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防腐的有效建构：东亚的经验

摘要: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所以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具有相近的经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挖掘、进行有效的公民廉洁教育、发挥权力精英的廉政示范效应成为它们共同的特点。从文化治理层面上对这些经验和特点进行总结,对于中国反腐败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化防腐; 传统资源; 东亚经验; 国家整合

中图分类号:D73.31.3文献标志码:A

在类型学意义上,由于同处东亚文化圈,所以东亚地区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相近的文化支撑,这也就使得该区域的反腐败具有类似的特点。总结东亚地区反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尤其是文化防腐的成功经验,对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反腐败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传统:思想资源的合理改造

在政治学研究中,自从韦伯以后,关于文化与政治体系发展的探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根据学术界一般观点,与倡导廉洁价值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相比较,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情关系,这导致东亚社会形成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界限非常模糊的局面。“东亚传统的价值观把向庇护人送礼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流动被看成合理合法的,这也就使金钱由公流到私容易得多,数量也多。因此,东亚的政治领导人比西方领导人更容易涉及私人和经济领域。”[1]但是实际上,儒家文化本身与廉政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比如廉洁的日本和新加坡是儒家文化主导的国家,但是腐败非常严重的菲律宾却是东亚唯一的基督教国家。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是否能够对本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进而挖掘其中合理性资源。

在东亚文化传统国家治理结构中,君主专制体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君主通过官僚组织控制了财富分配过程,大部分国家资源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不仅如此,情与理构成了国家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伦道德关系渗透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联系社会结构的有机网络。在韩国典型的表现为“家长权威主义传统、自由民主主义传统、小集团性生活传统,而在这些传统中,家长权威主义传统占有主导地位。”[2]即使韩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以后,由权威主义传统所形成的支配和服从的政治文化传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在韩国经济开始迅速成长以后,由于整个国家社会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层面。[3]所以,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官僚体系利用地位为本人和家庭谋取不当利益,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氛围,人们不再将腐败视为一个违规的的问题,而是尽量去适应这种状态,“人们正确地或错误地相信腐败是普遍的,官员们的廉洁性就被降低。如果他们抵制腐败,他可能发现难以履行职责。”[4]因此,政府、企业和国民之形成了相互不信任关系,权威至上、熟人优先和讲究人情关系的政治文化氛围在韩国社会中成为主轴。由于政治文化的强大的内在力量,如果韩国社会中的这种政治文化理念不加以改变,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环境就不会彻底消失,反腐败也很难取得实效。“透明国际”对韩国的评判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的腐败指数一直停留在4分左右,属于中等水平。[5]在这个排行榜中,韩国虽然摆脱了“最恶劣的行贿国家”称号,但仍处于第3档,被列为发生行贿行为可能性很大的国家之一。可见,韩国虽然进行多年的反腐败,但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效果,究其原因,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原有政治文化传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和革新。

随着韩国反腐败程度的深入,韩国人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文化对于腐败的结构性影响,“对于清理腐败问题,将对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分析,从严重的结构性腐败开始进行清理,不仅要斩断其枝叶,还要连根拔起”。[6]基于此,韩国政府试图从政治文化层面对于腐败进行综合治理,于是,“建设清廉的人文氛围”成为韩国政府的努力方向,并具体提出反腐败的三大目标和五大推进方向[7]。在此基础上,为了吸引民众积极参与到反腐败的进程中,韩国政府与政党、市民团体等各界代表签订了以建立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为特征的《反腐败透明社会协议》,主要包括:非法政治资金上缴国库,修改国会议员不受拘捕的特权制度,引入股票全权信托制度,鼓励居民参与立法等内容,可见,通过公民的有效的参与,进而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反腐败的新思路。不仅如此,加强文化防腐的措施也成为韩国各界的共识,在国家清廉委员会大力推动下,“改善重视人情和关系的社会文化”明确地被作为韩国反腐政策的核心战略,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国民生活文化实践运动。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整个社会对反腐败的氛围在发生变化,腐败开始成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异端。

与韩国的治理路径不同,新加坡在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基础上,建构起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使其有效的起到文化整合[8]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文化防腐的作用。具体来讲,由于新加坡原属英国的殖民地,没有完整的价值认同体系,文化多元和种族分离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特征。实现有效的国家认同整合,重建价值体系就成为当时新加坡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反腐败的理念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提倡和引导。“建国的惯例是文化多元和种族的不平等,发展共同的理念、规范与价值观,使特定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巩固感和命运观。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形成共识、秩序与稳定,才能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9]传统的儒家文化体系就成为国家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建国以后,李光耀大力倡导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以此来形成新加坡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国民认同价值体系。1991年新加坡政府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新加坡树立社会共同价值观过程,同时也是积极培养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过程,“通过各种途径打破种族之间的隔阂,教育人民超越狭隘的宗族观念,用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把各宗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统一的‘新加坡民族’意识”。[10]这种国家认同有力地推动了新加坡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并且将反腐败的内涵有机的包含在其中。在这些提倡的价值观中,李光耀提出作为新加坡人具体行为准则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其中就有“廉耻”二德。他认为,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可以说,就是通过对原有价值观的改造,反腐败被鲜明嵌入到整个国家认同价值体系框架中。如李光耀所指出:“在新加坡创造了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人民不必花大笔的钱就可以涉足政治,不必靠大量的金钱资助就可以中选,当选后也没有欠下人情。”在别的国家,“金钱政治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在新加坡,“从政的人可以大公无私,不欠别人的情”。[11]新加坡通过将古典与现代有机结合,重塑起现代国家的社会价值体系,建立起包括防止腐败在内的国家认同体系,形成了以廉为荣的现代国民意识,有效的建构起防止腐败的文化体系。

与新加坡、韩国不同,儒家的伦理观念传播到日本后,被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耻感文化”,[12]经过日本社会武士阶层的提倡,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接受的内容,形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这种耻辱感“对贪污腐败等不名誉的行为构成巨大的恐惧和威慑力量。把肮脏的人排斥在纯洁的群体之外,则是日本社会惩处品行不端者的硬性规则。”[13]所以,由于有这种严格的对于个人的约束文化力量,使得日本的反腐败有了很强大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形成对于腐败等破坏名誉行为的强烈的鄙视态度,“同体的强烈注视的眼光或集团的意志的话,就不可能有类似于这样的对场所的消灭。这意味着在由共同体这一观念所神圣化的场所中不能允许存在被玷污了的场所。而这种被玷污的场所则是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场所。”[14]在日本,如果一个人的腐败丑闻被公开化,不仅他本人、甚至他所在机构都会承受巨大的社会外在压力,就可以看到这种传统文化经过现代化改造以后的巨大力量。

二教育:有效的公民社会化

在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向个人灌输政治系统通行的价值观;约束并教育系统成员遵守系统的规则,履行系统规定的角色。”[15]而政治社会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社会性组织采取公民教育形式来实现,反腐败价值观形成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实践证明,只有通过采取有效的公民教育手段,才能使得反腐败的理念内化在民众心中,从而实现文化防腐的效果。一般意义上公民教育是指“国家培养国民具有效忠国家之意识,获取有效参与公民生活所必需具备的知识,态度和技能,进而发挥其责任心和荣誉感,形成良好公民的过程”。[16]有效公民教育既是文化传递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公民培育和生产的过程,可以说,公民教育在塑造现代公民中发挥了重要意义,而新加坡的防腐教育就渗透在各种形式的公民教育活动中,在形成现代公民意识的同时,也构建起文化防腐的价值关怀。

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最早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儿童时期的政治社会化对于以后成人阶段的政治态度具有重要影响。[17]所以,青少年是进行廉政文化教育的重点人群,在形成了崭新的现代国民意识以后,新加坡分别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展各个层次公民道德教育,针对不同的对象,注意德育内容的循序渐进,课程由浅入深。小学德育课程涉及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五个主题,到了中学阶段,学校都设立了廉政和反腐败的课程,并结合各种实际案例使青少年认识到贪污如同贩毒等活动一样,是对社会的一种罪恶。而在韩国,政府颁布的《课程改革大纲》就明确了培养面向未来社会所需要新人是教育的重点,其中就特别谈到了培养过程中要进行多种形式的反腐败教育。同时,新加坡针对社会其他阶层,开展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如礼貌运动、生产力运动、国民意识周、华族文化等,有针对性的举办座谈会、讨论会、展览,并通过电视、报纸、电台、网络等媒介进行全民反腐倡廉教育。在新加坡的公共场所,到处可以看到反腐倡廉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新加坡的地铁站台公交车内、高楼大厦上都有政府制作的各种宣传画和标语,告诉人们要保廉促廉,让人处处感受到廉洁自律的氛围。

而在香港,廉政公署机构专门设立了社区关系处负责全香港的反腐工作,并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进行廉政教育。为了实现廉政公署“肃贪倡廉”的工作目标,社区关系处社会教育组联合相关学校,以建立廉洁风尚和培养良好公民为宗旨,推出了系列的德育教材[18],这些教材主题包括金钱与物质、公平、自律及关怀别人内容。并且在实际教育过程中,通过喜闻乐见形式,让青少年培养出廉洁正直的操守,建立正确清晰的价值取向,成长为良好的社会公民。不仅如此,社区关系处还制作了许多的电视片、广告片来宣传肃贪倡廉,同时根据真实个案制作电视剧集及电台广播剧,介绍廉政公署反腐败的过程,并且在社会大众定期招募“廉政之友”会员,开展与廉政教育有关的活动,形成完整的廉洁教育的社会动员网络体系。

针对商业机构,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定期探访不同行业,诸如银行业、建造业和证券及期货业等热门行业,举办防腐讲座,鼓励私营机构制定公司纪律守则,并通过培训短片及宣传刊物向职员提供有关法律及道德问题的培训。[19]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香港道德发展中心,进行推广商业道德工作。同时,推广廉洁楼宇也是该处的一项主要工作,主要通过组织业主组织以及物业管理公司,举办防腐讲座,提供实用清单供有关人士在执行楼宇管理工作时采用,堵塞其中可能产生的贪污漏洞。针对公共机构,社区关系处定期为政府部门雇员举办反腐教育活动,讲解经常出现的贪污危害,并就遇到的案例处理方法提供意见,并通过培训短片协助他们树立良好的职业操守。每到节假日,每个公务人员都可能收到社区关系处的一个电话簿,上面印发了《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同时注明接受利益的有关提示,如亲人的范畴和送礼的标准,关系密切的同事之间礼尚往来标准,一般同事间礼尚往来的标准。如果超过规定标准,就要向特首申报利益。在对社会大众进行廉政教育同时,廉政公署也特别重视利用新兴网络技术对公众进行教育,专门建立了网站,内容包括各种形象生动的防止腐败的内容[20]。

这些有效的公民教育形式,取得了很好的防腐败效果,香港社会对于反腐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实名举报贪污的比例不断上升就是典型的例证,实名举报在廉政公署成立初期仅为35%,1997年为68%,2007年则高达73%。同时市民中也形成对腐败不可以容忍的态度,香港200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市民对贪污,特别是公务员贪污的容忍度接近为零,也就是完全不能容忍。[21]

三、精英:廉洁角色的社会示范

在传统上意义上,威权主义体制在东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精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此后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但是包含领袖人物和知识阶层的精英人物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精英之间文化氛围对于整个国家政治体系有重要的影响。“领袖人物是组织、领导者;知识阶层则负有双重使命:以传统文化为主要精神资源创建新的道德观念,并将这种新道德观向大众灌输和传播。”[22]也就是说,充分发掘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的示范作用,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转型有重要的作用,反腐败也是如此。

新加坡之所以在廉洁建设方面非常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领袖人物能够以身作则,“政府最高层领导人必须树立好榜样。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不然人们就会对法律的意义和公正感到怀疑,并加以嘲讽,整个社会也因此而混乱。[23]在这些权力精英群体中,总理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前总理李光耀就是廉政示范的最重要的推动者。新加坡建国之初,各种形式的腐败十分盛行。1954年成立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党初期就提出了“打倒贪腐”口号,其党徽中间白色部分就是表明“廉洁与正直”,并且人民行动党内阁成员就职时一律统一白色装宣誓,以表明反腐败的决心。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李光耀就明确提出“廉是立国之本,清为当政之根”。对于腐败的严重后果,李光耀认识的也非常清楚,“人心是有情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人心是无形的碑,记载着为官者的千秋功罪”。[24]李光耀不仅从理论上对反腐败进行了总结,实践上也是身体力行。他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担任过任何一官半职。李光耀母亲去世时,他不仅拒绝了所有的花圈挽联,还把所有的礼品捐助给公益事业。李光耀至今住着父亲留下的老房子,而政府安排的官邸主要是用来进行外交礼仪活动,办公用的是自己的私家车,并且自己花钱买汽油和维修保养车辆。

不仅如此,由于新加坡精英选拨体现了典型精英主义的原则[25]。所以,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高薪养廉政策,重视发挥精英的作用,给予反贪部门以很大的权力,以便对腐败者进行最严厉的制裁,公开提出“贪污是精英的坟墓”,“强调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26]正是有类似于李光耀领导人和政治精英的示范作用,带动了新加坡国内形成了共识:“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政府致力于改进人民的生活,而又获得人民拥护时,这将激励领袖多加一把劲,把工作做好,反过来,这股凝聚力脆弱,国家将遭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照顾成员的利益,而人民也对政府失去信心。”[27]这样,政府和人民之间就形成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增强了国家治理的权威,实现了国家自主性[28],国家的整合目标得到了实现,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政治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使其形成了不能贪、不敢贪的廉政文化氛围。

与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反,在印尼和菲律宾等东亚国家,贪污腐败之所以衍生为一种社会风气,与苏哈托、马科斯等上层社会精英的腐败有重要关联。在马科斯担任总统期间的菲律宾,“公开考试、竞争择优”的文官选聘原则是马科斯本人建立起来的,但他的同窗好朋、亲信等可以不通过文官考试而被委以要职。”[29]由于这些权贵精英人物的带动,在这些国家形成了具有裙带性质的资本主义,宗族和宗派观念和政治原则结合,原有政治格局开始演变成庇护式的封闭权力结构,“官员对其职位的忠诚,不是一种对规定了其职责范围和内容的非个人任务所作出的非个人承诺,而是一种建立在与统治者完全是个人关系上的仆人的忠诚,以及一种原则上没有原则的义务。”[30]在这种国家政治分布格局中,政治精英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家权力成为政治精英谋取私利的工具。政治精英个人私利高于国家利益,使得整个社会价值观发生了紊乱,导致了国家共同价值观的缺失,严重败坏了整个社会信仰体系,阻止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同时使得本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知识分子阶层[31]很难在建立廉洁国家中有所作为。尤其是对整个国家廉政文化氛围的形成很难发挥引领作用,从反面的角度树立了社会政治精英的不廉洁的形象,于是整个社会廉洁的氛围也很难构建起来。

结 语

总结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防腐经验,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从传统、教育、精英层面来建构文化防腐的网络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共同经验,这些经验已经内化到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治理体系中,成为其制度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三十年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腐败成为影响社会前进的重大障碍,而总结东亚地区的文化化防腐经验,不仅可以为我们提炼出有效的制度意义,并且也可以为重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提供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参照,尤其将后者放在整个现代中国国家成长过程中来考察,也许就会为我们提供一条有效文化整合的道路。

[1]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8.

[2]【韩】韩昴助.韩国民主主义与政治发展[M].法文社1990:152-153.

[3]对于个人来讲,政治文化控制和指导着有效的政治行为;对于集体来讲,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这些都保证了机构和组织行为的延续性。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对于韩国来讲,传统的政治文化惯性对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4]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146~147.

[5]资料来源于透明国际网站,见http://www.transparency.org/

[6]徐宝康.卢武铉强调治理腐败和推进改革[M].人民日报.2004-6-8.

[7]三大目标分别是廉洁的公务员、透明的政府,以及通过建设健康社会提高国家竞争力;五大方向包括:推进定期反腐败活动并改善制度,促进反腐败实践活动,鼓励国民参与协商,保证举报、处罚的实效性,努力制定高效的实质性对策。

[8]即新加坡从一个殖民地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改造形成了自己核心价值的,这种共同的价值的建立不仅对于新加坡的反腐败的有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起到了后殖民地国家文化整合的作用。从现代国家建设的相关研究来看,认同系统的重新塑造、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于现代国家的整合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即充分展现了认同性整合对于现代国家建设重要意义。参见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9]陈祖洲.从多元文化到综合文化[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36.

[10]李文.新加坡的种族关系的融合及其政治影响//亚太地区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6.

[11]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议选[M].现代出版社,1996:486.

[12]所谓耻辱感主要来自对名誉和尊严的诋毁和伤害。根据武士的价值观,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以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关注钱财从来不是武士的作风,在他们看来,“名誉”的含义等同于“清洁”与“善良”,其反义词是“污秽”和“罪恶”。日本人追求清净无尘的生活,他们的心理特异性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他们被训练成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相关内容见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在现代日本社会,耻辱感对贪污腐败等不名誉的行为构成巨大的威慑力量,把肮脏的人排斥在纯洁的群体之外,则是日本社会惩处品行不端者的硬性规则,例如1989年轰动日本政坛的利库路德丑闻事件。

[13]李文.东亚国家廉政文化建设比较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6,(5):51.

[14][日]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的罪与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

[15]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5.

[16]陈光辉.公民教育的意义、内涵、目标以及沿革//明日的公民教育.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78页。有效而良好的公民教育不仅对于反腐败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一个国家的良好的公民社会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后者对于前者的可持续建构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17]曾繁正编译.西方政治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45.

[18]这些教包括《公民小先锋》、《思与行初探》、《财富·人生》、《公平一二三》、《开拓人生路》、《公平·财富·人生》、《思与行》等,从这些教材的表面名称来看,完全看不出有廉洁教育的含义在里边,但是实际上凸显出整个廉洁教育在公民教育的框架下的有效意义。

[19]根据2005年统计,廉政公署至今已为200名公司董事、1400名会计师,以及1200名工程师、建筑师和测量师的“专业持续发展课程“提供诚信培训。见廉政公署网站http://www.icac.org.hk/.

[20]例如2007年1月,廉政公署推出名为“活力小TEEN地”的儿童网站,利用互动媒体向小学生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的廉洁意识和诚信品德。这也是廉政公署自2000年推出针对13至17岁青少年的“另有TEEN地”网站8后,再度开设针对儿童的廉洁教育网站。“活力小TEEN地”网站通过生动活泼的漫画、“智多多”动画故事以及益智网上游戏,向6至12岁的小学生灌输诚实、公平和守法等价值观。

[21]武少民.香港反腐,廉政公署功不可没—专访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N].人民日报,2008-2-10.

[22]李文.东亚国家廉政文化建设比较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6,(5):51-53.

[23]刘亚林.新加坡廉政建设[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45.

[24]张永和.李光耀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445.

[25]这种精英主义在新加坡的国家体重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公务员的培养和选拨过程就体现这一个原则。对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没有全国统一考试,但要进行高难度综合心理能力素质测试,要回答上千道题的问题。新加坡政府为了把优秀的大学生吸收到公务员队伍,在大学里设立了“总统奖学金”和“武装部队奖学金”等各种奖学金,对获得这些奖学金的优秀学生,根据政府需要的专业,帮助完成学业,有的送出国留学。受政府资助的优秀学生,条件是毕业后当公务员,为政府服务若干年后才得离开。在新加坡领导人看来,公务员的素质越高、处理好问题的可能性越大。新加坡的政府干预只能较强,政策的执行主要靠公务员,所以精英主义原则及精英主义决策在新加坡政治中显得尤其重要。在反腐败和防止腐败中,精英的作用就显的非常重要。

[26]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162.

[27]以上内容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的公开讲话,参见刘守芬:《新加坡廉政制度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版,第191页

[28]任勇.国家自主性: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变量[J].重庆社会科学.2004,(3):120.

[29]王士录.东盟各国政府的廉政建设问题[J].东南亚.1989,(4):30.

[30]Linz:TotalitarianandAuthoritarianRegimes,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Addison-Wesley Publising Co,1974,P260

[31]包括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有效地对政府进行监督,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廉洁的公共教育等。由于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有主导性意义,所以这些国家反腐败建设中就缺少了这一个重要的环节。

(责任编辑 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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