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一九四九――,一九五六)_四九解放十一天
时间：2019-02-16 05:43: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太平洋另一侧。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头像,头像右侧写着四个汉字:民主统一。 大年初三,北平和平解放。三天后,北平百姓在前门看到精神抖擞的解放军,骑在坦克上,坐在卡车上,从家门前驶过。京剧老生马连良的女儿马力,刚刚中学毕业,她发现:队伍里满是和自己同样年轻的面孔,战士们脸上的笑容,不像是出自军人,倒像是来自胡同里的孩子。
南方依然在国民党统治下。四月,进步作家徐迟在一列火车上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诗兴大发,写下一首被他自己称为“一生所写最美的政治抒情诗”――《江南》:
火车窗是最好的镜框。
如果里面是江南春雨,
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画框。
⋯⋯
透过最好的画框,
江南旋转着身子,
让我们从她的后影,
看到她的前身。
徐迟说:我看到同车的人群,恨的是我不能大声地告诉他们:同胞们,再过三天之后,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前来解放我,解放你们了啊!
从一九四九年到五十年代的前五年,中国人民被一种解放的情绪所感染、所占据。有一首凄楚的晋西北小调,最早叫《芝麻油》,北方的民间艺人一直这样唱:“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在五十年代,它的曲调没变,但歌词变成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现在,《东方红》词作者一栏上仍写着:李有源。这是个历史的误会。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叔侄,虽然对这首歌有贡献,但它的新词作者却另有其人,准确地说,是一大帮子人,有延安小学音乐教员李锦旗,有延安文艺工作者公木、刘炽、王大化、高阳、田方、严文井。它不是哪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在群众性的传唱中,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词、我一个词凑成的、改成的、传唱成的。
一首晋西北的酸曲,在十余年的革命历程中,不断改编、传唱,并随着革命的胜利,变成了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的领袖颂歌。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作家徐迟在收音机前听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这样的场景在他从南浔来到北京后,屡屡撞见。徐迟没有跟人们一起欢呼,他还从来没喊过万岁,喊不出口,觉得别扭。
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万岁”的初步理解》。文章写道:
过去的少数人呼皇帝“万岁”,是被强迫地下跪低头勉强去呼喊,现在则是人民被解放,很自由愉快地跳跃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以表示对自己领袖衷心的尊敬和热爱。
“万岁”并不含有任何封建意味,而为人民自己的语言!
“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时候的毛泽东,主要的还不是个人英雄,而是一个集体领袖,是一个新兴国家的象征。
但历史的发展遍布了曲折迂回的秘道和暗结。已经有研究者发现,第一批喊“毛主席万岁”的浪潮,始自延安中共“七大”期间(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是时,通过“整风”和改组中央,毛泽东成为党的唯一、绝对的核心――这是中共党史的转折点。一九五○年四月,中宣部起草“五一”节口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之后又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如果说“毛主席万岁”以前确是“群众”自发喊出的口号,那么现在,它成了中央文件发布的口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王莘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王莘流出了眼泪。
一九五○年九月,王莘第二次来到天安门,此时,广场上正在准备迎接建国一周年:城楼上,工人们在试挂大红灯笼;广场上,有几支工人和学生队伍在练习走队,准备在国庆那天接受检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飘扬⋯⋯看到这些景象,王莘脑中浮想联翩。
天安门广场上的灵感,逐渐形成了《歌唱祖国》词曲。原稿经过诗人艾青之手时,艾青改动了几处,即将“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歌唱祖国》历久不衰,直至五十七年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被张艺谋的导演团队启用,再一次向着全世界唱响。所不同的是,当年雄赳赳的大合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稚嫩的独唱;当年的进行曲,速度被放慢了差不多一倍,变成了抒情歌谣。革命的雄壮淡下去,爱国的情感和悠远时光的追忆提升上来。光阴变幻、星移斗转,同样的歌词,让人生出不同的感怀。“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当这样的歌词重新响起,祖国这列列车已经从出发点开到与当年完全不同的所在,这个时候,你在想什么?
随着解放军南下、西进的步履,解放军军歌从南刮到北、从东刮向西,传遍了整个国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词,郑律成曲);“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岳仑曲)⋯⋯
一九五一年夏天,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来到二郎山,慰问进藏修路部队。男高音歌唱演员孙蘸白,想起他非常喜欢的时乐蒙创作的歌曲《盼望红军快回家》,他想给这支歌曲填上解放军修建青藏公路的新词,创作员洛水很快把词拿出来了,叫做《歌唱二郎山》。配着时乐蒙的曲,孙蘸白只觉得词与曲结合得十分妥帖。他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登台,一唱便成功,台下掌声经久不息。孙蘸白一连唱了三遍,才勉强能够谢幕。但仍有战士感到不过瘾,站起来高喊:“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慰问团继续西进,继续为二郎山修路部队演出。当慰问团返回时,这首歌已插上了翅膀,传遍全国。如今,在四川二郎山,峻峭的岩石上雕刻着《歌唱二郎山》词曲,成了旅游景点。
军歌,体现了一种新的歌曲美学,它来自解放区,追溯起来,至少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了。这不是中国民歌原本的血统,粗略捋一捋,它的祖宗是学堂乐歌,来自世纪初的西式学堂;更远来自西欧各国和日本歌曲;在适应中国水土和现实的过程中,又重新汇入中国血液。经由沈心工、李叔同、黄自、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歌曲大家,这种新传统一路铺洒开来。中国近代的西化开明风,到二三十年代的激进革命风,到三四十年代文艺政治功能化的急风,歌曲历史中,实存在一条隐伏而强劲的脉络。
到延安“鲁艺”时期,“革命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歌曲美学已经在思想教化、政权统治的沐浴中生根、坐大,成为解放区的新型美学,彻底颠覆了原来流行在大城市的旧上海流行音乐。新的歌曲美学是合唱的艺术,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往往,它用进行曲式表现革命队伍的一往无前,用雄壮昂扬的旋律表现革命人的高昂斗志,用整齐洪亮的合唱表现革命队伍的团结一心。
大众文艺是怎样变成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一个最通行的方式是,将民间流行了上百年的老调子换上时新的革命化的歌词,改变它的节奏,更将原本消极的调子变得明亮,由此形成健康、明朗、境界开阔、充满希望憧憬的新调。
这样的创作非常普遍,仅举一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于一九五二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结业时的作品,歌曲中有一句歌词:“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
歌词中“我的家乡”,指科尔沁草原,一九二八年美丽其格就出生在这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在科尔沁草原发起寻找民间艺人的活动,找到四位极具代表性的老艺人,其中有一位是美丽其格找到的,就是马头琴大师色拉西。跟着色拉西老师,美丽其格学会了拉马头琴。
一九五一年夏,美丽其格把自己关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房间里,闭目端坐,一遍又一遍拉马头琴。他想在琴声和心声的交融中寻找灵感,写一首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品。此时,草原上骏马奔驰的种种美好景象一起涌上心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曲调和歌词几乎同时喷涌而出,《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大阳》就这样诞生了。
这首歌刚一唱出即如浩浩长风吹入人们心田,它的抒情,词曲所表现出的大草原的美,令人向往。这首歌不仅感动了许多人,它的创作对美丽其格本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因此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又到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这首歌被翻译成俄语,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世界上有不少人,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草原,认识了内蒙古。
一九五○年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兵越过了“三八线”,战火迅速向中朝边境蔓延。毛泽东认为,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美帝国主义的行为,危及全球的共产主义解放运动。十月二十五日,一百三十余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唱着战歌陆续奔赴朝鲜战场。《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开头的几句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一场跨国的大战,它怀抱的希望,它背负的民众激情,广而告之,公开到世人面前,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国家梦。
美国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扬言,要在两个星期内结束朝鲜战争,回美国过圣诞节。他万没想到,后来美国为这场战争竟熬了三年,并先后动用了它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
与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相抗衡,让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上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郭兰英,这个旧社会戏班子里唱旧戏的女子,以当时无人能出其右的嘹亮嗓音,唱出了中国人当时的豪情。
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县一个贫苦家庭,六岁开始学唱梆子,七岁在戏园初次登台,十一岁随戏班到太原市演出。出唱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让她成为新中国首屈一指的歌唱明星。
当《我的祖国》大合唱形式的副歌响起,田园风的抒情画面,一跃变成勇壮的英雄群像,对祖国的深情怀恋,升华为提起祖国就禁不住感到骄傲、激动、热泪奔流的炽热情感,甚至为保卫她而流血牺牲也是壮美的。当时的人就有这股子劲儿。
歌曲出现在电影《上甘岭》中。有一位艺术界的前辈对曲作者刘炽说:“我听出来了,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优美深情的女儿,又找到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刘炽回答:“是的,你很理解我的苦心,我把《我的祖国》 当成柔美明媚的女儿,把《英雄颂》(电影《上甘岭》主题曲;乔羽词,刘炽曲)作为威武不屈的儿子,他俩各有风貌、性格,但共同点都是民族的,而不是俄罗斯的、法国的和德意志的,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的!”
新生的共和国,内地的巨变,原《小说月报》主编包天笑只能从报纸中得知一二。他从上海移居台湾。和他一样,一批批国军官兵及其家属陆续迁来此地,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宣布转移台湾。三天后,蒋介石从成都撤离,来到这个隔着海峡与大陆相望的岛屿。
祖籍苏州的包天笑,开始怀念家乡的美食:在江南春夏之交,上海会有一种新蚕豆上市。在台湾菜场,他从来没买到过这种豆子。农家告诉他,台湾土壤不适宜种这种豆。包天笑在日记中写道:“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
临近年底,他从别人那里要来五六十粒豆种种下,并写下一首打油诗:
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当内地人民高唱着《东方红》、《我的祖国》,欢呼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到来时,香港、台湾的各阶层人士,此时的心情却在“思家”,他们耳际萦绕的,依然是过去那个国家流行的歌曲,是“旧上海”的歌曲,这是他们已习熟的文化生活,也是故乡的乡音。被解放区音乐所中断的中国都市流行音乐,却在台湾和香港得以延续。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沈华词,苑宏昭曲)。这样的一首四十年代的上海流行曲,继续在这一时期的港台流行,感时怀人的词曲,此时更有一种亡国的凄清,思国的情怀,如同南唐李煜的心境。
有“中国歌后”之称的张露,原名张秀英,苏州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出版首张唱片,一九四八年初次在电影《柳浪闻莺》露面,演唱了一曲《淑女窈窕》(张生词,庄宏曲)。一九五二年她移居香江,被各大夜总会争邀,成为港台最红的国语女歌手。她当时最红的一首歌,《给我一个吻》(陈式词,曲自美国歌曲Seven Lonely Day,Earl Shuman、Alden Shuman and Marshall Brown),是这样唱的:“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
思念。思念的题材在那一个时期的香港和台湾铺天盖地,久唱不衰。张露后来生了个孩子,就是八九十年代红遍海峡两岸的流行歌手杜德伟。
潘秀琼,一位澳门出生、新马成长的女歌手,也成为这一时期港台颇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手,她本是与白光、周璇、李香兰、姚莉等同属一个年代的人物,这时在香港、台湾的灯红酒绿中继续演绎着她的辉煌。此时,潘秀琼所唱红的港台流行曲目,《明月千里寄相思》(刘如曾词曲)、《拷红》(范烟桥词,金玉谷曲)、《永远的微笑》(陈歌辛词曲)、《情人的眼泪》(姚敏词,陈蝶衣曲)⋯⋯还是三四十年代大上海的流行曲目。流落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听着这些老歌,沉沦在故乡里,流连在旧时光中,如此感怀,如此感到慰藉。
在潘秀琼演唱的歌曲中,有一大批名作,如《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蔷薇处处开》、《夜上海》、《凤凰于飞》、《花样的年华》、《永远的微笑》,都出自同一个作者――曾闻名上海滩的作曲家陈歌辛之手。陈歌辛留在了大陆,没有去海外。当他的歌曲继续在港台风靡时,陈歌辛本人在内地却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于一九六一年在安徽一个叫白茅岭的地方默默无闻地死去。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年,大陆在高唱《东方红》、《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喜悦,热爱,崇拜。
流离的台湾和香港,惆怅在老上海的《夜上海》、《情人的眼泪》、《何日君再来》之中。
香港、台湾对旧上海歌曲的重温,既是对故乡的怀念,又是对过去好时光的缅怀。有意思的是,中国歌曲有一部分重要传统,正是在这种漂流的格局、这股偏安一隅的潜流中延续的。当七十年代的邓丽君、八十年代的徐小凤和蔡琴爆红时,这一部分传统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再一次发现并光大。徐小凤和蔡琴的部分曲目,正是潘秀琼当年的名曲,而其嗓音音色和演唱风格,也曾带着浓厚的潘秀琼遗风。隔代的上海风华终于再现,不过,这将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
二○○九年五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