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参与的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
时间：2020-04-22 05:19: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升级,西方传教士纷纷而来。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诸多研究,过去学术界多从布道、教育、医疗、慈善来剖析传教士们的活动,而对于其在西学传播背后起着重要作用的新闻出版活动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试从分析传教士们进行新闻出版活动的动机出发,并进一步阐释其对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新闻出版过程目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223-03
新闻出版是人类文明能够不断延续的载体。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并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欧美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它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书籍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序幕却是由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拉开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第一份在中国领土上出版的中文近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第一部以欧式活字印刷术印发的中文书籍《新旧约中文圣经》等等,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
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升级,西方传教士纷纷而来。新闻出版事业作为一种传教手段,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发达到较发达的发展过程。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崭新的新闻出版理念,还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新闻出版工作者,对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中国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传教士在华参与新闻出版活动的目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传教士来华进行新闻出版活动动机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不少中国学者为代表的,他们认为传教士是“外国侵略者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一批文化鹰犬”,是“一伙伪善的为侵略者充当马前卒的文化流氓”豍;他们办报的目的“是为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作舆论上的准备”豎;“是为了以宗教的烟幕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的实质,使中国人膜拜在上帝的脚下,对这些以‘上帝的使者’自居的侵略者的阴谋活动失去戒心”;“是企图在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武装侵略的时候,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摧毁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爱国心和革命性”豏。另一方面是以一些西方学者为代表的,他们认为“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效劳。”豐这两种对传教士来华进行新闻出版活动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哪个更合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解决的问题。
任何宗教在本质上都具有排他性和扩张性,考察其扩张的程度如何不仅要看这一宗教教义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也要看信奉这一宗教的国家的实力。十五、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信奉基督教的欧美各国迅速崛起,其国力的增强成为基督教向外扩张的重要后盾。而很多西方人认为,西方社会的进步得益于基督教的文明,这也使得基督教的扩张有了一种文化优势心理。因此,“为基督征服世界”应该是基督教传教士海外活动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让非基督教国家和地区的“异教徒”都改奉基督教,成为上帝的“子民”。当第一个来华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从伦敦启航时,伦敦会指示他“去提升中国人的思想而改奉基督教为他们的救世主”豑;而当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前往中国,美部会也让他“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战士”,要积极进行传教事业。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传教士还是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他们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人传教。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部分传教士与西方政治和军事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力量。一些外文报纸刺探中国的虚实,向本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有的在报纸撰文鼓动对华战争,更有甚者成为侵略军的翻译和助手,参与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的活动与清政府的种种限制政策相互冲突相互矛盾,为了实现传教的目的,得到一个较好的传教环境只能利用西方政治与军事侵略势力。另一方面,他们都是西方人,当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站在自己国家的那一边。
我们把传教士从事新闻出版活动的目的界定为传播基督教,可能又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传教士们所办的大部分报纸和出版的书籍都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西方学术或政治等方面知识的?传教士早期办的报纸,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其核心内容就是对基督教教义的阐明,是比较纯粹的宗教报刊。而最早的出版业也是以对《圣经》翻译开始的。但是从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开始,报刊的重点就转到了对世界历史地理概况以及西方近代科技的介绍上来。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应该从当时中国人的价值观说起。中国人历史地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而其它国家的人民都是“蛮夷”。这种心理的存在会成为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障碍。传教士把报刊书籍的重点转移到对世界历史地理概况以及西方近代科技的介绍上来就是为了克服这个传教的障碍。郭士立所写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发刊宗旨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和他们有长期的交往,他们仍然公然表示是高于其它国家而位居世界第一,并视其它民族为‘蛮夷’。……这个旨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就是要促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及基本信条,与其高傲和排外的观念相抗衡,此刊物将不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问题上以刺耳的言语触怒他们。我们有更高明的办法显示我们并非‘蛮夷’。编者认为更佳之手法是通过事实的展示,从而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二、传教士参与新闻出版对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影响
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新闻出版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文字播道”,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传教士从事新闻传播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其主要影响。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宗教传播的本身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佛教在两汉之际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我们不能不说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如道教)的侵略。但其在吸收了道教的一些元素以后,为中华民族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佛教,我们并没有像基督教一样过多地指责,原因在于基督教的传播活动伴随的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一)将西方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道德理念以及政治文化制度传入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启民智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以传教为目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但也不乏一些涉及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地理、时事新闻等的文章。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出版物的宗教色彩逐渐减淡,其内容主要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道德理念以及政治文化制度为主。这些内容对于长期处于闭关状态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说的“尽管办报的西方人士刊登这些科技知识有其多种用意,如显示西方文化优越,以取得中国人对他们的尊敬;或表示对中国人的友好,将知识传播给读者;或作为一种手段,吸引中国人入教。但是,将西方有益有用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介绍到中国来,通过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固有文化提高一步,毕竟是一件好事。”豓
《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政治文化制度以及时事评论方面的影响是最大的。它大量译载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文章,并注重介绍中国和世界局势,对中国和世界形势进行分析、评述。这些介绍让人们看到了西方政治经济的先进和中国的腐朽落后,从而促进了改革、变法思想的产生。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传教士报刊的影响。特别是维新派,在维新变法运动前后,《万国公报》大谈变法和介绍西学,先后刊载了李佳白的《改政急变条议》,李提摩太的《新政策》等维新变法的文章。这些文章在维新派中引起很大反响,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时,传教士使报刊这一传播知识、发表评论的有效形式在中国发展起来,也给了维新派一个很大的启示。维新派也大量创办报纸,发表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并掀起了中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新高潮。
(二)传教士报刊、书籍对中国人自办报刊、书籍的促进
1.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新闻出版活动,使西方先进的出版印刷机器及技术进入中国,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规模化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 首先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引进了中国。1814 年,英国职业印刷工人汤姆司携带活字印刷机器设备来华, 在东印度公司澳门办事处从事印刷并制造了一套铅印汉语活字, 于1822 年印出了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1827 年,在巴达维亚创刊的《天下新闻》采用铅字活版印刷。1834年, 美国美部会又运来了一批按照汉文木刻活字复制的汉文铅活字。1859 年, 美国长老会在设于宁波的英华会馆又试制成功电镀的汉文字模和元宝字架,经过复制和推广, 逐渐为当时的中文报刊所采用。后来, 石印技术也被介绍到中国, 于是石印和铅印的报刊相互并存地在中国发展起来。1906 年, 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 开始了新闻纸两面印刷。由于此时正是中国人自办的各类期刊的创始期, 这就为中国近代报刊采用这些先进的印刷技术创造了便利条件。
当然,传教士所引入中国的印刷机械技术较之本国来讲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但由于他们对出版作用的重视和改进,实际上给中国出版史带来了一场技术的革命。至20世纪初年,铅活字凸印、石印术、制版照相术、平版胶印、雕刻凹印和影写凹版、泥版、纸型铅版和珂罗版技术已逐渐进入中国,这为中国出版行业由传统向近代化过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其他民营企业直接引进机器一样,民营出版业在交通便利、开放较早的通商口岸中购置先进印刷机器,开始实现近代化的第一个层次。
2.传教士的新闻出版业为中国本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培养了第一批人才。教会新闻出版业在中国兴办的过程中,因要将一些外文的内容著作翻译成中文,使得他们不得不聘请一批比较有学识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而这批人在不断与传教士合作交流以及实践过程中增长了才干。他们当中担任编辑的有的成长为著名的思想家或学者,如服务于墨海书馆的王韬,供职于广学会的蔡尔康。而一些从事印刷、排版工作的人们,在掌握了先进技术和出版经营理念后开办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从而成为近代卓有成效的出版家。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等人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教会出版对民营出版家的哺育。
3.传教士把“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观念引入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然而从最早的“邸报”,到明末出现的《京报》,它们无不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京报》虽然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报纸,但是它根本没有自由发布信息和言论的权利,仅仅是官报的翻版,与官报一起服务于封建统治势力。宋代出现的民办小报,虽然打破了官报对新闻的封锁和垄断,但是仍然受到官方的种种限制,最终难以得到较大的发展。
传教士新闻出版行业对中国近代新闻出版行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引入了“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观念。最早引入这一观念的是郭士立,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第五期《新闻纸略论》一文中,它对于“出版自由”作了详细的介绍。而出版自由观念在中国的最终确立则是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的办报实践。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大多来自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 所以, 他们所办的报刊都有着西方先进的报业自由主义观念。虽然早期的传教士报刊、书籍很多带有宗教性质, 但它们所承载的内容, 无论是“西学”, 还是基督教义, 或是各国消息, 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封建政权允许的范围, 突破了中国古代报纸的传统模式, 这是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言禁政策的大胆突破与挑战, 充分显示了近代报刊书籍追求言论出版自由的个性。尤为重要的是传教士的办报实践还将激起了(下转第254页)(上接第224页)国人获得言论出版自由的渴望, 从而使国人免去了获得这种观念所需的时间。因此, 中国近代民族报业的先驱——传教士——从事办报活动, 就把追求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一种自觉的使命。为此, 维新派报人甚至先于他们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 都将出版自由思想融入自己的办报体系中, 并把自由办报的主张付诸实践, 让报刊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工具。
4.传教士报刊、书籍为中国近代报刊、书籍的舆论引导起到了示范作用。传教士所办的新闻出版物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点被中国要求变革的有识之士看在眼里。他们正是看到了传教士报刊强大的舆论影响,才产生自己办报的念头。这不但对于中国近代报纸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还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对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极其巨大的。
5.传教士报刊的经营理念为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提供了借鉴。传教士报刊的经营理念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广告的刊登,通过广告的收入来维持报纸的正常运作。广告收入替代了报纸销售收入,成为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商业广告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遐迩贯珍》上。《遐迩贯珍》在1855 年2 月开始招登广告:“今于本月起《遐迩贯珍》各号, 将有数帙附之卷尾, 以载招贴。有意欲行此举者, 请每月将帖带至荷里活街, 英华书院之印字局, 交黄胜手, 便可照印。五十字以下, 取银半分, 五十字以上壹先士, 若帖再出, 则取如上数之半, 至所取之银, 非以求利, 实为助每月印《遐迩贯珍》叁千本之费用而已。”《遐迩贯珍》第一次刊登有偿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创世之举。后来,国人自办的报纸受到这种影响,也纷纷刊登广告。1874 年创办的《循环日报》, 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 广告占报纸版面3/4 左右。
6.传教士报刊的编排方式为中国近代的报刊、书籍的形式提供了模板。传教士报刊在内容编辑、排版上对国人自办的出版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报纸是以简陋的书册形式出现的,没有标题、图片或者是栏目等,形式非常单一。传教士报刊则为以后国人办报提供了很多新的形式。比如:《印支搜闻》就采用了分栏编纂的方式,所有材料是在三个栏目下进行编排——来自各教会的消息、总消息和杂录。并且《印支搜闻》在对各方传教士的书信或消息进行刊登以后,在其后面往往会加上编者对它们的一段议论,阐述选录的主要原因或其他内容,恰似今天报刊中的“编者按”。这些西方近代报刊形式的引入,为中国报刊提供了可以模仿借鉴的模板。
总之,晚清以来,传教士把新闻出版事业作为一种媒介来辅助传教,是为了实现中国基督教化的目标,并且试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虽然事物的发展并没能按照他们预料的那样,但传教士报刊书籍在作为基督教传播媒介的同时,也充当了促进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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