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转折　观念的变更:时代变更人观念改变的例子

　　用某桩事件、某次社会运动抑或某个人物的著作来界定一个时代，这在现代西方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然而，对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发生的震动整个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却很难对之熟视无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场战争以及随后出现的十月革命，毁掉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一直信奉、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观念，不仅“西欧中心论”摇摇欲坠，而且历史的“进步”观念也难以维持。而在战争前后发生的物理学上的一系列突破，更为打破以往的传统观念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理论背景。以欧洲社会为主体的、近代以来领先于世界的“西方”没落了，新的多元的世界文化随之出现(参见〔美〕H.斯图亚特・休斯《欧洲现代史》中译本，第49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来自德国一所中学的普通教师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亦译斯宾格勒)的著作一一《西方的没落》，赢得了巨大的成功。显然，施本格勒的吸引力并不全在于那个多少有点耸人听闻的书名，也不在于那些牵强的类比、杜撰的概念和自作主张的“构画”；而是因为，在那些生硬、粗糙的提法背后，施本格勒不无天才地发现了以往历史观念的缺陷，提出了不少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仍具影响的思想。
　　
　　历史观念的变更
　　
　　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视为一个统一的走向进步的过程，这是十八世纪以来大部分西方历史思想家的几乎共同的特征。作为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创始人，意大利的维科(一六六八――一七四四)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率先把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德国的赫尔德尔(一七四四――一八○三)则用“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来命名。到黑格尔，所谓历史也就是精神的展现、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从东方世界、古典世界到日耳曼世界的躁动。十九世纪中期，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也把历史的发展分为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三个阶段。尽管上述这些人物在时间上有先后，思想背景和理论内涵也各个不同，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历史观都以相同的观念为基础，即历史首先是统一的、一线的走向进步的过程，同时，这种进步又是循着某种轨道或规律行进的。一般说来，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在这点上，唯有孔多塞(一七四三――一七九一)是例外)。对于他们这些自信、乐观的历史观念，施本格勒不无嘲讽地说：“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无物且又毫无意义的体系。”(中译本，第31页，因现有中译本只节译了《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导言及第二卷，故以下参引英文全译本)。而对历史发展的三阶段论，他的评论更为刻薄：“显然，用在世界年龄上的神秘数字三，对于形而上学者的喜好是有高度诱惑力的。历史被赫尔德尔描写成人类的教育，被康德描写成自由观念的演化，被黑格尔描写成世界精神的自我扩张，被其他的人用其他的词描写着，至于它的基本设计，每个人只要替传统的三分法想出一些抽象的意义就心满意足了。”(中译本，第36页)施本格勒的此种态度，显示了二十世纪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以前“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倾向：鄙视那些貌似宏伟、严密，然而却不无漏洞的历史发展模式，而力图寻求历史本身的“灵性”(克罗齐)，或者历史中的“个体”(李凯尔特)。一句话，历史不再是某几个思想家主观“设计”的产物，更不是单线条的、从低到高、由恶及善的进步历程。
　　从上述论点出发，施本格勒指出：传统的历史观念的根本缺陷在于，所谓的“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选定的一部分。“西欧的土地被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当作地面上的一块独一无二的选定地区，理由似乎只是因为我们住在这里；而千万年来的伟大历史和遥远的强大文化则都被极其谦逊地绕着这个‘极’在旋转。”(中译本，第32―33页)毫无疑问，施本格勒认为，这样的眼界过于狭隘，而其理论也过于武断，以致没有说服力。为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普遍的有效性永远包含着从特殊到特殊的论证中的谬误。”(中译本，第42页)其含意是：任何思想家都只能在他所生活的条件下进行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不存在什么普遍的、永恒的东西。因此，所谓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便成了无稽之谈。在这里，我们除了见到施本格勒力求打破“西欧中心”的愿望之外，还可发现一种浓厚的相对主义倾向，而且正是后者构成了施本格勒历史思想的主体内容。
　　企图突破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发展的一线进程观念，是施本格勒历史哲学的一大特色。他的目的是“在一种包括全部千万年来历史的世界形式的远大的、不受时间限制的远景中去考察。”(中译本，第57页)于是，罗马帝国的某些历史现象在现代的历史中仍不断再现，而十九和二十世纪也不再看作是世界历史上升直线的顶点，而是“从每一完全成熟了的文化中都能看到的一个生活阶段。”(中译本，第64页)人类历史不外是诸种文化自行生长、衰亡的舞台。这些文化被施本格勒分成八种，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它们自成体系，“同时”演进，经历大致相似的从乡村到城市，从文化到文明的过程。这就是风行一时的文化形态史观。这种观点从内容上来说，体现了一种宏观的研究历史的态度，打破了以西欧历史为中心的理论框架，反映了西方文化从近代走向现代、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发展。然而究其实质，施本格勒在理论上所尝试的突破，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很难设想，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激烈争斗，欧洲大陆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还能编织那些“进步”、“美好”的理想。施本格勒著作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使他迅速成名的重要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心想打破抽象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的施本格勒，到头来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诱惑。他的文化形态史观虽然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发展模式，但实际上还是一种对历史进程的“体系式”构想。只不过在结构上稍为庞大，内容上更为丰富、复杂一些而已。这是文化转折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然而就文化思潮的发展和递嬗而言，“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恩选集》第一卷，第623页)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又具有共同性。
　　
　　两个“世界”――自然和历史
　　
　　把世界作自然的和历史的区分，这是施本格勒整个体系的出发点。在导言中，他说道，所谓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就是指用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迥异的思索手段得出的，尽管它也要“检视世界的形式、运动及其最终意义，但这一次是按一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去检视的，不是把它们放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总图中，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生活的图景中，不是把它们看作已成的事物(things－become)，而是把它们看作方成的事物(things－becoming)。”(中译本，第17页)所谓“截然不同的安排”，施本格勒认为就是类比(analogy)，唯有通过对地球上各种文化的类比，才能领悟“活的形式”的历史。
　　为此，他在书中作了如下的努力：首先，他认为，作为方成的事物，历史没有“范围”(extension)唯有“方向”(directions)，它在人们的醒觉意识中存在，不断流动，如同生命。而自然则相反，它是死的、以往的。因此，研究历史和研究自然的方法不能等同。“前者通过类比、描画、象征，后者则靠公式、规律、体系。我们用学习来体验已成的事物，而对于方成的事物，我们只能通过生活，通过深刻地、不可言传的理解来体验。”(C.F阿特金森英译本，第一卷，第55―56页)同时，这两者又如同“精神”和“世界”那样互相联系，不可分离。与此相照应，在知识形式上，历史表现为“可能的”，而自然则表现为“确实的”。
　　对于自然和历史，人们的观察角度也必然是不同的，对于自然，人们能够站在一种超然的地位上观察，而对于历史则不能这样。由于，历史的不断流动，人们即使在年代划分上也是相对于现在而言的。施本格勒举例说，十九世纪的人能够把古希腊称为“古典时代”，把自己的时代称为“近代”，而古希腊人也能把古埃及称为古代，自己是近代。于是，施本格勒进一步推理，自然是由已成的事物所构成，因此可以用规律来概括。而历史则是由不断发生，并且不再重现的单个事件组成的，它是有机的、不可逆的、没有过去和未来之分。任何规律、因果法则都是反历史的。借诸这些方法无法理解历史的本质，唯有通过冥思才能做到。自然和历史的差别，就象歌德与康德、贝多芬与牛顿、伦勃朗与笛卡儿的差别一样。尽管如此，自然和历史，已成和方成之间仍有联系。“历史如果被确定的处理就不再是纯粹的‘方成’了。”历史学家必然要运用一些已成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历史学家的工作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已成的东西。(英译本，第93―94页)
　　施本格勒断言：“没有历史科学，只有服务于历史的辅助科学，它们确定以往的事物”，在历史中，资料都具有象征意义，没有真理，只有事实。(英译本，第133―134页)他的这些思想，对以后的历史相对主义者影响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施本格勒把自然和历史作了严格的区分，但在许多地方，他也发现和指出了存在于自然科学内部的相对性。在物理学中，人们面对的是已成的、确定的事实，但施本格勒认为，即便如此，物理学家在思索、工作的时候，“他不是控制着，而是被一种下意识的形式控制着，因为在活的活动中，他总是作为他的文化、他的时代、他的学派、他的传统的人而存在。”因此，“每一个事实，即使是最简单的事实，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种理论。”施本格勒甚至这样断定，“对自然的所有认识，即使是最确定的认识，也得基于一种宗教信仰而成立。”由此推理，他认为天主教和唯物主义对世界的看法并无二致，只是表述的语言不同而已。(英译本，第379―380页)这里表现出施本格勒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是，揭示自然科学内部的相对性来发展其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却是施本格勒高人一头的地方。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领先，而且也超过了他的后人，三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查尔斯・比尔德的历史相对主义观点。不过，施本格勒的上述论点显然与其整个理论体系相矛盾，这是他的思想粗疏的表现。
　　施本格勒对于物理学的见解无疑不能与下列事实分开。在第一卷结尾处，他提到了在他成书前不久物理学的一系列突破，并指出了它们在观念转变上的意义。他指出，由于相对论的诞生，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和能量守恒定律都失掉了永恒、绝对的意义。同样，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和N.玻尔的结论都指出了牛顿以来质量不变假说的谬误。在谈到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概念的时候，施本格勒甚至有点不无得意地谈到它对自然科学的巨大冲击。熵揭示了存在于自然科学中的不可逆的、无序的现象，抽去了严格的因果关系的基础，而代之以概率。这样，自然和历史、已成和方成便开始混合，活生生的人及其研究角度进入了无机的自然界。(英译本，第418―422页)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施本格勒有关自然科学相对性论述的现实基础了。自然科学的更新常常促使哲学改变自己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施本格勒是有意想适合这种改变了的形式的。但是，也许是他对那些物理学进展注意得太晚，或者是他的理论形成得太早，他的上述论述尽管不无灼见，却始终不能与他“自然对立于历史”的反实证主义的总体倾向相合拍，倒反而显得有些不谐调。
　　把自然与历史相对立，这在德国思想家中不乏其人，威廉・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都为之作出了努力，施本格勒在许多方面承袭了他们的观点，同时又吸收了叔本华、尼采甚至歌德思想中的某些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然而，用上述理论重新构造整个历史哲学体系，用生物有机体来比喻历史，并与“生命哲学”相沟通，则无疑是施本格勒的“创造”。他的文化形态史观在西方的历史思想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天地，尽管这一史观带上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和应命救世的时代特征。
　　如果把自然和历史看作两大对立主题，那么相对主义则是《西方的没落》的主要基调。施本格勒的历史相对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观，以勾勒每个文明独立的发展历程、摒弃“进步”观念的文化形态学为特征；二是认识论，对施本格勒来说，一切在流，一切在变。真理只存在于思维领域中，而在无始无终的历史进程中，唯有事实，而且所谓事实也只是相对的、离不开主观的。这种理论直至今天仍是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主要倾向(参见拙作《试析现代西方史学中的相对主义倾向》，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宿命的文化、有机的历史
　　
　　用生物有机体来比拟历史，这是施本格勒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然而，他对此的表述却常常是概念重叠、行文含混的。即使是他列出的附表，也同样十分费解。比较容易概括的地方，体现在如下三条。
　　第一，历史是有机体，是活生生的，具有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的周期性特征，施本格勒宣称，他的这些思想是从歌德那儿来的。“歌德所说的活生生的自然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即作为历史的世界。”(中译本，第45页)是有机体，就必然有生长和衰老的历程，因此，地球上所有的文化都是宿命的，现代西方文化亦是如此，“悲叹它和幻想它是不能改变它的。”施本格勒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周期性的、严格和必然的有机连续关系，而“现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断然不是一个文化的时代。”(中译本，第54页，第66页)他把本世纪开初西方社会的悲观心理作了直率表达，在当时的情境下，非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反而因其坦直而使他名重一时。
　　第二，文化的“同时代”表征。这是施本格勒最突出的思想。在他的眼中，所有的文化都是同时代的，都经历过前文化时期、文化时期和文明时期，或春、夏、秋、冬四个演化阶段。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化与古埃及希克索斯人入侵时期和希腊化时代在文化形态上并无二致，而在政治形态上，这段时期又表现为“战国时期”，即“从拿破仑主义到凯撒主义的过渡。”(中译本，第658页)施本格勒的具体论述是：在前文化阶段，人类处于原始民族状态时，没有国家和政治。一旦出现民族和封建制度，便进入了文化阶段的早期，体现的是乡村和乡下人的精神，到了文化阶段晚期，城市出现了，并与乡村进行着斗争，国家形式也从成熟走向顶点直至衰亡。当城市彻底战胜乡村，出现大城市或行省的时候，文明阶段便到来了。这时诸侯林立、列强纷争、战争频繁。施本格勒指出，“战国时期”以后将是大一统的“帝国时期”，他预言，西方文化的“帝国时期”将在二○○○―-二二○○年出现。他对此的总概括是：“如果早期的特点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而晚期的特点是城市同乡村作斗争，那么，文明时期的特点就是城市战胜乡村，因之，它使自己从土地的掌握中解放出来，但走向自己最后的毁灭。”(中译本，第224页)“帝国时期”就是城市的毁灭。
　　第三，与上述观点相联系，施本格勒竭力反对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性，而是反复证明历史中唯有“命运”(Destiny)存在。他指出，与历史相对应的是时间，与自然相对应的则是空间。时间流动不息，无法运用因果规律，它只能与以往的、死的东西联系，而作为方成的、活的历史，则与“命运”相关。“命运”的观念统治所有的世界历史的场面，是最原始的存在模式，而因果规律则是客体的存在模式。自然的世界是离开人的感觉的理解的“非我”(alterego)。命运是不可描述的，只能通过图画、悲剧和音乐等艺术家的工作才能分有”(英译本，第一卷，第118―121页)。施本格勒举例说，白天与黑夜、青春与衰老、花朵与果实都没有因果联系，只有时间联系。在历史中，唯有老和新、过去和未来之分，而历史的永恒活力又决定了命运的永远年轻。(英译本，第152页)有的时候，施本格勒又运用了阴性和阳性来比喻命运和因果律。他说：“男性生动地体验命运，而且领悟因果律，即领悟已成的因果逻辑。反之，女性本身就是命运、时间和方成的有机逻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果律的原则对她是永远陌生的”(中译本，第528页)。这些描述，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为了表示这样一种信念：历史的有机性和宿命性都是生来具有的，因此，西方文化的衰落也是势不可挽。这无疑是悲观的。然而，对于身为西方社会一员的施本格勒来说，他揭示这样的发展态势，除了承认事实以外，还在一系列“同时代”的类比中提醒他的同胞，西方文化只不过是在重蹈以往诸文化的覆辙，这本身又减轻了这一命运自身的悲剧性。
　　饶有趣味的是，施本格勒所有理论的出发点是在于强调历史与自然的不同，反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简单搬用。这体现了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反实证主义的社会思潮。然而，施本格勒的整个工作也只不过是依靠另一门自然科学――生物学的某些论点而得以建立起来的。这在更大一圈的范围上来说，仍然脱离不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思维传统。当然，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异常紧密也是无可否认的。问题在于，施本格勒对有机与无机、历史与自然在知识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划分和对立过于武断，他认为有机界不存在因果联系的结论也过于自信。
　　然而，施本格勒的历史视野毕竟是宏阔的，他把所有的文化都置于“同时代”来观察，这大大改变了历史学中的时间观念，留给后人以许多启示。他的后继者、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本世纪中期的声望之隆也部分地得力于此。显然，施本格勒的突破还不仅体现在历史学领域，其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他从历史研究中获取的这种方法，体现了一种多元化的研究倾向，而承认多元性、提倡多元化，正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大特征。
　　
　　时代和传统的交会
　　
　　施本格勒曾经颇为自负地说：“一个不能同样领会和掌握现实的哲学家决不会是第一流的哲学家。”(中译本，第69页)《西方的没落》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得到如此巨大的成功，也正是在于这种现实感和时代感。固然，施本格勒所能做的一切也只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实际转变作了理论上的承认，然而，承认事实也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施本格勒这部著作尽管在一九一八年出版，他的写作却是在战前开始的。因此，他的“承认”就多少有点大胆的“预见”了。
　　但是，如果仅从著作本身的内容来肯定作者的思想，显然是不行的。施本格勒对当时时代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军国主义政治的要求。他对凯撒、拿破仑式伟人的希冀，是希望他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大战失败之后，在以后的“战国时期”东山再起，成为世界的主宰。这在思想上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基础，难怪他在当时被列为主张独裁主义的主要宣传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思想体系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马恩全集》第三卷第544页)施本格勒的思想中有不少“崭新”的时代内容，但同时又有不少东西植根于他以往的思想土壤。他在著作中一再提到歌德和尼采，事实上，除了他们两人之外，狄尔泰的非理性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与施本格勒的关系也相当接近。狄尔泰尝言：“我们解释自然，但是我们理解精神生活”。威尔姆・冯・洪堡特(一七六七一一一八三五)也提出过历史的认识要凭借猜测和直觉。至于承认每个文化的独立发展，利奥波德・冯・朗克(一七九四――一八八五)曾一再宣称：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在上帝面前所有的时代都是平等的。反对单一的进步路线。狄尔泰的表述则更为明确：“每一个个人、以及每一文化体系、每一个团体，在自身中都有自己的中心。”这简直和施本格勒的言语如出一辙。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统治在德国十分强大，德国思想界中从来也不缺他们的反对者。而且，反对者的队伍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逐渐扩大，以至到二十世纪发展成为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主导倾向。施本格勒就是这一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在历史哲学领域的一位代表人物。
　　施本格勒对历史发展的多元化描述固然能够开阔历史学家的视野，但同时又反映出他本人对历史连续性、文化继承性的极大漠视。他强调单个文化的有机联系，却不承认整个人类历史的联系性。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事实上，对于一个具有浓烈的种族优越感的德国思想家来说，施本格勒的确不敢正视以下的事实：新的文化曙光正在东方崛起并日渐成为世界历史的活力源泉之一。
　　总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标志着现代历史的开端，也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开端。从此以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等等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施本格勒的著作反映了这一转折时代的文化特征。在施本格勒的后继者汤因比之后，在西方的历史学家中已经少见这种宏观的历史构画的人物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人们不欢迎这样的构画，《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微电子学与社会》等著作的畅销便是明证。人类永远不会停止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的展望。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没有拿出一本气魄恢宏、持论有据、论述世界未来和中国未来的著作。我以为，写出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关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著作，不仅是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也是对世界文化的一个贡献。
　　
　　(《西方的没落》［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英〕C.F.阿特金森英译，齐世荣等节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精〕4.50元；全译本，雷海宗译，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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