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绾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时间：2020-04-02 05:18: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黄绾义利并重、有着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义利观,及所提出的反虛务实、肯定私欲的价值和重视理财等现念,影响后世深远,对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构建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义;利:义利现;黄绾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4-0079-03
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号久庵,又号石龙,浙江台州府黄岩人。黄绾身为王门弟子,亦身处王学盛行的时代,在重义轻利思潮达到高点,能提出义利并重的观点,对王学和宋儒均给予严厉的批评,可见黄绾思想的独到性和特殊性。他所提出的反虚务实、肯定私欲的价值和重视理财等观念。影响后世深远。这些思想不单为后世学者所承袭,更将之发扬光大,到明末清初,更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风靡明代思想界的“心学”的没落,实学思潮继之而兴,这种思想上的重大转变,黄绾可说是开端者。
一、黄绾之前经典儒家学者的义利观
“义”,一般指道义、仁义、正义;“利”,即好处、利益、功利。义利之辩几乎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末,义利观也是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主题,是关乎民众经济、道德生活理念的重要问题,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儒家的义利观是主流,其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崇义抑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义和利来区分君子与小人,他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利益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继孔子之后,荀子重义但不贬利:主张在坚持义重利的同时,还要做到以义制利。以义养利,如他说:“义与利者,人所两有也”,“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性情,则两丧之矣。”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则在坚持与发展的孔子的道义论观点上倡导“舍生取义”、“去利怀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认为,“怀利”与“怀义”是互相对立的,主张一切行为必须以义为准则。
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调用“义”的教化来遏制百姓和“仁人”的追功逐利,以维持国家利益,从而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以及荀子所说的“好利恶害”的观点明显不同,它不仅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周时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倡导贵义贱利、造成了一种空谈性命、道德。利字不出口,君子不言钱的风气,并把“义”与“利”明显地隔离对立起来。如程颢说:“出义则人利,出利则人义。”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所以。他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应“去人欲而存天理”。由此可见,到了宋明理学,“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把义与利的关系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二、黄绾的义利观
黄绾一反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主张“义利皆不可轻”。黄绾是一位讲求实际利益的现实主义者,他抛弃了宋代理学家空谈性命、道德,将义利完全对立起来的陈腐观念,全面地论证了义与利的辩证关系。1、“利不可轻”。他说:“饥寒于人最难忍,至若父母妻子。尤人所难忍者,一日二日已不可堪。况于久乎?由此言之,则利不可轻矣。”r’飞(明道编)卷二)2、“义亦不可轻”。在现实生活中,人皆有所取。皆有所求。这本无可非议,但若不以义取,不以义求,也难行得通。“如父母之于子,则父母必不乐其子,子亦不乐其父母矣,夫必不乐其妻,妻亦不乐其夫矣。由此言之,则义岂可轻乎!”由此可见,黄绾对君子之道的理解,乃在于探讨“义”和“利”如何统一,指出在“义”和“利”并重之余,也须合乎人之“情”。ll真Y<明道编)卷二)3、既然义利皆不可轻,“君子于此处之,必当有道矣。”其道为何?黄绾从“义存利中”的原则出发,指出:“人之用财,固不可奢侈浪费,亦不可悭吝鄙啬,人之生财,固不可孜孜为利,亦不可矫激沽名,皆非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辞受、取与视其义,治生、作务视其道,如此则守可以终身,教可以行于世,此圣人之道所以为无弊也,反此,则弊有不可胜言者矣。”‘一Y(明道编)卷二)
根据“义利并重”的原则,黄绾提倡“圣人之学,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名”,’飞(明道编)卷三)的思想。他说:“人为学若不知止,则必流于禅,若不志道,则处事必不中节,若不知据德,则气性必不好,若不知依仁,则心术必不良。若不知游艺,则所守必不固。”,’飞<明道编)卷一)他进一步解释说:“行之于身。无不中节,谓之道;成之于身,温、良、恭、俭、让,谓之德;全其仁、义、礼、智、信于心,谓之仁;切于民生日用,衣食居处必不可无,谓之艺。故道曰志,德曰据,仁曰依,艺日游。此乃圣学之所有事者也。”‘飞(明道编)卷一)黄绾主张把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结合起来,既反对舍道德仁义而专言游艺之道的小人,也反对只谈道德仁义而排斥游艺之道的“好名尚气之徒”。这在轻视体力劳动、鄙视农艺技术的封建时代,强调“游艺之道”,具有反传统的进步意义。
黄绾“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反射在实践上即为反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性命,强调“经世济用”,践行实事实功,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特色。
在财政上,黄绾是主张节俭的。他说:“今海内虚耗,忧世者皆思有以救之,惟事纷更,不知所以救之之本。……当元之末,四方荒歉,兼以兵乱之余,天下之穷困已极,太祖高皇帝于得国之初,正创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备,凡宫室、禁尉、官署、城池、藩府……一一当皆创置,列屯坐食,仰给者众,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费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亦以恭俭节用,而有余赀,以资国用,故免租之诏,无岁不下。”,,飞(明道编)卷二)他以明太祖的国策为例,说明明初盛世之基础,在于太祖提倡节俭所致,他认为只有俭约才能令国家有余财,从而改善民生。
在理财的态度上,黄绾主张均衡地理财。他认为节俭是盛世的基础,但也不可悭吝,否则便不能有效运用财富,发展国家。这种主张对后来的学者也很有影响。黄绾虽然较为保守,但仍主张节俭为国家之本。他这种重视理财的主张,后世学者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如徐光启便是个中例子。他认为理财对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只有兵强才能求存。而要强兵便必须“富国”,必须“财足”,“富国必以本业”I真0,,即在重农之余,强调物质财富的多少是国家兴亡的根本。徐光启更认为廉洁吏治,整顿风纪,也必须以
充足的财富作后盾。他认为必须“厚禄”才能“报廉”,而为了能厚禄,就必须富足,他说:“欲严法,又非厚禄不可;欲厚禄,又非足用不可”叫。这些主张虽然已超出黄绾的思想范围,但黄绾提出重“理财”之说。已是针对不重理财的理学家而说的,这种精神为后世所发扬。故明末学者重视理财、生产,早在黄绾思想体系里已具备雏形了pq。
黄绾对“欲”有新的诠释,他肯定私欲的存在,他认为“欲”乃“天性人情之真”。将之抽离现实是不可能的。黄绾依据他的理欲统一说,尖锐地批评了周濂溪的“无欲”之说。他指出:“欲之一字,有由于人心,有由于道心。由于人心,谓之为私欲可也;由于道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亦可谓私欲,而求其无乎?至若危微之当谨,惟精惟一之不可废,皆必以心体之而后得。然则濂溪之言与尧舜之言必当有辨矣,岂濂溪之言亦由于“本来无物”之旨乎?c’,,‘(明道编)卷一)这是说,周濂溪的无欲说,不但违背圣人的“执中之学”,在现实生活中,不管“私欲”(人心)或“公欲”(道心)都是不可“求其无”的。求其本,无欲之说由佛老的“本来无物之旨”而来,是“禅学”而非“圣学”。充分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价值,这是黄绾的合理的思想闪光。此与宋明理学强调的“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是相背的。后代学者李贽将这种为私欲辩护的思想发扬光大,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闽的主张,认为万物之理乃是人们对实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要求。
从动机观之,鉴于明代积弱不振,民生疾苦,黄绾审察时弊,知晓客观的处境和难题,提出为官者须照顾各阶层利益。他说:“今之为官者,皆曰:‘我之为政,士夫、巨室不悦,小民悦之。’人称之者,亦曰:‘士夫、巨室不悦,小民悦之。’此皆习俗之见,不思之故。此言极害世道,非君子之言。然不知治民以理,以士夫言之,士夫之中有君子,有小人;以巨室言之,巨室之中有良善,有奸民;以小民言之,小民之中有良善,有奸民。随其理而治之,斯得人情。”(V明道编》卷四)黄绾在这里指出,施政者不应以阶级界限来作为施政的标准,各个阶层之中,皆有良善、奸佞者。若粗疏地统一处理,则必有所偏颇。故为官者,必须“随其理而治之”,按不同情形,斟酌损益,并照顾各阶层利益,才能通“人情”也。若为官者能秉持此宗旨,“则奸民自服,君子良善自安”。
在世变的时代,世道衰微,黄绾认为学者必须懂得秉持、自守,才能有成。他说:“衰世人情,是非,毁誉皆不足凭,君子惟先自守,勉力为善,求尽其理而已。郑叔段多行不义,国人爱而称之;齐匡章求以尽性,国人谓之不孝。盖衰俗之人,多失其本心,其所尚者,诡谲欺巧以为能,矫激佞说以为贤,焉知君子之本心与人之贤否?但纵其好恶之私为是非毁誉,故不足凭也,君于惟自守自修之志不可不笃,稍不笃,则疑贰生而方寸乱矣。乱或不能无,惟益精其理则安矣,此皆用工最要之事也。”Cu真《明道编》卷二))黄绾认为君子应不重外界的毁誉,但求无愧于心,且须谨慎自我之言行。这种思想反映在政治上,他认为为官者也须“素行素守”,他说:“今之为政者,皆云不畏强御为能,每至治所,凡士夫、巨室,不能其素行素守,皆以强御目之;己则不思正身率物、无倦以忠之道,乃恣为贪暴,无所顾忌……近年以来,四方皆然,无地无官无此等事,当道不察,吏部不审,反以为贤而超擢之。使官箴日败,风俗曰坏,使君子无以自立,良善无以安生,生民日困而莫之救。士风之弊,政化之蠹,莫甚于此。”闯((明道编)卷四)为官者也不懂“自守”之道,士风自然更为衰弊,政治也不能上轨道。黄绾的思想倾向从侧面反映当时士大夫的腐败情况。针对当时这种情况,他认为“素行素守”是必要的,否则士风和政治只会不断恶化下去。这些都反映出黄绾“实事实功、经世济用”的实用主义态度,不象当时的道学家们那样空谈心性。
三、正确义利观的导向作用
黄绾的义利观在今天看来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但他那种虽身处以“去人欲”片面追求“义”为社会价值导向的封建社会中。能坚持求“利”的同时,兼重“义”,以求“义中之利”为最高的思想,对我们今日构建经济和谐发展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既不能象宋儒那样“君子羞言名利”,讳于言利。耻于言利,似乎言利就不是君子所为,也不能象过去几十年人们所做的那样。“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的苗”,更不能象现今一些人“,一切向钱看”,无所顾忌地惟利是图,一些企业和个人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制假贩假,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前年由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引发人们对国内的食品安全疑心重重,人们不禁质问这些制假者的良心何在;今年“挟尸要价”事件让人深思,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的义利观完全扭曲,这种见利忘义的卑劣行经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害人们身心健康,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因而我们应大力倡导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引导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
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考虑到道义的价值取向与功利价值取向、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我们也急需一个正确有效的功利价值取向,在物质价值取向与精神价值取向当中寻求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在谋其利时。当树其义,而树义又得为了谋利。总之,道义不能脱离功利,功利又不能凌驾于一切之上。要在市场活动的进行中使道义与功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市场伦理观念,“使功利的追求置于道义的宰制与规约之下,便道义的讲求为市场经济带来更大的社会功利”。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功利的刺激,我们要在谋求社会价值的同时完成个人价值的实现,一个诚信有序而又不失利益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稳步向前发展。
相关热词搜索：义利，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