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成长什么意思【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60年前，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以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仅仅数尺之遥，作为香港《中国文摘》（CHINA DIGEST）半月刊的记者，他高举相机，迅速捕捉每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那年，他27岁。
　　如今，他已届耄耋之年，在人民共和国60周年之际，万千思绪，由衷地记录下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岁月片段……
　　
　　
　　见证芷江受降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都是被日本侵略中国的残酷现实唤醒的。我9岁那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东三省，到处吟唱悲怆的流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接着，“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一个接一个的“国难”日子，伴随着我的成长，在我的心灵深深打上烙印:必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才能站起来！八年抗战中，蒋介石的政策使斗争越来越复杂化，让我的眼光转向真正在抗日战斗中将中国引向新生的延安。在昆明“西南联大”这座素有“革命堡垒”之称的学府里，我走上了自己向往的革命道路，投身于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新中国的伟大理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了。当时，我和联大同学周锦荪二人，作为昆明美国新闻处派出的记者，在美国军官罗克伍德（CHARLES ROCKWOOD）率领下，正在湘西沅陵敌占区附近为对日心理作战搜集一切可能瓦解敌军军心的素材，随时用英文电报发回总部，以备制作成传单撒向日本军队。当沅陵县的广播里突然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惊人消息时，所有的人都疯狂了。大家都奔向马路，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素不相识的人拥抱在一起狂欢庆祝。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受降仪式随即在湖南的芷江举行，我们有幸被派往报道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我目击日本侵华关东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参谋长今井武夫垂头丧气地向中国将领呈上《降书》的那一刹那，我为我们身受日本侵略深重灾难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吐了一口长气，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痛快经历。
　　
　　迎接解放
　　
　　
　　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内矛盾就立即突显。
　　为了争取国家的和平前途，毛泽东1945年8月亲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就在这时候，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对外宣传刊物《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的工作，在那里，乔冠华和龚澎同志介绍我入了党。《新华周刊》刚出了三期，就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查封了。于是，我们随即转移到当时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另创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继续向世界报道正在展开的中国的解放战争。当时，实际上，这是中国解放区唯一的对外窗口。直到1949年9月，我们终于来到了刚解放的北平，准备迎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解放初期心花怒放
　　
　　百年来蒙受国内外反动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终于挣脱枷锁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那种心花怒放的喜悦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凡是经历过解放初期生活的人们，对那一段甜蜜的日子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时候，生活虽然苦点，人与人之间却亲如兄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必须“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对那一段日子，和我们同船从香港回来的同事、著名老作家萧乾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他在回忆录中，曾经无限深情地写过:“那时候，空气多么清新，人与人关系多么纯洁，日子多么愉快。要是没有发生后来的一波三折，该有多好！”
　　当时，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筹备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PEOPLE� CHINA）英文半月刊。没有想到，刚解放的北平城竟找不到一家能够印外文杂志的工厂，只能求助于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印外文教材的小小车间。
　　机关里实行的是“供给制”，谁都没有工资，生活水平很低，由公家供给小米和制服。吃饭都在公共食堂，分大中小灶三级不同待遇。大灶最差，只能啃窝头喝棒子面粥，只有中、小灶才能吃到肉荤。当时，编辑部里多数是满腔热情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留学生，生活都受到特殊优待，吃的多半是中灶或小灶。而像我和车慕奇这样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都只能吃大灶。住宿舍，也是分配给我们最差的房子，好的都优先留给非党同志。那时候，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从没人议论。大家一心扑在办好杂志上，向全世界树立好新中国的形象，连夜间串门聊天，谈的还是工作。这大概就是萧乾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的“那些愉快的日子”吧。
　　
　　建国伊始的采访
　　
　　建国伊始，领导对于对外宣传特别重视。被批准采访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中外记者名额总共不过16个，我就是其中之一。开国大典以后不久，重要客人、意大利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史巴诺来华访问。当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部长胡乔木，特意亲笔批示，安排我作为“陪同”，与贵宾一起访问了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的三大权威人士:中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谈“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谈“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一向领导农村工作的薄一波，谈“中国的土地改革”。我有幸聆听了这三堂大课，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益无穷，感激不尽。
　　1952年，北京举行了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参加。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的是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国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作了主旨发言。我被调去大会工作，夜以继日地编辑出版中英文每日大会新闻公报。应该说，这次会议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锻炼了我快速应变的业务能力。
　　同年冬天，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团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活动，我有幸担任随团记者。我们横跨白茫茫的西伯利亚，九天九夜的火车把我们从满洲里拉到莫斯科，然后转车途经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最后抵达著名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大会结束后，在回程途中，代表团又专程访问了向往已久的苏联，当时斯大林还健在。对我而言，这前后大约一个多月的特殊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随同前往的这个代表团，集中了中国当时各界名流，给我创造了在漫长的旅程中进行采访和学习的最好机会，大大充实了我的知识，丰富了我的阅历。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不免眼花缭乱。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人接触虽然短暂，但是他们的长像和他们款待我们的菜肴都与中国有某种程度的相近。访问苏联时，当时我的心情无异于“朝圣”。在列宁的水晶棺侧，我久久伫立;在列宁格勒冬宫的大门洞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场面仿佛重现眼前，我在心里默诵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中国人都深信不疑:“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在维也纳，战争的伤痕随处可见，少胳膊缺腿的人比比皆是。然而，当地的人民都是那么热情和善良。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期间，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狂热地要求保卫世界和平。
　　
　　采访“万隆会议”和我心中的偶像周恩来
　　
　　冷战虽然灼热，但是阻挡不了民族独立运动在全世界的蓬勃展开。1955年4月，由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自己召开的国际会议。与会的国家情况非常复杂，中国和越南是被邀请参加的唯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新兴的中国在这个国际群体中显然是孤立的少数。但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这样一个走向世界的机遇，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为首的强大代表团赴会。恶毒的台湾国民党特务妄图利用这个机会刺杀周恩来，蓄意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空中爆炸的惨案，夺走了前往印尼的11名中国、波兰、奥地利记者和外交官的生命。由于周总理临时应邀访缅改变路线未登此机，而被派往采访的我和新华社的李慎之，作为随团记者必须随代表团行动，因此得以幸免于难。但更加复杂的交锋还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亚非会议开幕后，逐渐出现了矛盾和分歧，矛头不是对准殖民主义，而是指向所谓“新殖民主义”――“共产主义”。更有甚者，泰国外长竟污蔑新中国在西双版纳设立傣族自治州是为了“对外颠覆”。听着这些攻击污蔑的言论，周恩来总理丝毫不动声色，只是一再地推迟了中国的发言。直到第二天下午，会议厅里座无虚席，人们都以不同心态准备洗耳恭听周恩来的“强烈反击”，那些别有用心者想借此爆炸性新闻摧毁亚非会议。但是，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他们听到周恩来总理的第一句话却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出现了一片罕见的沉寂。短短二十分钟的“补充发言”，心平气和地把一个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和平共处”的真理，说得透透彻彻，让人不能不心服口服。我一面倾听发言，一面注意到:会场里气氛突然变了！美国那些别有用心的记者们纷纷悄然离去，大概赶快去改写自己早已拟就的“爆炸新闻”吧。主持会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前来和周恩来热情握手，感谢他的发言将大会引向正确的方向。此时此刻，我突然感悟到:在关键时刻，只有真理才能旋乾转坤！事实证明，中国提倡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引导整个亚非会议最终获得圆满成功的主轴思想。而且，从此以后，由此而诞生的“万隆精神”普照大地，成为举世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周恩来是我心目中敬佩的英雄偶像。我和他最早的接触是在1945年“重庆谈判”的采访过程中。当时，记者们最热衷的就是去曾家岩50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记者招待会，因此会议总是座无虚席。因为，在那里，可以听到周恩来的侃侃而谈，把当前斗争的症结所在说得清彻透明，让你一目了然中国正在走向何方。解放后虽然多次听过他的报告，但是零距离的接触则是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为我们国家能有这样的好总理而感到万分庆幸。他智勇双全，“万隆会议”期间，他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应付自如;不顾个人安危与印尼总统坐敞蓬汽车在雅加达接受市民的欢迎;会议期间，我亲眼所见，他除了参加会议就是忙于接待各国来宾，做着化敌为友的微妙工作，每天却只睡三四个小时。无论国家大小，他都平等礼遇，十分尊重对方。他善于急中生智，那篇产生重要影响的“补充发言”，就是他在中午回到住地的个把小时中，用一枝铅笔写就的“急就章”。他以伟大的人格，在会议期间不知交了多少朋友，有的在后来的中外关系中还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印度的尼赫鲁、柬埔寨的西哈鲁克……甚至当时攻击中国最厉害的菲律宾外长罗莫洛，后来也在书中盛赞周恩来，并成了中国的好朋友。对于周恩来的一生，不管后人对他怎样评价，对我来说，他永远是一个让人学习的伟大榜样，几乎接近一个完人。能和这样的人共度极不平凡的日子，从他身上学到如此非凡的品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957年，我成了“反党分子”
　　
　　好景不长，接着就发生了萧乾所说的那不幸的“一波三折”。
　　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成立的是一个符合当时统一战线实情的民主联合政府。但是，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形势下，我们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边倒”的苏联摸式，逐渐地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像一颗原子弹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度炸开了花，引起强烈的震撼。接着，就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群众走上街头游行请愿，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苏军坦克居然开去加以镇压，形势更加复杂化，中国当然也受到了震撼。当时，在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正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热烈的讨论。紧接着，他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更为我们的国家指出了一个走向宽松和谐的美好前景。这时候，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喜悦心情可想而知。在随即展开的“整风运动”中，共产党诚恳地要求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帮助整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大鸣大放”的热闹局面，对党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有的甚至十分尖锐。如果是为了改进工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紧接着就发生了对知识分子大面积沉重打击的“反右派运动”，这大概就是萧乾所说的那不幸的“一波三折”的揭幕。
　　蓬勃往前奋进的新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今天，以至在遥远的未来，可能都是史学家们需要下大功夫研究的重大课题。
　　1957年，我35岁，正赶上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大灾大难的“反右派运动”。那年4月，因宋庆龄点名，我被调往《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1990年后改名《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主持工作。当时，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一上任就同时领导《中国建设》的业务与政治运动。但是，完全没有想到，临近这年年终的11月，我原来所在单位外文出版社突然通知我去接受批判，说我“犯了严重错误”，这样的“指控”意味着大难即将来临。果然，从此一切都变了。除了亲人和知心的老朋友，本来有说有笑的同事都不得不显出一种尴尬的表情，与我“划清界线”。这种被“列入另册”的厄运，竟持续长达21年之久，直到1979年给我平反。甚至，与我血缘相连的“九族”也不同程度遭了殃。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绝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渴望国家进步的精英。和许多受害者相比，我的“罪状”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了，我只不过对日常工作存在的某些缺点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如“我们的支部生活不够民主”，“肃反、反右都应该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等等，只因上级给的任务“指标”尚未完成而被“补”进黑名单，于是被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竟给我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最可怕的是，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讲真话了。对于偌大的中国，这意味着何等严重的破坏，历史已经给予了准确的答案！
　　当时，我除了将无限委屈往肚里咽，还努力从自己身上去寻找原因，力求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从不敢怀疑党，但是我思想上从来没有想通过。只是，在后来的21年中，即使不是党员，我也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农村“劳动改造”
　　
　　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自然抬不起头来做人。但是，没有想到，这却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以往看不到的另一面。1959年3月，我被开除出党的两个月后，就被送往湖北孝感农村下放劳动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那正是“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代。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在农村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农民饿着肚子干活，连我们这些受到优待的下放干部一天也只有四两粮食吃，而干部开起会来却大吃大喝，夜晚只有干部家里的烟囱冒烟。1965年，我被派往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平罗县去搞“四清”，目的是要清除在我们身边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下来，我们除了处理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之类的问题以外，只是普遍地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并没有发现什么所谓的“赫鲁晓夫”。相反，与我结为好友的农民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真诚、朴实、善良。接踵而来的是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更加残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经过足足十年的浩劫，不仅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经济也被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更可悲的是，青年一代被引入了歧途，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增添了难以估计的困难。
　　十年浩劫中，像我这样被列入“另类”的人，是怎么也逃不了厄运的。虽然我从没有敢“乱说乱动”，通过“清队”也要被打成“漏网右派”，关进“牛棚”，剥夺自由。1969年11月，在林彪“一号令”下，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被“扫地出门”，送往河南汲县上乐村劳动改造，还派去一名“红卫兵”坐阵看管。可以料到，红卫兵早给家家户户村民交了我们这些人的“底”，便于他们对我们严格监管。但是，朴实的农民从来就是眼见为实的，看到我们和他们一样忠厚勤劳，很快就和我们结为好友。特别是我的老伴还在当地中学教书，更受到学生们的热爱。在这里劳动改造整整3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让我补上了3年的大课，让我零距离地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在那人民公社时代，和我们天天一起下地的农民，一天的劳动工分只挣两毛钱，连肚子都填不饱，多种一点自留地，还要怕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挨批判。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当时就是如此穷困。
　　
　　拨乱反正，我给耀邦同志写信
　　
　　文化大革命以来，始终动荡不定。特别是1976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去世以后。紧要关头，由于中央的英明领导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一举铲除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结束了这场灾难，挽救了中国。
　　这时候，全国以至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中国向何处去？
　　有人主张“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执行”。当然遭到强烈的反对。于是，引出一场关于什么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清理了种种混乱思想，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另一个历史阶段。
　　这时候，主张实事求是最坚决的胡耀邦同志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雷厉风行地处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这年的9月，我鼓起勇气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要求重新审查。没有想到，仅仅一个星期，“中组部干审局”的正式回信就来了，说“已经交有关领导机关负责处理”。果然，外文局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紧接着也行动起来，经过一系列调查核实工作，提出了一个公正的“改正意见”，逐条否定当时强加于我的“罪状”，给我正式彻底平反。那是1979年1月15日，正是我被诬陷开除出党20周年。当我在“改正意见”上签字时，激动万分，心里默诵着一句难忘的语录:“相信群众相信党”。
　　
　　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我成为《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
　　
　　恰恰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1日，敌对了30年的中国和美国恢复邦交，这对于两国以至全世界，都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两国交换大使之后，紧接着就是交换记者。也就在此时，《人民日报》要派遣两位首任驻美记者，我成为了其中之一，这真是“双喜临门”！
　　早在上大学时，我曾学过美国历史，在昆明和一些美国飞虎队员结为好友。但是，闭关锁国30年，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唇枪舌战”之后，人们对美国的认识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了固定的概念。现在，要为国人报道美国，我将如何去做？到了美国以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处处都让人感到“吃惊”。第一天，我就出了个洋相。当时，在中国私人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打长途更是必须上邮局。到华盛顿后，我很想打个电话给我在纽约的美国朋友，向他们“报到”。于是我就问我们大使馆同志:“邮局在哪里？”没想到引起了哄堂大笑，他们指着桌上的电话告诉我:“邮局就在这里。”第二天，我的美国朋友从500公里以外的纽约来看我，他们乘坐的是类似公共汽车似的穿梭飞机，每小时一班，方便极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之间的物质差距起码是几十年。在与美国人的接触中，我发现，美国老百姓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善良友好，乐于助人。在驻美记者生涯中，我作过相当广泛的旅行，接触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且和部分美国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与世隔绝30年后来到美国，我必须刮目相看，认真研究。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不是我们书本上所说的那样“腐朽”、“垂死”，而且仍在继续发展，还左右着世界经济。当然，美国社会并不太平，问题多如牛毛，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但它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照美国历史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观我们自己国家在发展变化中出现的问题，是颇有启发的。
　　
　　1981年，我回国主持《中国建设》杂志工作
　　
　　1981年，我回国重新主持《中国建设》杂志的工作，直到1989年离休。在这一段期间，最值得庆幸的是我能够再度与我的良师益友爱泼斯坦亲密合作，洗净“文革”在杂志上留下的污迹，恢复宋庆龄所树立的真实报道优良传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展开，我们的杂志也在世界范围有了很大发展，在外宣战线上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我也因为工作的需要，在英国开过国际新闻座谈会，在南亚4国进行过业务交流，对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过访问，还随团采访过中国总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国事访问。这一切，不仅促进了我们杂志业务的提高，更极大地开阔了我个人的视野。
　　
　　离休以后，我的心从没离开对外宣传工作
　　
　　离休以后，我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我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对外宣传，总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做着促进中外友
　　好交流的工作。特别是我应邀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匹茨堡大学约翰城分校讲课的一年半中，我和老伴生活在美国人的普通社区里，让我们更加了解他们，也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在我们的人生中，这一段十分珍贵的经历，使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不同民族感情的直接交流多么重要。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我们曾经多次访美，也与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建立了友谊。为了鼓励这样的贡献，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在2003年全国大会上特别为我们颁发了“友谊了解”金质奖章。
　　在美国期间，我们也通过电视目击了几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我们看到了1989年发生在国内的“政治风波”惊心动魄的场面，受到震撼。同时也看到，一夜之间美国人就变了脸。随后，经过了很长时期，中美关系才得以修复;我们看到划时代的香港和澳门回归仪式，我们都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全程收看，我们的美国朋友和我们一样，为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也不一样了。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事件的那一刻，通过电视的现场直播，亲眼目睹了它的全过程。从这时起，美国政府的政策出现了很大转变，实行所谓“单边主义”。当时，美国的明智之士就提醒过美国政府，应该首先从自己在全世界所作所为中去寻找答案:“为什么他们这样恨美国？”我在给老朋友写的一封公开信里，就指出:“对于醉心于将这场至今谁也看不清楚结果的战争进行到底的人们，这些逆耳的忠言是听不进去的”，“美国这样不顾一切地破坏世界的和平，必将自食其果”。
　　2005年，正值亚非会议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国家隆重纪念，我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些纪念活动。为了继承亚非会议精神，我在主编《万隆精神普照大地》这本纪念文集时，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会议厅里，聆听着周恩来总理铿锵有力的精彩发言。湖南芷江举办的受降50周年活动，规模盛大，来自海内外的与会者中，一大批是美国飞虎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我和当年一起采访受降仪式的周锦荪，也应邀前往参加了。抚今思昔，感慨万分！
　　
　　只要一息尚存，我愿为我所热爱的祖国贡献一切
　　
　　中国的前进，与全球化的大潮流密不可分。互联网的出现，更加速了全球的变化，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两亿以上的中国人上网，已经开始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成为举世瞩目的现象。作为一个急起直追学电脑的老人，我深深感到自己太落后了，怎么也跟不上潮流。看见什么可以给人带来健康快乐的好东西，就赶快转发给好朋友，也算尽了一点小小的责任。对于我们的后辈，这高科技无异如虎添翼，可以更加大展鸿图。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将变得让我们不可想象，这恐怕是毫无疑问的。
　　自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自1949年到2009年60年间，中国人不约而同有一个共识:我们的国家变了，而且变化就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变化如此之快，数十年前的事如今说起来，恍若转身，有时候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谁都不能否认，生活比以前好了，城市比以前漂亮多了，方便多了。偶尔到郊区走走，你会大吃一惊，怎么也“找不着北”。现在，出国旅游、度假已是平常事。在国外，你会感到脸上更有光，受到更多尊重。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的实力雄厚了。这个实力，就来源于30年前邓小平同志亲自设计和领导的改革开放，来源于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努力向前。
　　60年来，我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同甘苦、共命运，无怨无悔。只要一息尚存，我愿为我所热爱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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