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并不遥远并不遥远的回忆

时间：2019-02-20 05:46:1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自制麻将牌　　　　1975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父母的好友李叔和夏姨夫妇来到了我家。大家喝茶闲谈，当话题聊到了休闲娱乐时，李叔煞有介事地说：“有一样东西特别好耍，可惜买不到！”
　　“啥子东西？”大家问。
　　“麻将！”李叔神秘地一眨眼，继续讲道：“麻将是个好耍的东西，四家人打，有‘筒、条、万’各36张，东南西北各4张，还有中、发、白、听用、春夏秋冬梅兰菊竹等。打法简单，一学就会，而且花样多，不单调。我小时候看我奶奶打过，真的很好耍。打的时候也可以摆龙门阵，只要一打起来，时间过得飞快！”
　　大家听了一开始都十分高兴，但随即又有些沮丧，因为这东西没地方买得到。父亲想了一会儿说：“有办法了，我小时候也看过麻将，还记得到。厂里下料车间的外面丢了好多边角余料，还有半寸厚的塑胶板――我自己做一副麻将！”于是大人们详细讨论起制作麻将的要领，并约定下个周末来我家打麻将。
　　父亲是个能工巧匠，做一副麻将根本不在话下。父亲捡了些塑胶板回来，划上线后，用小锯弓把它们锯成了一块块的坯料，又用铁砂纸把这些坯料的边角打磨圆滑，还到东大街文具店买了一瓶白乳胶漆，把需要的数字、图案和文字画在了经过打磨呈深灰色的坯料上。忙碌了几天后，一副“麻将”做好了，大功告成！
　　又一个周末，李叔夫妇晚饭后来到我家。父亲拿出自己的“作品”摆在铺上了旧阴丹蓝布的小饭桌上。
　　“做得好，做得好！大小均匀边角圆滑，简直像买的一样。”李叔高兴地赞叹着说。
　　“就是‘幺鸡’画得有点笑人，硬像一只鸡！”夏姨也欢欣地开起玩笑。
　　这天晚上，我们家里气氛热烈，四个大人兴致勃勃地打起了麻将。我母亲完全不会，但坐上桌学了几把以后，也就可以对付了；我们几个小孩则站在边上看，什么定庄、起风、平、缺、无字、断幺、吊将，什么碰、摸、和、海底捞，什么清牌、带幺、三元会，清对、将对、暗七对等等术语让我们也大为兴奋。看了一晚上，我也基本上学会了。后来当大人们再打麻将时，我甚至可以充当“听用”了――在他们上厕所时上阵补缺。
　　自从有了这副麻将牌，李叔夫妇俩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我家玩，即便没有一分钱的输赢，但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因为父亲自制麻将时把“幺鸡”画得真有点像鸡，所以他们每次打出它时就说：“来，鸡咯咯！”而每当周末李叔和父亲在车间里遇见时，大家都笑道：“今天晚上‘咯咯叫’哈！”他们打麻将时不计输赢，每次来了也先讲好打几圈，决不超时。他们一边出牌一边还摆龙门阵，什么双桥子自由市场可以粗粮换细粮哪，省粮票可以换生猪返还票哪，等等。那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话题和出牌声、笑语声充满了整个周末的晚上。
　　大人们以这种方式度周末，给我们两家带来了快乐。但那个时候，虽然打麻将不是犯法的事，大家还是非常谨慎地悄悄进行，不敢让外人知道。1975年还是“文革”后期，城里各辖区都还有民兵联防指挥部，这些指挥部就有可能不定期地上门查户口。
　　这年冬天的一个周末，李叔他们又来玩。由于天气比较冷，我就在桌子边的小床上盖着被子看书。大人们的麻将打得正酣，突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大家一惊，门外随即传来粗犷的男高音：“开门！联防的，查户口！”还是夏姨反应快，两手把麻将连桌布一同包起，火速塞进我的被子，母亲上前去开门。
　　三个联防队员进门后东瞅瞅，西看看，他们并没有真的查户口，只是问了问两位来客。当得知李叔也是住在这个宿舍后，就没有再说什么。看着他们打算走人，大家正要舒一口气，忽然那走在最后的联防队员俯下身子看那张小方桌，大家又紧张起来。谁知那人看了看，说：“嗯，这张桌子的图案好看！”这张桌子也是父亲自己做的，桌面用的是厂里废弃了的有细纹的胶合板，父亲将两种颜色的胶合板拼成几个对称的菱形图案，看上去很是漂亮――原来这人看的是桌子，并不是怀疑这桌上刚才有什么名堂――赞叹完了桌子，他们真的走了。
　　夏姨从我的被子里取出麻将，大家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大人们的麻将打得不开心了――出牌时都小心翼翼的，生害怕发出的声音大了。这天晚上，李叔他们走时叹道：“下个星期不来了，又没有赌钱，还担惊受怕的。”此后，李叔夫妇果然来得少了，周末的这份快乐也就少了。
　　后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打麻将的风气如潮水般地淹没了蓉城的大街小巷。我甚至还亲自教会了几个朋友打麻将，但越到后来，我越对麻将不感兴趣，因为当年打麻将的那种乐趣没有了，赌博的风气却愈来愈浓。而成都人在打麻将的过程中“创造”出的所谓“成都麻将”，摒弃了传统麻将中许多有趣的花样和规定，已变成单纯的赌钱工具了。
　　李叔和我父母还一直用当初那副自制的“咯咯叫”，退休后仍在打他们不计输赢的老麻将。也许，这是成都市唯一的一副自制麻将，也是唯一一桌不“打”钱的麻将吧？前年父亲去世，这副自制麻将就再也没人摸过了。一次李叔到我家探望，当看到这副麻将，他叹息道：“三缺一，打不成了！”
　　
　　当年渴望的收音机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特别想有一部收音机，虽然明知家里经济拮据，但那份向往却像火焰般在心中燃烧，尤其是邻居家先我们一步把收音机买回家之后，更激起了我对它的渴望。
　　那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初，邻居的两个小朋友每天中午吃饭时都把小饭桌放在我家的窗户下，一边吃饭一边收听广播。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在中午都有长篇小说连播，如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等。于是，邻居家那小饭桌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成了一个蕴藏巨大魔力的宝盒。播音员那极富磁性、抑扬顿挫的声音出神入化地把小说的内容渲染得淋漓尽致――唉！我简直着了迷。
　　这样的向往折磨了我足有半年时间，终于有一天，我和姐姐给父母提出了请求：“给我们买个收音机嘛！”
　　父母回答得干脆：“可以！”这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我们姐妹俩欣喜若狂。
　　“但是，”父母交换着喜悦的眼神说道：“等到过年吧，听厂领导说，现在粉碎‘四人帮’了，不怕有人说发奖金是搞物质刺激。今年过年前要给每个工人发年终奖，可能每个人有20块钱呢！”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20块钱！父母加起来就是40块钱，这么大的一笔财富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是我们等啊等，好不容易盼到了放寒假――我们俩姐妹这时更是每天数着指头盼望收音机进家门的日子。终于，在过年的前两天，这笔奖金发到了每个工人手中。
　　当天下午，我就跟父亲上街买收音机。在春熙路那家最大的电器商店里，我们兴致勃勃地挑选着。最初，售货员给我们推荐的是“红灯牌”，说这是收音机中最正宗质量最好的。可它的价钱太贵，我们只有40块钱啊！挑来挑去，我们最后选了个能装三节电池的“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花了36元8角钱。售货员说，这种牌子的收音机质量也不错，本来也是卖40多块钱，前两天才接到降价通知，就是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让更多的人过好春节。我们终于拿到了渴望多时的收音机，欢天喜地地抱着这宝贝回家了。
　　那一年的春节在记忆中特别丰富而温馨，全家人除了新年的物质喜庆外，还饱尝了一顿精神大餐。中午的小说连播就不用说了，还听了《二泉映月》、《紫竹调》、《马兰花开》、《喜洋洋》等许多解禁的音乐以及那些形式新颖的广播剧。从那以后，这部收音机就成了我家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少年的我第一次听到《画梅花》、《柜中缘》、《秋江》、《情探》、《作文章》等妙趣横生、帮腔独特的川剧之后，就深深被其艺术魅力所感染，直到今天，我对川剧的热爱还一如从前。后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了新时期的电影歌曲，再后来，我们又听了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再再后来就是“岷江之声”……直到前几年，这部为我们家服务了20多年的收音机才“光荣”退休了。
　　我想，也许当年对收音机的渴望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内心世界对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追求才是实质吧？不管经济怎么贫困，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文化的眷恋。
　　（责编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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