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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的大衰退正在到来?

    时间:2020-05-28 05:20: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寫下题目,我有些悲情。二○○八年的那场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快十年了,整个世界仍然在焦虑之中,翘首等待复苏的福音。上苍的回声有点残酷,时空中传来的信息,不只是让人无法乐观,更是令人不安,难道又一场危机要到了?果真的话,这些年,世界各国一直在做的复苏努力,做何评说?

    忧心忡忡竟为何?

    自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研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如果要找近年出版、分析全面、触及要害,并在当下有推演未来价值的著作,我推荐澳大利亚金融思想家萨蒂亚吉特·达斯(Satyajit Das)的作品The Age of Stagnation:Why Perpetual Growth is Unattainable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s in Peril。此书的中文版《大停滞?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与机遇》译得流畅,但书名中“机遇”一词,有点画蛇添足。英文书名无此词,书中也无相关内容。不过,“大停滞”的译法很到位,因为它表明的,不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时段,甚至一个时代的特征。

    从时间上看,此书有历史的精练叙述。作者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近年世界繁荣和萧条的起伏历史,讲得简明扼要、线路清晰、重点突出,还夹叙夹议,让你重读历史的同时,梳理出“停滞时代到来”的史实脉络。从逻辑上看,作者条分缕析,以大量的数据和经典事例,解说了繁荣和萧条交替来去的丰富成因,基于这些成因,演化出了令人不安的逻辑结论:世界正在或已经进入“停滞时代”。历史叙述和逻辑线条的高度契合,让我们对此书的结论无法不深以为然。我敢说,认真读完此书的人,内心大多会不安起来。

    在现代经济历史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经常出现的。由此而来,学界大致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将这样的现象视为自由市场制度下的客观存在,不少学者还将其归到“周期性危机”的理论框架中来,认定其是必然的、有规律的,因而对其不必过于在意,更不必进行人为的干预,“看不见的手”会自我调节—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学派都在这个阵营里;另一个阵营则认定自由市场制度并不能够自动达到平衡,市场常常会“失灵”,其中有些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就是市场“失灵”造成的,需要“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各路“干预”学派,集中在这个阵营里。

    奥地利学派,值得单独一提。这个学派认为,自由市场制度完全有内在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如果一个经济体系完全由市场自行去运转,市场不规则的小波动是会有的,但绝对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更不可能出现“周期性的”灾难。换言之,现代经济历史中出现的危机和衰退,都是人为造成的,特别是现代金融的信贷扩张,制造了周而复始的市场大起大落—天下本无事,人类硬是自己制造了危机和衰退的“魔鬼”。无疑,相应的经济主张,就不仅是放任市场自由运行,还要求实施过的人为干预政策,归位于零。奥地利学派比一般自由市场派,走得更远。

    与理论学派的多元丰富不同,历史的真实过程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大行干预之道成了常态。这种干预,主要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组成。简单说就是,经济衰退时,实施扩张性政策,加大政府债务或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应量或降低利率,通过扩大所谓总需求,刺激经济回升;相反,当经济高涨时,实施收缩性政策,控制政府债务,减少货币供应量或提高利率,通过抑制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一切都那么美好,自由市场起伏的缺陷,由政府的干预给予了补救,经济增长将永恒地平稳了。

    不幸的是,达斯告诉我们,凯恩斯主义也掉进了“失灵”的陷阱。各种政策措施,特别是危机和衰退时的扩张性做法,越是往后,就越是失效;而越是失效,扩张的政策就不得不越是加码—干预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扩张带来的复苏效果则一次比一次弱,直到走向几乎完全无效。这也就是当下正在上演的“停滞增长”的悲苦戏。虽然说,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到来,凯恩斯主义的幽灵总是能够鲜活地登上拯救者的“王位”,甚至于二○○八年金融危机时还有“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说法,然而,扩张政策效果的递减,给予凯恩斯主义一次强于一次的打击。二○○八年危机后至今的这一次打击,很可能是致命的。

    达斯告诉我们更大的不幸在于,“二战”之后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历史,是政府干预由量的扩张到质的蜕变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进,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由早期危机和衰退的拯救者,转变成了危机和衰退的潜在制造者。大量的数据和事例表明,各国政府在历次危机和衰退到来时,增加了巨量的政府债务和超常的货币量,深度介入到经济体系之中。政府不再只是干预的主体,同时也是干预的对象;政府每次干预时增加的债务和货币量,不再只是干预使用的“工具”,同时也是新危机和衰退的“因子”。要命的是,这些“因子”无法自我消解,累积至今,已经成为金融和经济灾难新的“火药库”。仅是政府累积的债务一项,就足以单独引发一场巨量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如果加上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关联的灾难因素,无法想象,下一个危机和衰退会是何等景象!

    那么,自由市场阵营里那只“看不见的手”呢?为什么不让它出来发挥作用,抑制或是减少政府的过度扩张呢?我们知道,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不具有主动作为的天然规定。它能否发挥作用,要么取决于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理论和力量的信奉,主动地让出些许干预空间;要么政府完全丧失了扩张的功能,无可奈何地交出干预之位。在这一问题上,达斯传递出的信息,仍然很不幸。

    从“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历史看,政府的本质就是干预。自由市场理论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说,与政府本质是冲突的,不可能成为政府的“座上宾”。它所张扬的自由市场力量,恰恰是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天敌。为什么“二战”之后至今,凯恩斯主义屡遭失败却仍被奉为圭臬,其与政府本质的契合便是原由。可见,从政府的视角,放任市场自由运行是不现实的,纯度大的市场制度更只能是“乌托邦”。在这里,隐含的可怕结论是,若新的危机和衰退到来,指望政府主动让位由自由市场力量去自发调节,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政府完全丧失了“看得见的手”的扩张功能。

    这是一个“不幸”叠加的时刻: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效果走到了尽头,由扩张干预累积的巨量债务和货币量已成了危机和衰退之源,那“看不见的手”则完全无法得到政府的认同登场挥戈。这预示着下一场更大的金融和经济风暴随时都可能到来。一旦灾难降临,我们不禁要问,拯救世界的“手”又在哪里呢?

    “以毒攻毒”如何了结?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严格说起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前者主要指高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银行倒闭和金融市场崩盘等金融现象,后者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速陡降、失业激增、商品和劳务市场严重失衡等方面。当经济生活的金融化水平越来越高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就搅和在一起了。现在的世界,许多国家货币供应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很大,相对小点的在60%到100%之间,大的已超过100%,甚至于数倍。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很高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就进退相随。危机越大,衰退也就相应越大。

    每次危机和衰退的具体原由是不同的。然而,将“二战”后历次危机和衰退的共同点展示出来,那便是某种债务链条的陡然断裂,“多米诺骨牌”式地引发了金融和经济灾难。随即,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干预,以大量新债的增加,“重组”债务,构造出分布更广、时序更长、犬牙交错的新债务链条,试图以此来拯救金融和经济。如果说,沉重的债务是危机和衰退的最初原由,是“毒药”的话,那么,以“新债”来解救危机,就是“以毒攻毒”。结果,医治了旧痈,埋下了新患—下一个危机和衰退出现,有了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以毒攻毒”一语,形象、清晰、准确地道破了现代经济中“周期性”危机和衰退的机理。

    国际金融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到二○一六年三季度末,全球的债务总额为二百一十七万亿美元,推算当年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25%。二○○○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八十七万亿美元和246%;二○○七年,即全球金融危机的前一年,债务总额达到了一百四十二万亿美元,比重升高到269%;二○一四年中,这两个数字继续增长,分别为一百九十九万亿美元和286%。这一组数据告诉我们,世界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的债务总量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而且债务的大幅增加并未带来经济的较快增长。如果将全球看成是一个债务人,这意味着他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而偿还能力则越来越弱。在这样的时段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是正在发生,就是在酝酿之中。

    从债务结构上来看,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债务都在增加,但增长的速度是大不相同的。从二○一四年中起,全球政府的债务总额成为四者之中最大的,达到了五十八万亿美元(同期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分别为四十万亿、五十六万亿和四十五万亿美元)。二○○七年到二○一四年中政府债务总额增长速度,年复合增长率为9.3%,大大高于其他债务主体的增长速度(同期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分别为2.8%、5.9%和2.9%)。这个跨越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段的政府债务大幅增加,表明各国那只“看得见的手”出手凶狠,大刀阔斧,瞬间就成了“天下债王”。

    一般而言,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增加,总是有某种限度的。借债一方要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放债一方则需要考虑收回本息的风险,双方都不大可能无度地增加债务总量。然而,从现代经济历史来看,在人性贪婪、利润驱使和政治选举等压力之下,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量边界是存在的,但很不牢靠,一旦某个阈值被突破,这三者之间形成的债务链条就命若游丝。回看二○○八年美国金融危机时,那个称之为“次贷”的住房贷款,借款人竟然可以是“三无人员”(无存款、无收入、无工作),债务人完全没有基本限定。贪婪的个人和逐利的企业、银行,便由“次贷”组合成复杂却是摇摇欲坠的债务大厦,债务链条上任何环节断开,整个大厦就必定倾覆。如此灾难性的一幕,我们是活生生地见到了。

    政府好像是个例外。虽然现代政府大多也是靠债务过日子,在危机和衰退之时,还要以救世主的身份通过更大的债务增加,拯救金融和经济,但是,似乎没有几个人质疑如此债务的迅猛增加。难道政府就可以随意地增加债务而不必考虑偿还能力?它们又是从哪里借來如此巨额的钱呢?难道借钱给政府的债权人就不用盘算回收本息的风险?难道由政府形成的债务链条固若金汤,永远不会有断裂的时候?或者说,政府债务永远都是好用的“天使”,不可能是制造危机和衰退的“恶魔”?

    让我们看看美国。二○○六年,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政府公共债务加上政府间债务)为八点六八万亿美元,二○一六年底增加到十九点九七万亿,十年间翻了一番多,由此可见政府债务增加的“随意性”。查阅美联储官网,作为美国货币发行机构和“最后贷款人”,近些年,美联储通过非常规的货币供应和货币“量化宽松”直接购买国债,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债权人。二○○八年一月二日,美联储的资产总量为九千二百六十亿美元,其中持有的政府债券为七千四百亿美元;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美联储的资产总量扩张到了四点五万亿美元,政府类债券量达到了四点二万亿美元,资产总量和政府债券量分别增长了三点八倍和四点七倍。

    在现代货币体系中,一国中央银行具有无限创造货币供应的制度设计,俗称“印钞机器”。当它成为政府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时,表明政府借来的钱,大部分都是机器“印出来”的,而不是根据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产出量“生产”出来的。事实上,美联储自有的资本量很小,资产量扩大,主要就是靠“印钞票”。二○○八年初,它自有的资本量为三百七十亿美元,那时,这个资本量还只是扩张到了九千二百六十亿美元的资产总额;二○一六年,它的资本量为四百亿美元,增加很少,而资产总量则扩展到了四点五万亿美元之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从直升机上撒钱”的说法,完全不是理论的戏言,而是美国经济生活的现实!

    说到政府债务的偿还能力,不论是理论观点还是实践经验,都没有成型的界定。通常而言,有两个因素可以用来判定政府债务的合理与否:一是一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达和完备程度,二是政府债务占本国GDP的比重大小。具体讲就是,发达和完备的市场经济国家,相对来说,可以承受更多的政府债务而不会出现违约,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承受力要低些。同时,历史数据和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只要超过100%,不论哪种类型的国家,都是非常危险的。二○一六年十一月七日,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06%,债务的“魔鬼”至少是发育已经完整,只待某日“夺瓶而出”。

    从政府债务的主要提供者中央银行来看,这个“印钞票”的游戏,究竟何时会玩不下去?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政府债券,也就是注入经济体中大量的货币。尽管有无限创造货币的制度设计,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运行,实际上都明确无误地设定了货币供应量的极限。这就是当利率水平降低为零时,货币的供求僵滞了,再多的货币供应就是多余的。看看当下的世界,为数众多的国家利率水平都已经低至为零,欧洲、日本等区域或国家的利率竟然还出现负数。货币供应的无度,已经完全违背了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铁律”。可以肯定地说,“印钞票”的游戏,现在已经走到尽头。美国的利率水平也是接近于零,美国政府再要从美联储获得钱干预经济,不再有空间了。

    正因为如此,美联储近年一直在谋求提高利率水平,努力脱离“零”的地平线,回撤货币量。美联储升息的逻辑,学界、业界大多认为是经济回暖后,主动控制货币供应,其实这是货币供应量走到极限值后被动的唯一选择。美联储“印制的”钞票实在是多了,恰似人为注入胡佛水库过多的水,已经溢出了大坝,不仅对灌溉、航运、发电全然无益,还危及大坝的安全。此时,泄洪是完全没有其他选项的选择。

    将美国政府的债务“魔鬼”和美联储的“印钞”游戏结合起来看,如果说以往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链条断裂引发危机时,政府还可以从中央银行获得货币量来“修复”断口,连接上债务链条,那么,现在就不再有如此可能了。更恐怖的在于,现在的政府和中央银行,自身也深度地加入到了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链条之中,新危机和衰退一旦发生,政府债务的“魔鬼”就会兴风作浪,中央银行的货币价值就会岌岌可危。这是一幅让人不敢往下想的画面!更何况,当今世界,又岂止美国是如此呢?

    新的大衰退不可避免?

    如今的世界,又到了紧要关头。有些经济现象,已经显现出新危机的某些征兆。例如美国,狂升不止的股票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的汽车次级贷款和走高的违约率,不同收入阶层负债承受能力的下降等,与二○○八年危机的“前戏”,颇有些相似。这些年,各国政府为经济复苏做的努力,已经将政府债务增到了天量,货币利率则压低到了地板,“看得见的手”的能量基本耗尽了。新危机若是到来,几近“弹尽粮绝”的各国政府,还有多少“牌”可出?

    真的没有什么“牌”了。令人惊诧的是,不少经济体还在高举“凯恩斯主义”的旗帜,继续着“以毒攻毒”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看看欧洲中央银行的超宽松货币供应,时下仍然没有收手,欧洲版的“量化宽松”可能会超过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不堪重负,但政府仍然在大举借债。再看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不断让日本政府刷新债务纪录,二○一六年底,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高达九点五万亿美元,日本国民人均要承担七点四万美元;日本中央银行的货币宽松,甚至有“加码”供应的说法,这不过就是加速“印制日元”的别名。

    这些做法的理论依据是,政府债务和货币量增加,将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转好后,反过来帮助政府收缩债务和回收货币量。通俗讲就是,政府借别人的钱,再借给你去赚钱,你赚了钱后还钱给政府。结果是,政府债务拉动了经济,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有钱”了,政府的债务可以清偿,税收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皆大欢喜。这个极富想象力的理论,对于政府具有超常吸引力。加上政府债务扩张,早期、短期的确产生过一些效用,扩张的政策选择,就被长久地供上了不可替代的神龛。

    现实很无情。二○○八年金融危机后,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疯狂的“刺激”政策,但世界经济至今没有走出低谷,并无法排除长期走低的趋势—持续性、高强度和无限制的“以毒攻毒”,也将政府深深地卷入到了危机和衰退之中,越是往后的干预,也就越是具备了“毒上加毒”的政策本质,必将长期拖累经济增长。当医生不再是治者,同时也是病者时,这个世界就只有包括医生在内越来越严重的病患了。“看得见的手”的“刺激”举措,走到今天,竟已成了经济停滞的帮凶,甚至是元凶。

    说到这里,达斯不只是强力地撕开了遮掩痛苦实情的面纱,将“看得见的手”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席,他还展示了一条或许能够走出困境的痛苦通道:完全地交给“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让纯度高的自由市场制度自己运行如何?由此,达斯将我们带到了“冰火共存”的国家冰岛。

    二○○三年,冰岛最大的三家银行的资产总额和该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持平。在强烈“刺激”之下,到二○○八年金融危机之前,这几家银行的资产狂增至一千四百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倍之多。从政府层面到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从股票价格暴涨、房地产市场火热,到个人拥有资产量的迅速增加,无一不表明冰岛当时是最富有的国度之一。二○○八年的金融危机横扫了这个美丽的北欧国家,各种债务链条全面断裂,国内生产总值陡降到历史低点。一夜之间,冰岛金融和经济从热过火山的温度,断崖式地栽到了冰点之下—国家面临破产。当危机毁灭的不只是金融和经济体系,也毁灭了“看得见的手”的干预功能时,冰岛政府就完全没有能力扩张债务和货币量来救市了,金融和经济被迫交予“看不见的手”去运作。再大的银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倒闭,再多的“金融财富”也只能任其跳水式地贬损;昨天还是腰缠万贯,今日就必须节衣縮食,国民生活水平跌进深渊;股市完了,房地产市场歇了,三十多万人的国家有超过十万人准备移民。

    这时,冰岛政府所能够做的努力,就是不让任何可能“刺激”经济的人为力量再出现,一方面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彻底清除以往强烈的“刺激”之“毒”,另一方面让经济自由地回归冰岛天然禀赋的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等。冰岛的经济一时间是大大地衰退了。大量的冰岛人,从金融资产富庶、不劳而获的“食利者”,瞬间变为肩扛手提、汗水淋淋的“打工仔”。这些年,只有冰岛人自己清楚,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沉重代价,承受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和内心屈辱。结局是令人欣慰的,一场壮士断腕般的衰退,换来了一局经济重生的好棋。就在其他国家强烈“刺激”都不奏效的情况下,“无为而治”的冰岛,迎来了经济的有力复苏,增长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二○一五和二○一六年甚至连续达到了4%的高度。

    难道“冰岛模式”就是最后答案?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政府听之任之,不是进行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而是忍辱负重地承受金融灾难的打击和经济衰退的折磨,让“看不见的手”痛苦地、自然地、缓慢地修复金融和经济体系?这一点,事实上是做不到了。历史不会重来,各国政府在二○○八年金融危机后,已经采取了强势扩张的政策。然而,从冰岛经验来看,各国政府是否可以从现在开始,逐步减少和退出这些干预措施,至少不再加大扩张,用一场“主动”承受的衰退,避免未来大到不可收拾的危机和衰退到来?达斯没有正面回答。我也不敢正面回答。

    冰岛太小了。因为小,任何一个比它大的政府,都很难认为“冰岛模式”具有可比性,更谈不到借鉴;同时,“冰岛模式”又太特殊了,特殊到当且仅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完全失去后,才被迫不去扩张的。任何政府,哪怕只有极小的扩张能量,它们也不会放弃干预,心甘情愿地让“看不见的手”去运作。总之,“冰岛模式”仅仅是特殊又特殊的案例,“看不见的手”在冰岛危机之后获得的成功,并不表明它会被其他国家政府所器重,更不可能被抬升到其他国家政府“工具”的位置上。

    一边是各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逼近扩张功能的极限,同时积累出日益严重的新危机“因子”,一边是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仍然难以登场,当又一次危机隐隐约约地冒头之时,我们真的不知所措。鉴于各国政府现在根本不可能停止继续扩张的干预,更不可能主动缩减历次扩张沉积下来的巨大债务和货币量,下一个更大危机的到来,主要起因就必定是各国政府无度的扩张本身。一旦政府巨大的债务和货币量成为新危机的主角,那必将是全面性的危机,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无一不沉陷其中,谁又还能拯救得了这个世界呢?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谁又清楚整个世界将为此付出怎样惨痛的“超历史性”代价呢?!

    (《大停滞?全球经济的潜在危机与机遇》,[澳]萨蒂亚吉特·达斯著,王志欣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二○一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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