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萧_川东奇杰萧中鼎

　　保安副司令成了地下党 　　 　　1938年1月，我的父亲萧中鼎由四川大学上校军训主任教官调任万县地区（四川第九区）保安副司令。因当时保安司令由专员闵永濂兼任，我父亲作为实际上的“一把手”，管辖万县地区九个县的民团武装，人称“萧司令”。
　　父亲在川大当军训主任教官时，就阅读了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以及《联共党史》，思想左倾，在学生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支持左派学生康乃尔的革命活动，采用友人蔡军识从延安带回的教材，大讲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到万县就职后，他更是积极宣传抗日。他在给群众作报告时慷慨激昂，很是鼓舞群众，也引起了万县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地下党派曾任刘伯承秘书的刘孟伉以及李英才（又名李学民）帮助他，经两人介绍，并由来万县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罗世文批准，我父亲于1939年5月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10天，四川省委决定整顿万县党组织，重建万县中心县委，党组织把安排会场和保密的任务交给了我父亲，父亲说：“把会场设在我家，保证绝对安全。”由于这次会议集中了万县地区党组织的所有负责人，加之罗世文也亲自到会，父亲深感责任重大，专门安排我母亲陈彦彬（20年代的共青团员）在院子里站岗放哨，并一再叮嘱不让“闲杂人员”进来。当时我6岁多，正读小学一年级，看到许多男人来我家，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服的，还有穿西服的，一个个都神态严肃，走进院子里的客厅。我十分好奇，从未见家里来这么多不认识的人。满怀疑惑，悄悄地走到客厅窗户外，踮起脚跟对着窗子望，只见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在议论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突然一双大手从后面抓住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神色严肃的母亲。将我抓到大门口，母亲厉声问道：“你在干什么？”我嗫嚅着：“我在看……客人，他们是什么人，来我们家干什么？”母亲严肃极了：“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快回屋去做作业！”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次来的穿西装戴眼镜的叔叔就是罗世文。
　　这次会议在我们家开了两天半，从此以后，保安司令部就成了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为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四川，在各县组织国民自卫总队加强地方武装，以作应对。我父亲则根据中共组织的要求，以四川省军管区第九区保安司令部的名义，将中共党员顾培楠、林佩尧安插到万县、忠县任国民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掌握地方武装，又介绍秦朝亨、黄友凡、郑华、林向北等人去了巫山、巫溪等地，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工作。父亲还把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重新在《万州日报》登载，用以激励万县人民的抗日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父亲还借助手中的权力，暗中协助万县中心县委创办了有进步倾向的国华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为去延安的热血青年开路条、发通行证，慷慨解囊资助他们顺利到达延安。
　　父亲当年的薪金是每月100多个大洋（银元），5个大洋就够5口之家生活一个月，但我们家却老是不够用。当时我们三兄妹穿着寒酸，曾被同学嘲笑。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作对国家有用的人。解放后，母亲才告诉我真相。家里不富裕的原因是父亲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这些学生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了湖北省委副书记，父亲离休后与1928年入党的老战友李维去上海、南京路过武汉时，还受到这位副书记的热情接待呢。
　　当时父亲有个部下叫林佩尧，是忠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副总队长，由于是上下级关系，思想都倾向进步，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林佩尧特请我父亲去看望他的好友陈联诗，说陈的经历很有传奇性，我父亲欣然前往。
　　陈联诗就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是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廖玉璧的妻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廖玉璧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敌人残暴地砍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得知丈夫牺牲消息的陈联诗悲愤至极，揩干眼泪，继承丈夫的遗志，继续在华蓥山坚持斗争，后来党组织派她到苏联学习军事，路经万县时被敌人逮捕入狱，后由林佩尧等人营救出狱。
　　我父亲与陈联诗一见如故，志趣甚投，很谈得拢。林佩尧对我父亲说：“联诗文武全才，既能诗会画，又会打双枪。”我父亲从军20多年，从未听说女人会打双枪，连连摇头，不肯相信。
　　林佩尧说：“眼见为实，耳闻是虚。我们今天就到西山公园去看看联诗的枪法吧！”
　　黄昏时，林佩尧和我父亲、陈联诗来到西山公园僻静的空地，在100步外插了10支点燃的香。我父亲把两支快慢机手枪递给陈联诗，陈联诗双手持枪，神色镇定，眼望前方，先用右手瞄准，一甩手就是一枪，枪响香灭，接着左手又是一枪，香头又灭，接着又是砰砰连响，左右手轮流开枪，连打了8枪，枪枪弹无虚发，10支香头全灭，左手比右手打得更好。我父亲大为惊叹道：“密司脱陈，果然是枪法如神，世上罕见，实乃女中豪杰也！佩服！佩服！这两支手枪就送给你作纪念吧！”
　　林佩尧这才向我父亲说明，陈联诗的双枪神技，是她的丈夫亲自教的，是在华蓥山游击队长期艰苦斗争中磨练出来的。
　　我父亲与陈联诗见面时，南京已经失守，日本飞机频频轰炸武汉、重庆等战略要地，难民潮水般地涌进夔门，国势危急。刘孟伉、欧阳克明、李英才、赵唯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就在西山公园的“九五图书馆”商议，把川东地区9个县的民团武装组织起来，成立3个师，由我父亲来承头统领，林佩尧和赵唯各负责其中的一个师，由刘孟伉、李英才负责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陈联诗去苏联未成，就答应去雷忠厚的部队接任团长，共同出川抗日。后来刘孟伉向上级汇报，由于时局变化，原来的计划不合实际，上级没有批准，组织抗日军队出川的事情只好作罢。
　　然而，专员闵永濂发现了我父亲的一些蛛丝马迹，1939年8月就向四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密报我父亲有“通共”嫌疑，王陵基就给我父亲下了手令：“调萧中鼎到省另有任用。”准备等我父亲到成都时就地逮捕。我父亲识破了这个阴谋，到成都去并未到保安司令部报到，而是到“三联书店”找到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立即派我父亲去阆中找刘湘的亲信将领、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潘文华做统战工作，后又派我父亲到川北通江去开辟工作，掩护地下党员，建立革命据点，发展地方武装……
　　
　　少将参军被特务逮捕
　　
　　1947年6月，父亲从湖北宜昌潘文华的长官公署回来不久，又离开垫江去重庆搞地下工作。几个月音信杳无，家里人很不放心，时时担忧。那时我才15岁，正在垫江安定中学读初三。10月中旬，偶然从《中央日报》头版下方看到一则消息：
　　失意军人萧中鼎、何雪松、李子柏等人，反对政府，图谋在川东北暴动，响应共匪李先念，已被政府捕获。
　　我看后万分焦急，马上回家向母亲报告。母亲多方打听，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杀人魔窟”渣滓洞看守所，更为我父亲的处境担忧。由于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就派我专程到重庆老街32号国民党保密局第二处给我父亲送衣物。当时门口站着两个持枪卫兵，当我说明与“政治犯” 萧中鼎是父子关系后，一个穿军装的特务才让我到警卫室外做了登记，收下衣物，并阴冷地说：“这里是军事禁区，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从此以后，家里人再难知道我父亲的消息了。母亲多方托人营救，均答以“案情重大，无能为力”。
　　直到我父亲1950年1月由重庆回家乡垫江工作后，他才给我们讲述了那几年地下工作和被捕的情况。
　　1945年冬，曾在通江领导我父亲工作的川北特派员王叙五，根据南方局委员于江震的要求，把我父亲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南方局。1946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张友渔在曾家岩50号接见了我父亲，听取我父亲汇报后，布置了工作。我父亲按照指示，在重庆做刘湘旧部刘航琛（民生航运公司董事长，财务部次长）、袁晓儒、钱光禄等人的统战工作，并趁机将在刘湘部任教官时的学生何雪松、李子柏打入蒋介石为笼络失业军官而开办的“军官总队”，侍机行动。
　　1947年4月，我父亲根据党的要求，到湖北去做潘文华的统战工作。潘文华已吃尽蒋介石分化瓦解的苦头，同意我父亲待机起义的劝告，当即任我父亲为少将参军，并给5万发子弹支持我父亲武装暴动迎接解放的行动计划。我父亲还说服潘部师长彭光汉将所部收缩至大巴山，为起义创造条件。
　　1948年8月初，我父亲再次到重庆找党组织请示工作，遇到林佩尧的儿子林向北，因我父亲在万县就与他熟识，知道他以《国民公报》广告、发行员的公开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便托他向党组织汇报准备武装起义的情况，请予指示。林慨然应允。由于当时特务横行，林与我父亲只能临时约地点会面。几天或10会见一次，直到第五次会面，林才转告组织上已经研究决定，10月8日晚派人到南岸原英国大使馆我父亲的住处当面给予具体指示。
　　在等候党的指示的9月初，我父亲碰到了何雪松、李子柏，得知他们计划在营山搞武装斗争。便与他们商量在营山、垫江两地武装起义后如何配合的问题。这时，刘湘的顾问，“小民革”成员李荫枫，从何雪松处得知准备起义的消息后也参加了进来，准备共同建立反蒋军事据点。发现特务盯梢，他们曾3次转移地点，后来约定10月8日上午在两路口旅馆作最后一次会商武装起义事宜，联络代号为“李森”。
　　10月8日上午9点，我父亲按照约定在两路口旅馆等候何雪松等人，久等未来，又到国华茶馆等候，仍未见人。这时同乡邱玉璋、原教导总队的学生杨兆南来了，便陪同我父亲喝茶，一直到下午2点，何雪松等人仍未来，我父亲肚子饿了，3人正准备找馆子吃饭。走到棉花街时，被几个便衣特务挡住去路。
　　特务头目问：“你们哪位姓萧？”我父亲为了不连累他人，便上前一步答道：“我就是。”
　　那头目说：“‘李森’请你去谈话！”
　　我父亲心头一震，“李森”是刚约定的联络暗号，被特务知道，必然内部出了叛徒，便边走边思考对策：如何销毁前两天林向北交给他的两份《挺进报》。在特务押我父亲到附近的罗汉寺警察局后，他假装解便，入厕销毁《挺进报》不成，后来又趁一个特务出去买烟，另一个特务去电话室给保密局二处打电话的机会，悄悄把《挺进报》塞进警察局办公桌抽屉里，才如释重负。
　　很凑巧的是，当时地下党员王西香正好被安插在这里当文书，他意外发现抽屉里的《挺进报》后，马上取出藏在身上，下班后悄悄交给联系人，联系人又交给了林向北，林向北这才知道我父亲出事了，深为我父亲的安危担忧。
　　
　　狱中当“经理”
　　
　　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捕获了少将身份的共产党分子，十分高兴，用他的小轿车把我父亲接到杨家山，亲自审问我父亲与何雪松、李子柏、李荫枫的关系后，又拿出潘文华给我父亲的信，追问潘送给我父亲的50000发子弹拿来干什么。
　　我父亲从容回答道：“你手中有潘将军的信，应该是清楚的，那信上已讲清楚了嘛，我是用它来办团练的！”
　　徐远举沉思了一下，也不多说，下令将我父亲关押在白公馆。特务没收了我父亲随身的钱物，把他视作共产党的要犯戴上了30多斤的重型镣铐，走路都要提起脚镣才能挪步。特务走后，一位难友用布条给我父亲缠裹脚镣，以减少对皮肉的摩擦带来的疼痛，他边缠边轻声说：“这屋有狗，说话小心，审讯时不要供认。”
　　黑暗中我父亲紧握这位难友的手，一种共产党人真诚关怀的战斗情谊感动着他。后来，我父亲才知道这位难友叫陈策，是新四军的连指导员。
　　我父亲入狱之后才知道，10月8日何雪松等人未来两路口旅馆的原因：因李荫枫及其妻女于10月4日被捕，特务根据审讯所得于5日逮捕了何雪松，6日逮捕了李子柏，8日才逮捕我父亲。我父亲明白自己是牵连被捕的，料定特务并未弄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心里有了底，在两次提审时都巧妙应答。
　　10月10日第一次审讯时，特务法官问我父亲与李荫枫三人是何关系，参加“小民革”后干了些什么“危害政府”的活动。
　　我父亲从容回答道：“李荫枫约我参加‘小民革’组织，我没有参加，自然也就没有活动。至于与李荫枫等三人的关系，我们是10年前‘教导总队’的老同事、老同学。”接着我父亲就把与李荫枫等的同事、同学关系讲得又细又长，闯过了第一次审讯。
　　10月12日，特务法官抱出李荫枫3人案卷，或念给我父亲听，或指定我父亲看卷中一言半句，然后一一提出质问，我父亲一概回答：“不知道！”特务法官指着李荫枫的案卷说：“李荫枫已供认你与何雪松、李子柏收集武器、图谋暴乱、颠覆政府，你还敢狡辩？”
　　我父亲镇定地回答：“李荫枫要我参加‘小民革’，我未参加，他就心怀不满，含血喷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特务拿出老虎凳、皮鞭等刑具开始威胁，我父亲坚持说自己是失业军人，从不过问政治，还把做烤烟生意养家糊口的情况讲了很久，并要法官派人去垫江找商人邓秉承、龚泽普等人调查自己做生意的情况，使敌特把我父亲当失意军人对待，终于闯过了第二次审讯。后来，特务果然派人去垫江明察暗访，也没捞到什么线索，审问便有所放松。
　　我父亲从敌特的审讯中发现并未涉及到自己任何的革命活动情况，就佯装信佛念经练坐功来麻痹敌人。不久，原南方局的老战友田一平也在成都被捕，由徐远举亲自押送到重庆，关入白公馆监狱。放风时，我父亲见到田一平却佯装不认识，在走廊上戴镣散步，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履，嘴里不停地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他与田一平面对面走过时，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认识，南无阿弥陀佛不认识……”“不认识”三个字念得特别轻，只有田一平一人能听见。因为走廊上有特务，我父亲便用这种巧妙的方式与田一平传递消息，意思是我们过去不认识，我的口供没有牵连你。过了一个多月，特务监视稍松，我父亲才与田一平、何雪松、李子柏等互通消息。
　　1948年3月，特务把我父亲与何雪松、李子柏、田一平等从白公馆转押到渣滓洞看守所楼下5室牢房。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关押在渣滓洞的政治犯越来越多，每间一丈多长、七八尺宽的牢房挤住了20多人，塞得满满的。重庆炎夏，酷热难当，白天苍蝇乱舞，晚上蚊子叮咬，难以入眠，腐臭饭菜，难以下咽，患贫血、肝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难友越来越多，情况十分严重。
　　田一平、何雪松、胡春浦等难友便代表大家同“猫头鹰”徐贵林（看守所管理组长）、“猩猩”李磊（看守所所长）交涉，要求在狱中搞一个互济会，设立小卖部，把没收难友的银元、现钞作为资金，买些生活必需品以满足大家需要。经过田一平等的巧妙斗争，徐贵林、李磊终于同意成立小卖部。难友们推选我父亲任小卖部掌柜兼营业员，仲秋元为会计。小卖部设在楼下中正室，出售香烟、面巾、牙刷、牙膏、肥皂、盐巴、酱油等生活用品。
　　渣滓洞看守所每天只有两次放风时间，上下午各一次，每次10到15分钟。难友们只有放风的时间才能走出牢房散步，在小水坑洗脸、洗衣。我父亲当小卖部的营业员，每天都要把面巾、牙膏、手纸之类的日常用品送到每个牢房出售。他以买卖为掩护，暗中搞联络。有时递到难友手中的明明是一包香烟，暗中却夹着小纸条，有时还借送东西为名传递口信。据田一平回忆，我父亲传递的消息不下100次。
　　1948年11月上旬，女牢一室左绍英生下不足8个月的早产女婴，身体十分虚弱，难友们得知消息，就筹集了奶粉、白糖、尿布、衣褥、毯子等生活急需品，通过小卖部送给她们，使母女得到适当的照顾。
　　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受伤被俘后押到渣滓洞看守所，被折磨致死。也通过小卖部传递消息，第二天200多难友全知道了。大家推选我父亲、何雪松、杨志纯3人为代表，与敌特谈判，之后才有了狱中追悼会。
　　1948年6月，江竹筠多次受筷子夹手指的酷刑，誓死捍卫了党的机密。我父亲满怀敬意，利用到各牢房出售生活用品的机会，把狱中难友的献诗和慰问信送到江姐手中。
　　尽管我父亲把小卖部变成联络站，为难友们做了许多好事，但仍然遭受了一些误解、讽刺与辱骂。因为当时物价飞涨，特务从磁器口买的东西不多，未买到东西的难友，常常对“萧经理”不满意，说怪话，甚至当面辱骂我父亲。我父亲感到很委屈，两次利用放风时间向田一平诉苦。田劝慰我父亲道：“你这个工作非常重要，要顾全大局，把牢里的通讯工作搞好，不能中断联系。如果你不干，特务另找一个售货员，与我们不通气，甚至被敌人利用，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我父亲听了这番开导，又继续振奋精神，坚持做好狱中联络工作。
　　
　　死里逃生出虎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国民党惶惶不可终日，溃逃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1月27日深夜，特务看守李福祥爬到楼上各牢房通知：“现在渣滓洞看守所奉命结束，我们马上要办移交，你们楼上各室人员统统到楼下集中，听候接受官点名训话。”
　　有同志追问：“移交给谁？”
　　李福祥回答说：“移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
　　很快地，18个牢房的政治犯，全部被全副武装的特务押送集中到楼下8个牢房，其中男牢7个，女牢1个。每个牢房都塞了20多人。我父亲与何雪松、李子柏也从楼上8室集中到楼下6室，难友们纷纷议论移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的事。有的说，杨森善变，有奶便是娘，现在解放军快打到重庆，杨森对共产党来个投机，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父亲当过万县保安副司令，了解杨森底细，便说：“杨森与刘湘、潘文华等四川军阀不同，一向与蒋介石勾结得很紧，说他现在会投靠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我们绝对不要轻信特务的谎言。杀、放、带走三条路，我看现在是凶多吉少，大家还是准备当烈士吧！”
　　这时，有人回敬说：“萧司令，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满不在乎！”
　　我父亲严肃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要死得其所，‘留取丹心照汗青’，当烈士光荣嘛！”
　　何雪松说：“大家不要争论了 ，还是请萧老师观察特务动静吧！”
　　我父亲把头伸出风门口观察动静。不久，发现特务们纷纷持枪从看守所办公室跑出来，断定敌人要开始屠杀，便马上向室内难友招呼一声：“大家注意，敌人要下毒手了！”话音刚落，每个牢房门口都站了一个手持汤姆式轻机枪的特务士兵，只听凄厉的口哨声一阵阵狂吹，枪声四起，疯狂的集体大屠杀开始了。
　　特务士兵用轻机枪向室内反复扫射后，又把手枪伸入风门口左右点射。六室上铺的四川大学学生何懋金跳下床时，被敌人罪恶的子弹打中头部、胸部，当场牺牲。他的遗体压在我父亲身上，鲜血溅满我父亲一身。李子柏身负重伤，愤怒痛斥敌人：“刽子手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你们的末日快到了！”敌特向李子柏连开几枪，李子柏咬牙挺了挺身子，摇晃了一下，终于英勇地倒下。何雪松也身负重伤，站在风门口死死抓住敌特的枪筒往里拖，想掩护战友，被敌特掏出手枪杀害。杀红了眼的刽子手又开门进入昏暗的牢房，挨个检查补枪。一个刽子手从我父亲身旁走过，举起手枪朝我父亲头部补了一枪，子弹擦后颈而过，划出一道血口，鲜血直流，我父亲忍住剧痛，哼也未哼一声。刽子手又踢了我父亲身上一脚，见我父亲毫无反应，以为我父亲已被打死，才走出牢门，用大铁锁把门锁上。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干柴、桌凳堆放在牢门前，泼上汽油，放火焚烧，直到火势蔓延开来，烈焰炙人，烧上二楼走廊，特务们才在一阵哨声之后撤走。
　　我父亲听见特务锁了门，脚步声远去后，才艰难地从难友们的尸堆中爬出来，奋力撕下一段衣袖，匆匆把后颈的伤口包好。他发现刘翰钦被难友们的遗体压住，没有打死，正在奋力挣扎，就马上走过来把他扶起来，拆下床杆子，猛砸呼呼燃烧的木窗栏，久未砸开，烈焰炙人，焦急万分。这时敌特又对别的牢房冲出来的难友开枪扫射，一些难友陆续倒在血泊中，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从三室冲出去的孙重和伍时英，发现六室有人影掠动，无法冲出，赶紧从阳沟里抱起一块大石头向后窗猛力砸去，把窗栏砸烂，终于救出了我父亲和刘翰钦，又一同跑到围墙附近，与刘德彬、钟林、李泽海等20多人会合，准备突围。
　　整个渣滓洞在燃烧，火舌飞卷，焦臭刺鼻。最先从围墙缺口突围出去的刘德彬、杨培基被炭坪上的敌特发现，敌特马上用轻机枪不停扫射，封堵了围墙的缺口。有的难友说：“快蹲下，不要冲，要等待时机，敌人的机枪正在扫射，这时冲出去太危险了！”我父亲是军人出身，懂得军事知识，便说：“不能蹲，也不能等，敌人追上来堵着我们打，更危险！同志们听我指挥，我喊冲就使劲往前冲！”
　　我父亲知道敌特使用的轻机枪，打完一梭子子弹必定要换弹匣，这时冲出去可以减少伤亡。果然，几秒的机枪射击一停，我父亲断定敌特在换弹匣，围墙边只有手枪和卡宾枪的零星火力，便抓住瞬间的良机高喊一声：“同志们，冲啊！”他加快脚步，飞身跃过围墙缺口，拼死冲了出去。孙重、钟林、李泽海等几个难友也在他的带领下飞快地冲出了围墙，分头向山上、山沟跑去。年近50岁的伍时英，动作稍慢，被打死在围墙缺口边。刘德惠、张现华、陈鼎华等被打死在走廊上。还有一些难友逃到厕所里，被返回检查的特务杀害，只有张泽厚身中8枪未死。
　　我父亲冲出围墙缺口，就与孙重等走散了。这时已是凌晨5点，他颈伤剧痛，又渴又饿，疲惫不堪。来到山腰竹林边的茅屋外，我父亲脱下带血的棉衣，塞在屋外的柴堆里，掏出手巾把头上的血迹揩干净，才去喊屋主开门。一个中年农妇开门后，我父亲便迎上前去，自我介绍说：“大姐，我是逃兵，现在负了伤，想借屋躲一躲，天黑就走，请帮帮忙！”
　　农妇见我父亲用白布包着颈子，血迹斑斑，便说：“你不是逃兵，你是从渣滓洞跑出来的，保甲长有令，要抓你们，我哪敢收留！你还是快点走吧，我不害你。”
　　我父亲说：“我这就走，天气太冷，请给件衣服穿，肚子也饿了，请再给点吃的吧！”
　　农妇马上进屋取了一套旧衣裤给我父亲，又送6个红苕给我父亲充饥，接着又为我父亲指路；上面一条路通碗厂，有特务，不能去，下面一条路通窑罐厂，比较安全。
　　我父亲谢别了农妇。听说保甲长要抓“逃犯”，他白天不敢走，找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岩洞藏身，忍饥受冻，咬牙挺过了一天。
　　第二天，我父亲找了一根木棍作拐杖，朝着窑罐厂方向，摸黑下山。夜风彻骨，饥寒难耐。我父亲幸得一农家大爷大娘收留，烤了火，吃了饭。晚上等哨岗撤完，才拿着老大爷给他的5角钱在大竹林渡口乘木船过江。到江北原军校学生杨兆南的母亲家中躲了一天。
　　11月30日晚上8点过，突听街上有人高喊：“解放军进城了！大家快去欢迎呀！”我父亲热泪盈眶，终于盼来了渴望已久的喜讯。但拗不过杨婆婆的盛情，又住了一晚。
　　
　　鞠躬尽瘁造福桑梓
　　
　　12月1日凌晨，我父亲过江进城，根据《大公报》上刊登的启事，第一个到临江门介中公寓重庆市军管会设立的“脱险同志联络处”报道。当时联络处的负责人是陈联诗，她的女婿林向北分管内外联系。我父亲穿一身破棉衣，头发乱得像一团野草，颈上缠着一条浸透了血迹的布条，陈联诗竟一时未认出来。直到我父亲在登记簿上用毛笔写上姓名“萧中鼎”以后，她才喜出望外，紧紧拉住我父亲的手说：“哎呀，萧司令是你呀，你终于活着出来了，可把我们担心死了！”随后，便问我父亲的伤势，听完后嘘了一口气说：“好险好险，你真是死里逃生福大命大啊！”然后给我父亲安顿了房间，找医生换了药。
　　报到以后，我父亲担任了脱险同志联络处的秘书，参与为鉴别、审定烈士提供资料，了解难友脱险经过，安抚烈士遗属等工作。
　　我父亲在联络处的工作结束后，与陈联诗一起参加了为期1个月的党训班学习。得知家乡垫江已经在12月7日解放，父亲马上给母亲写来一封信，告知他已越狱脱险的消息，要母亲去重庆相会。我们见信后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由于我与弟、妹正在峡口垫江中学读高中，走不开，便合写了一封信交母亲带去，表达我们对父亲的思念。
　　党训班学习结束后，陈联诗由市委组织部分配到市妇联工作。她挽留我父亲在重庆工作。我父亲谢绝了她的好意，拿着我们三兄妹合写的信说：“我的妻子和3个子女都盼望我回老家去团聚。垫江地处丘陵，偏僻落后，小县城比大城市更需要人，我还是回老家工作更合适些。”
　　陈联诗赞叹说：“老萧不留恋大城市的繁华，愿意回到穷乡僻壤造福桑梓，精神可嘉，真情可贵，以后有机会来重庆相聚。”
　　我父亲回垫江后，担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当时清匪反霸，每天工作繁忙，很晚才回家。
　　1951年秋，我父亲调任县建设科（后改为交通局）科长，为修路架桥不辞辛苦，多少个炎夏寒冬，与民工同吃同住，为垫江的交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然而在我父亲正甩手大干之时，政治运动却越来越频繁，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曾经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并从国民党狱中死里逃生的我父亲，竟被打成“叛徒”，从繁忙的桥梁工地上，被揪回县城挂牌批斗。但无论怎么批斗，我所见到的父亲，总是一脸刚毅。他坚信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1976年，积劳成疾的父亲患上了直肠癌，身体极度虚弱。等到他得到平反，恢复党籍时，已是78高龄的老人了。可是为了教育后代，他依然积极地从事文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1985年6月9日，父亲因患乙状结肠癌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85岁。回忆父亲坎坷的一生，儿女们很为他骄傲，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责任编辑 村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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