万能。我在哈佛的系主任D.唐纳德教授(南方文化思想史、内战重建史专家)即提出过著名的修正派观点，认为内战原因之一来自美国生活中的“过度民主”，即无限扩张、疯狂竞争，藐视权威，个人至上。结果导致传统约束削弱，政治决策受到多方离心力干扰。政治家不讲原则，但求选票――一遇危机便各自为大，演成悲剧(见《林肯重论》)。另一位左倾史学家E.方纳(马克思主义史学元老P.方纳的侄子)也发现，内战前的两党基础狭窄，成分单调，缺少牵拉维系作用。两大党被南北利益拦腰切断，内战遂起。而战后两党都注意了广泛区域基础和众多阶层的支持，方呈稳定(见《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
　　疑虑二：霍氏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必得有一个以上反对党才能算数，那么东方民主模式如何另辟新路呢？二次大战后，山姆大叔在日本实验了“武力监护型”民主制(现又关心马尼拉)。我倒是很注意新加坡李光耀总统的一党长期执政、精英集约(即尽力将人才网罗到执政党内)和广泛民选的“东西方混合民主制”试验。说到中国，我以为成套设备引进的方法行不得。只能靠借鉴与自创相结合。洋民主三大件代价昂贵，买来咱也克化不动，须得有几十年功夫。待经济发达，教育提高，大众民主意识健全后逐步改进完善。
　　浮想一：软件部分如霍氏论证的“合法反对原则”似乎可以早一些“拿来”，不见得硬要运用于政治领域，倒可以用它来提倡合法、负责而又有效的学术理论批评和反批评，造成良好研究气氛，从中生产出较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构想，岂不是好事？
　　浮想二：待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育成熟之日，我希望能在北大开研究班，专收外国留学生，也让他们自去读书调研。自己则夹包回家，给孙子孙女们讲故事，说爷爷当年飘洋过海受过多少洋罪。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于北京，社科院外文所
　　
　　Richard Hofstadter：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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