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一九四二》中的基督教元素
时间：2020-04-23 05:20: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一九四二》以其丰富内涵和独特叙事获得热评，其人物各异、线索众多，宗教线索也在影片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基督教教义及其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传教士在这场灾难中的种种表现、信仰由坚定走向幻灭并再次回归的历程以及无能为力的救赎等来探究深蕴影片中的宗教元素。通过论述可知，影片对宗教与信仰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解，对于信仰问题，则流露出一种悲观的情绪。
[关键词]《一九四二》；教士；信仰；爱；救赎
若谈到2012年的电影，谈及冯小刚，谈及贺岁片，自然不能回避《一九四二》。影片人物众多，六条线索，六套话语并行不悖，每个阶层都从自己的立场发出声音。其中，宗教线索虽然着墨不多，却振聋发聩，在影片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这一角度出发，立足于影片本身来来讨论《一九四二》中的基督教因素。
一、无所作为的传教士
《一九四二》中仅出现两名教士，外国传教士梅甘和土生土长的信徒安西满。梅甘在中国30年，但当记者白修德询问情况之时，他却说“我越来越不了解这里了”，并对其未来做了清晰的预言与描绘。这种看似冷静的分析，折射了其麻木与冷漠。结合基督教教义和20世纪初中国传教士的活动情况，可以清晰看到梅甘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反常态度。
基督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关教士职责的讨论层出不穷。乌尔利希·慈温利在1523年1月29日发表于日内瓦的《六十七信条》中首次规定了教士的职责——讲经布道，传播上帝的福音，也包括对教徒的关照和指导。加尔文也充分认识到了牧师存在的必要性，[1]认为：“他们的职责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传播上帝之言以达到教化、告诫、规劝、警示之目的，主持礼拜仪式，并且与长老或教徒代表一同行使宗教戒律。”[2]中世纪之后，教士们走出教堂，积极投身于基层社会管理、社会公益活动中。再来看近现代中国传教士的活动情况。国门被迫打开后，传教士作为西方思想传播的先驱大批进入中国。起初在城市，后来逐渐转移到乡村，传教方法由单一的口传福音发展为多元化。虽则如此，很长时间以来，教会在中国乡村社会中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这些状况刘家峰在《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中已经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3]
比照基督教对教士职责的要求，并将其放在上述大背景下，可见，梅甘不是一位合格的“牧羊人”，不论是从宣教的角度，还是投身公益、救护弱小，他都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电影中，他仅在教堂里出现两次，一次是和白修德的会面，第二次是救护安西满，并与其进行上帝和魔鬼之辩，认为他只有先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传教。这番说教看似有理，实则相当功利，将尘世生命的价值看得高于“上帝的事业”。于此相呼应，尸横遍野的状况非但没有促使他进行哪怕是无济于事的解救，甚至没有表现出同情和悲悯的神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堂里有可供果腹的食物，干净温暖的衣服。而小安，在致力于传教的过程中，满身尘土血污，伤痕累累。
梅甘形象单薄，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他只是一种功能性或符号性存在。如果深究这一角色，也能发现附着其上的文化意义。众所周知，基督教进入中国，因巨大的文化差异与利益纠葛，遭到各方力量的抵制，对中国农村的渗透更是缓慢。影片中，梅甘的居所虽则谈不上宏丽，但和歪斜的土坯房比起来，还是优越许多。教堂中听不到隆隆炮火声，没有蝼蚁般灾民，俨然世外桃源。虽相对安全和舒适，却和当时格格不入。没有信众，没有祈祷等仪式，这一切都暗示，这个所谓的教堂是不被陷入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所接受的。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渗入，更勿论改变人的思想。
相对安静的教堂和始终活动在教堂里的、无所作为的教士梅甘，正是当时基督教在河南农村尴尬境遇的一种象征性表现。
二、信仰的幻灭
安西满的角色相对复杂，兼具双重身份——虔诚的本土教徒和没有名分的传教士。影片展示了其信仰由坚定，继而动摇，最后崩溃及幻灭的历程。
起初，他的信仰尤为坚定，真诚地相信只有上帝的爱与力量才能救灾民，将遭受的所有苦难，都归结为“不信主”，号召灾民向“主”寻求力量。饿殍遍地中，他镇定地捡起两根烧焦的木头，用麻绳捆绑做十字架，意欲在废墟中拯救灵魂。他手持十字架站于高岗，开始宣教，颇有振臂一呼的英雄气概。
这一形象颇似耶稣。路加福音6：17-21中，耶稣立于高处，举目望向门徒传道：“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从对象来说，他们面对的同样是底层人民，意欲将贫穷、饥饿、哀哭的人拯救于水火之中。和耶稣相似，其传教过程并不顺利，在种种挫折中，同样表现出了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福音书记载，耶稣受洗后便向大众传道，在此过程中，曾遭遇种种不解、轻视、诬蔑，甚至迫害。例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后，有人就诬蔑耶稣为鬼王别西卜；逾越节时，又有人企图施害，在最后晚餐过后被捕，为世人赎罪而死。这些故事里，始终充满着一种明知危险重重，却执意为之的悲壮氛围。小安身上同样充满了这种精神。
但在救护被轰炸的小女孩之时，其信仰开始动摇。这暗示着，在当时状况下，耶稣再世也改变不了什么，上帝施救更像是一个虚空的承诺。因此，小安满脸血迹逃回到教堂中，和梅甘有了这样一段讨论：
“这一切主都知道吗？”
“主都知道。”
“主都知道他怎么不管？我还信什么上帝！”
“呵，不能怀疑上帝。魔鬼进到了这地。”
“我感到魔鬼进到了我身上……”
那时主在哪里？新约中，耶稣替世人赎罪，此时的中国，没有人来为沦陷的民众赎罪，所有的惩罚都降临在他们身上。灭顶之灾到来之时，他们所想到是“命”，是“老天爷”，用“命”作为一切因果的根源，不单是今生，还要押上前世和来生。所以，在老婆饿死后，老东家说，死了好，再托生别托生到这儿。而根本想不到所谓的“主”抑或上帝。
整个影片在论及信仰的时候，正是如此灰色。这一宗教的线索，没有带给人们任何希望。更多的是一种探索和展示，展示了在那个年代，在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肚皮上的时候，宗教的无能为力和虚幻。
三、难以完成的救赎
在影片的宗教线索中，始终有一脉不易察觉的救赎情怀。这使这部看起来残酷的电影，有了些许温情。安西满通过传教、临终关怀、救助伤死、祈祷申诉等来进行救赎，老东家则以中原农民倔强和坚忍来自我拯救及拯救他人。
安西满为梁东家做弥撒歌中，把人生的苦难归结为“无信念”。弥撒是基督教临终关怀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给予教徒的最后救赎。葬礼不只是要埋葬死者的尸体，还要为他举行安魂弥撒，旨在为死者平静度过肉体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也为生者提供一个值得期待、继续生活的理由和前景。小安遵照教义，以基督教仪式送走了梁东家，完成了救赎仪式。极具讽刺的是，尽管屡次以手抚拭，梁东家的眼睑始终没有闭合。
一些剪去的戏份也很好地传达了对信仰的认识：老东家一直不信主，但为使孙子得以存活，便提出条件，如果教堂能收留这个婴儿，就马上就“信”。这一细节说明，信仰在某种特定时刻便成为可资交换的条件，是实现世俗愿望的惟一的希望和手段。结果却遭到拒绝，间接造成婴儿的死亡。这不符合基督教爱与拯救的教义。基督教鼓吹爱，“整部圣经展示了那位满有爱的上帝的自我启示，而启示本身又显示了上帝的爱”[4]。尤其《新约》中，爱更显著地成为一个主要概念，是最重要教义之一，“更强调上帝通过基督彰显的无私的爱，以及由于这种无私的爱，人对人应该形成的更为广泛而深沉的爱”[4]。这爱宽厚广博，要爱兄弟，甚至要“爱仇敌”。耶稣曾对门徒宣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13：34）
影片中出现了两组跪下祷告的镜头：一是小安和神父相对而跪默然祷告，一是蒋介石得知河南真实的饿死数字后的流泪祷告。祷告意即向神说话，承认其伟大与权柄，请求帮助，本身包含着悔改和诉求。尽管上帝未曾伸出援助之手，安子一度怀疑“主”的力量与爱，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归。此时，祷告有两大作用：一是寻求心理的安慰与平静。见证了疯狂与死亡，诉求如同灵药，将安子从几近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二是祈求帮助。炮火纷飞、劫掠奸辱，数月的逃难，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更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对象，上帝就是他最后的一根稻草。冯小刚说：“这么说吧，你要从这么实用的角度去看宗教的话，它真是无能为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把宗教当成一个实用的工具利用。可它不是，它是对人精神的一个洗礼。”[5]小安的祈祷，在进行自我救赎的同时，更传达了希望救赎大众的满含苦痛的希望。
影片结尾稍显温情，这么一句“你叫我一声爷，咱俩就认识了”让老东家和妮儿两个人的人生恢复了生机。如此救赎与传教士无关，是影片对救赎的中国式理解。
对比冯小刚之前的电影可知，《一九四二》中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教士、传教、祈祷、救赎、赞美诗等宗教内容。这些教士为了信仰或背井离乡如梅甘，或舍生忘死如安子，面对天灾人祸，他们也曾思索、彷徨、甚至崩溃，他们奋力施救，但很多时候更像是一个普通人，既无力拯救他人，也不能实现自我救赎。这是影片对宗教与信仰的独特理解。面对信仰问题，影片流露出一种悲观的情绪，信仰似乎只是吃饱了饭，茶余饭后才要思考，才要做的事情。灾难和饥饿面前，生的欲望倔强而有力，如何填饱肚腹、保存后代成为灾民惟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种境遇中，无论基督教在欧洲如何辉煌，宗教精神如何博爱和宏大，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都无奈地退居其次，沦为生命的妆点。但运用这些宗教因素，影片似乎也试图传达出希望和救赎的观念，冯小刚说：“现在，我觉得悲悯是很重要的。我更看重的是一种救赎的感觉。”[6]安子和梅甘相对而跪的祈祷，老东家和小女孩大手拉小手的相互拯救，都是这些观念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 刘诚.职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J].教会史研究，2007（03）.
[2] Philip Edgcumbe Hughes，ed.The Register of the Company of Pastors of Geneva in the Time of Calvin[M].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2004.
[3] 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
[4] 邱业祥，主编.圣经关键词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5] 冯小刚：《一九四二》唤醒了人们的怜悯心[D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e9tn.html.
[6] 冯小刚谈《一九四二》：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DB/OL].http：///info/movie/2012-1126-143992.html.
[作者简介] 郭华敏（1981—），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2级在读博士研究生，新乡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圣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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