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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遗忘的照片_遗忘伤心的照片

    时间:2019-02-21 05:31: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最近,我儿子家买了一套新房,在迁入新居时,取下了挂在老屋墙上那几张泛黄的老相片,准备烧掉。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文革”初我们全家五口的合影照片。那是我自拍、自放的“杰作”。我说:“不能烧,那是历史的见证。”由此,勾起了我一段心酸的回忆。
      1968年5月,全国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时,我预感到将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刮起,灾难将要发生,我赶快拍了一张全家合影照片留个纪念。不久,我县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指挥部”,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斗、批、改”运动,矛头已明显地指向了许多群众。我是个摘了帽子的“右派”,眼看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便作好了挨整的准备。不出所料,运动一开头我就被打入了“牛鬼蛇神”行列。于是,我这只“死虎”又被当成“活虎”打了。从那时起,我家五口人无一幸免,父亲、岳母二位老人被冤枉至死,两岁儿子当“陪斗”,被打得鼻血长流,爱人受株连被打得遍体鳞伤、鼻青脸肿,我更是“当之无愧”地成了主斗对象而受尽凌辱。
      在1968年5月底的一个夜晚,我们这个仅有几万人口的小城镇一夜之间便揪出了7000多名“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下,许多无辜群众被罚在各自单位大门口或站或跪,美其名曰“晒太阳”。然后全县召开“誓师大会”,再将这支庞大的“阶级敌人”队伍,经过一番化装打扮,抹花脸、戴高帽、挂黑牌,或披麻,或戴孝,呼着口号、喊着顺口溜游街示众。
      我自然是本单位头一个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造反派”给我挂的是一块“右派分子”的大木板黑牌。我争辩说:“我是摘了帽子的,怎么还是右派分子?”“造反派”说:“有啥子稀奇?摘了帽子也还是个摘帽右派嘛,何况帽子还可以随时重新给你戴上呀,你胆敢不服?”我瞠目结舌,敢怒不敢言,只能听任“造反派”处置。“造反派”们苦思冥想、别出心裁地将我打扮起来,叫我左手拿一个烂盆子,右手拿一把锤子,要有节奏地一边敲打、一边喊:“无产阶级专政好,无产阶级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谁要跑脱了,也要遭逮倒。”
      第二天,我爱人也受到株连。她单位的“造反派”是“最最最革命的先锋”,也给她挂了一块“右派分子臭老婆”的黑牌子,也要弄她去游街示众,我爱人奋力反抗,指出这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行为”。“造反派”说:“这是北京军管会的经验,你敢说清理阶级队伍是错误行为?这还了得!”“造反派”人多势众,她一人难辩众口,结果遭“造反派”一顿暴打,鲜血染红了被撕破的衣衫。当时我儿子才两岁,因为生病,他妈妈背着他参加体力劳动。年幼的孩子不识时务,见妈妈挨打,便在背上一个劲嚎哭“我妈妈无罪”。谁知这句话竟惹怒了“造反派”,骂了他一声:“他妈的,老子叫你狗崽子再说声无罪?你敢哭!”抬起手便是一耳光,打得我儿子鼻血长流。我爱人见孩子遭到如此暴打,气愤极了,便扑向那个打人的“造反派”咬了他一口。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造反派”一拥而上,一把揪住我爱人的头发,叫她跪下磕头,并将我爱人左手桡骨扭断了。“造反派”们仍不解气,推的推,拖的拖,又将我爱人画上花脸游街示众,我爱人鞋子拖掉了、袜子磨穿了,光着双脚,衣衫撕烂,披头散发,一身鲜血淋淋的。围观群众实在看不下去便自发地拦住游街队伍,不怕事的人站出来打抱不平,公开责骂这伙人是“政治流氓、强盗行为”。正当“造反派”要伸手抓人的时候,恰巧被县革委副主任碰见,因她出面阻止,这场极不人道的揪斗才告结束。
      我和爱人被游斗时,正好被我父亲和岳母看见,他们十分气愤,当街说了一句“暴行,惨无人道”。事后被人检举,说他们辱骂“造反派”。
      我父亲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担任历届县政协委员。抗日战争期间,曾担当过军事科长,历史早已有定论。可这一下“造反派”饶不了他,说他历史不清楚,再加上攻击辱骂“造反派”,于是揪斗他,百般凌辱。父亲刚直不阿,不甘屈辱,一气之下,悬梁自尽。1978年县委、政协给父亲平反昭雪,补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我岳母是一个普通居民,“造反派”也不放过。他们勾结街道干部中的少数坏头头,蛮不讲理地从家中将她抓去揪斗,一阵拳打脚踢,又罚她向毛主席像请罪,跪了半夜,受尽侮辱。岳母是位刚烈妇女,无辜被辱,最后含恨服毒身亡。
      面对二位老人含恨屈死,爱人、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惨景,我痛不欲生,含着热泪掩埋了二位老人。我万念俱灰,觉得生不如死。于是买了鼠药放入酒杯,想一死了之。幸亏我爱人高度警觉,一下打碎酒杯,还给了我一耳光,伤心痛哭地骂了我一顿:“你好混账!你死了我当寡妇,还有你那狗崽儿子,你就忍心不管了?难道你爸、我妈死了还不够?你也一齐死了,这三条性命就能阻止、结束这场灾难吗?”她怕失去了丈夫,一把抱着我,悲伤地哀求说:“你不能死,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我们还年轻,要继续活下去。这荒唐日子一定会结束!历史是一面明镜,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你听明白没有?清醒没有?”她含着眼泪又在我心口上推了几下。我被她的肺腑之言打动了,终于完全清醒过来,强忍悲痛艰难地活下去。
      我儿子三岁了,可我从来没陪他玩过一天,我是个很不称职的爸爸,没尽好当父亲的义务,我欠他们母子的情太多了,只怕下辈子也还不清。因为我是“罪人”,“造反派”勒令我要“立功补过”,规定每天清早五点出门,扫街,然后到单位打扫环境卫生,晚上打扫会议室,深夜十二点才能回家。清早出门时,儿子还没醒,深夜回家,儿子已睡着了,整个白天不见面,长此下去,只怕儿子都不认识他爸爸了。
      1968年12月,我在做苦力搬迁东西时,左脚骨折移位,由医院证明工伤事故、被批准在家疗伤三天。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我很想补偿儿子一下,尽一点当父亲的义务,也体贴一下我爱人多年来的辛苦,让她们母子俩得到一点温暖。我坐在家中养伤,看着儿子独自一人,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跑来跑去,我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儿子跑过来抱着我,用他的小手巾给我擦眼泪说:“爸爸,别伤心,妈妈快下班回来了。”我亲吻了一下儿子的小脸蛋说:“乖乖,爸爸真对不起你和妈妈呀,是爸爸不好。来,狠狠打爸爸一个,爸爸好受些。”可儿子懂事,他把小手缩回去了,紧紧地抱着我,在脸上亲吻了我。“刷”的一下,我的热泪夺眶而出。
      我想趁这三天休假,好好地陪陪儿子,儿子懂得我的心意,也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旁。中午12点,我爱人下班回家来了,她见儿子亲热地依偎着我,玩得开心,便高高兴兴去煮饭,把饭菜做好后叫了一声:“小顽童、老顽童,吃饭了。”我见她今天心情好,便在饭桌上说:“儿子三岁了,还没一张放大的照片,我想给他放几张大照片,也把我们全家合影放一张作纪念。”爱人同意了,她知道我爱好摄影,喜欢在业余时间放照片。下午,她到文化门市买了几张放相纸回来,准备晚上让我陪儿子放相片。
      晚上7点钟,妻子到单位学习去了。我和儿子开始放相片。我先把照明的灯关了,只开暗箱的红、绿灯,我先演示给儿子看怎样放,教他数一二三掌握曝光时间,然后再把感过光的相纸放入显影液,稍后再放入定影液。哪知这红灯一开一关,“一二三”一数,却招惹了大祸。
      邻居中的“造反派”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忙着“立新功”,马上纠集一伙“革命群众”。“砰”的一声,他们一脚踢开了我家大门,冲了进来,高叫一声:“不许动!把刚才数一二三,开红灯的收发报机交出来。”又叫了一声“搜”!他们好像马上就要抓住“现行反革命”一样,不容我分说就将我家抄了个底朝天。可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到,只是我的照相纸全被他们曝光报废了。我忍无可忍地说:“太鲁莽了,别那么草木皆兵的,想看放像吗?打个招呼嘛,可惜我的放相纸被你们全废了。”这伙人却不以为然地说:“你重放不就行了。”还告诫我说:“把暗箱上的红灯取了,不能用红灯,你知道不?红灯是危险信号,绿灯才安全。”这话真叫人哭笑不得,我说:“你们说的是交通规则,与放像无关。”最后他们自讨没趣地走了。
      我爱人回家见屋子里乱七八糟的,儿子抢先向他妈妈说了刚才的事,她叹了口气说:“一群不学无术的乌合之众,闹得家无宁日。我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第二天我爱人又重新买了几张放相纸。当晚我们三人一起放,终于成功了。那些照片也就是现在从墙上取下的这几张发黄了的放大照片。
      儿子、媳妇、孙子听完这段让人心酸的历史往事后,久久不语。最后我孙子说:“照片上又少了一人,是最心痛我的奶奶,她去年与世长辞了,我只有在照片上才能与奶奶相见了。”
      (责编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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