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言太沉痛】 空头文学家
时间：2019-02-06 05:29: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96年5月9日,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在久病之后停止呼吸,告别人世。临终之前,他曾对儿孙断断续续说了不少活,最后的遗言是这样两句: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这位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和祖国的老革命家,在晚年回首平生,对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反思,陆陆续续写成讲稿,或者对亲属讲述了意见。他去世十年后,他的公子陆德将父亲部分讲稿和谈话记录,整理成了一份《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共有十个部分:
一、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二、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三、对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的反思;四、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五、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决;六、对自由、民主的认识;七、共产主义事业是个历史的进程,我们过去理解得过于幼稚,犯了急躁病;八、共产主义事业必定会胜利;九、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洲“自由市场原教宗”理论的第三条路,来创造自己的改革发展模式;十、最终遗言。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的十个部分,《炎黄春秋》杂志在2007年第4期上发表了其中五个部分。在此之前五个月,上海《新民晚报》2006年12月3日的“记忆”版以整版篇幅刊登这篇长文的最后部分,题目是两行大字:陆定一最后的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四十七年。在这位老人看来,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近半个世纪之后,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歌声欢唱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孩子上学”和“人民讲话”这两个标志着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重大问题竟然还没有解决,少年儿童读书受教育的权利和人民群众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没有成为现实,至少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以至毕生为之奋斗的老革命家在即将离世的最后时刻,还放心不下这两件大事。我当时一见到这十二个大字,真有点像突然遭到雷轰电击,被震得目眩神摇。这十二个大字,像千吨巨石压在人民心上,实在太沉重了,也太沉痛了,几乎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这不是一个普通老人离世时对后代的嘱咐,而是一位老一代党的领导人弥留之际的遗言!一位长期成为党中央核心成员之一、长时期主管思想、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在辞别人世之前留下的竟是这样两句话,哀恸之余,不能不引起巨大的震撼和深深的思索:他怎么会这样讲?他为什么要讲这样两句话?
定一同志去世十年来,“让孩子上学”这件大事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得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热烈拥护,广大农村儿童免费人学读书,正在切实地逐步解决,定一同志地下有灵,若能看到山村孩子在课堂里天真的笑脸,当会宽心一笑。至于“让人民讲话”这句沉甸甸的话,却使人百感交集,不知如何告慰先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明明白白载人国家大法,高层领导人多年来也再三强调要让人讲话,要听得不同意见,受得批评,强调到“天塌不下来”的份上,而且列入党规党法。近些年来,中央领导人更是多次明确宣示“以人为本”,强调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号召构建和谐社会。人们确实能呼吸到渐渐清晰的宽松气氛。以言贾祸、以文罹罪、以书获谴的事例毕竟减少了,公开挥舞的棍棒也毕竟有所收敛。然而,正常媒体上的舆论,总不及民间口头或网络舆论那样广泛而畅通,有形和无形的绳索总是时隐时现,那些既不符合党的精神和政府法令、更不符合老百姓心愿的旧观念、老框框,有时还在一些手握权力的人士头脑中盘旋缠绕,爱不忍释,以至仍然干出一些蠢事来。定一同志若是知道,不知还会重复说一声“要让人民说话”吗?
读陆定一的遗言,不禁联想起本世纪另外两位伟人的遗言。
一位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前留下的遗言,当时被称为《总理遗嘱》的。从1925年直到大陆解放,我们经常能看到它悬挂在机关、学校礼堂的孙中山遗像下,遗像上面是一块横匾,上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两旁是一副对联,大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
正如中山先生遗嘱中所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为古老积弱的中华民族争取自由平等,摆脱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枷锁,鼓吹共和,奔走呼号,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终于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赶下龙庭。这个功绩是开天辟地的,此后虽有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捧宣统复辟,只能是短命的闹剧,绝对扭转不了人心趋向共和的大势和平等自由的世界潮流。但是这位伟人在重病缠身、生命垂危之际,痛心地看到国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国家还被帝国主意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重重束缚。他一生渴望和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和统一的共和国还很遥远,他孜孜不倦,全力倡导的民权主义,“要使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的目标也还可望而不可及,空称“民国”,而人民根本没有当家作主,行使主人的权利来管理这个国家。在北京的医院里,他只能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后来人身上,尽最后微弱的气力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七个字,带着满腔遗憾,告别他热爱的四万万同胞挥手西去。
另一位伟大的遗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的晚期著作。这位毕生为“德”、“赛”二先生在中国落地生根而奋斗不息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尽管后半生遭受种种颠踬挫折以至身陷囹圄,仍然关心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发展,注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的政局。
陈独秀晚年讲得最多,也讲得最透彻的就是民主。他目睹苏联十月革命后二十年,民主已经逐渐式微,斯大林上台后渐渐形成个人专断,践踏民主,摧残人权,滥杀无辜,一批批功勋赫赫的红军将领和党政领导干部,一批批才华卓著的学者专家,被戴上多种吓人的帽子残酷处决,那个被世界进步人类看作希望所在的光明圣地,已经成为独裁专制的恐怖国土。他仍然大声呼唤民主:“民主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个特殊时代的现象。”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的基本内容。他说“民主的基本内容”,就是指思想、出版言论、选举、罢免自由这些民主的内容。“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是一样的”。他说,民主乃是古今中外永久反特权的旗帜,他更明确地指出:“我认为没有人民的政权固然不能实现人民民主,如果不实现人民民主,则所谓人民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势所必然的流为斯大林或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治警察)政制。”说到苏联二十年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因此,他认为“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的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说这话的时候是1940年11月,希特勒尚未进攻苏联。这位伟人似乎已经预见到五十多年后苏联最后的结局,不得不敬佩他的真知灼见!■
【张立超荐自《随笔三十年精选》花城出版社出版/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