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眼录:三眼哮天录小说阅读
时间：2019-02-21 05:30: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文革”十年，就像一个荒唐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在这个舞台上作了尽情的表演，而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其人的灵魂做导演。 至于我是扮演的什么角色，不大好说。常言道：旁观者清，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
“牛棚”“三句半”
大约是1967年，江青的“三一五”讲话之后，我被打成“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被关进了“牛棚”。此时“运动”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对批斗之类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懂得了苦中寻乐，所以日子过得也还悠闲。每天最重要的仪式，是“早请示，晚汇报”。早上大家到人来人往的食堂，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低着头齐声朗诵：“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到了晚上，也得到食堂去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地对毛主席像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声音小了不行，念错了更不行。可是，越是不行越是要出错。一次一个“牛鬼蛇神”居然把“我也跑不了”念成了“毛主席也跑不了”，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狂批滥斗，最后被罚扫厕所。
“牛棚”里每天的活动安排，是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晚上一般为自由活动。其中劳动是我们最向往的时光，劳动的内容，通常是在机关大院里打扫卫生。其间，大家有说有笑的，时间过得飞快。下午学习，事实上也是休息。“指导员”一来，大家鸦雀无声，低着头看“红宝书”；指导员不来，大家就摆龙门阵，说些笑话。后来笑话说多了，惹得我诗兴大发，便为每个“棚友”都写了首“三句半”，拿当时时髦的话来说，算是“给牛鬼蛇神画像”。
有个“棚友”名叫田福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占区当了个“两面政权”的村长――相当于《地雷战》里的那个表面上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却为八路军办事的村长。村子里有个汉奸的老婆，怕男人的恶行得罪了八路军，将来没好下场，就暗地里向他献殷勤，送了几件花衣服给田福良的女人。此事被造反派查出来，就把他当成“日伪汉奸”来批斗，气得他在“牛棚”里整天闷着头抽纸烟，从不发言。我写了首“三句半”送给他：
日伪汉奸田福良，偷了几件花衣裳，每天只是把烟抽，不开腔。
又有个“棚友”叫王国新，是个研究锅炉的专家，是从锅炉房里被抓出来直接送进“牛棚”的。造反派为了方便批斗，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叫他“新国王”。我为他写的“三句半”是：
王国新来新国王，胆大包天当皇上，悬赏寻找窝藏地，锅炉房。
又如总工程师吴锡赢，是我们四川电力部门的高级工程师，工资高却又省吃俭用，攒下大笔存款，算是一个大“财主”。运动一来，到处都抄家，他吓得把金条藏在地板下，后来被挖出来，自己也进了“牛棚”。我给他写的是：
吴锡赢呀吴老总，电力部门一富翁，金条藏在地板下，一场空。
……
这些“三句半”很快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文革”后我们一见面，总要念上一遍，回忆起“牛棚”里那些荒唐的事情，大家都哈哈一笑。
形形色色的大字报
“文革”中，我很热衷于写大字报，一来“炫耀”自己的文笔，二来借此一吐胸中块垒，写起来也很痛快。我的大字报就是自己写的检查，洋洋洒洒一写就是十几张，把整个宣传栏变成了我的“检查专栏”。造反派要我检查“为什么要翻‘右派’的案”，我就先说当年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情，可是结果又成了怎么一回事情，因此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不服气，如何如何觉得很冤枉。然后就狠狠进行“革命大批判”：这种态度不好嘛！身为共产党员，这是经不起考验嘛！因为是真是假组织上最终会弄清楚的，自己怎么能去“翻案”呢？这不是成心破坏组织的威信，违背组织原则吗？
造反派说我这是“假检查真翻案”，可是群众很欢迎，说我的大字报“有内容，有嚼头”，又长又好看，是个“检查专家”。为此，我曾经宣布，要去大街上摆摊挂牌，专门代人写检查，而且保质保量，不过关不收钱。
“文革”中互相揭发的大字报虽多，内容却多是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东西，又没人来追究责任，到后来谁也不把它当真，随便胡说造谣都没关系。有一天，机关里的老石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大右派林向北吃汤圆不给钱》。说一次我在春熙路碰到他，请他去吃“赖汤圆”，我吃了三碗，他只吃了一碗，付钱时我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只好由他付了两元钱。他由此很生气，以至于后来我要还钱，他都没要。文中写的时间、地点和天晴下雨，样样都清清楚楚，不由你不信。后来我问他：你的大字报写得那么生动具体，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看不出来，你编故事的本领很强嘛。老石笑着说：他们知道我与你关系很好，不写过不了关啊。胡乱编点小事情，应付一下了事，我交了差，你上不了纲，大家看着有兴趣，一举多得嘛。
老石是工人出身的干部，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狮子滩修水电站的时候，他就与我的爱人廖宁君同在工会工作，到成都的机关后我们又是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后来他夫妇因意外事故相继去世，合葬在他的老家长寿，三年前我有机会去长寿，特意去他们的墓前祭扫，以示怀念。
“地 下 航 线”
以往的电影里一演到国民党审讯共产党，总有一些套话。比如“国民党”对“共产党”说：“实话对你说了吧，这些事情你的上级（或者是下级）都已经招了，你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啦！还为他们保密做什么？我看你还是说了吧！”“共产党”则昂起头，大义凛然地回答：“你们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还来问我干什么？”
没想到这些蹩脚的伎俩，被造反派学到了。
他们分别把我和我爱人廖宁君关起来，先去对宁君说：“你们做的很多坏事，林向北都交代了。他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不说不但保不住党籍，还要受行政处分。你还为他瞒什么？”
转过来又对我说：“廖宁君写了很多检举材料，揭发你在外面伙同那些右派翻案，你还不争取主动，坦白交代，到时候她倒是立了功、赎了罪，我看你怎么办！”
他们忘了一点：不但我和宁君，连我们的父辈也是“地下党”出身的，对各种各样的“秘密技巧”都已经烂熟于胸，更何况他们的这些招数比起当年的国民党来，简直差得天远地远，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其实我们对于外面的大形势，造反派内部的动态，我们互相的“交代”内容和造反派“审查”的情况，都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有条“地下航线”，“航船”就是我的几个女儿。有时候二女儿林波来送衣服，把字条夹在衣服的袖子里，造反派要检查，她提起袖子抖了又抖，一看什么都没有，造反派一挥手让她进来，结果字条在她手里捏着呢。有时候大女儿抗美把饭做好，带着三岁的平儿来送饭，平儿一见我便高高举起饭盒：“爸爸今天吃干饭！”那字条就在饭里埋着。直到今天，我还要为此事感谢老石，他把造反派对我们的态度、打算，在纸条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中有数，应付自如。
想当年我们打天下，满以为从此结束了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没想到解放十几年后，还得让孩子们接着干，真不知道对孩子们的机智应该是高兴，还是应该为她们而悲哀。
“杨白劳”耍大牌
“文革”中成立了很多“专案组”，为了收集整人的资料，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外调”，说白了就是拿公家的钱，出去游山玩水，公费旅游。这门差事大家都争着干，那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头头自己耍得厌烦了，就让兄弟伙们也出去逛逛，所以“外调”的人员多得不得了。
据单位造反派的头头说：来找我写“外调材料”的，比全局的人加起来还要多。那些外调人员住在招待所，每天早早的就有十个八个到外调办公室来排班站队。有些态度好点的，说得我高兴，当天就能取货；有些“比着框框”来“买鸭蛋”的，或者是想搞点“逼供信”的，我就对不起，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闹完了让他等上个三天五天也休想得到我一个字，理由很简单：生病了，不能写。要不就是事情隔得太久，要想一想，至于多久才能想起来，不大好说。有的等不及了，就找“头头”来求情。“头头”放下架子来找我，说：“老林你看，我们这个外调办公室都变成了‘林办’，专门为你服务，希望抓紧时间写出来，也让我们减轻一点压力。”我拿起架子，说：“你倒是应该告诉那些外调人员，让他们把态度放好点。”“头头”说：“对对对，我们早给他们打招呼了，说你是服软不服硬，不要硬逼。”
有一次，重庆市党校有个女的外调人员，来调查我妹妹林梅侠的情况，看样子想给梅侠找点岔子。我心里老大不高兴，三天后才给她写了材料。她看了我的亲笔材料，说这不行，还得盖手印。我当时火起，嚓嚓把写好的材料撕了个粉碎，在上面“啪”地一巴掌：“我又不是杨白劳！”说完后就径直回到“牛棚”。“头头”来说了很多好话，我第二天才又写了一份，让她拿走了，还是没盖手印。
解放后，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这类事情见得多了，原先还指望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谁知道摘了“右派”的帽子后，又落个“摘帽右派”，和原来没什么区别。我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说我态度不好，顶多再多给我一顶小帽子，无所谓。
火炭落到自己的脚背上
“文革”中有的人为了“入党做官”，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觉悟高”，必定要与“牛鬼”划清界限，狠斗猛批。
机关里有个W女士，在斗争我的大会上说：“解放前我父亲受地主的压迫，现在这些‘牛鬼蛇神’又要来压迫我们，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听着她说的这些话，觉得有些蹊跷，斗争会完了闷着头往前走，路过厕所正想进去小便，却被后面跟着的W女士一把拉住，高声大骂：“你这个右派、流氓，跑到女厕所来干吗！”说着就围过来一群人，不由分说将我痛打了一顿。
不久就有更想表现积极的人揭发：W女士的父亲之所以“受地主的压迫”，是因为给地主当狗腿子；而W女士本人，解放前曾经嫁给国民党军官当太太，是解放后“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这条钢鞭一出来，W女士便没有了出路，最后终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清理”了出去，火炭终于落到了自己的脚背上。
还有一个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专门看管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一天早晨见我在院内做早操，很不高兴：“你还安逸呢，优哉游哉地做起早操来了。好！给你一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围着院子跑20圈，跑不完不许休息！”
跑一圈大概是200米，开始我满不在乎，以为不过增加一点运动量而已，反正成天坐在“牛棚”里闷得慌，借此多活动一下筋骨也好。谁知那时候营养跟不上，不能再和年轻的时候相比，结果只跑了15圈就晕倒在地。
“头头”们知道了，急了，指着那“积极分子”的鼻子说：“要是真的出了人命，就不是你入党不入党的问题了，而是你脱不脱得了手的问题！”于是他赶紧把我抬到医务室，打了一剂强心针，我睡了两个钟头才渐渐醒过来。从此他们再不敢体罚我了。
我要夸个军代表
“文革”中的军代表，一般都会在单位里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对被支持者任其所为，让他们飞扬跋扈；对于被压制的总是百般刁难，让他们抬不起头，因此军代表受欢迎的还真不多。可是我们单位的军代表，我对他确有好感。
这位军代表姓高，听说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到我们单位之后，同宁君作了一次谈话，然后就把她从“牛棚”里放了出来，理由是家里的五个孩子无人照顾。为什么高副司令对宁君如此“没有原则”？原来有造反派向他汇报，说关押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为《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整理了一部回忆录，题目叫做《华蓥风暴》，那是一本大毒草，违背了江青同志的“三一五指示”，目的是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这位军代表为了弄明真相，就从造反派手中把《华蓥风暴》借去阅读，越读越有兴趣，一连读了四个晚上才读完。然后他对宁君说：这本书太动人了！谁说是毒草？这是一本很好的革命教科书嘛！不要怕，我替你做主。有这样的革命父亲和母亲（“双枪老太婆”是廖宁君之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随后他问宁君有什么要求。宁君说现在身体很糟糕，原来体重是110斤，现在骨瘦如柴，只有70多斤了，想请假同儿子一道去南京治病。高副司令当即一口答应，不但准了假，还同意出外治病的费用可以报销。宁君又乘机提出要转组织关系，这样在外面旅行治病都要方便些。这个要求遇到了点麻烦：因为当时宁君的党籍还没有被恢复。造反派头头听了高副司令的指示，跑来对宁君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替父母翻案”，然后写个检查，就可以给你恢复组织关系，开接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宁君犟起一股筋，坚决不同意，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最后还是高副司令下了硬命令，事情才解决。
宁君去南京治病，修养了近一年才回来。
敢把“右派”叫同志
我们单位上有个副局长叫李克。此人是个老革命，政策水平高，好几次开会时他都拍着身边的座位高声武气招呼说：“请向北同志坐过来！”并对其他同志说，“你们不要瞧不起老林，要不是五七年出了点问题，他今天是不会与我们坐在一起的。”
“文革”一开始，李克就为这事挨了不少大字报，说他划不清界线，包庇我这个“右派分子”。我私下向他表示歉意，他却不当一回事，说：“老林你放心，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错，是他们错了，你的问题迟早会解决的。”
还有一次，也是开我的批判会，一个革命同志站起来发言：“向北同志，请你把问题讲清楚，我们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主持会议的造反派们马上掉转矛头，把对我的斗争会转变为对他的批判会，说他立场不稳，胆敢把“右派”称同志，会后立马把他关进“牛棚”，于是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棚友”。
废品站里的“内线”
“文革”后期，我们多少有点自由，可以回家了。因为长期被扣发工资，生活上很困难，宁君和几个孩子都生病，真是雪上加霜。
已经是初冬了，女儿们还是穿着单鞋，手上脚上都长了冻疮，溃烂不止。就在这个时候，小董来到我家，看到孩子们没有鞋穿，很大气地说：“没关系，董叔叔那里有的是，你们来选就是了。”
小董也是地下党，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与我是难友加战友，无话不谈。此时他在东大街一个废品收购站掌秤，每天收到的旧货用箩筐装，其中就有不少的鞋。我在里面选了两双几成新的高帮皮鞋，又花上角把钱买盒鞋油把鞋擦得亮光光的，得意洋洋地穿回来。宁君见了，很不以为然：到破烂堆里去拣来穿，羞死先人！可是孩子们却不管这些，第二天都去了废品站拣鞋子。一次小董来说，刚刚从部队回收了一大批战士们换下来的破胶鞋，虽然鞋面都破了一个个的洞，可是鞋底是好的，而且便宜啊，几分钱一双。正在农村插队的抗美和林波立马去选了一大堆，拿回家来洗干净，然后又一针针地把破洞织上，带回乡下去，穿了好几年。
可是我们的生活中缺的不仅仅是鞋呀。小董又心生一计，对孩子们如此这般筹划了一番，于是孩子们就趁着天黑去撕街上的大字报，当成废纸拿到废品站去卖。小董假装和孩子们不认识，把那些东西放到磅秤上过秤。要是“上司”在场，他就只多报几斤，孩子们把废纸扔进废品堆，然后到柜上去支钱。要是他一个人守门市，本来只有两斤重的废纸，他可以写成20斤或30斤，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多得两三元钱，够好些天的伙食费了。不过废纸的价钱很低，记得只有8分钱一斤，而废铜烂铁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废铜，当时的价格好像是5角钱一两，在那个萝卜3分钱1斤、莴笋5分钱1斤的时代，够我们好几天的菜钱了。一次孩子们拣了些破铜铁废品去卖，老董又谎报账目，居然多出了五六块钱，孩子们回来乐得直蹦�。
“文革”后，小董平了反，变成了老董，面貌焕然一新，当上了某杂志的主编。因其长相很像某位国家领导人，还被导演找去试过镜头。对当年“谎报账目”的事情，老董至今“供认不讳”，还以我家的“恩人”自居，说这就叫特殊时期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
（责编杨宗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