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言说 无可言说的本原
时间：2019-02-15 05:41: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二日,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是“静与光”(Silence and Light),或者译为“静谧与光明”(《静谧与光明》,载《路易・康》,李大夏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在简短的开场白后,他有些突然地谈到了“静”这个概念:
静并不是十分十分安静。这是一种可称之为无光,无暗的东西。这些都是生造的词……但为何不可?无光,无暗。存在的愿望,表达的愿望。(第三自然段)
一般而言,光对暗,静对闹,从来没有看到过光与静的对举。至于说无光,无暗;存在的愿望,表达的愿望(Lightless; Darkless;Desire to be; to express),则更加不能理解。好在路易斯・康立刻谈到了“光”:
我转向光,它是所有存在事物的造就者……可以说光,一切存在的造就者,也造就了物,物产生影,影属于光。(第四自然段)
显然,这里的光(light)是一种无所不能的造物者,一个与静(silence)相对举的概念,与暗(dark)没有什么关系,难怪路易斯・康说静是“一种可称之为无光,无暗的东西”;在我们通常对举的光(light)和影(shadow)这两个概念中,路易斯・康把后者归结为前者,于是,影不再出现在讨论中。
这种光、物、影的隐喻也在柏拉图那里出现过。柏拉图用这个系列隐喻来说明各种“理型”(每类具体事物共同的本原)的层次关系:太阳是善的理型,物体喻为一般理型,影子则如世间万物。只有太阳才能使物体有影子,只有物体才能有影子,而影子是源于两者的。人们的认识如同观看物体,这也需要阳光(谢文郁:《〈智者篇〉和柏拉图理型论的发展》,载《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附录一)。但康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重复柏拉图的见解,不是为了突出光作为理型的本原地位。接下来,路易斯・康继续说道:
我不曾说……这里的一切都滋生于无可量度(unmeasurable)。这里的一切有可以量度的可能。有没有一处它们会合的门槛(threshold)?是否可能有一个薄得可以的门槛?……你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太厚。我甚至认为一种思想也太厚了。有人会说,由光到静,由静到光,一准有某种二者浑然一体的门槛。弄清楚了,感觉到了这点,也就有了灵感。(第五自然段)
这种说法的确费解,文森特・斯科利(Vincent Scully)甚至相信这些可怕而含糊的话掩盖了他真实的方法。布朗宁(D. D. Brownlee)和龙(D. G. De Long)则认为,同早些时候相比,路易斯・康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改变。他依然追求事物的永恒本质,这些本质依然来自柏拉图式的区分,也就是他在一九六○年提出的,对“形式”和“设计”刻意做出的区分。改变的是他用来表达这种理想的词汇,而“静”则是这种词汇的最终体现(《路易斯・I.康:在建筑的王国中》,布朗宁、龙著,马琴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四年版)。
换言之,“静”代表理想,“光”代表现实,柏拉图式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在这里成为理解的关键。路易斯・康的门槛比喻是建筑式的,他希望能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难怪他嫌现在的门槛太厚了。
我们现在开始明白这里的两层意思。第一,光造物,物投影,因此影从属于光;但它们都源自无可量度的本质,因此光从属于静,现实从属于理想。第二,在现实与理想的交汇处是创作发生的地方,这就是门槛比喻的来由。
就研究方法而言,门槛是一种隐喻,静谧和光明也是一种隐喻,不过更加隐晦一些。后者继承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划分,却内含东方意境。在沉寂多年之后,隐喻在康这里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了。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种神秘的言说方式呢? 路易斯・康自然要给出他的理由。接下来,他谈到了事物的无可量度的本性:
我只是希望科学第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发现该认为无可量度正是他们力图去理解的东西,而可量度的只是无可量度的侍役(servant)。人类创造的任何东西根本上应当是无可量度的。(第七自然段)
承认事物无可量度,实际上是承认语言的局限性和认知的局限性。事物是无可量度的,我们用可量度的语言(符号或数字)去描述它,因此可量度的语言只是无可量度的事物的仆役。究其实,语言也是无可量度的,因为“人类创造的任何东西根本上应当是无可量度的”。我们用无可量度的语言去实现对这个无可量度的世界的能动性把握,这是困难之所在,也是魅力之所在。
路易斯・康将静谧与光明、理想与现实对举的做法是西方的、柏拉图式的,但他意识到了这种概念分割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他在这篇演讲的开始处做出了解释,这种解释体现了东方思想的含混性和统一性思维方式:
某些人会说,这是浑然一体的精神――如果退得远一点,再思考一下某种光与静为一体的事物,可能会看到两者仍为一体。分开来只是为了便于思辨。(第三自然段)
实际上,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清晰地为我们描述静与光相会合的境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像他的前辈建筑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从来没有把他的“有机建筑”论说清楚一样。王维洁认为,晚年的路易斯・康将“形式与设计”、“静谧与光明”对举,其中的形式和静谧实际上是他五十年代的Order概念的进一步精练和发展。至于Order是什么,他也不肯给出明确的定义,而是说Order is,换言之,Order就是Order;它不具有意识意志,如同无心的自然;它只能意会,不足言传,类似于老子的说法――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此相似的是,静谧也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意境,只能靠个人的心灵修为去感觉(《路易斯・康建筑设计哲学论文集》,王维洁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二○○○年版)。在此,东方思想的精妙之处一览无余。
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给路易斯・康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在柏拉图那里,理型与可感事物的两分有着无法避免的困境,而路易斯・康的静谧隐喻则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让我们首先来看柏拉图的理论困境,它们其实也是康的理论困境: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指出:理型是本原,理型是一,理型是完善的,相反,个别可感事物是摹本,个别可感事物是杂多,个别可感事物的完善性来自于理型的完善性。在这里,神的作用呼之欲出。
然而,在《巴门尼德篇》中,神的作用被忽略了。问题是,没有了神的作用,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一类事物只有一个理型呢?
柏拉图提出了他的补救方案:虽然神不参与制造理型了,但神还是有事要做的,他的任务是在众多可能的选择中遴选出他认为最完善的。于是,理型仍然是一,而不是多(谢文郁:《载体与理型》,载《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附录二)。这让我们想起了后羿射日的传说:天上有十个太阳,大家热不可当,于是后羿射掉了其中的九个,还留一个刚刚好。柏拉图的神就像这里的后羿,做的是干预的工作。
路易斯・康有类似的问题吗?康不是哲学家,他不必回答Order是不是“一”的问题,所以从容得多。他说Order is,“道者道也”,大家就不好再问什么了,毕竟他的听众也不是哲学家。另外,他晚年干脆把柏拉图谈论的问题说成那一边和这一边的区别,并用静谧和光明来作比;Order是什么,有没有唯一的Order,这些问题都被某种意境性比喻对付过去了,尽管问题依然存在。可以认为,康的思想不是纯西方的,有点“后现代”的转向东方的味道。
类似的表达还体现在这篇演讲开始处对“建筑”的否定性定义:
对我来说,一个方案犹如一曲交响乐,是结构和光的空间王国。至于此时此刻它的功用如何,我并不关心。就这样,那些于方案而言属于永恒的原则我是尊重的。我一看到那些试图把没有光的空间塞给我的方案,我就简捷地拒绝之,甚至不假思索地抵制,因为我明白这是错的。因此,冒牌的先知先觉,没有自然光照的学校,肯定都属于“非建筑”。这些东西我乐于称之为:建筑市场上的货色,但不是建筑。(第一自然段)
据此,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给路易斯・康扣上一顶“形式主义者”的帽子,却错失了要点。康是反功能主义的,但功能主义也未必不是众多形式主义中的一种;康抛开了一切暂时性的东西,把目光投向了建筑的永恒原则。这些原则肯定不是可以变化的功能,但也未必是这里所说的结构和光。结构和光是他用来克服单一的功能主义的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建筑自主的内在性的东西――也许是建筑自身的生命力――才是最终的结论,这些东西散见于他的各种言论和作品中。也许结论永远不能产生,我们只是阶段性地接近建筑的本性而已。路易斯・康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提出概念,但刻意不把这些概念解释清楚。这不是他糊涂,而是他异常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的认识以及认识的工具――语言――的不完善性;他抱怨语言有说不清楚的时候,他知道思考的边界(frontier)在哪里。
在路易斯・康看来,建筑是什么,我们恐怕永远也说不清楚,但我们可以阶段性地接近它,通过反面的例子来说明它。我们可以通过把一些建筑归结为“非建筑”来接近“建筑”的本质。我们无法定义,却可以通过否定的方式来部分地达到定义本身――实际上,除了像康那样,把那些没有被理性之光照耀到的东西排除在外,你能给出一个确切、普适却不乏生命力的定义么?不过,这里的光应该不是具体的建筑设计意义上的采光方式,而是与静谧之境有关的理性或者理智之光,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思想或者思考,亦即我们所讨论的建筑理论。
神话的效果不是路易斯・康刻意追求的,他何尝不想把问题说得清楚明白?只因为本质无法直接窥见,现象无法完全还原,必须用某种处心积虑的隐喻来接近。神话的面貌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有人指责路易斯・康是滥用语言的典型,我们却试图辨识其中的一些合理之处,因为他让人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