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不良信息”之类:有电话说我发送不良信息

时间：2019-02-06 05:35:1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邵燕祥先生在《不良信息，还是不良现象信息》（载《杂文月刊》2009年1月下）一文中说：“今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记得三十年前开始‘拨乱反正’时，揭发出一些政治迫害案件，例如，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曾经写匿名信揭发林彪妻子叶群，结果由公安部门查明，将严投入秦城监狱；延安时期‘五老’之一的林伯渠的妻子(恕我忘记了她的姓名)，在‘文革’前曾写匿名信斥责江青，结果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折磨致死。这些教训，血迹犹新，看来却没有普遍成为干部们的鉴戒，是这些新干部过于年轻，他们的成长期，‘文革’记忆已经淡化了吧?”读此，不禁引起回顾，感慨丛生，也想说点什么。
　　还记得，1992年9月，一贯保持独立人格和敢于思考、放胆直言个性的文字的吴祖光先生撰写《“资产阶级自由化”质疑――与老左们商榷》一文，而六弟祖强听说香港有的报刊要用，便打电话给吴祖光，“苦劝不要发表，以免不测之祸”；而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闻之后，“亦惊恐万状”，以致“一夜无眠”。无独有偶，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老师，因在上《古代汉语》课时，讲述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联系当今实际批评了政府，被学生告发到公安部门，并受到校方的追查。据媒体报导，杨夫人得知此事后，“很害怕”，她问丈夫：“你不要被抓进去坐牢吧？”
　　我想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一大堆，如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河南“孟州书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海南“儋州歌案”、安徽“五河短信案”、山东“高唐网案”、辽宁“西丰诽谤案”、四川“通江诗案”，而2008年的年末，四川又出现了“侮辱案”……我想，所有这些，当事人的家属恐怕没有不“很害怕”的。
　　时间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像这样的故事仍层出不穷。而这些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了深藏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的两个字：恐惧。而不同的人，虽然身份不同，立场不同，位置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内心深处因表达带来的恐惧却是相同的。正如有人在街谈巷议中所说，因为恐惧，人们不敢堂堂正正地揭露和举报腐败官员（怕被扣上诽谤领导的罪帽）；因为恐惧，人们不敢光明正大地曝光社会的阴暗面（怕被扣上阴谋颠覆政权罪）；因为恐惧，人们不敢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怕被扣上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帽子）；因为恐惧，人们更不敢理直气壮地批评或反对政府和现行制度的弊端（怕被扣上反政府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因为恐惧，人们甚至不敢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爱和恨（怕被扣上散布有害信息的帽子）；因为恐惧，人们经常在公开场合言不由衷地说假话和谎话（说假话和谎话已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因为恐惧，人们变得越来越老于世故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人格普遍戏剧化）；最终，因为恐惧，人们丧失了人之为人所应该拥有的起码尊严。
　　有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是20世纪美国最孚众望和受爱戴的总统，从1932年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为止，一直坐在总统的位置上，是美国历史上惟一连任4届总统的人。曾赢得美国民众长达7周的高支持率，创下历史记录。他在1941年1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第一，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不虞匮乏的自由；而第四，便是免除恐惧的自由。那么，中国人何时告别因“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而带来的“恐惧”呢？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经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令人欣慰的是，自毛泽东讲话以来，“让人讲话”的领导干部还是有的，正如邵燕祥先生在文章的结尾所说：“值得一提的是，是该诗题中涉及‘首钢工学院’，那位领导却没有一触即跳，应该说素质当较技校校长要高一筹。”而更令人欣慰的是，因“转发网上邮件的周老师”，虽然“受到了学校行政记过处分和扣发四个月效益工资”，但应邀参与调查“其事”的“市局内保局最终认定周老师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犯罪”，从而避免了另一起因言获罪的“文字狱”的发生。■
　　【欧阳荐自《文化散论》2009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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