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候式阅读法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时间：2019-01-30 05:43: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现代文学文本教学中，症候式阅读法的推行是文本自身的客观需要，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必要选择。在实施这种阅读方法过程中，本人遵循教师讲解诱导、亲自示范操作、学生实际操练等先后顺序。教学效果显示，这种教学法的运用，不仅促成了学生对文本的接触理解，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什么是症候？什么是症候式阅读？症候本来是一医学名词，指由若干症状综合构成的病相。首先将这一专业术语引用到文本阅读中的，一般认为是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文中，他提出了“症候阅读法”这一革命性的文本解读方法，即“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很快，这种“症候式阅读法”被运用于文艺批评领域。作为一种方法，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对作品内容与作家意识之间疏隔之处的寻找发微，不仅要指出文本说了什么，还要挖掘它没说什么，让空白与沉默处出来说话，进而在文本的褶皱或空白之处找到潜藏于文本深处的意识形态无意识结构。在当代中国，率先将这种理论应用于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当属蓝棣之先生。蓝先生的症候式批评的特征，被人这样描述：“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当然，还包括“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理、文本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以重新解释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表现的疑团，重新阐述作品的意义。”简言之，就是通过对文本中“疑难杂症”的综合分析，探讨作者没有言说的深层动机和作品深隐内里的题旨蕴涵。
在大学本科现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引进这种“症候式阅读”方法有无必要？答案显然是肯定的。首先，这是由文本自身存在的客观事实决定的。每一件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存在着多种意涵，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毋庸多言。“每一件作品，从古老的岩画到小说《约婚夫妇》都是向高品位开放的艺术品。……艺术品的典型特点是，它将无穷无尽的经历调动出来，使之集中到作品上，使作品呈现出越来越新的面貌。”其次，这是现代文学作品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本题旨的多元性，必然要求阅读者对作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一种自然的逻辑和现实需求。再次，是阅读教学工作根本性质决定的。文学文本教学的最后落脚点，恐怕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本基本意义的理解，而更应该在于思想资源的获得和创造性思维的培育。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论，症候式阅读的开放性、创造性特质，正好满足了上述诸要求。
那么，如何践行症候式阅读教学方法呢？第一步当然是启发学生发现症候，找准文本的“疑难杂症”。至于如何寻找，这需要阅读者对于文本的深入钻研。其实，蓝棣之先生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如他对《围城》两个人物唐晓芙和孙柔嘉的发现就很有意思。作为方鸿渐婚前婚后的两位爱人，两个年轻女性不论身份年龄，还是性格气质多有重叠处。但是同是“一个人”，作者为什么要把她一分为二呢？似乎是主人公的唐小姐，何以浓墨重彩地出场，却又悄无声息地退场，并没有演完她应有的戏份就草草谢幕？这中间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蓝先生发微探幽，原来这里蕴含了一个“理想的爱情终归虚妄”的问题。婚前仿佛仿佛天使，婚后就变为悍妇，如果把唐晓芙也慷慨嫁给方鸿渐的话，唯一理想的爱情神话就破灭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所以钱钟书故意留下一点遗憾，这一点遗憾对于方鸿渐也好对于读者诸君也好，也许是一种不小的痛，但比之于绝望的人类感情来说，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呢！从这个症候出发，论者判断，唐晓芙就是孙柔嘉。这种分析，虽然也不乏穿凿的成分，但是它可以极大地调动阅读的积极性。
除了介绍现有研究成果，教师本人的亲自操刀也非常重要。在现代文学史上，其实有很多经典文本存在不少难解的疑难，比如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该作品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前面10小节大量的篇幅在叙述北方一个封闭小山村的妇女的婆婆妈妈事情，中经两段（11-13段）简单过渡，就到后面日本侵略者进来后人们的表现。前后明显存在“断裂”之处。如何理解这个断裂？它作者能力不济所致，还是有意而为？作品的主旨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本人曾对这篇名文的疑难之处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者的解读是从两个理论基点之上进行的，一是文学社会学的场域理论，一是女权主义的话语理论。根据场域理论，《生死场》人物活动的空间是在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古典父权制地带”（北方村落）；女权主义视角又告诉我们，作品展现的恰是这种礼俗社会妇女亚文化圈里的妇女生存经验，即妇女“发身、来月经、性欲的萌动、怀孕、生育和绝经――整个女性生活系统――形成一种必须隐瞒起来的生活习惯”。她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把生儿育……看成妇女亚文化群的组成部分”。在这种阅读语境之下，我们很快就能明白作品之前与之后的意义“断裂”， 第一部分写礼俗社会妇女中亚文化群的各种苦难，尤其是男权氛围中的女性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第二部分是过渡，是这种生活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与循环，第三部分写这种亚文化群在遭遇野蛮的外来“强暴者”的侵害时的更加深重的灾难，探讨她们的反抗形式以及各种出路。如果说前部分写的是封闭的、静止的宗法社会的亚文化群的生活的话，那么后部分揭示的就是这种封闭状态被打破后的历史真实。前后一静一动，其遭遇恰恰和近代中国的劫难相吻合，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国历史。在此基础之上，作品的主题指向也就昭然若揭：前部分揭示的是在超稳定社会结构中，女人的身心处境及其文化根源；中间是这种生活状态的简单循环，后部分表现的是超稳定社会结构被打破后女人的极端处境及其反抗的种种可能和结局。前后结构浑然一体，共同揭示了作家萧红的独特思考：通过对女性“精神奴役创伤”的入神描写，表现了其对妇女参与个人与国家解放的深刻忧虑，而揭示了古老的中华儿女进行国民性改造任务的艰辛。
据此，我们还可以判断这篇小说一个致命的问题，有没有主人公。小说《生死场》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对于这个简单问题，阅读史上的众多批评家均未置一词，从30年代鲁迅、胡风，到近年的刘禾、摩罗、陈思和诸家，均有意无意略去这一问题。全文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人物，全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人物行动片段，于是话剧改编者将原作中的大部分“次要人物”砍掉，让二里半和赵三变成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并写了他们由混沌麻木走向慷慨激昂的抗日道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读”，可以说改编者根本没有读懂原作，就贸然用一些人尽皆知的历史常识（即按照惯常的“不自觉――压迫――反抗”模式，外加一些煽情的民族情绪），把本来复杂的文本意涵简化到了庸俗的程度。当然，作为原创，作者如何处理我们无权过问，但既然是改编就要多少考虑原文本意，否则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理解问题了。
对于小说的主人公是谁的问题，孟悦、戴锦华在那本开创性的著作中说，“自然-生产生活方式”是作品“无所不在的主人公”，因为“全书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的情节，甚至也没有面目清晰的人物，这一直被认为是艺术缺陷的构思反倒暗喻了一个非人的隐秘的主人公”，它隐藏在芸芸众生的生命现象之下，但是它是这一群体生命的隐秘主宰：“与自然轮回联系在一起的乡土的历史――生产方式。这也是生死场隐秘而无所不在的主人公”，而人则是它的一个“一个功能，一个角色”，这种停滞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动物般的人众。在乡土世界的轮回中，人“自生自灭”，没有英雄，也没有英雄举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是我们民族中最古老、最沉重的 “历史惰性”，因此这部小说，“写的是历史，是我们民族大多数人众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自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惨败和悲剧”，他们的精彩分析给人不少启示，但是“生产方式”本身能够成为小说的主角吗？生产方式可能是这场生死轮回悲剧的幕后操纵者，是悲剧的原因，但它本身还不能构成主角，就像《雷雨》中从没有出场却操纵着人物命运的 “第九条好汉”不是主角一样。所以“生产方式”只能是小说人物悲剧的原因，而不是“主角”。我认为，小说的主角是礼俗社会里的女人整体，或叫做“整体妇女”，小说揭示的不是哪一个女人的哪一种性格，而是整体意义上的女人命运。与鲁迅“嘴在山西，脸在河北”的典型化手法不同的是，萧红用一群面貌、性格几近相似的人物，共同完成了这个整体形象的雕像。“她”经历了从幼女到少女、从妇女到老妪的生命历程全部身体之痛和灵魂之苦；“她”总是那么麻木不仁，安于宿命，性格已经被一种惯习所规训；即使有所不满，“她”的觉悟和反抗也总是为与身俱来的先天根性所限……总之，小说写了一群在生活的模子生生死死循环的妇女，她们具有的是共性，缺乏的是个性，合起来就是小说的主人公――男权社会亚文化圈的妇女整体。显然，《生死场》艺术上“疑难杂症”的解决，无不得益于对于小说主题的重新探索。
从这种教学尝试的效果来看，有几点目的是基本达到了，一是对于文本的“亲密接触”，过去的现代文学教学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是，教师讲解作品选而学生不读文学作品，一切由老师包办。远离文本，脱离文本，是这个读图时代学生的通病。如何让学生接近文本，走进文本，方法有很多种，但查找症候的方法是其中切实可行的一种。因为，既然要求查找，学生就没有任何现成的结论可以倚靠，他必须亲自动手动眼动心才能完成；二是诱导学生的发散性和创造性思维。从一点出发向四面八方求证的辐辏型思维，是症候式阅读的基本特征。对学生进行这种训练，无疑能启发其创造性思维，克服那种只顾死记现成结论的通病。实际上，经过半年多的实践，不少学生基本养成了创造性的思维习惯，如有的学生在鲁迅的《药》里面，看到了色彩的政治，他们有的从作者对黑色、玄色环境的设置中，看到了鲁迅对宇宙对社会对生命的深邃思考。
（作者简介：赵黎明（1968-），男，汉族，湖北宜城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二站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