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产生与文学审美本质的丧失
时间：2020-04-23 05:18: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有一种观念认为，罗马帝国的衰颓是由于基督教的出现。事实上，基督教的出现，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结果。它的产生，与罗马帝国感性主义的蜕变与泛滥是分不开的。
罗马帝国抽象的纪律观念和死板的法律统治的直接后果，是感性生活的枯燥乏味，是正常人性的被钳制，是“美和爽朗的道德生活的毁灭”(黑格尔语)。历史的进步、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以个体价值的丧失为其代价，致使个体情感长期被压抑，终于导致了各种原始欲望的反抗。这种反抗冲破道德、法律和国家观念的禁锢，蜕变成一种不加掩饰的本能发泄。
奥维德在《变形记》中向我们描绘了那些为所欲为、荒淫无耻的神界天神们和传说中的英雄们的种种恶德败行，他们充满了淫欲、嫉妒与报复之心。朱比特毫无顾忌地与人私通，勾引伊俄、引诱卡丽斯托、拐骗欧罗巴；爱神维纳斯大白天与战神马尔斯通奸，特刺克王忒柔斯与姨妹奸淫，比布里斯与自己的亲弟弟乱伦，密尔拉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不正常的性关系……其实这些都是在影射现实中的罗马人的荒淫。相比奧维德的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罗马人的堕落与荒淫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物质财富的增长，国家的巩固，在骄奢淫逸的东方文化与感性主义的希腊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罗马人再也不愿受到严明的纪律观念的约束，再也不愿意承担服务国家的义务和家庭的责任，而是沉溺于声色犬马的感性主义生活之中。在各种记载古罗马的历史、文化和风俗的著作中，都详尽描绘了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尤其是统治者感性欲望的膨胀以及荒淫与堕落的丑恶行径。
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专门辟有“享乐主义的罗马”一章。从中我们看到，以前罗马人将养育子女看作是对国家尽义务，但现在有钱人不生育，甚至堕胎和残杀子女，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家庭的拖累，可以尽情地享乐。男人可以在外面寻花问柳，妓院被合法地保护着。有些良家妇女也登记为妓女，目的是在通奸被捉到后可以不受法律的惩罚。不仅有妓女，而且有男妓，还有鸡奸，这些都为风俗所容忍。少女可以找一个临时丈夫，情书都是写给已婚妇女的，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相处是司空见惯的事。罗马人的有钱人，家庭装饰之豪华，令人瞠目结舌。地板与圆柱是用大理石、石膏、玛瑙镶嵌的，墙上镶有昂贵的玉石，桌子配着象腿，沙发后面装饰着龟壳、象牙、金银，床是铜的，烛台是青铜的。有的家庭蓄养了多名奴隶来保养这些家具。这些有钱人，有奴隶侍候膳食，脱鞋宽衣。他们通宵达旦地举行宴会，吃令人垂涎欲滴的珍馐佳肴，吃的鱼“比渔人的价值还贵”。有的人甚至用奴隶的肉喂养他们的鱼。在宴会上，他们争相比赛吃的本领。有的人用催吐剂或者鹅毛将胃掏空，反复填充食物。
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现世生活的肯定，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活力，包涵着给人艺术般享受的审美情趣与激发民族生机的酒神精神。然而罗马人把希腊的感性主义蜕变为一种单纯的享乐主义，不仅毫无审美情趣可言，相反，变成了本能欲望的发泄甚至是变态的发泄。到帝国时代，罗马人的纵欲之风愈演愈烈。在伯高，帕特里奇的《狂欢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等作品中，都记录了罗马感性主义的蜕变与泛滥。社会道德荡然无存，纵欲演变成了一种变态的疯狂。帝国上下，淫乱之风像瘟疫一样蔓延。
肉体的放纵与精神的空虚是相伴随的。堕落中的罗马人一方面纵情于肉体的享乐之中，一方面寻找精神的寄托以填补他们灵魂的空虛。然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却是浅薄的、唯实的、功利的，或者是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巫术和原始宗教。在罗马的原始宗教中，有许多家庭和氏族的守护神，它们守护着罗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魔术妖术、巫术与迷信、符咒与咒文、凶兆与解梦……都深深地交织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它的真正的精神寄托是国家，宗教只不过是集权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尽管这种宗教曾一度给罗马人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安全感，使他们能顺利地处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但它却不能抵挡住金钱的冲击与本能欲望的诱惑，迅速被感性主义、享乐主义与纵欲主义所代替。这些唯实的或者原始的宗教，不仅无法满足填补罗马人精神空虚的需要，相反有助于他们感性主义的泛滥。
随着帝国的扩张，众多外国宗教入主罗马版图。罗马政府对待外国的宗教信仰，大多采取了宽容政策，其中以希腊宗教对罗马人的影响尤甚。罗马人几乎全盘照搬了希腊文化与希腊宗教。然而他们的宗教又同希腊宗教在风格上不同，“在实质上，罗马宗教始终未能超出冷漠而浅薄的实用主义的窠臼。”(赵林：《西方宗教文化》)希腊宗教是审美的，充满了人间味。但罗马宗教却是功利的，表现出一种极端冷漠的功利色彩。他们对神的崇拜只是以神的手段达到具体的现实利益，是极端的唯实的。
尽管希腊宗教与罗马宗教在格调上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对现世生活感兴趣和对人间的幸福抱有希望的宗教，它们的基本格调都是享乐主义，都是唯实的宗教。因此，这种注重现世生活的宗教无法满足寻找精神寄托的罗马人的需要。功利十足的国家主义不可能长久地取代信仰，不可能满足心灵上的饥渴。而这个时候，一种来自被他们占领地区——巴勒斯坦地区的、空灵而忧郁、但却能满足他们心灵需要的宗教——基督教，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基督教尽管是从犹太教的胚胎中孕育出来的，但却有着犹太教所没有的超验性与启示性。犹太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还不如说是一种处世原则，因为它注重的是此岸、直观。基督教则不同，它既包含着伦理内涵，又是一种形而上的宗教，强调彼岸和灵魂。它在继承犹太教罪与救赎观念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希腊哲学灵魂不灭、末世论等观念，将注重律法与祭祀的犹太教改造为强调信与爱的唯灵主义宗教。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主要在于它具有一种唯灵与超越的宗教素质。它的唯灵性与超越性，既满足了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要，也符合统治者统治现实世界的需要。
在中世纪这样一个信仰的时代，文学本应该是根深叶茂的，因为宗教的超验性与启示性与文学的主观体验、情感表现、浪漫幻想等表现特征都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它们都关注人性的超越，其终极追求都是人的灵魂旨归，都是追求一种超越“此在”的存在。宗教的启示性与超验性不仅可以为文学艺术提供主观体验与浪漫幻想的空间，而且可以使文学超越审美活动本身，趋近审美活动的本质——对自由的追寻。但是，教会与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过分强调其伦理道德内涵，强调功利性拯救的一面，而弱化其对生命本体的观照，从而在现实层面上导致了中世纪的愚昧统治，在文学艺术上导致了审美本质的丧失。
就文学而言，中世纪几乎是一片荒漠。中
世纪文学的主体是教会文学，教会文学的体裁繁多，有圣经故事、圣徒传、祷告文、圣者言行录、梦幻故事、奇迹故事、宗教剧等。它们大都取材于《圣经》，宣扬上帝的权威和禁欲主义。同时它们还歌颂耶稣的受难、死而复活和圣母的奇迹，歌颂那些弃绝尘世而进行苦修的圣徒的事迹。现存最在早的教会文学作品是公元9世纪德国的《威索布伦祷文》、《穆斯皮利》和宗教史诗《救世主》，以及随后在法国出现的《圣女欧拉丽赞歌》、《圣徒列瑞行传》、《受难曲》等。教会文学中较有影响的是圣徒传和宗教剧，前者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后者具有仪式性。圣徒传中比较出名的是从11世纪到14世纪在法国流传的、讲述圣徒阿列克西斯信仰上帝的《圣徒阿列克西斯传》。阿列克西斯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导致他在新婚之夜离家出走。后来命运将他带回家中，被父母当作可怜的陌生人收留下来。他天天看到母亲与妻子为他的失踪哭泣，而他却庆幸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慈爱。很明显，它是宣扬基督教教义的，目的在于规劝人们放弃现世生活而信奉教会基督教。13世纪出现的宗教剧，是教会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形象地宣传基督教教义，人们将教堂里的宗教瞻礼仪式搬上舞台进行演出，以后又增加了表演圣徒行传的半瞻礼仪式戏剧。演出的内容主要是表现上帝和耶稣的奇迹的“奇迹剧”和“神秘剧”，如圣母及圣徒们使哑聋能言、能听，使鱼口生钱，数千人得食，以及耶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圣徒的传教活动等。由于教会禁止神职人员演出，所以宗教剧逐渐世俗化，演变成为“道德剧”，来宣扬教会和统治者的道德教化服务。这些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程式化、概念化，人物单调、肤浅、呆板，说教气息浓重，主题鲜明——宣扬基督教教义，所以可称是教会基督教的传声筒。
教会文学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要推基督教神学家奧古斯丁的《忏悔录》。在《忏海录》中， 奥古斯丁怀着真挚的情感，用细腻、生动的文笔，深刻、入微地记叙了他皈依基督教之前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心灵历程。他没有一味说教，而是通过内心体验和审美愉院将人们引向天国。尽管他反对文学艺术，认为它们“荒诞不经”、“挑逗情欲”。但他的作品中展示的境界，正是文学所追求的一种至高的审美境界。当他读到《新约·罗马书》中“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被服主耶稣基督，勿使纵恣于肉体的嗜欲”等段落时，“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内心发生了突变，从精神痛苦过渡到精神舒展与自由，获得了一种高峰体验，寻找到了精神的家园，摆了由现实的缺失带来的一种不安感。但奧古斯丁，将理念的上帝看成是美的本体，认为人只有心向上帝，不断压抑肉欲，才能消除原罪，使灵魂接近上帝，认识到上帝的美，即“信才美”，这就割断了美与物质世界的联系。同时他所描绘的美的境界和精神的愉悦是从道德判断中获得的。为了实现道德完善，人必须压抑各种感性欲望甚至正常的人性要求，即以人性的沦丧换取上帝的拯救和精神的自由。但这只能是他的一种主观愿望，人以情感为中心的一切心理机制不可能真正、全面充分地达到高度的和谐。尽管作品中的灵性体验使它还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超验性，但强烈的道德伦理意识使人们往往将它看成一部宣扬基督教教义的著作。
即使是表现人间情怀的世俗文学，也无不打上了教会基督教的烙印。或作者本身就是为教会基督教服务的，或其作品被教会基督教篡改，使之为教会基督教服务。比如《沃里克的盖依》中的盖依，在新婚二周后就踏上了十字军的征程。《贝奥武甫》中的贝奧武甫，其行为似乎很具有道德目的，即除掉巨妖格伦德尔。《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中的熙德、《伊戈尔远征记》中的伊戈尔等，神话人物的性格色彩较淡，更像现实中的英雄。但他们身上具有较强的上帝气息，因为他们的行动具有道德目的，明显带上了教会基督教成分。
一些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也受到了教会基督教的影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七世纪英国具有传奇色彩的诗人开德蒙和八世纪的游吟诗人琴涅武甫的诗歌。开德蒙的代表作《创世记》根据《旧约·创世记》改编。在诗中，撒旦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反抗上帝的形象，具有非凡之灵，在其堕落之前有着出众的品德。从撒旦充满热情的演说中可见陷入赤贫中的农奴对封建制度的发展导致他们自由民地位丧失的抗议：“我为什么应该做奴隶?我没有任何理由要侍奉主人!我这双手一样能创造奇迹，我有力量另在天上建立起更高的宝座。我也可像他一样做上帝。”诗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下层人民的情感，在传统的教义中寓以新意。但诗人又根据教会基督教的伦理法则，对撒旦的反叛进行了谴责，认为他的行为是纵欲，是对上帝的道和宇宙法则的违背。琴涅武甫在其代表作《裘丽安娜》中，描述了一个美丽的基督徒少女裘丽安娜宁愿殉教而死也不愿嫁给异教徒的故事，告诫人们必须压制情欲，赎罪忏悔，才能赢得上帝的爱，获得拯救。表面上看，教会文学好像是对基督教精神的弘扬，但事实上，因为封建统治者将基督教信仰置：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所以基督教其实再也不是启示性的精神信仰，而变成了一种理性主义教条。
教会文学肯定神权，宣扬来世，特别是鼓吹禁欲，否定人性和人的力量，迷失了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丧失了文学作为人的本质的看守的精神本质，沦落为压抑人性和摧残人性的帮凶。又由于它的功利性、教条化、程式化，所以也缺乏一种深入人心的宗教情愫和持久的美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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