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细读张爱玲》许子东
时间：2019-02-16 05:39: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第一次写文章评论张爱玲，是在一九九一年秋冬。 一九八九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鲁思基金会（Luce Foundation）的访问学者。次年到洛杉矶加大修读一门题为“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课，用周蕾的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做参考书，张爱玲是重点。因为李欧梵教授的主持，东亚系当时吸引了很多学生学者(孟悦、汪晖、史舒美、王超华、黄心村、王斑、陈建华等)。从UCLA学生停车场到东亚系很远，停车费也贵，所以那时我们就在大学南面数公里的Westwood和Rochester路口免费泊车，然后坐Bus到北校区。那时我正在构思一篇论文，《张爱玲小说与上海小市民社会》，常常一边开车打腹稿，苦思冥想一个观点或句子，一边在那个路口转来转去好几圈找空位，街边的房子超市复印店等都已很熟悉……
万没想到，几年以后我看到《华丽的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里的照片，原来张爱玲最后的住所就在那个街口! 她用的复印店，她寄书的邮局，就是当时我常常去的地方……后来大家知道，她死得很凄凉，死了几天以后才有人知道，房间里没有家具。她晚年连租房押金都付不起。洛杉矶是一个汽车社会，你站在街上，所有的车在你身边飞驰而去，没有车简直像是“次等居民”。可是最后二十年，张爱玲在洛杉矶生活没有汽车。我很难想象――我们当初在大学里讨论她的作品，知道她隐居着，连李欧梵、郑树森也找不到她。我们以为她隐居在比华利山庄，或者圣塔莫尼卡海边. 没想到她晚年为了躲避所谓虱子到处搬家，连汽车旅馆也住。“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早年的象征晚年竟成写实。后来我碰到了曾参与她丧礼并在海上撒她骨灰的南加大的张错教授，张错说许子东你就算在街上见到了她，你也不会认识。她戴一个假发，穿一个最便宜的二点九九美元的塑料拖鞋。美国人的说法就是，说难听一点，在超市门口摔跤了你也不敢随便去扶的老太。我们记得，张爱玲当年的口号是“出名要趁早”，她的一生（一身）追求华丽！九十年代，她名满中文世界，为什么她要这样自我放逐，在洛杉矶这样一个城布，放逐到一个可以说是自绝于世的境地?
胡兰成（一九○六――一九八一）的话常不可信，但这一句却夸张得不无道理。他说站在张爱玲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论张爱玲》，原载上海《杂志》一九四四年三期)。
从一九九一年至今已经二十年，我所写的有关张爱玲的文章，只有十篇，其中四篇是学院论文，三篇是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另三篇是学术讲座。放在一起看，我对张爱玲的兴趣，或者说“研究角度”却是一贯的：那就是关注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探讨张爱玲与二十世纪中文文学发展的关系。
这既与我的学术训练背景有关，也基于我对张爱玲研究的一个整体观察：我以为过去二十年，两岸三地对张爱玲的评论，看似十分热闹，“张爱玲论”、“张爱玲新论”，“阅读张爱玲”、“再读张爱玲”、“重读张爱玲”等等，仅在书名上避免重复就很难。作品销量、盗版现象和影视改编票房情况都在说明张迷之多，“张爱玲学”（郑树森语）已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在讨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等基本学术问题时，海外和中国大陆学界其实有很大分歧。作为单独一个作家，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毫无疑问，其文学技巧普遍被称赞和模仿，张爱玲研究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细致深入探讨，政治干扰、双语写作、男女战争、服饰插画等，乃至胡张恋、父母情、亲戚网、文友圈等等，都已有大量论文做出种种详尽细微的文学与史实的对照挖掘考证索隐……但是，如果将张爱玲放到周作人、郁达夫、茅盾、老舍、沈从文、钱锺书、闻一多、丁玲等人构成的文学史语境中去，她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例外，一个异数，还是一个被时代逐渐放大的支流，甚至是鲁迅之后的又一个神话？按黄子平的说法，张爱玲“是一个在‘五四’主流文学史中无法安放的作家”。
在夏济安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张爱玲一章译成中文以后，张爱玲在台湾的文学影响就可以和鲁迅在中国大陆的地位相比较了。李欧梵将张爱玲作为讨论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的重要证据；王德威称张爱玲为“祖师奶奶”，并整理出一系列后来者的家谱；白先勇回忆和张爱玲同桌用餐经历，也十分自豪；施淑清、李昂等也皆以学习张腔为荣；作家苏伟贞甚至成了张爱玲的研究者；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爱张及胡”更令世人惊奇感佩。总体来说，台湾和海外的“张学”倾向于将张爱玲视为“五四”以来文学史上的一个例外。夏志清认为她的创作“绝对不受左派小说模式的影响”。而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不仅仅将“影响”狭义地理解为“模仿”、“跟随”、“遵命”，同时也包括“刺激”、“制约”、“对话”、“挑战”等因素。换言之，我要讨论的，正是张爱玲的创作与现代文学主流之间的应对和反叛关系。
张爱玲被列为台湾经典作家，但其实她在台湾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在台湾文学史上不无“安放”的困难。张爱玲来过香港多次，生活了好几年，且每次在香港的经历都对她的创作有重要影响。吊诡的是，生活在香港的时候，她的作品（《秧歌》、《赤地之恋》、翻译《老人与海》等），都不在写香港，而是写她陌生的乡土或大海。反而离开了香港，在上海，在美国，她却在生命的很多不同阶段，用不同语言不同文体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讲述她的香港生活和香港故事：港大宿舍，日军攻城，浅水湾，湾仔市场……“张爱玲与香港”，是我计划中的一个课题。香港其实还一直是张爱玲作品流通的一个港口，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是依据《传奇》的一个香港版本（盗版？）。六十年代初的刘以鬯的长篇小说《酒徒》里已有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很高的评价。直到近年，《小团圆》及《雷锋塔》、《易经》中译本以及张爱玲与宋琪夫妇的通信等也都在香港率先出版。我在《张爱玲与香港的纯文学及流行文学》一文中讨论过，为什么张爱玲对香港文学影响深远？第一，迷恋都市，而香港文学本质上就是都市文学，与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总要在乡土安身立命有很大不同；第二，现代主义与旧白话的结合，香港较早系统引进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一九五六年《文艺新潮》），又较多“鸳鸯蝴蝶派”旧白话土壤，故容易出现从旗袍袖口花边剪出的现代主义。第三，是两个层面的“市民趣味”，既不回避通俗感性商业包装，更对小市民生活有历史价值的理性肯定。第四则是复杂的女性感官，既是女性主义立场，以“常人的文学”对抗五四“超人的文学”，表现人类的妇人性与神性，又是从世俗趣味角度批判女性弱点同情女人弱势。虽然，近年越来越倾向本土化的香港文学研究，可能并不认为张爱玲是香港作家，但至少对我来说，香港是我阅读张爱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本书里的大部分文章均在香港写成的。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在二○○○和二○○九年主办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分别参与了这两次会议的策划和主持。前一次的题目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正是我最感兴趣的课题，夏志清、刘绍铭、郑树森、王德威、刘再复、温儒敏、黄子平、陈炳良、梁秉钧、王安忆、苏童、朱天文、戴天等学者作家到会，自是两岸三地张爱玲研究在世纪之交的一次盛会（详见本书《张爱玲与二十世纪中文文学》）。第二次会议与王德威、陈思和共同策划，题为“当代文学六十年：一九四九――二○○九”。到会的有王蒙、卢玮銮、刘绍铭、李欧梵、董桥、北岛、钟玲、钟晓阳、朱天心、黄春明、陶杰、王安忆等当代名家。没想到钱理群在会上也发言感叹：“今天整天的会都不断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张爱玲，我们大家谈六十年文学发展很难脱离这两个人。”《亚洲周刊》关于这次当代文学研讨会有详细报道，标题竟是《鲁迅张爱玲照亮当代六十年》。这样的标题应该不会出现在大陆（甚至也不大会出现在台湾，理由不同）。
张爱玲研究在中国大陆趋于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市民“粉丝”的迷恋，张腔通过传媒的流行，有点等同于小资文化符号，在大学里也成为鲁迅以外数量最多的博士、硕士论文题目。另一方面则是官方的忧虑禁忌和学界的尴尬沉默。政府方面对“张爱玲热”的忧虑，不仅因为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导致有汉奸文人嫌疑，还因为张爱玲作品中一些解构革命过程的政治倾向，仍然受到意识形态角度的警惕、批评甚至封杀。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禁忌，学术讨论意义不大。但是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内地主流学术界近几年来在张爱玲研究方面的动态倾向，尤其是对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沉默与焦虑。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第一代学者如王瑶、唐�和钱谷融等，都很少对张爱玲作品有直接的评论。王瑶的学生们，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他们主编的全国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没有张爱玲的专章。我有次去维也纳开会，发言讲到张爱玲与“五四”文学之复杂对话关系，李泽厚就说，许子东我很喜欢你的“文革”研究，但关于张爱玲，当年之“冷”是因为政治原因，现在的“热”恐怕也是由于政治因素。颇有保留的意思。事实上，现代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前辈严家炎、樊骏、洪子诚，还是同行陈平原、汪晖、钱理群、王富仁、黄子平、孙郁、刘纳、蓝棣之、凌宇、王晓明、朱栋霖等等，都很少发表有关张爱玲的专著或论文（赵园、陈思和有过文章，陈子善、金宏达主要关心资料）。不是我的同行们没看到张爱玲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是这种重要性“无法定位”，很难“听话”地被纳入既有的现代文学史。张爱玲研究的成绩，主要都来自余斌、万燕、费勇等较年轻学人的评传。甚至作家当中，被誉为传承张爱玲传统的王安忆、苏童等也并不以学习“张腔”为荣（相比之下，湖南作家若被人称为有沈从文风格，或者当代京派作家如果被认为有老舍技巧，都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当然，学术界与读书市场、社会风气之间有些距离也不一定不好，张爱玲研究在中国大陆市场热学院冷之间的反差，也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我在岭南大学多年来一直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部分时间每周要讲一位或几位作家，只有三位作家会占用两周时间，鲁迅、沈从文和张爱玲。十多年前，在发给同学们的讲座提要中有一段关于张爱玲文学史地位影响的简单概括：
一、用“旧白话”（《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技法）写出现代主义精神：华丽与苍凉。
二、以俗文学方式写作纯文学：大雅之俗。
三、批判女人弱点的女性主义创作。
四、尝试华文文学的三种基本模式：在中国用中文写作；在海外用中文写作；用外文写中国故事。
简而言之，在历史观、语言和抒情方式等三个方面对忧国忧民启蒙救世的五四新文学主流构成某种对话和挑战，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之间的重要桥梁。
今天回头来看，这个提纲虽然粗疏简单，却也一直是我这本书的研究起点和核心课题。
(《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著，香港中华书局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