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文的诗学] 影之诗异画卡大全
时间：2019-02-16 05:48: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界,程千帆先生提出的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的思想,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然而,实践这一理念谈何容易。我自己经常遇到的烦恼,是批评与考据的各自为政,无法达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完美结合。在最近的阅读中,我欣喜地看到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的大作《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文版,中华书局二○○七年八月),我以为此书是将诗歌研究与校勘学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更新了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的思路。
《尘几录》的基本思路,是在认识中古时代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的基础上,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反思陶渊明形象的生成历史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田教授认为,陶渊明的平淡,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人通过控制陶集异文而创造出来的。在此之前,陶渊明受到宋人尊崇的观点,在钱锺书先生的论证后,已成为学者的共识。田教授进而指出,宋人是有意识地依照自己时代的观念,将陶渊明塑造成为文化偶像,塑造的手段则是编辑陶集。
全书由引言、六章、结语和三个附录组成。在《引言》中,田教授强调手抄本的不稳定性,原本的不复可得与重建的不可能,以及读者对文本的主动参与。第一章《得失之间》,围绕陶诗“得”的概念展开,揭示宋人依靠选择“正确”的异文来控制陶诗文本的面貌。第二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显示陶渊明传记中塑造的诗人形象一方面基于陶渊明本人在诗文中的自叙,一方面深受六朝隐逸话语的影响。第三章《失去的田园:归陶》,通过对陶的田园诗里的异文进行探讨,揭示一个与传统形象有别的另一个陶渊明。第四章《饮食,死亡,与叙事》和第五章《成器》,在饮食、死亡、成器等意象和主题下,细读一系列陶诗,揭示一个对自身和宇宙都具有自觉和复杂的体悟的诗人形象,有别于传统认为的素朴真淳的形象。第六章《实/石证》,追溯有关陶渊明的醉石传说,以此象征陶诗文本的流动性以及后人对陶的塑造。在《结语》中,田教授希望唤起学者对手抄本文化研究的重视。
此书由校勘入手,讨论异文的去取,关注的却是一个诗歌史的命题,可谓是异文的诗学。这样独特的思路,再加上优美的行文和细致的文本解读,让此书读来耳目一新,胜义纷陈。对于陈旧的中国学界,这类深受西学濡染的著作,且不论观点是否成立、论述是否扎实,都无疑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和引人深思的魅力。
《尘几录》是一部有趣的学术著作,其中两个主要论点都是颇有兴味的话题,一是中古时代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二是宋人通过校勘陶集而重新塑造陶渊明。这两个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关于中古时代的手抄本,田教授引用西人约翰・达格奈斯(John Dagenais)《手抄本文化的阅读伦理》等论著的观点,强调手抄本文化的不稳定性、缺乏中心和权威。对此我有如下的疑问: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是否被过高估计?手抄本文化是否缺乏某种权力的结构而存在绝对的民主?读者的校改和异文的选择是否没有限定?
在手抄本时代,一种文本的不同抄本之间并不具有相同的地位,在保存和流传中,一些抄本获得优势而幸存,另一些则湮没无存。六朝时期,宫廷藏书显然比民间私家藏书更具保存和流传的优势,而那些因随意的抄写和阅读而产生的抄本,想必是任其散落亡佚。陶集的早期手抄本,如萧统编本、阳休之编本等,都是经过历代宫廷的收藏而著录于隋志、唐志等官方史志目录的手抄本。在宋以后私家藏书兴盛以后,被保存下来的手抄本,除了宫廷之外,主要来自知名学者和收藏家。民间那些仅仅为了阅读而抄写的文本,不被刻意的收藏,也就在使用中很快消失。由此可知,在文化结构中处于权力中心的宫廷和学者,同样处于手抄本文化的中心,他们统治着手抄本文化的形态,防止手抄本文化可能导向的民主与无序。简言之,手抄本文化同样具有权力的中心。
手抄本的一个特点,是每一次抄写都可能滋生若干异文。田教授由此认为,比起印刷文本,手抄本会大大增加异文的总数,而这些难以把握的异文也会增加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然而,手抄本虽易滋生异文,却不易保存异文。因为被保存下来的手抄本只是曾经有过的手抄本中的极少部分,相应地,被保存下来的异文也只是曾经滋生的异文中的极少部分。简言之,手抄本中的多数异文是旋生旋灭的。考虑到流传后世的手抄本主要是宫廷和学者的藏书,这些保存下来的异文可以说是经过他们的控制的结果,不是所有异文都有资格和机会被保存下来。
田教授还指出,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不同于印本时代,读者可以主动参与手抄本的创造,作者不再占据稳定、权威的中心地位,文本是变动不居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夸大了读者对于文本的权限,同时也夸大了抄本与印本的差异。古代读者在阅读中,随手校改文字,是很常见的行为,对于抄本和印本都是如此。不过,校改文字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一定获得他人认可。校改的文字通常是明显的讹误或者缺字,出于审美标准的改字,并不常见。诗话、笔记中记载一些出于诗学考虑的校改例子,恰好说明这种校改只是特别的现象。在出现异文时,古人的校勘可能缺乏版本的依据,却也不是完全的主观选择,而是现代学者总结的“理校”。理校当然是有理可依的校正,这里的理可能是语言规律、历史知识等。
在无古本可依而又面临异文的选择时,不管如何去此取彼,都只能是主观的校勘。然而,这种主观的校勘并不是任意的。这里涉及中国古代的校勘理念。校勘就如治病去疾,既是为了恢复病前的状态,也是为了达到健康的状态。校勘既是为了重建未受污染的原本,也是为了形成清洁的善本。在古人的观念中,原本就是善本,原本虽不可复得,通过校勘形成一个善本,也就是重建了原本。而所谓善本,是存在一个大体一致的标准的,如讹脱衍倒的文字应该被清除,违背常识的说法应该被纠正,庸俗陈腐的修辞应该被从名家文本中剔掉。因此,古人校正文字,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在古代一些校勘学著作中,讹误的类型被归纳出来,成为有规律的误例,帮助后来者从事校勘工作。
关于宋代的陶集校勘,田教授认为,宋人的编辑措施常常显得过于主观,宋人从自己的审美眼光出发,极口称陶渊明“平淡”,而陶的诗文风格也似乎确实符合宋人所谓的“平淡”,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份“平淡”正是宋人通过控制陶集异文而创造出来的。我以为,这里的论述既贬低了宋人的校勘思想,同时也夸大了校勘的力量。
宋代的校勘中当然也有浅人妄改、庸人臆改的例子,但也有周必大“实事是正、多闻阙疑”等谨严的校勘思想。即以陶集而言,宋庠、曾集等学者的编辑本都是裒辑众本、排除讹误、保存异文的精心校勘的结果。过于主观的校改是在所难免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整体上的编辑成就。
从异文的角度说,我们很难认定宋人有意通过控制异文来塑造陶渊明。南北朝隋唐时期流传下来的陶集抄本,如蔡居厚所说:“渊明集世本既多,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但这些不同的文字并不都是异文,其中可以通过校勘排除的文字就只是讹误,剩下的才是异文。宋庠等人的编辑排除了许多不同的文字,应该被视为合理的校勘工作,而不是有意的控制异文。事实上,现存的宋代陶集版本中,曾集本、苏写本、汲古阁本等都保存了许多异文,并且各本之间对于异文的选择时有出入,这说明宋人并无意于通过异文的选择来塑造某一种陶渊明的形象。如果宋人真的有意控制异文,今日的我们大概也无法通过异文的解读来发现另一个陶渊明。
检视宋本陶集中的异文,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异文多数是传抄过程中的无心讹误,可以揣知致误的缘由,而不是有意校改的结果;多数异文之间的区别意义不大,并不对诗意带来根本的差异。田教授利用其中一些异文,重新解读陶诗,为我们展示出别样的陶渊明形象。这些解读的例子无疑是精彩的,但想必能够支持这种解读的异文并不算多,而且其中一些解读似乎有过度阐释的倾向。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塑造陶渊明形象的主要力量,未必就是某种有意识的校勘,我宁愿相信是选本。选本作为一种批评方式,通常得到广泛的阅读而具有比本集更大的影响。从萧统《文选》开始,进入选本的陶诗,多与归隐田园的主题有关。正如鲁迅《〈题未定〉草(六)》所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选本所显示的陶渊明多是飘逸的,而在全集中,有时也摩登,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多数读者接触的陶诗,大概都来自选本,陶渊明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选本规定下来。
关于宋人对陶诗的校勘,田教授还指出一种阐释的怪圈,即用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为基础来选择异文,然后再反过来用选定的异文证实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这种阐释的怪圈自然是存在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抹杀一切校勘的努力,从怀疑走向虚无主义。阐释的循环,可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也可能是趋于完善的辩证过程,关键在于校勘者的识见。
以上围绕两个话题的粗陋讨论,只是由阅读而引起的思考和疑惑,目的不在于驳难或否定,因此只提出问题而不举出论据。无论书中的观点能否成立,《尘几录》都是一部引人深思并且可资取法的著作,而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对于其他中古诗人的研究,此书无疑具有良好的典范意义,并且提醒我们注意手抄本文化中诗歌文本的流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省思。
不过,中古诗歌文本的流传并不都与陶集一样,而需区别两种情况。陶集从南北朝以降,一直流传有绪,因此,保存至今的异文来自于早期的手抄本时代。然而流传有绪的先唐别集不过数种而已,更多的是一度亡佚而经后人重辑成书。这些辑本主要采自唐宋类书、总集等。在这种情况下,手抄本时代的异文,在这些文本被收入唐宋类书、总集时,已经被消灭过一回,而现存的异文多数不过是重辑成书以后在流传中再次滋生的,是再生性质的异文。由这些再生的异文出发,我们永远也无法看到中古诗歌文本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面貌,更别提利用异文重新解读了。
在阅读《尘几录》之前不久,我从Shakespeare and the Editorial Tradition (Routledge, 1999)一书中得知,Margreta de Grazia在Shakespeare Verbatim (Oxford, 1991)一书中指出,我们今日所知的莎士比亚是十八世纪后期的建构,主要取决于Edmond Malone (1741―1812)的编辑。我不知道《尘几录》是否借鉴过莎学研究成果,但二书显然有着异曲同工的思路。我由此想到,我们中国文学研究者,一方面固然要取法海外汉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西方的文学研究状况,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文学理论,也要借鉴西方的文学史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