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面面观 历史哲学

　　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是有关事实的学问，何用哲学？哲学家则认为：哲学本来是无所不包的，何必要加一个限定词？自从伏尔泰第一次使用“历史哲学”以来，这样的疑问、争议、斥责在西方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以这样说，没有一门学科象历史哲学那样，有着如此激烈、如此长久的争论其本身存在价值的历史。
　　上海两家出版社近几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以下简称为《文选》)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以下简称为《文集》)两本书，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历史中分外复杂、却又兴味无穷的一段。
　　
　　克莱奥――科学还是文学？
　　
　　历史女神克莱奥，原是古希腊九位文艺女神中的一位。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即使在科学君临一切的十九世纪，对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文学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十九世纪末，英国史学家约翰・布瑞为巩固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曾发出“历史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的断言。然而时隔不久，他的同胞乔治・特里维廉在一九○三年便发表了《克莱奥，一位缪司》的反驳论文。如果说布瑞的文章中洋溢的是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热情，那么，特里维廉则带着对此不屑一顾的态度开启了二十世纪多元历史学的大门。难怪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伯特兰・罗素、卡尔・波普尔都赞同或者倾向于特里维廉的观点。然而，在时间上对文化的发展作绝对的区分毕竟是片面的，思想意识的发展是缓慢的积累的过程。正象现代西方美术有它的塞尚那样，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也有其先驱。被称为“德国现代哲学之父”、在《文选》中名列第一位的威廉・狄尔泰，便是这样的一位先驱者。在《梦》一文中，狄尔泰运用幻想和离奇的文笔，描绘了两个虚幻的梦境，体现了自己的哲学观和历史观。狄尔泰认为，无论是企图寻找规律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还是满足于对“人性中神意”探讨的唯心主义，都“是建筑在有限的认识力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上的。这样一来，每种世界观都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反映了宇宙的某一方面。就这一意义来说，每种世界观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如何，每一种世界观却又都是有其片面性的”(《文选》第7页)。在这里，我们触摸到了跳动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脉搏。狄尔泰较早地表述了历史观的多元性和认识论的相对性思想。作为一个反实证主义哲学家，狄尔泰还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他称之为“精神科学”)的界限。自然科学有其因果规律，在精神科学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个别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理解”过去，深入体会个别历史现象的精神，而不能企图作什么规律性的概括。《梦》便是他对作为精神科学的历史学的哲学认识。现代西方史学尽管在方法上吸取了大量自然科学的成果，在历史观上却再也找不到十九世纪那种以寻求规律性为己任的精神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狄尔泰开辟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先河。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发展了狄尔泰的历史理论，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历史哲学。李凯尔特着重从方法论上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作了区别。他认为，自然科学家所面对的是一般的概念，而历史学家则是对个别的、不再重复的历史现象作研究。这种个别的、不可分的历史现象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与某种现实的价值相联系。这种价值并非人们常用的好与坏、高与低等的价值观念，而是历史学家选择史料时的判断标准或取舍标准。于是，在李凯尔特看来，历史是现实科学(《文集》第37页)。他用“价值”这一观念补充了狄尔泰提出的历史相对性思想。然而，就李凯尔特的本意而言，他是力图运用此番论证来维护他心目中的历史科学的。这就说明，二十世纪初期的狄尔泰、李凯尔特等人尽管强调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但仍然不想把历史学划出科学的界限以外。他们是反实证主义的哲学家，然而却只能在实证主义总的精神下进行反叛。这种文化的“滞后”现象提醒人们：思想家的智慧和思辨不管多么复杂、多么深邃，与复杂的历史现象相比，却常常是幼稚的、近视的。
　　整整半个世纪以后，在当代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历史作为一种艺术》的讲演中，人们已很难找到李凯尔特等人的模棱两可了。罗素以一个过于谦逊的开场白开始他的讲话，却表达了直率的思想：历史何必要成为科学，作为艺术它也同样有、而且将来也还会有着自己的存在价值。请听他的议论：“历史必须不仅使那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希望知道某些系统的历史事实的人感兴趣，而且使那些以读诗歌或读好的小说的态度去读历史的人，都感到兴趣。这就首先要求历史学家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所描述的人物应该怀有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文集》第137页)从这些思想出发，罗素已经不仅丢掉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历史学家(尽管他不能算是历史学家)的科学态度，而且拒绝了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他援吉本为例，认为吉本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尽管把他笔下的人物都涂上了十八世纪的色彩，却仍然能给人以一种“非常逼真的感觉”。罗素的历史哲学反映出当代西方文化在经过一次大战前后的动荡和不安之后，已经彻底摆脱了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家把任何学科都纳入科学殿堂的企图，寻找到了新的立足点。那就是，任何个人、任何学科都有其本身的存在价值，这种存在价值没有外部的、单一的标准，而在于其内在的合理性或者合意性。一句话，主观的东西非但不用服从客观真理(许多人也不再承认有客观真理)，而且正因为是主观的，才是属于人的、现实的。
　　了解了罗素从一个历史“消费者”的身份对历史学的议论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特里维廉的文章，或许会有新的感受。特里维廉缺少罗素的幽默和热情，但也无愧于作为马考莱的侄孙。在我们看来，显然，罗素、特里维廉以及狄尔泰、李凯尔特等人的论点难于全予首肯的。马克思主义引导我们的历史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它也将引导我们从五光十色的西方历史哲学中，找出它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并且在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同时，吸取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合理成分，不断更新自己的历史理论，抛弃那些陈腐的说教和教条，换之以活生生的、有说服力的历史内容。
　　
　　历史的规律
　　
　　用“历史的规律”这样一个我们十分熟稔，而在现代西方颇多歧义的概念来继续我们的评述，有些困难。在我们看来，历史存在客观规律，我们运用科学方法揭示这种规律，是历史学的科学基础，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已经很难找到此种信念。象历史决定论这样的字眼，西方思想家几乎无人能够接受。英国哲学家，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最有代表性的杂志《历史与理论》编委埃西亚・伯林断然说，如果承认决定论，那么人们“想些什么，感觉什么，谈论什么，以及如何想、如何感觉、如何谈论，这从心理上说，几乎已不可能，就如同(比如说)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时间或通常意义下的数已不复存在的世界中那样，是行不通的。”(《文集》第195页)不管我们对此如何评价，从中显然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思想家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深恶痛绝的态度。的确，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冲击的现代西方文化意识已经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代大不相同了。在十九世纪，先是黑格尔，后是孔德，都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有规律的向前发展的过程，而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其完美的最高阶段。同时，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特别是牛顿、拉普拉斯的科学假设，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此种信心。时隔数十年，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物理学的崭新突破，导致决定论作为经典自然科学的理论表现的破灭。这一系列事件使得他们不得不从美好的遐想中惊醒，面对严峻的现实。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的：“如果连所谓精密科学都失去了决定论的严格准则，那么它们在那些永远不能求得精密性的科学中又怎能保存呢？”(马夏尔：《科学方法和经济学》)于是，一切以往的确定的、一元的概念都被抛弃，余下的则是存在多种发展趋势的世界与人生。从这一背景下来认识西方历史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态度，就比较易于理解了。
　　阿伦・尼文斯的《历史和教条主义者》一文，反对历史的必然性，强调“运气和意外在历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以为对于历史的进程而言，“不测的疾病、气候的改变、一封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这些都曾经改变过历史的面貌。”(《文选》第282页)作为一个实践着的历史学家，尼文斯写作了不下十二本传记，来论述那些“惊天动地的人物”。他赞赏的是这样一句话：“否认英雄的重要性要比夸张他的重要性更容易犯错误”(同上，第283页)。尼文斯的理论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现代史学的一种趋向，企图以对历史人物的各种分析(主要是心理的和精神的)来展现历史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与尼文斯的坦率相比，哲学家雷蒙・阿隆和卡尔・波普尔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阿隆认为，在理论上或者原则上，可以承认有一种规律存在，因为可以承认事件之间有其连续性。然而，这种规律不能应用于历史，更无法推演到未来。他说：“我们越是要求历史性，合法性也就越是趋向于消灭。因为归根到底，唯一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根据定义是不容许有规律的。”(《文集》第65页)显然，所谓“唯一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就是指历史的发展。再进一步，阿隆又反复强调人们认识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在他看来，要想通过认识“一个局部演化的规律来进而求得贯穿全部的时间或一种总体的演化过程”(同上，第72页)，近于玄想。用一句话作为阿隆历史哲学的总结：所谓历史规律只是片面的、局部的，要想发现总的规律，唯有碰运气、或依赖宿命论。
　　在阿隆的文章中，已经流露出探讨历史规律毫无意义的论点，而卡尔・波普尔尤为明确。依波普尔之见，历史学家不用企图象自然科学家那样进行普遍的认识和一般的概括。历史学是为了说明特殊事件的科学。令人稍觉诧异的是，波普尔把这种理论看作是对以往历史学的总结，仿佛历史学诞生以来只是为了说明特殊事件，这就未免武断了。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大师科林伍德的有关论点。作为一名克罗齐的信徒，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影响很大，而且因其观点新颖而独成一说。他对历史哲学有着自己的理解，然而却是以牺牲历史规律性为基点的。他认为，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不是历史哲学，历史无法作出这样的概括。“历史是一场戏，但这是一场即席演出的戏，是由它自己的演员互相协作即席演出的”(《文集》第152页)。这是他的名言。因为历史是一场戏，所以便有整体性，然而演员是即兴演出，每一个部分又都是具体的、不可预测的。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科林伍德提出历史学家唯有沉湎于历史中，重新体验历史人物的思想，才能获取历史的真义。
　　事实上，对于历史规律的承认与否，取决于如何认识历史的规律性。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辩证地认识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历史的客观性和相对性
　　
　　本尼戴托・克罗齐有一个有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含义是，历史学家只能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而在研究过程中又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得知真正的历史过程，寻不到历史事实真相。这种历史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体现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面貌，同时也是整个现代西方文化在历史学中的反映。美国的L.J.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曾用相对主义来概括当今的西方世界，他引用一位作家的诗句作了这样的描绘：
　　
　　“全看你在什么地点，
　　全看你在什么时间。
　　全看你感觉到什么，
　　全看你感觉如何。……
　　今日为是，明日为非，
　　法国之乐，英国之悲。……
　　一切就得看情况，一切就得看情况……”
　　
　　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不仅历史观，而且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以相对主义为特征的。于是，绝大部分西方历史哲学家都无可避免地丢弃和嘲笑了利奥波德・冯・朗克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思想和“如实直书”的史学编纂原则。卡尔・波普尔明确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文选》第155页)这种说法抹煞了历史的客观性，把历史全部归结为依赖人的主观解释的产物，这是一种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然而，比波普尔还要走向极端的还有卡尔・贝克尔。他提出不仅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而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依贝克尔之见，历史事件一旦发生之后，便永远消逝了，人们只是从回忆中来求得其历史。因此，历史无异于历史知识，“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历史便无法摆脱主观性。再往下推论，既然历史凭藉回忆而存在，那么每个普通人都要回忆，每个人也就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贝克尔正是通过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论述来展开和证明他自己的观点。他曾和另一位美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一起，在三十年代的美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实用主义、相对主义的“反叛”。就目前来说，他们当时的“努力”尽管没有得到多数人的首肯，影响却仍是巨大的。除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以外，贝克尔还有《什么是历史事实》等文章。他从三个方面论证：所谓历史事实，也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历史事实与其说是某个具体事件，毋宁说是某种象征(见《文集》第227页)。
　　一般人常说，美国人除了实用主义以外，没有哲学传统，不擅长理论概括，这话说对了大半。就拿贝克尔、比尔德的历史相对主义来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来自欧洲大陆，德国思想家曼海姆就是其中之一。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已经提出了“相对主义”、“相关主义”的概念，并且强调：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崭新的探索和独特的见解，并因此而用一种新的角度去观察‘同一个对象’。”(《文集》第49页)除了说明认识有其“角度”之外，曼海姆还讨论了认识中的能动因素和真理的范围问题。这些都是贝克尔和比尔德理论的直接“触媒”。不过，三十年代之后，美国拥有了一大批从欧洲逃亡过去的哲学家，这使得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可以与欧洲并驾齐驱，而且在新学说、新方法的提出和运用上，超过了当今的欧洲学术界。
　　除了历史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以外，我们还可以在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著作中发现另一种文化发展的相对主义思想。施本格勒和汤因比都主张人类各个文明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生长和衰亡的过程，而从整个地球生物史的角度着眼，“一切所谓文明类型的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时代性的。”(《文选》第119页)于是，每个文明的历史都是相对的，没有统一的一线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是以相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点。然而，他们又各自带有自己时代的烙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洗劫的施本格勒，带着当时许多人所具有的恐惧和不安心理，用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发出了对西方文明衰落的感喟。与施本格勒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相反，汤因比除了“在这位德国人的先验论留下空白的地方，让我们试一试用英国的经验论来加以填补”(同上)之外，还以“菊残犹有傲霜枝”的乐观态度指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创造性活力和神奇光彩。从施本格勒到汤因比，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当然，这也是西方文化在经过动荡、变迁之后逐步得到调整，重新建立起立足点的过程。
　　汤因比曾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国际上的智者”。他的文明发展四阶段、挑战与应战等理论，也曾风行一时。但汤因比的历史思想并非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他的那种视野宏阔、结构庞大的理论体系，与当代西方侧重分析、探求人的主观认识奥秘的时代趋向并不合拍。因此，有人把汤因比看作是继承黑格尔哲学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师，不无道理。
　　总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家强调人的主观性、认识能力的有限和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联系，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直至否定历史真理的存在，流于历史相对主义。毫无疑问，克罗齐是较早接受和宣扬历史相对主义的思想家，但比他更早的还有德国的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克罗齐之所以比他的德国前辈有着更为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引E.H.卡尔的一段话作为参证：“这也许不是因为克罗齐跟德国的前辈比起来，是个更为精明的思想家，或者是个更富于文采的学者，而是因为在第一次大战以后，事实向我们投过来的笑脸没有1914年以1前那么慈祥了，因而我们便容易接受一种有意贬低事实的威望的哲学了。”(《历史是什么？》)这一现象再次体现出文化背景对思想家的巨大制约作用。
　　
　　历史的意义
　　
　　在了解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家贬低历史学的科学性，摒弃历史规律性的反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以后，再来看一看他们对待历史的意义的论述，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所谓历史的意义至少包含两层意思，正象W.H.沃尔什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中寻找意义是一回事，追索历史的意义却是另一回事。”(《文集》第216页)实际上，历史的意义既包括历史本身的意义，同时又含有对历史学的性质、功用等问题的探讨。
　　W.H.沃尔什是当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名著《历史哲学导论》既有对历史事实和真理、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的解释等问题的探究，也有对黑格尔等人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在他看来，黑格尔、孔德等人只是臆想出一个历史发展的模式，用来强加给历史，而“事实的海洋是那么广阔，不管一种见解是多么荒谬绝伦，要想钓取几个事实或其它东西证明它有理，无论何时都是可以办到的。”(同上，第220页)沃尔什批判了思辨哲学家是形而上学地寻找历史的意义的方法，自己却没有对历史的意义作明确的解答，只是含混地表明，历史学家的工作(对历史事件的说明)本身就表明历史有其意义。
　　事实上，不承认历史发展有其因果联系和规律性，也就是否认历史有意义。然而，饶有兴味的是，大部分西方历史哲学家并不屑于去追寻此种历史意义。波普尔就明确说，要是这样去做，历史便没有意义。但是，他进而说道：“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文选》第166页)由此，我们能找到西方近代和现代历史哲学的重大差异。严格说来，西方历史哲学诞生于近代，其主要动因是为了探索历史的规律性，即历史的意义。然而，到了现代，在认识了人的有限的认识能力和历史的无限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后，西方历史理论家不再希图去揭示普遍的历史意义，而专注于对局部历史现象的说明，并认为这就是历史的意义。于是，历史哲学的重点也就从历史本身转到了历史学的性质、作用等上面。这是所谓“分析”历史哲学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趋向。
　　请看历史相对主义者贝克尔的“慷慨陈词”：“把历史看作已过去的现实的一种紧缩而不完备的表述，一种经过重新设计、新加染色来迎合利用它的人的所记得的事情的不稳定型式，并不一定会损害历史的价值和尊严。我们历史学家的辛勤，也不因为我们任务的局限性，及我们的贡献只有一时而偶然的重要性而贬低价值。”(《文选》第276页)无论是波普尔的“给予意义”还是贝克尔的“重新设计”，都说明，历史的意义在西方已变得如此具体、如此实用。
　　由此，我们便容易理解克莱奥女神为什么在经历了本世纪初期的危机之后，能再度登场，重新抖擞其绰约风姿的道理了。她已经失去了那种冷峻、严肃，昭示人类未来的面孔，而代之以和善可爱、服务于人类现实的笑脸了。于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可以把历史看作是解答人生奥秘，进行自我认识的重要手段，历史的意义在他看来就在于“教导我们要从人的最崇高的潜力和不朽的创造力来看待人。”(《文选》第36页)汤因比研究历史则是为了解救西方文明，“希望在许多不同的文明中把西方文明继续保留下去。”(同上，第138页)克罗齐进而认为，只有对历史和哲学加以综合，才是真正的哲学，即历史的哲学。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现在主义史学家C・李德直接地把历史看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维护美国的理想和标准(《文集》第253页)。李德以一个美国人的直率，把他心目中的历史实用性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从实用的角度研究历史，发掘历史的意义，在现代欧洲和美国都是共同的。
　　从追索历史进展的意义到放弃这种企图，再到赋予历史以某种意义，西方历史哲学经历了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如果说，近代西方哲学是一元的，现代则是多元的；近代是单线发展的，现代则是多中心的；近代是独断的，绝对的，现代则是多样的，相对的；近代是客观的确定，现代却是主观的假设。历史哲学是如此，西方文化亦是如此。两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作用。
　　了解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要了解其文化背景。但这还不够，还要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成分与成果。在这方面，西方历史理论家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究，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另外，我们还可发现，大多数西方的史学理论都反映了并且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目前，我国的历史学正面临一场挑战，原有的信条和方法显得陈旧，新的却尚未确立，这与我们当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要求不太相称。时代要求对以往的历史作出深沉总结，对现今的改革和未来的道路作出抉择，这首先是历史学家、历史理论家的任务。因此，惟有用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我国的历史、深入认识我国的文化土壤，并以此为基础来面对现实、正视未来，才能繁荣历史学，推进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大业，也许，历史的意义就在于此吧。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1.15元；《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1.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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