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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职员英文 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三)

    时间:2019-02-07 05:27: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四、郑璧成与能海法师讲经      我研究近现代四川文化的渊源、流变与崛起,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就郡望而形成的文化影响而论,双流是成都文化的中心。因为近现代文化中双流的刘家(刘沅、刘咸�、刘咸荥、刘东父等)、乔家(乔茂楠、乔大壮等)、郑家等,都是真正的文化大家、书香门第。郑家是藏书世家,我估计郑璧成先生也属于这一脉,他也曾在与书报极有瓜葛之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工作过。郑璧成(1889―1958),四川双流人,曾任民生公司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董事。业余爱好极多,喜收藏、爱照相、理园艺。因一次较大的海难信仰佛教,遂与佛教界多有往还,成为能海法师的在家弟子,倾家礼佛,晚年于北京入空门。郑璧成与能海法师交往匪浅,郑璧成先生的儿子、作家郑义先生1947年出生于重庆,便是能海法师赐名郑光召。而在1958年的风浪中,郑璧成去世时,能海法师从五台山赶至北京,亲理后事。
      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大德高僧,在佛教界素负盛名。1947年郑璧成捐一别墅给能海法师,于重庆作金刚道场,可见是年能海法师的活动中心主要在重庆。参以何现伦日记中的记载,可证此说不虚。
      何现伦日记中第一次出现能海法师讲经之事,是1947年2月7日在沧白纪念堂。为了听能海法师讲经,何现伦与他朋友李平安四点过就起床,五时到河边。“还有比我早的,已经在河边等了一阵,其中有女的两位,一位是郑璧成的第三夫人,另一位不认识”。“郑太太一面在讲经说法,津津有味,她的年龄不到三十岁。郑璧成已经五十余岁,相差悬殊,她也不知道怎样将那老头儿看上了”。何这些看法,未必公允,但毫无掩饰。他与郑太太是同龄人,所以难免说出“她也不知道怎样将那老头儿看上了”的话。能海法师讲经说法果然盛况空前,“上了朝天门的江岸,东方才漫漫(慢慢)的发白,走到沧白纪念堂,已经来了很多人,更比我们早,女的尤多,尤以中老年妇女占最多数”,“还有一位老头子,来得最远。平安对我讲,他来(自)成都,因为他听说重庆在讲经,在成都赶车下来,由此可见他们之诚心!”
      能海法师之讲经,因为邀请的地方很多,当然是很频密的。但何现伦他们并不是每场都去听,一来他们没有时间,二来正如何现伦自己所说,他去听讲经只是“为要得一点经验而已”。2月21日能海法师应民生公司之请至民生机器厂讲经,这里面的促成之功可能与郑璧成有关。当何现伦与他朋友李平安24日去听讲的时候,“已经讲了四天了,大约在(再)讲四天之后,就要(在)大城这面再讲,约在(再)讲半月之后,就在嘉陵新村去讲”。何现伦说嘉陵新村可不是一般听众可以去的,得是对佛学有研究的人才能去听,估计是郑璧成先生捐献的别墅里所开之讲座吧。此次能海法师所讲的是“人生之苦”,何现伦觉得他把苦讲得很透彻,只是能海法师面容较此前憔悴了些、消瘦些。“到底人已年高,尤其在城里面讲的时候,在早晨三时就起床,是受一些风霜。同时,说道讲经,是颇费神气的,所以在健康上是有点比不上平常的”。这说明讲经之频密,对能海法师的肉身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看来能海法师是在重庆轮流讲经,3月16日他又在沧白堂讲经。虽然下着很大的雨,但“到达沧白堂,外面停满了小包车、人力车,内里仍然是塞满的听讲的善男信女,很诚心诚意的两目注视法师,我在那儿听了一点多钟”。至于是什么内容,可能何现伦也不甚了了,于此并没有记录。能海法师在重庆讲经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但至此以后,何现伦的日记里便没有记载了,但也可以窥看一下彼时能海法师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之一般。
      
      五、民生公司生活举隅
      
      抗战时固然百物腾贵,人民辛苦,国家苦痛,但也有许多在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企事业部门,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抗战时的四川固然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但各高校、研究所及相关文化部门的内迁,给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文化建设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使这些地方拥有一些难得的文化孑遗。而工商百业的内迁,对建设四川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自己的努力以及对抗战的不懈支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长足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到抗战结束时,公司的职员有七千多人。而这样多的人员,必然在职工的社区生活、业余生活以及他们的各方面加以措意,才可能形成公司职员的向心力。最著名的莫过于抗战时期于重庆南岸建立的“民生新村”,那里有小学、托儿所、卫生室、印刷厂、防空洞,还有消费合作社,因此“民生新村”被誉为“新的集团生活的组织和所在”。关于“民生新村”的诸多情况,请参见赵晓铃所写的《战时世外桃源――“民生新村”》一文。我这里只是罗列出何现伦日记里关于民生公司职员诸多生活情景中的点滴记录,以见彼时公司职员在工作之余生活状况之一斑。
      抗战时的物价真是腾贵无比,但民生公司可以通过自办的消费合作社,让自己公司的职工在其间便宜采购,以补贴家用。因为百物紧俏,而价贵昂贵,所以民生公司消费社的东西也是限购的。比如有一次消费社卖乌花布,很多职员购了,尚有剩余,再卖时便多了些手续。“为购此段乌花布,都费了一些手续。本来前几日各职员都是购过的,不能再购。此事本来消费社是有困难的,布又余者不多,如果每位人员都要购的话,不足,如不售,余来作何用?不得已,才决议,凡是要购此布,同时又购过此布的人,现在可向李经理凭条子核准,消费社就依此条核布……此布那天在起初卖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元一尺,现在因各物高涨,因此消费社的布,也就为了子金的关系,他们因儿(而)也涨了价。现在每尺售一百六十元”(1945年3月13日)。消费社为了平价卖给职工一些物资,殚精竭虑,因子金而不得不在几天之内涨价,可见民生公司在维持职工福利的艰难。
      因为民生公司的消费合作社名声在外,所以民生公司职员的亲戚朋友难免找他们拿职员消费合作社手册去购物,以便省钱。但到了1947年11月已处于名存实亡的边缘。何现伦的朋友程雪儒想找他拿手册去买点东西,何现伦“就对他们讲,没有什么东西可购,合作社所卖之东西,与外面差不多,有时还比外面贵些”,“在前一年里,我是有手册的,因为那时候的合作(社)还不像这样组织,负担没有这样多,所有员工,都是由公司负担,所以来的货物,稍虽(许)便宜一些,于是我就领得有一本手册”。为什么会出现公司职员不再需要消费合作社手册的情形呢?“本来这个(指消费合作社――冉注)生意,是本公司全体职工的福利事业,照说是比外面低一层,可是现在办得一塌糊涂,以赚钱为目的,因为内面有几十位员工。这些员工们,他们的开支,在这合作社里面,所有的薪膳,每月还是有二千多万。这一大笔款项,公司不付一文,所以为要开支这一大笔款子,因此不得(不)在货物上多加一些卖。它的价本来得低,运费名有而实际没有,所有的运费,都是算的一笔账,根本就没有付钱。这样来,除去运费,当然赚钱。可是,都是赚我们职工的钱”(1947年11月20日)。因此许多职工也就不再在消费合社里购买物品了。
      除了消费合社以外,公司有五十多人组织了一个航友合作社。何现伦的日记未透露航友合社的实际用途是什么,但至少是一个交友及交流的同仁社团。“今晚在状元楼与许昌益兄接风,……他负责宜昌厂的责任――厂长,此次他来,是述职”,“我们给他接风的理由,因为他是我们航友合作社的社员。为了是要表达我们弟兄的亲热,不能不聚集一堂,犹如自己之弟兄。”在说了他们为什么要给许昌益接风以后,何现伦在日记中简略地叙述了一下航友合作社的情形,以实际之航运人员居多,而以岸上服务人员为少:“航友合作会(社),五十余人,各自东西,大都散播于船上居多。这一批朋友,大都在公司,各人有各人的固定工作,所以彼此都很合得来。”(1947年9月19日)至于说何现伦还参加了“沪渝社”(1947年7月5日),因其记录不详,就不知其为什么目的而入会了。
      何现伦住在施家河宿舍,他们宿舍的条件想来应该不错。平素有专人挑水,在夏天洗澡时亦是如此,已详见它节,此处不再表。平时不觉得茶房(服务员乃至包括门卫的通称)的重要――民生公司对茶房的训练是很用心的,专门有非常细致的茶房手册――何现伦生病后,有一段时间尚未住进医院,频繁见着请茶房熬药的情形。兹随录一段,以见其梗概:“我又吩咐茶房给我熬,快快……这样对茶房说。茶房见我的病那样的重,同时平素间对他们又很客气,因此我叫他要怎样,他老实就怎样与我做,很快就与熬过来了”(1945年4月6日),可见茶房对民生公司职员生活之重要。
      事涉公司伙食团的事,我将在下一节“对民生公司之批评”中着力展现,故在此略过。衣食住之外还有行。关于行,何现伦与他的朋友许多星期日都会自费出去游玩,北碚、南岸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民生公司亦偶有组织职工出行之举。“三月二十九日,是黄花岗先烈革民(命)纪念日,在抗战期间改名青年节。今年今日,适逢礼拜六日,因此连玩两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公司组织一个旅行团,游览北碚和温泉二地。凡是参加者,缴纳份金一万元,福利委员会津贴一万元。二十九日去,三十一日回来,在那儿差不多玩两个整天,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1945年3月29日)。
      民生公司除了每周三有固定的周会及演讲外,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公司职工自编自演戏剧是常事,有时还用他们自编自演的戏娱乐众位客人和公司其他来重庆开会的员工。“公司在今晚公演平剧,依我个人想,大约是因为开各主干会议结束,特别欢送他们,因此也就在此礼拜六日公演平剧。节目有《拾黄金》、《乌龙院》、《探阴山》、《四郎探母》(及)其他节目等。”在四川一家民营公司演这样多的平剧,说明民生公司的职工构成四面八方都有,北方人恐怕也不在少数。何现伦对这样的演出还是比较欣赏的,“不过有些演员是公司的职员,他们是初初才学的。在唱调方面都还可以,说道在台步方面都差一点。因为他(们)平素间都只有唱,没有演,所以在台步上也就不熟。假如多加演习,将来一定很好”。这样比较好的公司娱乐活动,自然盛况空前,但由于公司演出地点不像那些专业戏院,自然就有些美中不足。“不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恐怕比正式剧院还要多些,场面又窄小,又加以中间很多的许多柱头遮倒(遮倒,系川语,意谓遮蔽着――冉注),只有一小场面,怎样能容纳那么多人呢?”这一夜上演的平剧,一定使民生公司职工在战时艰苦的生活里,有一种美好的记忆。“演完之后,已经深夜十二点钟,轮渡已经收班了一点多钟了。公司为了顾全各职工起见,特包有三只船,木船的。我在未完之先,也就先走了,就怕人愈多了,船只有三只,装不完。”(1945年1月13日)
      像上面这样的演出,在民生公司来说并非绝无仅有。但并非每一场演出都能得何现伦的认可,比如对一场名为《渔樵耕读》的戏之上演就大加批评。何现伦本在值班,但他值完班后尚未开演,他非常痛恨这种不守时的生活方式。“本来昨晚该我值班的,把班值过之后,都未能开演,差不多快要打八点了才开幕,真是慢得要命。所谓中国(人)之不守时间,任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演员尽是一些公司同事,外面有少许的参加。他们与她们演起来,在我们看过外面的那些堂皇的(戏剧),这些真不够劲,举动声音,一切都差得很。”(1945年3月11日)何现伦记述他在生活中如何注意人际关系,但在日记里还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的感受。
      
      六、民生公司沉触船之记录
      
      近几年,对民生公司的研究逐渐引起中外研究者的重视,但民生公司对中国抗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我还没有读到详尽的相关著作。我认为做一个从抗战始至抗战结束时止,民生公司的各方面运输成就――特殊货物运输、一般货物运输、人物运输等――之总体研究,甚至可以以年月为纲目,以事件为线索,一定可以做出非常详尽深入、有趣鲜活的研究来。单是卢作孚先生为了抢在宜昌沦陷之前,对各军需及民用工厂机器与物资之大运输,就被晏阳初先生称为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而罗家伦先生主政的中央大学之内迁一系列物资乃至实验所需之动物的运输、傅斯年主政的中央史语所书籍之运输等,如果有人能做一些个案研究,一定是对那段历史比较好的记录。
      对民生公司于抗战之贡献,固可以从以上之角度切入,亦可以从当时长江海事事故里,见出民生公司在战时运输上的不凡成就。因为负担着大量与抗战有关之人和物的运输,民生公司的轮船特别成为日寇的轰炸对象,抗战最紧张的1940年至1943年民生公司被日寇炸沉的轮船多达十二艘之多。而据《川江海事前鉴》载,1937年至1945年川江船舶共翻沉、爆炸二十三艘,而民生公司就占十五起之多,约占川江事故之百分之六十五点六。而据民生公司战时统计,公司重大海损事故多达十九起。当然其间亦有同盟军误伤而炸沉的,如1945年6月于三斗坪被美空军所误伤之船只,在何现伦的日记里都有记载。而运输的繁忙,运力不足之造成人与物严重超载,哪怕严格管理仍不能完全避免,因而造成不少的海损事故。民生公司董事、曾任总经理的郑璧成先生因一次重大海损事故而倾心礼佛,希求公司运输之平安。
      为什么战时船运紧张,运输与需求之矛盾特别严重呢?当然是中国大部分的人力、物力需要通过川江这条主动脉来进行运输的原因所致。人与物既多,但有时也不能保证天天都能航行,因为运输是需要燃料做动力的,而燃料在战时也是紧俏物资。本来运力就相当紧张,加之燃料不足,就使运输供需矛盾更见突出,更容易发生海损事故。“近来煤荒,成了一个危险状况。昨天公司已经宣布,重庆到叙府的船,因待煤故停开。”因为“分配煤之时,我也在船舶课”,所以知道“煤荒本来是事实,因为公司不愿购黑市,如果购黑市,还是可以维持下去。而最大的原因,就是轮船票价与水脚太低了,每次请求加价,都未能核准,每月收入与敷出差得太远”(1945年1月22日)。一旦停开,而积压的人与物又不可能不运输,故造成超负荷运输,便容易造成海损事故。
      有如上的情形,加之战时诸种情况,我们就更好理解战时民生公司海损情况发生之背景了。轮船出事一般是在航行中,离公司相对较远,所以用电报与公司总部进行诸多联络就在所不免。而何现伦刚好在电报课,这就为他日记中记载与海损有关的事情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如关于1945年6月盟军飞机误炸民生公司船只事,便是很生动的第一手记录。“十点钟时候,电话铃子不断地响,由千厮门电台打来的,就说有两架以上的敌机在三斗坪投弹,并低空扫射,又在茅坪炸了的。……整个公司都惊动了。”后于“午后五时左右来了电报,是巴东电台来的”。来电内容如下:“‘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有敌机三架在三斗坪盘旋三十分钟之久,并用机枪扫射,又在茅坪投弹,炸木船一只,三斗坪大火,随后才得悉,是恩施起飞之盟机三架误炸’等语。”但后来误炸之事是怎么解决的,因为何现伦的日记中没有记载,又没有看到相关的其他资料,不好妄揣,故付诸阙如。
       1945年民生公司所发生的沉触事件,在何现伦的日记里就有三件之多,而这三件均被凌耀伦主编的《民生公司史》列入民生公司历年来的三十一件重大海损事故中,现在分而述之。“来了两张‘守叫’电,我拿来一译出来,出于意料之外,民政发生海损。我当时都以为不甚重要,殊不(料)随后到中午来了一张电报,‘民政在柳林碛触礁,在午夜倒沉(查相关史料,应为“倾沉”――冉注),现只现出水面四分之一在外面’。”因为“倾沉”是比较重大的事故,来电不快速译出,是玩忽职守的,但由于“民政在触礁时,来有电报。可是这张电报,没有注明白,是如何的重要,一点也没有使人注意的地方。因此,今天得倒(到)这个消息之后,‘倒(倾)沉’就来追就(究)这个责任”。这说明民政轮倾沉之事本可以在昨日(1945年8月19日)译出的,但却因了这层原因而延迟了。但因为民政轮来电是“在十八时几分,送在这面的时间,(是)十九时三十五分。查其原因,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当然不是值班的时间了”(1945年8月20日)。
      抗战胜利后的下半年,民生公司在民政轮倾沉后,又相继发生了民淳轮和民康轮的沉触事件。“今晨七时许,民淳轮由千厮门码头开出来,客是上满了的,唯有舱内没装有货”,准备“在象鼻子来装货,然后才开涪陵。殊不知船行到象鼻子之后,那儿的水很浅,不能靠拢,船头也搁在了沙坝上。因船舱内没有货,客是装满了的,船头将将(川语,意谓刚刚――冉注)一搁起,客人也就慌忙,因此船也就慢慢的倾斜,乘势也就翻了”。关于此次船翻,公司最后所公布的损失是捞获尸体一百一十人,何现伦说:“在上舱的客人,都跑出来的,在下舱的客人,大约都失踪,在公司登记生还的还有二百多人。依民淳轮的乘客定额,是三百八十人,清票根,只售三百五十人,还差三十名才满额,当然不会说超出定额”。接着他描写了公司怎么处理生还者,如何买了许多干炭来让他们烤火,见票每人发五千元;而对死者则是派能入水数分钟者打捞“三十多名”,“由公司收殓,由意外保险公司赔命价,大约每一位死者,可以领到四五万元”(1945年10月5日)。真是祸不单行,“十月后半月,民本轮在洛碛触礁”,“昨日民康轮又打烂(在巫山保子滩――冉注),发最后一张电报称,二楼已没了。由此看来,还是想(相)当的厉害。在这胜利期间,复员期中重要的交通工具,同时在这枯水期间,这一只船,是唯一的一支劲军,今天被打破了,民生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也乎?“(1945年11月16日)据相关资料显示,二楼沉没,三千余件货物沉入水中,后船被救起。
      
      七、对民生公司之批评
      
      民生公司在中国近现代内河航运业里执牛耳之事,已是众所周知,无须赘述。同时,民生公司的许多业绩,由于诸多史料尚存,如《民生公司简讯》和《新世界》等杂志,包括民生公司一系列的档案,以及各大报章杂志之论述,都不难查找到。但真正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会感到任何资料就是再充分也不足以恢复原貌于万一。民生公司公开的资料可谓不少,但当时民生公司的职员私下之记录,可谓少之又少,所以日记里的记录便弥足珍贵。在何现伦私秘的记载里,民生公司的面貌虽有他个人的偏好,但不失为一种较为真实的史料。何现伦对民生公司的批评,一涉工作,二涉生活。
      先说他对公司工作之批评。一个公司既有资方,又有劳方,当然不会一团和气到天天唱赞美诗。何现伦的日记对公司的批评是不少的,大抵是无所顾忌的原因,比我们公开看到的对民生公司的批评既多且猛。由于他觉得自己薪水低,做的事又在他这一课里偏多,所以他气愤地说:“……哪怕你今天就埋头苦干死了,还是没人说句好话,说你是活该。假如我在前线,尽力去干,就死了,得到好死,至低也要得个好名。在民生公司苦干死了,谁来怜悯。这些都是民生公司政策不对的地方,所以公司办事办不起来,效率上的不够,这就是一个大毛病,太不民主化……现在的民生公司,成了第三期肺病,将要断气的样儿,还不在待遇上改良,一定要断送的。”
      哪怕是到了抗战最为紧张时,独立电台的私营公司并不多,民生公司在1945年增加一个电台,有时他们还代航政局、航舶管理处发电报,当然工作量也就有所增加。不过有些工作量,在何现伦看来,完全是工作欠函洽造成的重复发报(1945年7月26日)。由于前两日停电,加之是端午节,致使电报积压,加起来有八九十通,特急、守叫特别多,所以何现伦与他同事做了半天才弄毕。积压虽然使他感到工作的压力,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对民生公司一些人乱用电报的看法。“说起民生公司的电报,每天的来去电报,不知频繁几多,恐怕一个小小县份,也没有这样多吧!本来公司一再通令不要紧之事,不要打电报。可是他们在外埠的,不管你再通令如何的说得津津有味(应该是“措辞严厉”――冉注),总不听,不但不遵守规令,反儿连私电也发来了。一方面也不是别人不遵守规定,换一句话说,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这个道理。他们高级职员都不遵守自己说的话,自己吐出来的口水,自己也会吃进去”。(1945年6月15日)这说明民生公司的管理也并不是毫无漏洞。但何现伦觉得这种损公肥私、有令不行的行为,不只是民生公司的问题,是“民族性的遗传”,是中国人的沉疴痼疾。
      是人都得吃饭,民生公司的福利似乎是管职工的中饭和值班饭的。但这样大伙食团的饭,自然因为人多,有时质量不够稳定。“尤其是大伙食团煮的稀饭,不是煮焦了,便是清了,简直没有煮好过一次,怎样能说有营养呢!我随时不客气地说:如果在我们川西的话,这些米煮的饭,拿来喂猪,或者有时我们那些地方喂猪的米也比现时吃的好吧。”(1945年1月23日)“近来伙食团购的米,尽是一些霉烂的米,完全不能吃。如果在川西坝子里的话,拿来喂猪。我们家里喂猪的米,都比这些米好得多,吃在肚子里怎能营养得起来。”(1945年6月8日)在我看来,这当然是过于情绪化的说法,川东川西的米是没有这么大的区别的,战时困难也可能促成此种事情之发生。“说到值班饭,我又不免在此恕(怒)骂那些不要脸的东西。本来公司规定每课一人,以船务处来说,只有五个人,然而实际满桌都是人,吃野饭的人太多。有他们这一批不要脸的东西,而真正君子,没有地位,几乎让他们(胡来)。”吃野饭,占公司的便宜,当然不是好现象,“不过这话须说转来,在这物价涨一次又涨一次……到现在不知涨到若干倍,这一批吃着困穷的人员,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多么的可怜,想起这些无脸的东西,以(已)不忍(骂)他们”(1945年6月23日)。
      不仅是饭难吃,有吃野饭的,在何现伦看来,还有借此贪污的。“说起伙食问题,我要骂那些贫(贪)污的家伙,朝天(门)办公室有这样多的人,每天公出的不知有好多。只要每顿食饭时,也就可以看得倒(到)。每桌缺席的人数,没有一桌坐了八位的,他们没有吃,剩余的,每天积下来,积了一个月,只是米,都可观了。那些东西,总不拿出来吃。我记得那时伙食团选人出来办时,不但每顿饭吃得好,就是每月尾,都要打一次大牙祭。由此可见现在(的)狗东西,吃了好多(好)处。”(1945年6月8日)就是连端午节的会餐,在他看来,也有人趁机打劫。“农历的端午节又到了,公司今天也举行过节的表示,今年每人五百元,积起来,每桌四千元。在这米珠薪桂之时,四千元也吃不到一个所以然”,他吃了后觉得“不但四千元没拿出来吃够,连每月积起来的钱,也不拿出来吃,这些狗东西,真厌恶已极”(1945年6月13日)。
      人吃五谷,没有不生病的。何现伦在1945年4月住了近二十天的院。住院预交款项及出院结账时,民生公司的信誉及口碑在医院方面尽显无遗。4月12何现伦的朋友李平安给他办理入院手续:“先缴一万元,住头等病房。若果其他的人住的话,起码要缴三万六千元。因为民生公司的人,与人(仁)济医院有特别的关系,所以只缴一万元。”4月30日他在仁济医院出院时:“护士长就来给我说,何先生,你是否结账。平安又去与他一道在账房里去把账结了,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元。平安开支票给他,他说,民生公司没有关系,你们走就是。”当然,公司在最后向仁济医院结余款八千三百七十元时,又有所拖延,致使他在6月2日的日记里发牢骚:“一生的精力,都牺牲在公司,今天一旦患病住院,所欠之费都不拨,这样的对待职工,何苦?当职工的,有何想头?难怪现在各员工对公司都不满……不管船上与岸上的各员工,都是如此。”民生公司虽然稍有拖沓,但最终是替他垫付了余款的。而且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元中,公司补助九千六百元(1945年6月22日),现在许多的私营企业未必能做到此点吧。
      民生公司是大公司,它的福利较其他单位优越,职员有宿舍,而不像小公司职员只有自己租赁。但随着公司职员的增多,住房就越来越拥挤,当然也会引致职员的不满。在由一个人住一小房间到六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后,何现伦发牢骚道:“公司向来不大注意职工的福利的,只徒阔(扩)充实力,剥削职工,在这个地方,就是使每个职工都不满意。不管在黄鱼私货查得怎样的厉害,亦敌不过每位人员内心之不满的各处与之消耗力,这是公司的最大损失,这一点当局是没有注意到。”据此何现伦进一步引申道:“但凡一个大团体事业,必须要把每位职工的心抓到,不使他们的倾向外,一致的拥护,这个大事才有更兴旺的一天,这样来,只有注意各职工的福利才可以有望!”(1947年3月21日)
      抗战刚结束,随着内战的逐渐升级,金融业的不稳定,物价的飞张,民生公司的经营似乎也有些窘迫了。福利让职工不满,连拖欠职员工资的事也开始发生。何现伦说,以前只要在十几号便可领当月的薪水,后来到月底,再后来到下个月初,到了现在,“薪水总是不(按)规定,到今天七月份的薪津还不发下”,“未必公司是没有款吗?款是有的,其原因就是指数总是没有决定,在上海同业公会的指令,要公司照全数发给,不准打折扣,所以在这个月来就冻结起”。这说明物价的上涨之快,已影响到工资的按时发放。因为货币贬值太快,通货膨胀得太厉害,要算一定的比例才能保证职工的利益不受损,而拖延了时间又让职工非常不满。因为物价每天都在急剧变化,晚发一天,便又要多受损失。何现伦的意思是,工资迟早要发,拖也不是办法,为何不早发呢?“我不知公司的作风何在?这些地方,职工何能原谅!”(1947年8月16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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