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输出与变动中的世界经济秩序
时间：2020-05-22 05:53: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中国的经济实力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政府、舆论乃至大众都开始呼吁中国企业走出国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寻找出路。中国面临着从资本单向净流入开始转向资本流入与对外输出并存的状态，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声音日益响亮。这种角色定位的转换可以从客观基础与主观意愿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客观基础集中体现在中国产业的高速成长与国际化和中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外汇实力的增长，而主观意愿则源于能源供应和商品输出面临阻力而带来的压力。然而国际化并非一路坦途，无论中海油竞购尤尼科的破灭还是TCL、明基海外并购后的经营挫折，都表明了全球化的风险所在。
挑战发达国家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成长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二十多年的GDP高速增长，庞大的外商投资规模，使得中国经济不但取得了量的增长，同样在质上实现了突破，这集中体现为中国产业的国际化，即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链上的一环。FDI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强化了这种趋势，众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标除了中国市场本身以外，往往都是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从事出口导向的生产活动，将中国变为其跨国集团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基地，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更高技术含量的生产活动提供初级产品或者直接出口销售。
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面对国际上的美国与欧洲的产业竞争，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面向东亚进行了产业方面的转移，造成东亚一定程度的产业国际分工。中国的产业国际化也是从日本的产业转移开始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欧美的企业也开始纷纷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但价格相对欧美仍然低廉，欧美企业开始将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向中国转移。这些产业的转移不但创造了GDP的快速成长，进一步实现了中国产业的国际化，而且推动了中国本土产业资本的发展，同时为中国训练了向外进行资本输出的国际化管理人才。目前，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产业资本，无论资本实力、人才储备还是技术、管理能力，已经初步具备了向海外进行扩张的实力。
与此同时，随着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一路上扬，带来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自2006年2月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截至2007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2020.31亿美元。这样庞大的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央行的金库里。这成为中国对外进行资本输出的经济基础和动力。中国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对外资本输出甚至国家投资，即官方发展投资(ODI)，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等能源企业的对外投资；二是企业主导的对外资本输出，即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如华为、海尔、TCL和明基等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
能源独立时代的终结
大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可利用能源的增加是必然的自然趋势。
2002年11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
1993年中国成为世界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世界石油的需求正不断上升。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数据称，到2030年中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总需求的百分比将从2002年的34％激增至80％以上。
数字不能说明一切，但数字至少意味着我们在朝哪个方向发展。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预测，在1997年到2020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耗将每年大约增加4.3％——大约为欧洲和美国的增长率的4倍。这将带来石油消耗增加150％。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将促使中国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12％。近10年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7％，而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8％，油气供给形势十分严峻。资源的短缺使得我国进口不断增加，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超过9112万吨，对外依存度达到35％。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的石油进口到2010年将达到现在日本的水平，日进口400万桶；2020年达到美国现在的进口规模，日进口800万桶。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年底发表一项报告称，2015年世界原油需求量将由1999年的每天7500万桶上升为1亿桶， 其中增量的1／3竟出口到中国。
石油的依存度问题经常是我们判断能源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石油地缘政治十分注重石油供应安全的两个关键指标，即石油进口依存度和石油供应脆弱性。石油进口依存度，是指进口量在总需求或消费量中的份额，这在许多情况下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石油供应安全程度的标准。石油进口依存度越高，石油供应的安全性就越低。然而，尽管进口依存度可以反映石油供应的安全状况，如果在进口来源上过分依赖某一个产油国或某一个产油地区，特别是政治上不稳定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地区，就有可能面临石油供应不安全的危险。这种风险成为石油供应的脆弱性。
随着每年石油进口量的增加和缺少战略石油储备，中国极易受到全球原油价格变化、中东地区战争威胁和脆弱的海上航线的影响。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中断或价格飙升，中国经济、社会、国防均会受到较大冲击美国可以凭借其强势的世界霸主地位，侵占伊拉克掠夺石油资源控制权以整合欧佩克的石油输出，来保障本国的能源供应安全，这样的霸权手段中国显然行不通。
中国必须通过其他运作来保证石油供应为主的能源战略安全，对外进行资本输出，控制尽可能多的石油及其他资源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政府主导下能源企业的海外扩张就是这类资本输出的主要选择。
商品输出遭遇“反倾销”
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是难免的，但往往当这些摩擦的一方为中国时，中国发展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的论调就会被另一方大肆宣扬，这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的“原罪”宿命。韩国爱国人士在“砸锅卖铁”、美国废铁商搜遍美国每个角落、英国小偷狂偷井盖……这些表面上看似毫无联系的事情，却被认为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联。世界处在废钢供应的集体恐慌中，且矛头直指中国。
国际贸易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崛起和出口迅速增加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到较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莫不如是。
中国的贸易在成倍的翻。当一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时也就意味着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在增大。毕竟，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枪打出头鸟”，世界许多国
家都把贸易保护的大棒抡向了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
2004年随着中国进入后WTO过渡时代，中国和3 O年前的日本一样，开始遭遇大幅度的反倾销问题。中国商品在海外的处境日益恶化。虽然贸易摩擦是经济成长过程的必然。但是对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这样的贸易摩擦关系到民族产业的未来，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引擎，也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何规避贸易壁垒，尽可能降低反倾销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影响，成为中国企业家们思考的关键问题。此时，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ODI遭遇经济民族主义
在获取海外利益过程中，企业是拓展海外经济利益的核心角色，政府则扮演引导和服务的角色。自1997年开始，中石油进入苏丹的石油开采与炼油项目，并与苏丹合资设立了炼油公司。1997年，中石油购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气公司60.2％的股权，并成立了“中油一阿克纠宾”油气控股公司，随后继续购入该公司股权，持股总数现在达74.88％。2003年6月中石油又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共建输油管道的协议。随着中国能源和其他资源危机的上升，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只会与日俱增。
但是当公司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如何保护公司利益?
取决于签约方国家是否真能遵守和约、是否真能保护外国企业的财产，也取决于国际秩序对这些国家有无约束力。比如，中石油在苏丹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股份对于所在国的公民来说，这些是让“外国人”或“外国公司”控制的股份，相对应的石油资产是被“外国人”占有的资产。既然如此，假如某日在这些国家发生“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在那里的产权就会随时受到威胁。这种来自“民族主义”的威胁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种极端的形式是当地政府或人民赤裸裸地“没收”外国公司或外国公民在当地的产权。比如，伊朗于1951年没收“英国一伊朗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全部石油资产和其他财产。扎伊尔于上世纪70年代没收一个比利时公司价值为5亿多美元的铜矿资产。联合国的数据表明，在70年代，非洲的赞比亚、乌干达和苏丹三国分别没收过30几家外国公司的资产。不管在我们中国，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充满了这类故事。大规模没收外国公司财产的“运动”往往发生在一场政变、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之后。
当然，“民族主义”对中国企业海外产权和合约利益的可能威胁也不一定总像“没收”那么赤裸裸，更经常地是通过税收歧视、政策歧视、立法歧视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地政府有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外资企业多交税或者不让其进入某些项目的主权。比如，俄罗斯当初邀请中石油于2002年12月参加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权的拍卖。但在拍卖前的一个月里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大涨，迫使俄议会通过紧急立法，禁止任何国有股份超出25％的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参与俄罗斯国有股份的拍卖。这种立法是俄罗斯的国家主权范围，被排斥在外的中石油只好是哑巴吃黄莲。
中国能源企业今天能找到海外资源所在地往往是“高风险”的地区，那些法治秩序可靠的国家的资源早已有主。
为此，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认为应该通过结构性安排规避风险。
如何保证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与海外经营安全?答案之一在于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上，全资、合资、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通过参与开采从项目产出中提成)，或者采用某种“曲线”投资(中方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资源国直接投资)，不同的结构性安排会带来大不相同的海外投资风险。
首先，越是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就越不可靠，于是投资者就越不放心把钱委托给上市公司或任何陌生人去经营管理。既然在同一个国家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都还这么困难，那么当我们把资本从中国投到另一个受到同样“主权”保护的国家时，我们的权益的保护之难度就可想而知。
其次，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里，外国人全资拥有企业或控股本地企业只会给外资方带来太高的产权风险。外国人的持股比越高，其财产被没收的风险也越高，可能随时被侵占。与本地企业合资以及无股权的服务合同显然风险更低，这是上策。
在未来的年代，中国势必要建立自己的海外资源基地。那时候，做网络的丁磊、陈天桥们也许已不能再赚大钱了，于是带上技术、设备和資本奔海外去了，这是中国商人一个新的发财机会。
海外扩张：本土化的核心命题
为什么TCL、明基的海外扩张会失败?除去经营管理不善、投资失误等常规因素外，没能成功完成在当地的本土化是其失败的症结所在。陌生的环境，完全迥异的法律体制和管理模式可能使得中国企业往往水土不服，在管理和运营上遭到员工或工会的抵制甚至是法律的惩罚，企业形象也毁于一旦。比如明基在并购西门子的手机部门后遭遇的工会压力之大，就超出了明基的预期，因为在德国工会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中国。即使在明基申请破产、企图退出的过程中同样遭到工会的打压，付出沉重代价。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尚未意识到在海外经营企业与国内的差异，对于和工会打交道、适应当地法律和管理文化和与当地政府的协调处理经验明显不足。例如在南美洲，华为的管理层常常要面对“懒惰”的拉美员工，拉美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较短，作风比较散漫，与华为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如何适应当地的企业文化将决定华为的成败。换言之，要在海外扩张，必须将自己在海外的企业完全本土化，实行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管理、运营模式。在这方面，中国企业的准备还远远不足。
在张瑞敏看来，中国的企业应该把走出去变成三部曲，第一应该是走出去，第二应该是走进去，第三应该是走上去。走出去就像一个人走出国门，出去学学人家的先进经验，或者是留学，或者是做生意，这个应该叫走出去。但是这个远远不够，你应该走进去，就好比一个人，我在那获得一个绿卡，我成为当地一个居民，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走进去。最后应该说是走上去，这才是目的，也就是说我进入到当地的主流社会，我能够为当地做出贡献，而且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本土化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战略的核心命题不是偶然的，当外资纷纷进入中国时，他们同样面临本土化的问题，而中国民族资本如今也遭遇了这个命题，或许我们可以从外资在中国的成功中学到点什么。
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没有两样，同样以营利为目标，同样会向海外扩张。资本的扩张是任何力量都不可以阻挡得住的，只要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能够围堵中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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