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与男子气概_曼斯菲尔德
时间：2019-02-16 05:43: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对国内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来说,哈维・曼斯菲尔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执教于哈佛大学政府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曾在古代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上有一系列卓越著述。他的治学特点在于,总能另辟蹊径地拎出政治生活之关键问题,进而以问题为线索对政治哲学史进行全新诠释,他对男子气概(manliness)的研究便是一例。
曼斯菲尔德对男子气概这个主题有多年思考,可追溯至于一九九七年在政府学系开设的“男子气概”讨论班,其后在与女性主义的辩驳中,他对之有更深入、系统的阐发。关于该主题的著作《男子气概》于二○○六年出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争议。译林出版社于二○○九年初出版了中译本,名为《男性气概》。由此,我们可以方便地了解,作者如何诠释男子气概在古代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命运,以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有幸的是,笔者于去年曼斯菲尔德来沪参加上海论坛之际,与其有过短暂接触,亲见他本人对男子气概的诠释。或许,结合其间一两件小事,我们可以对男子气概有更确凿的认识。
虽然男子气概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德性,但现在的处境却有点不妙,自由主义伦理学回避它,社会心理学和进化论生物学贬低它,而女性主义则想消除它。曼斯菲尔德承担起为之“适度辩护”的责任,力图回到古代政治哲学对男子气概的理解,以“血气”概念为基础,阐明并凸显了男子气概的复杂性和意义,由此对前述的回避、贬低和反对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在以普通人眼光来观察,男子气概其实就在日常生活之中,离我们并不遥远。尽管有不少人试图抑制甚至清除男子气概,但男子气概依旧时时处处在彰显着自己的魅力。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基本特征来辨识男子气概:其一是危险处境中的自信,其二是危险处境中的指挥能力。具有男子气概的人在面对危险、麻烦的时候,总能够通过自我控制,把内心慌乱和恐惧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而且他还能在危急中展现指挥能力,通过命令和安排他人以应对困难、解决问题。一般来说,具有男子气概的人从不轻易向他人寻求帮助、指导或建议,因其保持独立而显得超然,满足于自我,例如,他即便迷路了也不愿向人问路。同时,具有男子气概的人总是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从不退缩,在政治及公共生活的场合坚守岗位履行职责,在家庭及私人领域保护他人。
关于男子气概这两个基本特征,曼斯菲尔德曾对我有过现身说法。在他去年访沪期间,我与两位朋友陪他去苏州游览,在步行去观前街的路上,我时不时地向旁边路人打听、确认路线,这个情节引起他的注意。离开时,在混乱、拥堵的路口,我发觉已不可能拦到出租车,便情急中安排大家乘坐三轮车去第二站。下车后,曼斯菲尔德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后来在喝茶、闲聊时,他向我谈及问路一事,大意是:“具有男子气概的人不会问太多的方向(Manly man don’t ask too much directions.)。因为当你向某人请问某事的时候,你们之间就处在不平等的位置,对方就成为你的权威,高于你,你就处于服从、被指导的位置。你应该尽全力地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力解决问题,因为这是维护你的独立、自主和自由的基础。”当时,我权把他的这番话当做是一位七十六岁长者对一位青年人的告诫,后来在阅读本书关于男子气概特征的相应段落时,才理解他当时前后所言的意义,明白他是在用前述两个特征衡量我的行为。从此看出,对于他来说,男子气概绝非是说说而已,而是关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亲身实践的德性。
实际上,曼斯菲尔德所说的男子气概就是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勇敢(andreia),他对男子气概的理解主要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勇敢概念。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勇敢是亚里士多德探讨的第一种道德德性,它在道德德性中居于首位。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是恐惧和信心方面的适度,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勇敢者在面对战场死亡威胁时仍然能够控制恐惧、保持信心。不过,曼斯菲尔德并未照搬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而是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血气”(thumos,也常被译为怒气)概念探讨的基础上,对勇敢概念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这是他返回古代政治哲学、复兴男子气概的关键所在。勇敢者之所以能够在危险面前控制恐惧、保持信心甚至敢于冒险,就在于灵魂中血气部分的作用。血气为人和动物共同具有,它能在危险面前激起人和动物保护与捍卫自身的行动。但由于血气是人与动物的自然部分,它本身是盲目的,常常为了自我保护而在防御和攻击中过火。不过,血气令人着迷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体现出的这种矛盾:一方面,血气总是指向保存自身、挽救自己,而另一方面,它却会让人和动物甘冒生命危险、甚至牺牲生命以达到这个目的。对于人来说,由于血气的这种矛盾,他们既会执著于自私、平庸的自我保存,又能够在自我保存中做出充满理想主义的自我牺牲。虽说血气是勇敢的基本来源,但并非勇敢的全部,人的灵魂除了具有血气,还有高于血气的理性。勇敢作为属人的德性,关键在于理性选择,且指向高贵的事物。在《王制》中,柏拉图将血气视为正义城邦中护卫者的基本品质,因为血气能够使护卫者挺身而出以捍卫城邦,不过具有血气的护卫者在城邦中属于第二等级,居于哲学王之次,即血气要服从理性。
毋庸置疑,男子气概具有来自血气的攻击性,血气促使人们发动攻击。不过,冒着生命危险去挽救自己的生命,“生命”必定因此有了一些非物质性的因素,成为一种抽象正义。在此,生命不仅仅是自然强加给我们的,同时也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因为选择必定出自某种来自理性的意义和理由,男子气概故而超越了纯粹的攻击性,发展出对这种意义与理由的坚定“主张”(assertion),其态度可能有些倔强,不过却是为了坚持表明自己的“重要性”(importance),不让自己被忽视。由此来看,男子气概就是某种“主张”,即对某种意义的宣告和坚持,它虽不直接具有政治性,但往往会导向政治。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荷马《伊利亚特》中的阿基里斯,都是曼斯菲尔德笔下充满男子气概的主张者:老人在大海象征的自然前面主张自己的价值,阿基里斯在阿伽门农的权杖前面主张正义与德性。“主张”是曼斯菲尔德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勇敢定义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古代社会中,勇敢是首要的公民德性。因为公民战士是否勇敢,这直接关系到城邦共同体的生死存亡。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勇敢,实际上也主要是战场上的勇敢。不过,尽管勇敢极为重要,但如果血气过度,那么勇敢带来的则是好战与冲突,成为幸福生活的威胁。所以柏拉图把哲学的勇敢放在军事、政治的勇敢之上,亚里士多德则把和平置于战争、闲暇置于操劳、哲学生活置于政治生活之上,他们在表现勇敢德性、血气现象复杂性的同时,又力图驯服过度的血气。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给予了血气和勇敢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性自马基雅维里起,就在弱化、抑制血气直至勇敢或男子气概的意义和作用。“现代性的整个事业都可以被理解为一项迫使男子气概无法施展的工程。”作为现代政治哲学开创者的马基雅维里观察到:基督教的统治使人们对彼岸世界救赎的荣耀充满雄心抱负,把此岸世界的荣耀置于其次;由于彼岸世界获得救赎的荣耀需要的是虔敬与温顺,而此岸世界的荣耀需要的是男子气概,因而基督教统治的后果就是使人们在此岸世界中怠惰虚弱。马基雅维里为了唤醒这个充满女人气的世界,将人们的抱负限定在此岸世界,他力图用古代人的勇猛来复兴男子气概。但是,他却回避了古代的血气概念,用单一的“精神气”(animo)概念简化并取代了血气概念。“精神气”不具有血气那种矛盾特性,缺乏血气中牺牲身体的理想主义,仅仅专注于身体的自我保存与不知餍足的获取(acquisition)。曼斯菲尔德认为,正是在马基雅维里这里,现代的“安全”观念诞生了,此后,现代政治哲学把自我保存与安全作为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马基雅维里试图恢复男子气概,但却恰恰走向了男子气概的反面。
自马基雅维里之后,现代政治哲学大都对男子气概的大胆无畏与自我牺牲保持警惕,唯恐男子气概会破坏和平、安全与物质繁荣。霍布斯将男子气概贬为追求优越性的激情,一种并不针对具体事物、最终导向攻击性的普遍欲望。在自然状态之中,人们相互竞争、彼此为敌,为了自我保存都被迫以极度的男子气概生活。然而,暴死的恐惧驱使他们放弃自然状态下的男子气概,共同服从一个主权者,以换取公民社会中的权利、自由和安全,人们也因此变得驯顺。洛克虽然在捍卫人民革命权利时为男子气概保留了空间,但他更多地将男子气概施展的空间转移到商业和贸易领域,将之理性化为对社会有益的勤奋(socially useful industriousness)。对黑格尔来说,历史终结于理性国家,自由主义的两大目标――自由与安全――同时得到实现,而且自由主义的抽象权利也完全兑现,社会已不再需要男子气概了。在密尔那里,自由主义增添了平等主义、进步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与现代自由主义非常接近。密尔认为社会的福利与进步有赖于培养、发扬人的个性,而培养、发扬人的个性的过程,就是男子气概得到展现,所以密尔经由肯定个性而肯定了男子气概。然而,为了维护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密尔把男子气概严格限定在个性的领域,否定男子气概有超出个性范围进行主张、要求统治的正当性。从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哲学对男子气概的消极态度。虽说还有一些思想家看到了男子气概对维护自由以及宪政秩序的重要性,如斯宾诺莎、伯克与康德等,但总体上现代政治哲学对男子气概是犹豫不决的。
伴随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理性控制的观念也应运而生。如果用培根的话来解释,理性控制就是运用人的理性来“无止境地扩展人类帝国”,而它不仅是对自然的控制,也是对人类生活自身的控制。从理性控制的观念中,曼斯菲尔德看到理性控制与男子气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理性控制之下,男子气概无法充分施展,因为理性控制深入人类生活,在带来保障与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们变得温顺,更具依赖性甚至奴性。理性控制的特点在于,它希望通过精明的理性算计和无差别的规则来提高效率,不仅强调成本效益分析,规避风险与偶然性,还要消除人的个性差异。与之相反,男子气概中的理想主义则会违背自我保存的效益原则,不安于常规和惯例,偏爱冒险和冲突,而且它需要在主张并表明自己重要性的过程中,体现个性特征。由此,理性控制并不喜欢男子气概,而且它甚至有使人其他的德性退化的隐患。
曼斯菲尔德对理性控制的警惕并不稀奇,早在上个世纪初,韦伯就已观察到现代性中类似理性控制的弊端,表达出与之相似的忧虑。面对刚刚到来的虚无主义,韦伯认为人类很有可能即将生活于科学技术、理性化的经济秩序、科层官僚制和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体系制造出的巨大“铁笼”之中,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与自由将会因此丧失殆尽。但韦伯也没有放弃希望,认为人类也有可能有另外一种命运:精神重新焕发生机,“全新的先知或者是旧有思想和理想的充满活力的复兴”。实际上,这正预言了男子气概的涌现。作为对某种意义的主张和宣告,对男子气概最具有戏剧性的表述就是“‘人是所有意义之源’,除非人赋予其意义,否则万事万物都没有任何意义”。虚无主义为男子气概的涌现准备了条件,因为“虚无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事情本身都没有意义,意义必须由人这个唯一的意义之源提供”。
然而,虚无主义时代中的男子气概既可能带给人们打破“铁笼”的力量和希望,也可能带来危险和毁灭,因为“不再有上帝和他的神圣命令,也不再有自然和它加给人类的本质,这些都不再是独立的标准可以警告人们不要肆意妄为,也不再是独立的指导可以告诉我们该走向何方”。曼斯菲尔德观察到,在二十世纪初男子气概的蜂拥而至中,有两种对立的男子气概,一个典型代表是罗斯福,另一个代表则是希特勒。面对虚无主义,罗斯福本人仍然坚持传统的道德原则,他的男子气概仅仅体现在增强决心和意志力,让自己变得坚强,而希特勒则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心,他的男子气概则体现在建立极权国家、清除犹太人的狂想。曼斯菲尔德自然偏爱前者,这不仅因为他本人也是美国人,而更是认为罗斯福的男子气概仍然与善、正义结合在一起,而希特勒的男子气概则是赤裸裸的好战与邪恶。
虚无主义带给现代人的危机,并未因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终止,反而在尼采门徒的推进之下,进一步加深。现代女性主义创建一种新社会秩序的企图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尼采宣布的虚无主义为之扫清了“自然”与“上帝”这两大障碍。现代女性主义的新社会秩序就是性别中立社会(gender-neutral society),它借助平等原则来消除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进而彻底消除男女不平等。在她们看来,为了达到目标,除了要重新定义女性、重塑生活方式与道德之外,还要清除男子气概。现代女性主义力图否定男子气概的自然根基,将之完全看成男权社会的残余,认为在支撑它的男性特权被揭露、推翻之后,男子气概也就失去存在的理由。现代女性主义要么用社会建构论来解释“自然”,以彻底解构“自然”,要么极力贬低“自然”,以超越和摆脱“自然”,而“自然”正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道德观念之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缺少了“自然”的指引,激进女性主义对社会生活提出的变革建议已走火入魔:放低道德要求以解放女性,攻击母性、家庭甚至爱情。尽管曼斯菲尔德没有明说,但读者可以感觉到激进女性主义对道德生活的消极影响。
根据施特劳斯的分法,现代女性主义属发端于尼采的第三波现代性危机中的问题。曼斯菲尔德对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虽说尖锐甚至尖刻,女性主义者也对他恨之入骨,但这个批判仅是他沿着施特劳斯有关现代性危机的问题意识,对整个现代性进行批判的一个方面。现代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意义并非一无是处,但它若要让人信服,的确无法回避曼斯菲尔德对其思想根源的批评,其中一些批评是致命的。
自由民主体制需要克服软弱和平庸,理性控制总会有失控之时,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的误导已经不少,对于曼斯菲尔德来说,重视男子气概的时候到了。虽说他明确地告诉读者,他并不打算就男子气概提供什么具体行为指南,但还是提出一个在性别中立社会保持男子气概、维护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建议,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作为一位保守主义者的审慎。
与具有强烈怀旧感的传统保守主义者不同,面对性别中立社会和男子气概的式微,他采取的不是回返(go back)策略,而是缓行(go slow)策略,因为女性被束缚于家庭、男人可以随时离开的传统状态已经成为历史,美国自由民主体制以及性别中立社会是美国人必须面对的事实和现状。由此,他希望运用自由主义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将性别中立社会限制在公共领域,以此减缓性别中立社会的扩张,同时保留私人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和男子气概,以充分体现男女个性。在他看来,婚姻是两性自然倾向在社会中的实现,能充分地揭示男女两性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所以他不乏浪漫地以已婚男女的关系为榜样,描绘了私人领域中的男女关系:男人像丈夫一样具有保护性和权威性,女人像妻子一样从事教养和批评。这个设想令人向往,但也容易遭到反驳,毕竟已婚男女关系并非都如此美好与单一。不过,无论人们怎样质疑,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曼斯菲尔德本人是这么去做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具有老派的绅士风度,对异性十分尊重和谦让,包括对他的异性论敌。
说到曼斯菲尔德本人,他的男子气概(勇敢)首先体现在个人品质上。作为施特劳斯的私淑弟子,曼斯菲尔德被认为是目前最出色的施特劳斯主义者。我曾向他提及这一评价,他仅是平淡地回答:“Today”,其中既有谦逊,又不乏对“重要性”的自信。而且,近几年来,在媒体因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而误解、诋毁施特劳斯时,他从不怯于公开地表明施特劳斯对他的深刻影响,甚至与施特劳斯其他一些弟子相比,他对老师的尊重都是自始至终的。其次,一般人们了解更多的,就是他在学术上的男子气概(勇敢)。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他力图在哲学与政治的张力之中,捍卫哲学生活,用对真知的追问来刺激人们对社会生活基本问题的审视与辩驳;作为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对平权运动、学分膨胀、激进女性主义等美国社会问题和政治正确性,有着大胆的、尖锐的批判。自然地,论战激起的误解、非议乃至憎恨,正是曼斯菲尔德的男子气概甘于付出的代价。
(《男性气概》,哈维・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译林出版社二○○九年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