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的另类馆长钱稻孙】
时间：2019-02-16 05:44: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书》杂志于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上发表了文洁若《我所知道的钱稻孙》一文,拉开了对钱稻孙研究的大幕。近年来,新文化运动领衔人物之一周作人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对在日语译介方面与他齐名的、抗战时期与其一同落水的钱稻孙却关注较少。事实上,两人无论在经历上,还是在专业偏好上都有着相似之处。三十年代,顾良在《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中将二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对日本的认识“都是从文化方面下手”,“抓住了文化的根本要道”。五十年代钱稻孙译本《万叶集选》出版,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跋》中将二人对日本文学的贡献同时予以肯定:“(中国人)对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敬,始于本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钱稻孙可称得上是中国的日语翻译大家。他不仅在日语译介方面有所成就,而且还是一位热心的图书馆管理者。抗战前曾任京师图书馆分馆主任、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图书馆馆长、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等职。然而,在抗战爆发后,他与周作人双双“失足落水”,先后出任伪北大秘书长、校长兼图书馆馆长等职,成为图书馆的另类馆长。
钱稻孙(一八八七――一九六六),字稻孙,浙江吴兴人,自幼随父游历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诸国,一九○九年回国,一九一二年到教育部工作。钱稻孙博古通今,精通日、意、德、法诸文,懂得音乐、戏剧、美术、医学等。其父钱恂曾是留日学生监督;其母单士厘为知识女性,留有著作多种;夫人包丰保为中国第一批留日女学生;叔叔钱玄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堂弟、钱玄同之子钱三强为当代著名科学家。在这样众多站在时代前列的著名人物组成的家庭中,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钱稻孙育有五子五女,五子分别以仁、义、礼、智、信为名,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
钱稻孙早年曾在北大和医专教医学,在女师大教美术,在美术方面颇有造诣。一九一二年八月曾与鲁迅、许寿裳一起,为中华民国拟定国徽图案,即龙凤十二章图。一九二九年为北京图书馆协会绘制徽章图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为清华大学“建筑图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从审美的角度审查了后来备受称赞的清华老图书馆的建筑式样。
一九二七年九月钱稻孙到清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 一九三二年起成为外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教授。在学术上,也由前期的美术、医学全面转向日本文学,热心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引介。
钱稻孙虽是一位学者,但他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深有渊源。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他曾兼任过一年多的京师图书馆分馆主任。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北京图书馆协会(后改北平)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召开成立大会,钱稻孙出席了大会,成为第一批会员,曾任副会长、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五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任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图书馆馆长的钱稻孙是第一批会员,被聘为执行部干事。一九二八年六月,北平图书馆协会名誉顾问、曾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美国友人韦棣华女士访问北平,副会长钱稻孙主持了欢迎仪式。一九三一年还曾短期代理过北大图书馆主任。
清华图书馆早期曾聘请留美图书馆学专业学者戴志骞、洪有丰、王文山等为图书馆主任,但他们相继离任。当时因国内此类专业学者很少,一九三五年七月洪有丰第二次离任后,国立清华大学改变以往聘用图书馆专业学者任主任的做法,而聘请非图书馆专业著名教授任图书馆主任。一九三五年九月朱自清任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代图书馆主任。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梅贻琦校长聘请当时还远在日本休假研究的钱稻孙于下学期接任由朱自清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嘱“所任外国语文系日文课程当酌减,以资兼顾”。钱稻孙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学年度按照学校规定,工作满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休假期间赴日研究,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回国。同年九月七日,钱稻孙与朱自清完成了图书馆主任的交接手续。九月,学校公布钱稻孙任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及特购图书委员会委员。钱稻孙虽非图书馆专业学者,但在中国图书馆事业近代化初期专业人才极缺的情况下,他是少有的懂图书馆管理的学者馆长。
钱稻孙上任,首先是整顿秩序。上任的第九天,学校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新任图书馆主任钱稻孙发表了讲话,除介绍赴日研究的观感外,特别提到:“愚以谓图书馆是求学时代极切要的设备,也就是大家的共同生命线,希望大家于借书阅书时,对于所借所阅的图书,要特别爱惜保护,本着公共道德,互助互爱的观念,不做损人不利己的无谓事情,扩而言之,爱本校的图书就是爱母校、爱同学;爱母校爱同学就是爱祖国、爱同胞,此点甚愿大家特别注意!充分的谅解!”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钱稻孙在校刊上发表一则启事,每“星期二至星期五除有会议或其他事故外,每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至十时五十分在图书馆主任室办事,同学诸君关于馆事有必须面谈者,请限于上述时间内来室接洽是荷”。这实际上就是早期设立的馆长接待日,开通了馆长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渠道。
在管理方面他处处强调以秩序为前提,因为“每入冬季,时有戴帽披氅入阅览室或书库者,殊欠礼貌,甚碍观瞻”。他特别将图书馆楼下一百六十号作为衣帽室,规定同学不准“戴帽披氅入阅览室或书库”,“以维馆纪,而昭校光”。因书库及期刊库开放时间与学生上课时间冲突,给学习带来不便,钱稻孙修改了书库及期刊库开放时间,方便同学入库,并停止外界人士随意入库参观,保证了书库的秩序。
钱稻孙深知图书馆的图书对于研究的重要性,他从学者的角度,不遗余力为图书馆搜求资源。一九三七年寒假,钱稻孙特在校刊上登载启事:“各系教授先生,春节在迩,诸位先生或浏览海王村厂肆,如遇馆中未备而足资研究参考之廉价书籍,敬祈留意,即为馆中购买。”并规定具体购买办法,强调“书不尚版本,总以研究参证材料为主,于价求其廉自在”。
这位懂图书馆管理的学者馆长管理图书馆井井有条,这似乎是清华图书馆经过馆长频繁更迭之后的福音。然而“七・七”卢沟桥事变改变了这一发展轨迹。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平落入日寇敌手,教育界人士开始陆续向南方撤离。十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至十一月,除留部分人员看管校产外,大部分教授及职员陆续赴湘,之后又转赴昆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九三七年八月,清华留守人员组成“国立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由原学校庶务主任毕正宣担任,委员有傅任敢、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图书馆的保管员有毕庶滋(树棠)、余岱东(光宗),钱稻孙作为留平教授也在保管员之列。
与大部分南迁的教授不同,钱稻孙很快就与日本人合作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日本策划成立了以汉奸江朝宗为委员长的北平地方维持会。十月三日,“地方维持会日籍顾问两人,邀同钱稻孙先生同日兵竹内部队长,于本月三日以参观为名,行检查之实,取去图书仪器甚多”。据郑天挺的儿子郑克晟回忆,当北大、清华、南开最后一批教授齐集天津南下联络站时,钱稻孙追到天津,对郑天挺说:“你不要走,你应该考虑考虑学校啊,你走了之后,学校怎么办?因为钱稻孙先生与日本人关系比较密切,我父亲也明白他来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父亲就对他的建议断然拒绝。”这场不愉快的谈话表明了他们不同的立场,盛情挽留的人和去意坚决的人不欢而散,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钱稻孙与周作人等参加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引起“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群起声讨“文化汉奸”。但钱稻孙似乎并不在意戴上汉奸的帽子,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北平成立伪北京大学,汤尔和任总监督,钱稻孙任秘书长。一九四○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升任教育总署督办,伪北京大学不再设总监督,而改设校长,由钱稻孙继任,他成为伪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伪北京大学成立后,图书馆亦同时恢复。一九三九年一月,周作人收下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书。然而,“周氏并不到馆视事,馆中主任一职,亦付阙如,一切行政大权,均归诸北大秘书长钱稻孙氏之手,各股职员亦同时派定,女职员数目几与男职员相埒,亦图书馆界之新现象”。恢复后的图书馆设采录、编目、典藏、事务四股,于二月开馆。一九四○年十一月汤尔和病逝,周作人升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钱稻孙亲兼馆长一职。
沦陷区伪北大图书馆的主要工作,大多是在钱稻孙的主持下进行的。这期间他主持整理原北大出版组旧存书籍,接收李氏木犀轩藏书,整理理学院原学生旧存图书,接收整理清华图书馆藏书等。正如北大图书馆吴先生所言:“沦陷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后,在整顿图书馆工作、维持馆藏图书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尽管它是日伪政权下的一个机构,后人也常常冠之以‘伪’字,但如果没有它的存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和设备在沦陷后必将会被劫夺殆尽,蒙受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从保管维护北大图书馆的角度看,日伪时期‘北大图书馆’的存在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清华大学在抗战期间遭受到重创。一九三七年十月,清华校河以南被日军卢沟桥事变祸首牟田口部队占领,保委会人员只能从西校门进出。一九三八年一月,校园全部被占,保委会撤至校门外旧南院。八月,日军强令将校内各馆、室钥匙全部交出,八月十四日保委会迁入城内,名存实亡。一九三九年春日军将清华园改为一五二陆军伤兵医院。
图书馆被占用后,即作为日军病院本部。阅览室、书库、研究室、办公室随意占用,图书、杂志被随意取走、盗卖、烧毁,损失非常严重,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日军多田部队本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新民会、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七机关以整理清华图书为名,挑选总计五万多册有关书籍运走,其余拨交伪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计十八万余册,其中包括已编目和未编目的图书、杂志十六万余册,还有二万多册零散的课本、残本、小册子及零本杂志。钱稻孙组织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清华藏书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制备中、西文目录,“其整理手续,系先按门类粗加整理,即行入库,然后再本书架片,细加查对排列,其书库则匀出第三、第四两层,专为存放清华图书而用,决不使其与本馆图书相混乱”。钱稻孙还主持制定了《教育总署拨交保存清华大学图书管理及利用办法》。
有意思的是,钱稻孙并未将清华图书与北大图书相混淆,而是派专人负责,单独放置、管理、使用,“清华图书整理完竣后,所有该项图书管理事宜,由图书馆职员中选派二人,专司其事,如不敷用时,酌量增添”。至于使用办法,规定各机关团体如欲借用清华图书时,“应由教育总署取得正式介绍函件,得在规定办法内贷与利用,务须负责归还”。即使是本校教师也不能随意借阅,“本大学各学院,如欲提借清华图书时,应备函申请并缮具借书单,呈请馆长核准后,方许借出”。而“本大学学生,如有必须参考清华图书时,可于阅览时间内在馆阅览”。不知是否冥冥之中钱稻孙意识到日军的统治不会长久,将来这些书还是要物归原主的。
钱稻孙与日本人合作是不争的事实,与坚决不做伪职的同庚叔叔钱玄同相比,似乎缺少了一些民族观念。但不管怎样,钱稻孙的做法,客观上保护了危难之中的清华图书,使抗战胜利后毕树棠追回原清华图书馆流失的图书时,接收伪北大存书是最容易的,也是保存最好的一批书,这批书成为复原时期清华图书的最主要部分。钱稻孙的存在,对于保护日伪时期清华图书同样具有一定意义。
一九四四年,伪北大文学院发生学生王善举怒打日本教授金西春秋事件,钱稻孙被罢黜校长职务,调任文学院长。这位与日本人合作的教授也不过是一颗棋子,当他使日本人不满意时,尽可以把他挪开。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钱稻孙以汉奸罪被捕入狱,部分财产被抄没。解放后作为留用人员被分配到齐鲁大学教医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转任卫生部出版社编辑,一九五六年退休,一九五八年起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编译。一九六六年夏秋之际,卫生部红卫兵的皮带抽打在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身上,不久他即悄然逝去,连家人也不知道他确切的离世时间。
如今,钱稻孙附逆已经成为历史,他本人也已经作古,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心态。在民族大义面前,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能弦歌不辍,而有少数知识分子却不幸落水。他们所追求的精神世界肯定不仅仅是满身铜臭的荣华富贵,钱稻孙亦不是趋炎附势的政治人物,他坦言在日本研究期间“不和政治家接触,且又不善用观察旁人的功夫”,算不上中国的“亲日派”,那么是否对日本文化的喜爱也是他留在日占区的一个原因呢?
钱稻孙在一九三六年清华新学期开学演讲中,讲述了他在日本研究期间感受到的两大特点:
第一点是日本人对于学术上的努力,是可钦可惭而且可怕的。日本人对于学术之肯努力,在质的方面说是“真干”,在量的方面说是“广博”。全国研究学术的组织,无处不有,而凡是研究学术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真实的苦干,不拘多少都有其可以自信的一点心得,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对于本国的文化,政府和国民上下一致的对外宣扬、尊重,几至把从外国搜罗来的文化,都加以发扬光大,完全变成她自己固有的一样。比较我们国人之自己暴弃,自大自尊而将自己数千年来的文化,弃而不顾,听其遗减退化的情形,也实在令人惭愧。
第二点就是国民情绪上说:日本的“国论”即国民的舆论是一致的,纵有时“国论”与个人见解不同,也没有人去以个人的意见,来攻击全国一致信仰的“国论”的。回视我国国家与国民间和个人与个人间的倾轧排挤、分崩离析的现象,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要想和人家抗衡并驾,不是一件希望不到的事情么?所以如欲自强,非要彻底反省。
从来自于战前的言论多少能够看出一点钱稻孙的心态。对本国的弊病深恶痛绝,多少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喜爱日本文化也是客观事实,但总的基调还是“如欲自强,非要彻底反省”。
钱稻孙喜爱日本文化不是盲从,痛恨本国文化中的弊病也不是摒弃,他追求的是一种平等的文化观,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改造和吸收。钱稻孙虽甘心附逆,但却从未认为中国是劣等民族,这与日本人所称的“支那民族是劣等民族”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既喜爱日本文化,又不肯忘记中国文化的本源。他认同中国为东亚文化的渊源,而日本只是它的分支。在《新刊“日本美术之特质”(一)》文章中,他认为:“中国与日本,同是东亚(文化)的一系,有父子兄弟之亲,中国是东亚文化的渊源,日本是其中的一支,然而分支与本根,只是系统,并不就是价值,应当知道,中国与日本同出一系,而特色各异――二者是东洋文化史上的一对并蒂花。”一九四二年钱稻孙参加了“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上他指出:“我们应该改变各自的立场并且努力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种情感来聚会,即我们的国民应设法成为你们的国民,你们的国民应设法成为我们的国民,并且在考虑问题时达到这种境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有真正的同情并因此而达到感情融洽吗?当前,这似乎是对某种优越感的一种强烈警告。但是如果我们能怀着真切的同情的话,我相信这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钱稻孙反感日本人的优越感,他强调的是两个民族的平等相待。
今天我们应该更多重视的是钱稻孙给我们带来的思考。一个热爱本民族文化的人,一个不趋炎附势的人,一个客观上极想保护大学图书资料的人,怎么会在民族大义面前失节呢?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既喜爱异民族文化,又对本民族文化难以割舍,追求民族文化的平等;既与日本人合作,又尽力保护图书资料,助推民族文化的延续。钱稻孙既热爱本国文化,也热爱异族文化,由热爱文化而至保护文化,他试图从超越政治的角度,将文化作为沟通两个民族的桥梁。然而他忽视了超政治的文化观可能导致社会的散乱、无章法,最终迷失方向。在民族大义和异族友情之间游走,钱稻孙或许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心路历程,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尽管钱稻孙曾经站错了队,走错了路,但他在民族文化建设上却始终如一。他从上世纪初即参加图书馆的管理工作,抗战前曾有效地推动清华图书馆的制度建设、馆藏建设。抗战爆发后,这位图书馆的另类馆长保护了北大、清华的图书,使两个重要的图书馆在危难之中避免遭受更大的劫难,这些是我们应该予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