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明下的耶稣情怀
时间：2020-04-22 05:23: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位独特的宗教型作家，其作品中的基督教思想主要表现为基督式的博爱和对生命与苦难的宽容。而许地山对于基督教理性的接受和超越，体现出其“实用至上”的宗教观，实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的一名代表。
关键词：许地山 基督教 博爱 忍让
许地山是五四时期一位独特的宗教型作家，他以优美华丽的文字，坚韧善良的主人公，曲折离奇的故事让读者感觉耳目一新，迥异于“文学研究会”其他成员的作品。钱理群说：“许地山的小说不离宗教传奇色彩，他的创作生命来自于‘五四’时期，并构成中国现代小说的一支奇葩。”许地山的作品似乎与生活相距遥远却又讲述着一个个日常哲理，他的话语似乎玄妙深奥却又给予人们一次次思想启迪。追溯许地山文学成就的原由，我们不难发现他被赋予了一种力量，而这种对其文学创作存深远影响的力量便是宗教。沈从文在《论落花生》中说：“他以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作为一个基督徒，许地山在大多数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基督教思想对他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成绩斐然的作家大都和基督教发生过或多或少的联系，像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冰心、林语堂、许地山、曹禺、老舍等等。中国现代作家和基督教的结缘，其主要原因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以及基督教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精神，对于“睁眼看世界”的现代文人具有磁石般的神奇引力。许地山则是这些知识分子中较早接受基督教这颗种子，并且深植于中国文化沃土之中的现代作家，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人类还未达到‘真人类’的阶段”，中国急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改良。一九一六年，二十四岁的许地山到福建漳州华英中学任教时，就“加入闽南伦敦会”，一九二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并在该年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参加了在清华学校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参加了讨论，发表了《宗教的生长与灭亡》和《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等文章，一九二四年，又人牛津大学潜心研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而他死后被“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坟场”，足以说明了他与基督教的缘分和情愫。而这些履历恰好促使了作家的精神感受、生命体验与基督教的内在契合与沟通，最终导致了其文学作品潜入基督教的思想流脉。
通过阅读和分析许地山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在许地山的文学创作中，对爱的精神理解和对人生苦难的容忍是许地山对基督教思想涉及最多的主题。他不仅在文本的叙述中充满爱的关怀，而且将其对于生命观和价值观融人于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从而使基督教达到实用至上的高度。
一、博爱的文学
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许地山的文学作品处处律动着基督的音符，犹如来自遥远天国的圣曲，美妙、诡谲，又仿佛是崛起于断裂地带的峰峦，瑰丽、奇异。它是一种无私地关怀他人的积极的行动，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宽恕和怜悯。基督教的爱是一种无私地关怀他人的积极的行动，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宽恕和怜悯。彼此应该互相爱怜，既要爱上帝，又要爱众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国之梦，如《约翰一书》中说：“亲爱的兄弟呵，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呵。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此外，耶稣还强调：“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可见，基督所宣扬的爱是一种更具广泛意义上的爱。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就体现了这一文化特质。尚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徒。她同情盗贼，宽恕对其行凶的丈夫，尚洁之所以能够怜悯一切，宽恕一切，其实正是基督的博爱主义使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缀网劳蛛》是许地山最早集中表现基督教博爱主义文化精神的作品。而在这之后许地山创作的一些小说中(除《玉官》外)，尽管作品的主人公都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却仍然蹈矩着尚洁“博爱”的情怀。《人非人》中的陈情为了资助烈士的寡母，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东野先生》中的东野梦鹿简直就是一个爱神，他收养孤儿延禧，他给用老鼠肉做馄饨馅的小商贩十元钱，并让其发誓从此不再害人。《解放者》中的绍慈更像是一个博爱众生的转世基督，他因爱怜刚刚生下的弱小羔羊，不惜重金买下，当了“羊妈妈”。他曾帮助孤女逃出火坑，后来又为救出革命者邦秀，义无返顾，但不幸淹死在苇塘里，践行了耶稣“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告诫。可以说，极力表现基督的“博爱主义”文化精神乃是许地山小说创作的主旋律。正像美籍华人夏志清所指出的那样：“许地山所关心的则是慈悲和爱这个基本的宗教经验，而几乎在他所有的小说里都试着让人知道这个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这里“慈悲”属于佛教的范畴，而“爱”正是基督式的爱。
许地山作品中基督式的“博爱”也体现为对爱的忍让与宽容，《商人妇》中的惜官是因爱而包容忍让的典范。在丈夫林荫乔告诉惜官自己赌输了钱，店要倒闭之后，惜官只是“怔了一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安慰他，更不能想出什么话来责备他”。这似乎违背了一个妻子面对赌徒丈夫时应有的态度，她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任何埋怨。她随后被丈夫卖给印度商人做小老婆，从此忍受嘲讽与打骂。可怜之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丈夫狠心抛弃，又转卖给他人的不幸的妇人，在回首往事时却对丈夫全无责难之心：“我想着自己被卖的事不能全然归在荫哥身上。若是我情愿在唐山过苦日子，无心到新加坡去依赖他，也不会发生这事。”他也始终相信丈夫“终有一天会悔悟过来”。
许地山从《圣经》中得到的启发是以忍耐、包容为基调的爱。宽容便是爱人如己，就是牺牲自己的一切名誉、地位、身份，全心全意为别人打算。因为作为受难的基督，耶稣的生活不是胜利，而是屈辱；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不是欢乐，而是苦难。宽容，是基督教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主动去爱，就必须处处做到宽容。再如《春桃》中的女主人公春桃，在已有新的生活伴侣的情况下，毫不犹豫收留残疾的丈夫李茂，可能更多出于同情与包容，这也是佛家的慈悲与基督教的博爱的融合，一妻二夫的奇迹是借助于许地山潜在而强烈的宗教情绪。宽容与忍让，是来自于神的要求，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普遍要求。正是这份对宗教的虔诚，使得许地山笔下的人物达到“出凡人圣”的境界，成为她们爱的源泉。
二、面对人生与苦难的从容
许地山对人生和苦难的认识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在基督教看来，为未来而急躁实在是最愚蠢的行为，事情是怎样来，便怎样去接受，以平和之心去迎接可能发生的一切，这也是一种勿虑的精神。《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有言：“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同样，对于值得欣喜的事情，也用不着高兴得忘乎所以。这是只有怀着平静之心的人才能够诠释的道理，也是许地山的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阅读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他所叙述的故事大多波澜起伏，曲折动人，引人人胜，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故事是在静的气氛下展开的，叙述语气平静柔和，既不大声歌哭，也不如泣如诉，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态度。如《枯杨生花》中，云姑与日辉的再次相见本属不易，云姑却不见得有多激动，以至于“旁边人总不知她心里有多少愉快，只能从她面部的变动测验一点”。当初二人分手的雨夜，既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也没有山盟海誓的约定，只是女人无奈地放手。男人悲伤地转身，演绎着一场平静的诀别。《春桃》中两个男子与一个女子“三人行”的格局并没有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充满着你争我夺，而是维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这也是宽容谅解之心使然。《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把一切发生的事，无论幸与不幸，都看作本应如此，毫不惊讶。无论是灾祸还是幸运降临，她都任其自然，听之任之，无可无不可地承受下来。当史夫人将外面关于尚洁的流言蜚语告诉她时，尚洁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危险不是顾虑所能闪避的。后一小时的事情，我们也不敢说准知道，哪里能顾到三四个月、二三年那么长久呢?你能保我呆一会儿不遇着危险，能保我今夜里睡得平安吗?纵使我准知道今晚上遇着危险，现在的谋虑也未必来得及。我们都在云雾里走，离身二三尺外，谁还能知道前途的光景呢?”这段话也正和前文所述《圣经》勿虑的观点相吻合。再如《铁鱼底鳃》中雷先生劝朋友黄先生不要安于逃难的生活，他说：“越逃，灾难越发随在后头；若回转过去，站住了，什么都可以抵挡得住。”这也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思想。对于平静与从容，似乎《商人妇》中惜官的话更加意味深长：“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话说：眼前所遇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既然世界上没有苦乐之分，那么也自然不必过度地忧愁抑或是欣喜。平静与从容便构成那一望无际平静如镜的海洋，承载着生命之舟远航。
许地山小说中的女性没有一个是意气风发领导时代风气的“时代女性”。她们大都柔弱卑微，命运多舛。“可这些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小人物，不可欺侮，不可屈服，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平静地迎击每一个平地突出的波澜，月圆月缺，潮涨潮落，多少锋芒毕露的弄潮儿退下来了，她们却仍旧默默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在旁人看来。他们的沉默是对现实虚无冷漠的应对，是一种消极、宿命的生活态度。实则不然，看破苦难与挫折是在所难免的，这是一种看穿人生和把握自我的执著。无论遭到多大的痛苦、屈辱，始终不在现实面前退缩，用尚洁的话说“横坚往前走，顾虑什么”。从容与平静的生存方式“蕴涵着东方文明那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顺抗逆，以忍抑怒的独特人生哲学。”
三、实用至上的宗教观
许地山对于基督教的接受和探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和超越：客观地说，许地山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对宗教的态度应当“少注重思维，多注重实行。”“思维”即指基督教的诵经、祈祷、忏悔等形式上的东西，也就是说许地山所提倡的是实用的宗教。而反对形式上的宗教。许地山提倡对宗教的接受要有科学的精神，宗教必须容纳科学，强调宗教应当以科学为基础，只有这样，人们才不盲目，才不迷信。这体现出许地山的文化战士形象。虽然涉及到被人认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作品因此披上虚无的色彩。相反，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彻底否定封建宗法社会和旧礼教旧道德。虽然怀疑，但并不悲观绝望，乃至厌世无为。许地山的创作从前期到后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尤其到了后期，许地山的小说更凸现出现实主义的色彩，《春桃》写青年妇女春桃与两个男子同居，反映出春桃迥异于流俗的价值观。李茂怕当王八，春桃一点不客气地加以耻笑：“有钱有势的人才怕当王八。像你，谁认得?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么相干?现在，我是我自己，我做的事，决不会玷辱你。”在她看来，“在社会里，依赖人和掠夺人的，才会遵守所谓风俗习惯，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而生活的人们，心目中并不很重视这些。”《人非人》中的女主人公陈情，白天去社会局做工养活自己，晚上则乔装打扮去当妓女来赡养革命同志的遗孤她受人歧视，在一般社会道德上被视为非人，却呈现着一种无我利他的自我牺牲精神。《铁鱼底鳃》中的雷先生，从海外学成归来却报国无门，设计出新型的潜水艇却苦于派不上用场，最终和亲手所绘的蓝图一同沉人海底。在这些篇章中，我们清楚感受到“五四”的战斗精神在许地山身上的体现。他醉心于宗教的学习与研究，却并不走向虚无，许地山不愧是文学研究会这样一个以“文学为人生”为口号的社团之发起人，他的作品充满着现实的魅力。所以，许地山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吸取，是一种主动的接受，而不受其宗教的伦理、信条束缚。也就是说，他吸取了基督教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变成了他对人生观探索的一种工具。正像茅盾所指出的那样：“她们都不过在教义里拈取一片来帮助她们造成自己的人生哲学罢了。”可以说，许地山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是一种哲学上的“扬弃”，即借基督教的义理建构起自己理想的精神大厦。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2，第1版
[2]沈从文，论落花生，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92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_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111
[4]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吕立群，许地山小说中女性世界的宗教情结，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3)
[6]许地山，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许地山，华夏出版社。1997：323
[7]茅盾，落花生论，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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