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敬人：找回自己
时间：2020-03-19 05:26: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蒋勋有篇文章，叫《过得像个人，才能看见美》，采访吕敬人老师，发现他就是从那个禁锢的时代一步步抗争着走过来，执意要“过得像个人”，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创造美、表达美、传播美了。
当白胡子的吕敬人讲起小时候的美好生活，“文革”中的侥幸和奇迹，讲起在出版社偷偷干私活，讲起近些年他工作室的作品（比如把中国地图册的“猛红猛绿”通过浩大细致的工程改得高雅温婉了）……常常露出孩子般的喜滋滋，神色淘气又狡黠……他终于变成了本该成为的自己。
北大荒十年：从家庭出走，又回归根本
吕敬人出生在一个上海的资本家家庭，父亲经营丝绸产业，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终生行医施善。父亲喜欢绘画书法、收藏名画、戏剧、摄影、旅行、运动，他家五兄弟，都深受父亲影响。小时候家里有部幻灯机，兄弟们常常聚在一起看《白雪公主》、《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卡通片；父亲几乎每月都会领着全家去看京戏，小兄弟们自制木偶，给弄堂里的孩子们演《三岔口》、《捉放曹》、《空城计》等；父亲还给孩子们办了个小图书馆，不仅自家兄弟看，还借给邻里，有很多老书，由小兄弟们管理维护。吕敬人最小，常常跟着哥哥们修补、装订、包书皮，做借阅登记，他觉得有趣极了。他从小就喜欢翻那些纸页泛黄、稍带烟熏味的古装书，很多珍贵的绘本他边看边临摹。父亲还送喜爱画画的他和二哥拜名师学画。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存放着大量的欧洲进口丝绸样品书和设计稿，父亲企业的形象设计、标志、图案和包装纸，也是委托欧洲设计师设计的，这一切，真是妙不可言，当然对年幼的吕敬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美的感受深入到了骨子里。
家里的优越生活，到了1957年公私合营时终止了。1966年吕敬人高中毕业报考浙江美院初试过后，“文革”狂飙来了，一下子生活变得像噩梦一样了。父母整日被揪斗，家里的古董名画被洗劫一空。日后，他们再惋惜地提起时，父亲说，就当天火烧了，强盗抢了吧。
吕敬人当然不能加入“红卫兵”，他就利用一技之长，给学校和工厂画毛主席像，画红色革命画。为了摆脱“黑七类”子女的境遇，吕敬人没有向此刻最需要理解和爱的父母告别，签了一纸“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保证书，离开了痛苦不堪的父母，远赴千里之遥的北大荒，1968年到1978年，一待整整十年。那个黑白颠倒、扭曲人性的年代，让多少家庭上演了这样的悲剧。
但是到了北大荒，招工、当兵、上学的机会照样没有他这个“黑七类”孩子的份。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还不算什么，精神的压力和贫乏最可怕。
吕敬人渴望求知，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各种渠道去找书读，终于发现了农场局新华书店有一种“白皮书”（所有书都一样，白封面上一行黑字书名），诸如《大卫·科波菲尔》、《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飘》、《莫泊桑小说集》、《契科夫小说集》等专供高级干部看的内部读物，是该批判的封资修的东西，其实全是有价值的世界名著。他们一帮哥们打通内线，用仅有的收入买书，互相借着看。黑暗中也有光明的眷顾，那个时代能够看到这些书简直是奇迹。吕敬人对斗争没兴趣，凭着一支笔，能画宣传画，躲过了很多麻烦，可以安静地看书画画。
“文革”过后拨乱反正，人们重新摸索着找回自己正常的命运。吕家五兄弟或画画、或从医、或从文、或搞理工，个个有成就。虽然当年被迫和家庭“划清界限”，父母是不会记恨孩子的，吕敬人内心也一直深深感恩家庭的教诲以及父母在求学做人方面的影响。
父亲96岁的时候，以吕敬人名字当中的“敬”字专门写了一纸条幅送给他：“敬人吾儿铭记敬事以信、敬业以诚、敬学以新、敬民以亲”，这也是吕家家训，是父母对他们兄弟的一贯要求。
2007年，吕家五兄弟为老父做百岁寿辰，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私人订制书《百岁老父》，记录了他们的家庭和成长故事。吕敬人在北京郊区有个可供耕读的院子，父亲一百多岁时还每年从上海来这里小住十数日，享受田园生活和天伦之乐。
遇见恩师：走进设计，又走出设计
一个人如果有梦想，心系一处，梦寐以求，上天总会眷顾，心诚则灵，仿佛世界都在帮你。
在“文革”中，吕敬人看了那么多好书是奇迹，还有一件事也堪称奇迹，他在北大荒遇到了人生的一位重要恩师——连环画艺术大师贺友直。他们在农场同吃、同住、同创作整整一年。此后40年没间断过来往。
“文革”结束后，政治环境逐渐正常，吕敬人被刚恢复出版业务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入美编室，开始了与出版相关的工作生涯。因擅长绘画，他从事了文学插画工作，画了不少作品，得到了业界一些老一辈设计家和画家的指导，参加了全国性展览，较早地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更多国外的新鲜空气吹进来，吕敬人十分期待能去国外学习进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终于获得了出版社的到日本讲谈社研修的机会。
到了日本，他向讲谈社申请找慕名已久的书籍设计家、视觉艺术教育家杉浦康平老师学习，得到了一周两天的批准。其实何止一周两天，只要有空，他就往杉浦老师那儿跑。结束研修回国的第二年，他正式申请去杉浦设计事务所学习，杉浦老师还专门提供了奖学金。
杉浦老师很喜欢他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对他的指导很用心。因为杉浦老师热爱中国文化，也对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影片非常感兴趣，诸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黄土地》等等，也喜欢有个来自中国的知音和他交流分享。
于是，吃饭、喝下午茶、一起看电影也都是讲课的时间，老师刻意传授给他设计以外的知识，如音乐、戏剧、电影、自然科学，观看各种门类的展览，考察民间习俗，对书籍设计以外的艺术修炼是全方位的。
吕敬人说，“是杉浦老师教我走进设计，又走出设计。老师有磁性的人格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觉得人一辈子能认认真真做成一件事是多么了不起。”
50岁后创业：更潜心创造与传承
在出版社工作的头十几年，吕敬人是有苦有乐的，得到了很多优秀前辈的传帮带，走进了书籍装帧的领域，他给本社、外社画了很多书籍封面。
那时画一个封面15块钱，外社来组稿，因此挣了不少外快，生活也得到了改善。食堂里，文编吃大灶，美编们常常吃贵个一两块钱的小灶，令人羡慕嫉妒恨。同时也经历了为评职称边工作边学习，看书背书应付考试，为学而学，索然无味。毕业证一拿，全都忘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敬人从日本回来，在出版社体制内不适应的感觉日渐明显了。从观念上来讲，尽管国内有很多高素质、高水平的设计家，但是受制于社会环境、经济条件、观念认识，装帧设计也只是画画封面插图，谈不上书籍整体设计。从工作上讲，美编们时常要被临时调去写标语、做条幅、画宣传画，很多劳动用完即弃，算不上作品。从制度上讲，单位每晚7点熄灯拉闸，周末不让进办公大楼，工作中用到长途电话、传真机、复印机都要领导批，明显是“公家”不允许“干私活”，对创作有诸多限制，这和国外的创作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有不少外社的同行找吕敬人做设计，不得已，他在王府井附近偷偷地租了一间旧办公室，自己买了传真机、复印机、电脑，下班后、节假日和几位同道好友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干活，那真是一段幸福时光，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快乐创作。
1998年，51岁的吕敬人决定离开出版社，光明正大地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当时的社长支持他，却为此被告状，令吕敬人深感歉意。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对个人工作室持否定态度的。
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再也没有“干私活”的心理压力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带领团队尽情尽兴工作，每周五下午邀请员工下午茶时间欣赏电影，然后大家评论，显然这是受了杉浦老师的影响。1998年新闻出版署培训中心请他任教，每年几次给出版署的学员讲课，接触了很多社长、总编、编辑部主任等同行，他的观念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2002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请他担任教学工作。他一边教书，一边做书，出了很多经典代表作。他实践着书籍设计不是平面，更不是表面，要赋予读者“书籍五感”阅读的诗意享受，“留住传统纸面载体阅读温和的回声”。近些年，他还积极办学，把国外顶级专家请进来讲学，带领学生走出去游学，忙得不亦乐乎。
吕敬人做工作室已经十几年了，而独立工作室如今已然成了人们内心最向往的工作和生活、热爱和事业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
吕敬人的儿子现在也在他的工作室工作，他发现，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儿子在做图书设计时往往更有创意，不是科班出身，反而视野更开阔，更少受局限。他的夫人同他的母亲一样，是一名医生，留学德国的博士，现在还没退休，也和他一样每天忙碌。他们的家庭很特殊，夫妇俩各忙各的，互相信任支持，但是会像谈恋爱似的，常常约着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儿子30岁后更加懂事，经常周末介绍一些三里屯的时髦餐馆，约老爸老妈一起去品尝。
人生在世冥冥之中仿佛各有使命，成功而自在的人，无非是找到了自我，尽管过程是艰辛曲折的，幸运的是他们通过种种际遇种种启示，找到了自己的导师，找到了知音，找到了途径，学会了该如何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吕敬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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