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惭侠气消磨尽|侠气

　　“故事多”的人 　　 　　“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这是演员孙红雷的一句广告词。以武侠闻名遐迩的作家宫白羽说，他不仅有故事，而且故事多。“故事多”三个字是宫白羽家乡的促狭话，譬如一个人不识大体，不通世故，愚痴乖戾，轻信于人等等，都会被乡人笑指为“故事多”。
　　宫白羽调侃他家的家风：“不是名士也要风流，不是侠客也要怒打不平。”他幼时生活在一个三四十口人的大家庭中，“至于我家，我的大伯父故事就很多，二伯父也不差”。宫白羽的大伯父叫宫文修，个性严谨得近乎刻板，偏偏喜欢烧香磕头，画符治病，声称能捉鬼，乡邻们视其为异数。宫家有位远亲王二嫂，经常与丈夫闹别扭，动辄晕厥倒地，有一次大伯父正好在场，拿起铁锥向她鼻角扎去。王二嫂“哎哟”一声跳出来，从此只要大伯父在场，王二嫂再也不会犯昏厥病了。
　　二伯父宫文兴，与大伯父性情截然相反，爱养马，好玩鸟，还有个让人受不了的嗜好：喜欢冒充江湖游医收集中草药偏方。村子里有人感冒发烧闹肚子，总是见二伯父表情神秘地钻进房子，站在架梯上，在那排高高的抽屉柜子里抓上几味药，分文不收地递给来人。大伯父和二伯父经常吵架，大伯父说：“那些劳什子药莫乱施人，闹出了人命不是好玩的。”二伯父反唇相讥：“人病了不靠药治，靠你烧香捉鬼――那才是不靠谱。”二伯父的这个嗜好，后来终于闹出了两条人命。
　　有一次大伯父的儿子病了，二伯父配制了几味中草药，碾成红色细粉，大伯父的儿子服药后痊愈了，这一来他信心大增。后来他太太生了个小男孩，满月不久生了场病，二伯父如法炮制，不料其子服下药剂第三天便夭折。二伯父伤心了一阵，并不认为是服药所导致，只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过了些日子，家里新添了人丁――宫白羽的弟弟出生了，不巧又生病，二伯父拿出他研制的药剂，强塞给患儿吃，家人欲上前阻拦，被他吹胡子瞪眼一顿抢白，吃下药后，结果没几天那孩子又死了。两条人命的教训并没有使二伯父悔过，过了两三年，大伯父家的另一个孩子病了，二伯父仍然催吃药，害得大伯母抱着孩子到处躲，那次大伯父和二伯父吵了一大架，院子里的两个人像是斗红了眼的公鸡，谁也不肯相让，多年以后，二伯父依然对这事耿耿于怀，不知说了多少闲话。
　　宫家第三个“故事多”的人是宫白羽，用他母亲的话说：“这孩子故故事事的，活像他的伯伯。”白羽的家长基本上都是文盲，父亲在外带兵，管不了家，母亲过于溺爱，养成了他阔少爷的坏脾气，遇事任性倔犟。其子宫以仁说他“并非出自名门，传统的封建观念比较薄弱；反之，他受社会环境影响较多，少年时只是在塾师和出身低微的小玩伴的小环境中生活”。生存环境使他薰染了一身江湖侠客气，自认字起，看得最多的是《大八义》、《小八义》、《说唐》、《说岳》、《施公案》、《彭公案》、《水浒传》、《西游记》、《封禅榜》、《三国演义》……私塾的启蒙先生姓李，穿一身蓝布长褂，脑袋后拖条长辫子，走路一步三摇，更多的时候是搬把椅子坐在太阳下闭目养神，宫白羽说那是个“混饭吃”的塾师：“学生们看闲书，他是不肯管的，有时候反而倒鼓励。何以要鼓励呢？因为这样子，书房中反而消停些。”李先生还教白羽画小人画，古代侠客一个个跃然纸上，��然有生气。
　　那时候宫白羽的心情充满阳光，他景仰“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的侠客风采，向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作派，一次次认真且幼稚地模仿那些侠义故事：刮骨疗亲、大碗喝烧酒、坟场结义、扮演武打剧中的优伶、夜间在荒郊败棺群中行走……“侠气”像是一身无形的外套，使他的形象在少年玩伴中间变得神秘伟岸，回首往事，宫白羽的语气中不无自豪：“现在没有人敢藐视我了，他们晓得我会画高登、金钱豹、张飞……”
　　
　　两次家道中落之后
　　
　　宫家祖籍山东东阿，先前家境阔绰，祖先在明朝做过大官。不幸到了先祖父那辈，官府失盗丢了库银，又遇上黄河水灾，全家人落难而逃。结果祖父死在逃难路上，父亲宫文彩兄弟三人先后都当了兵，宫文彩人小机灵，被军阀段芝贵挑中当马弁，战场上曾救过段芝贵一命，这成了宫家再次发迹的资本，段芝贵政治上得势后，将宫文彩提升为管带。
　　此时袁世凯操练北洋新军，宫家三兄弟都没有什么文化，自然是裁减对象，大伯父、二伯父同时退伍，宫文彩有那段“救主”的历史，仍然留在马厂北洋军中任卫队营长。不过打那以后也没继续升迁，年过三十才结婚生子，他又不识字，当管带后才整天练习“照准，宫文彩”五个大字，一辈子巴望戴上红顶子都没能遂愿，这个官当得很辛苦。
　　虽说官衔升不上去，好在经济收入倒也可观，月俸六百八十银元，一家老少三四十口人，靠其月俸独力支撑，日子过得还很富裕。
　　白羽父亲早年生活很不稳定，经常调防，在马厂扎下营盘后，白羽随父亲进了北京。这是1912年，宫白羽十三岁，他先后在朝阳大学附中、京兆一中求学，191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堂，与吴国桢、张友渔、翁偶虹等人是同学。二十世纪初是个大时代，一代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注重思想启蒙，中国的天空布满了闪烁奇光异彩的星辰。宫白羽仰慕蔡元培、胡适，经常和同学去登门拜访聆听教诲，他还和鲁迅至少通过十四封信，《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就有十二封。晚年回忆起那段历史时，白羽仍然认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对他的影响很大，“但他不是全盘接受鲁迅思想”，其子宫以仁介绍说“白羽没有把鲁迅当神看，鲁迅的来信中批评通俗文学主要代表刊物《礼拜六》，也欠公允”。
　　十九岁的宫白羽迷恋上了文学，他对写作如痴如醉，仿佛是出征前的一匹骏马，满腔嘶啸憋在胸中，只等一声令下，就会扬蹄奔向远方……然而这时候家庭却遭遇了一场变故：父亲宫文彩不幸病逝，人生旅途忽然到了一个转折点。
　　“父亲一死，全家走入否运。”宫白羽在《话柄》中讲述了宫家当时的惨状：树倒猢狲散，大伯父、二伯父分家走了，剩下了七口人：白羽、母亲、妻子、弟弟、妹妹、长女以及留下的女佣。据白羽口述，当时裁处人员颇费心思，家中尚有厨师、车夫、裁缝、男仆、丫环共约二十人，他母亲李氏是当家人，过惯了安逸生活，算来算去，好像谁也不能少。后来写《十二金钱镖》第二十章，知府李建松死后李夫人“精兵简政”，左右盘算，只精简了两人，还惹得众奴仆心绪不安，牢骚满腹，那个凄凉场面就是宫家当时真实的写照。
　　宫家第二次宕落了，生活的担子搁到了十九岁的长子白羽肩上。父亲遗留了一笔不多的钱财，紧紧巴巴过了一年已所剩无几，白羽和母亲开始忧心今后的生计。母子商议后决定变卖家产去江南，投奔在安徽担任督练官的大伯父之子宫海轩。走到半路，又闻说安徽遭遇军阀兵变，宫海轩一家已携财逃窜。正在踌躇不前，忽然围来一群持枪的乱兵，挨个搜身抢去了几千元救命钱。乱兵走后，母亲坐在地上捶胸大哭，宫白羽的心情悲凉至极。
　　那一刻十九岁的年轻人忽然长大了，“我已没有亲戚，我已没有朋友！我已没有资财，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我只有一枝笔！我要借这枝笔，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秋风瑟瑟，几片黄叶在身边飘舞，他胸中回荡的除了一股侠气外，还有种说不尽的萧索。
　　
　　行不得也哥哥
　　
　　多年以后，宫白羽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卖文生涯时，解嘲的口吻中掺杂无奈：“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了青年。”
　　投奔安徽表哥不成回到北京，宫白羽开始从笔尖下讨生活，刻钢板，做编辑，代写书信，先后当过家庭教师、小学教员、团部司书、税吏、书记官、幕僚等，能与笔杆子打交道的所有行当几乎都试过，“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
　　一家七口人全靠白羽一支笔，这样的日子实在艰难，甚至冬天取暖的花盆炉也生不起，只有一个小炉子，白天靠它做饭，晚上必须端到室外熄掉，不然怕煤烟中毒。白羽翻译小说，搜辑趣话，投稿《世界日报》，每千字赚得一元，每月得二三十元，勉强维持家用。
　　《世界日报》有个编辑叫何仁甫，北京某大学新闻系毕业，颇具侠肝义胆，时常接济一下宫白羽。后来他推荐白羽去《民生晚报》当见习编辑，月薪二十元。相传当初为定下二十元月薪，报社社长颇费踌躇，面试时社长西服革履，戴副金丝眼镜，朝他仔细端量了好一会，一连考了好几道中外文学题，白羽一一过关，社长激动地连呼“奇才”，将这匹“良驹”收入麾下。
　　然而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平静的池塘里还是起了波澜，社长太太拿着那张工资单，使劲在社长鼻尖前抖动，抱怨薪水开得太高。社长尴尬地笑，嘟嘟哝哝解释，社长太太则高声叫嚷：“给他十二元，他也会干！”社长拗不过夫人，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各退让一步，折衷给了十六元。现场最难堪的是宫白羽，自尊心受到了羞辱，那一刻他冷峻得像尊石雕。按照他先前行事的侠义作派，真想拂袖而去，可是想一想失业的愁苦滋味，宫白羽只能隐忍。
　　两年后宫白羽结识了张恨水（那时张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任编辑，已发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鸳鸯蝴蝶派又一主将正在浮出水面），在宣内未央胡同那幢光线幽暗的小洋楼上，张恨水态度和蔼地告诉他：每天给《夜光》写两篇稿子，不用太长，三五百字就行，每月可得稿酬十元。宫白羽神情惊诧，不解地望着张恨水，张恨水笑笑，一边起身去整理桌案上的文稿，一边说道：“文人不值钱，一向都是如此，没有办法啊――”及至宫白羽得知大名鼎鼎的张恨水当时稿酬也不高，每千字才两元时，方才醒悟：“扶病卖文，只怕不是愉快的事吧，然而没法逃避。”选择做文人，就须甘于与清贫为伍。
　　宫白羽晚年时曾经多次和儿子宫以仁聊天，涉及当年的愁苦生活时，吞吞吐吐，语多忌言。宫以仁说，他只知道这么几件事：一是宫文彩曾有一妾，生有一女，宫家破落后此妾携女改嫁，哭哭啼啼的场面让人肝肠寸断；二是宫白羽十五岁娶妻梁祥芝，梁氏是北洋军阀团长的女儿，宫家面临断炊之虞，梁氏只好屈身去做女仆，没干几天即被辞退，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过惯了阔日子的千金小姐，岂是做女仆的材料？三是宫白羽的子女连遭不幸，先是长女生病无钱医治夭折，接着次女又是同样的命运；长子宫以智随家庭逃难，在火车上脑部受伤，智力受损；小妹给人作了童养媳，一直下落不明；1931年冬天，梁氏生下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因家中没有火炉而冻死。
　　接踵而来的一次次重创，宫白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昔日热情的侠义少年变得沉默。更糟糕的是，有一阵，宫白羽察觉到报社里情况诡异，他一走进办公室，热闹的声音顿时熄灭了，同事们看他时眼光异样。几天后两个警察来找他，要他交代作案的经过，宫白羽百口莫辩，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人栽桩，把失窃的案子归罪到他头上。一星期后，真正的窃贼抓到了，宫白羽却不想再留，他辞别了生活十六年的北京，怀揣六元大洋，奔赴天津谋职。据其子宫以仁说，经历此次变故后，父亲像变了个人似的，“从前他做事认真，对人郑重，那之后他突然变了一种态度，嬉笑怒骂，调皮喧闹；人们以为他诙谐可笑，倜傥可亲了”。
　　
　　江湖走笔写侠女
　　
　　宫白羽说他在北京时是“穷愁”，到了天津变成了“穷忙”：“大多时候，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个时期，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又一个时期，白天做官，晚上写小说，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卖命而已。”没日没夜的连轴转，他的身体被累垮了，却激发了豪情与侠气。
　　其子宫以仁说他父亲在天津“穷忙”的八年中写了不少文章，有社论、短评、杂文、小说、通讯等，多是对当时官场时弊的批评，宣传抗日主张。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采访施剑翘出狱”那篇通讯，在天津报界轰动一时，也为白羽赢得了莫大声誉。白羽在自传中承认他有两个恩公，一个是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中的女主角柳叶青，替他获得了读者，开拓了杂志发稿的地盘，另一个是侠女施剑翘，帮他打开了新闻报道的成功之路。
　　施剑翘原名谷兰，祖籍安徽桐城，父亲施从滨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直奉大战中，施从滨兵败被俘，孙传芳置不杀俘的公理于不顾，将施从滨斩首。当时年仅二十岁的施剑翘立志为父报仇。十年磨砺，数番周折，她终于逮到了一个机会。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去天津居士林佛堂烧香时，施剑翘拔出勃�宁手枪，连发三弹将仇人打死，消息传出，震动全国。
　　施剑翘当场被抓，围绕该抓捕还是该放人，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宫白羽说，蒋介石的蓝衣社曾向施剑翘提供枪支、情报、警卫等，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作后盾，单凭一个弱女子去手刃仇人是不可能的。在各方政治力量的营救下，施剑翘在囚牢中关了十一个月后特赦释放，当时天津各大媒体都将此事件作为特大新闻，却苦于找不到线索。官白羽正在患慢性肋膜炎，肋部隐隐作痛。一个偶尔的机会得知线索后，当即雇了一辆车，忍痛穿过崎岖颠簸的山路到第三监狱，弄清了施剑翘出狱的全过程：原来，前一天释放施剑翘的消息是误传，她当天才秘密出狱，化装成男子，穿灰袍青马褂，戴墨镜，由潘警官护送而出。宫白羽将他探到的消息写成两千余字的长稿，马不停蹄送到通讯社，通讯社作为通稿连夜发出，次日天津各大小报纸头条清一色刊载了这篇通讯，宫白羽的名字一炮走红。
　　成功采访施剑翘，给宫白羽带来了信心，也使得满腔豪情再次在他胸中激荡起来。两年后，宫白羽写出了代表作《十二金钱镖》，成为一代武侠小说巨手。
　　
　　恬淡的乡村教书生活
　　
　　宫以仁说他父亲写武侠小说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1938―1942），后四年（1946―1949），中间缀笔四年。“前五年虽以写武侠自卑，但写作态度颇认真；后四年则厌恶写武侠，写作是敷衍了事，纯为混饭。”宫以仁还说，整理先父遗物时，见到他一生成书一百零五册。
　　1937年对宫白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此之前，长期从笔尖下讨生活，他身心交瘁，母亲去世给了他又一重打击，丧事未了便病倒了。九个多月，心跳，肋痛，极度的神经衰弱。到了1936年冬，“突然咯了一口血，健康从此没有了。”
　　宫白羽有个好友叫郭云岫（笔名叶冷），是河北霸县地方名绅，家境富裕，为人慷慨大方，思想进步，也曾在天津报刊发表过不少童话，颇具文名。前一年，郭云岫回老家霸县接办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邀请宫白羽移居乡下，去教中学国文。他帮白羽还清了所欠的全部债务，见白羽仍有不舍之意，力劝道：“你得要命啊！”
　　1937年春天，宫白羽携妻带子来到河北霸县。在乡村师范教书的日子，是宫白羽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高粱杆扎成的窗户，锅底灰涂抹成的黑板，环境虽然简陋，但是和无忧无虑的学生们在一起，使他的心也变得纯净起来。授课之余，他和学生们去野地里采蘑菇、挖野菜、拔萝卜……更多的时候，则是手捧书本坐在柳树下阅读，直至晚年，宫白羽仍然十分怀念那不到一年的乡村教书生活，认为那种生活特别适合他的个性。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对白羽后来写武侠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学校有一个学生，看武侠小说入迷，竟离家出走，去峨嵋山习武。此事在校园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少数学生受此影响，张口飞檐走壁，闭口腾云驾雾，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今夕何夕。校长郭云岫找到宫白羽，让他用一个月时间遍读武侠小说，然后在学校进行一次演讲，引导学生正确读书。据说，白羽后来的演讲大获成功，也因为这段阅读史，他大体上梳理清楚了武侠小说的脉络。
　　
　　炉边沉醉无名姓
　　
　　卢沟桥事变之后，偌大的中国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霸县乡村师范被迫停办，1937年底，宫白羽携眷由霸县重返天津，“钻防空洞，跳墙，避难，于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轮，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逃回天津，手头还剩大洋七元”。其难堪情景跃然纸上。
　　飘零的生活无着落，仍然只能靠一支笔谋生。时有旧时文友何海鸣接手《庸报》主编一职，约请宫白羽写武侠小说。
　　《庸报》原由浙江人董显光创办，董显光读过教会学校，后成为蒋介石的英文老师，又结识了孙中山，在北京报界干了十几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遂于1925年赴天津办起了《庸报》。之所以取这个报名，是因接受了军阀吴佩孚两万元开办费，为迎合吴大帅尊孔崇孟的儒学中庸之道。《庸报》创办后锐意改革，迅速成为北方颇具影响的一份报纸。天津沦陷后，报纸一律停办，惟有《庸报》已为红�字会收购，被日本人利用，成为日本侵华派遣军的喉舌继续出报。再说何海鸣，湖南衡阳人，原为辛亥首义功臣，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战败后亡命日本，遭遇了一连串变故，政治热情已然消退。回国后寓居天津，竟摇身一变，开始了卖文生涯，并亮出了“倡门小说”的旗号，不过他写小说的初衷还算高远，在《求幸福斋卖小说的话》一文中说：“我很想与几个小说界的卖文的同志先将短篇小说十分认真的作几篇，成一种现代短篇小说的完成作业，慢慢的由此抬高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价值，紧挨着世界文坛上去。”但是卖文的路艰辛而又漫长，何海鸣一变再变，至天津沦陷前夕，已经沦落到卖字糊口的窘境。《庸报》重组，何海鸣出任该报主笔兼文艺部长，为把副刊办得像个样子，开始招兵买马，宫白羽便在他搜罗之列。
　　白羽的心情是迷茫的。既受困于饥寒，又不肯为“王道乐土”歌功颂德，他去请教好友郭云岫，郭云岫略作犹豫后，表态支持他写武侠。在《白羽及其书》一文中郭写道：“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愿作的文艺创作，反而逼迫他自挝其面，以传奇的武侠故事出名。这一点，使他引以为辱，又引以为痛。”透过漫长的时光往回看，宫白羽瘦削的面孔上，笼罩着一层惨雾。
　　宫白羽本是一介书生，对武术一窍不通，连菜刀也没拿过。其子宫以仁回忆说，父亲曾登门向郑证因求助，郑证因从小生活在天津水码头底层，对各种江湖帮派极为熟悉，且会几手“三脚猫”功夫，一俟郑证因答应后，白羽便给郑氏租了间十平方米的小屋，两个文坛宿将开始联手写作《十二金钱镖》。郑证因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在一个风清月白之夜，一榻横陈，香茶两盏，烟雾弥漫中开始了我们的篝灯夜话，由江湖中一切秘密组织，及所用的隐语，转到武林中的逸事……”不久郑证因要去经商，两人彻夜话别，郑氏留下几本剑谱拳谱，揖别而去。
　　尽管宫白羽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白，写武侠是穷困与无聊的产物，但是这部武侠作品仍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白羽声名大噪，武侠佳构接连不断推出，如《联镖记》、《偷拳》、《血涤寒光剑》等，一时间好评如潮，其好友郭云岫说得最为干脆明了：“他的书能够沸起读者的少年血，无形中给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气，一些热。”
　　在《话柄》一书中，宫白羽专门附上了鲁迅先生给他书信的手迹，并在扉页上题了一首诗：“弹铗长歌气倍豪，淋漓大笔写荆高。炉边沉醉无名姓，万古云霄一羽毛。”诗中隐约透露了他写武侠小说时侠气回荡的心情，张赣生在《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一书中说道：“白羽深感世道不公，又无可奈何；所以常常用一种含泪的幽默，正话反说，悲剧喜写。在严肃的字面背后，是社会存在的荒谬现象。”此为诛心之论。
　　
　　何必去意徘徊
　　
　　有一则文坛趣话读来让人心酸：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香港某报刊发出“连载白羽武侠小说”的预告，经核实，是冒白羽之名的伪作。中央有关领导部门请宫白羽写篇辟谣声明在香港《大公报》刊出，为配合此文，还派画家王学仲为他画像，白羽亲笔题写了一首打油诗：“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画中为谁？曰：白羽先生。”
　　这种辛辣的自嘲白羽并不是第一次。1939年出版自传《话柄》，宫白羽在自序中写道：“一个人所已经做成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所谓“无聊文字”，指的是武侠小说，白羽曾在多个场合作过如是表白。好友郭云岫评价他：“白羽讨厌卖文。卖钱的文章毁了他的创作的爱好。白羽不穷到极点，不肯写稿。”另一位好友吴云心为白羽的《话柄》写序也提到了这一点：“假若他那时生活安定，也许不想卖文教学，也许搁下笔，再不会有这些作品出现的。生活逼得他拿起笔来，生活逼得他写开了武侠小说。”民国小说研究者张赣生先生则说：“白羽的悲，一是个人经历之悲，另外还有一悲，是白羽看不起武侠小说之悲。他若不自卑，凭他的文学修养，可以把武侠小说写得更高水平。”
　　在《话柄》中宫白羽曾满腔热情地回忆了他的写作生涯，青春年少时写稿没有报酬，自己定报纸、买稿纸、贴邮票，刊登出来没有稿费，然而高兴。“一得稿费，渐渐的也就开始了厌倦”，尤其是写武侠小说后，这种厌倦情绪浓得像雾，将他密密匝匝包裹起来。那些日子宫白羽的心情是懊悔的，甚至对武侠写作充满厌恶。
　　据宫以仁回忆，白羽为了生活，1946年初重新执笔写作武侠，但那时他对武侠厌烦了，每次写作好像上刑场。“每天下午三四点，报社派专人到白羽家取稿，取稿人进门，白羽才动笔，大约三四十分钟，撰写千字，交人带回。”尽管对写武侠厌烦如此，白羽写作依然还是认真的，宫以仁在《白羽传》中讲了这么件事：上海百新书店老板徐稚鹤欲购买《十二金钱镖》的版权，给价很高，白羽的态度是卖版权可以，但必须经过修改。“每天，妻子把桌子收拾好，摆上稿子和笔墨，请他改。有时他改一点，有时一天不动笔，进展很慢。徐老板等急了，又专程来津催稿，并送了一批家用礼物，相当贵重”。宫白羽还是不肯给稿，非要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好友郑证因每次见白羽伏案改稿便大摇其头：“太认真了！混饭吃的东西，何必如此？”宫以仁还在《论白羽》一文中透露：“《武林争雄记》拟以其本人曲折经历为模特儿，故在写作过程中反复改动，多次毁稿重写。”如此态度对待武侠，绝非简单的游戏笔墨，又岂能是用“无聊”二字能够概括的？
　　是什么原因使得宫白羽对武侠写作断然作彻底否定？这恐怕是难于说清楚的一个谜。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一代武侠宗师居然认为武侠畅销是文坛的耻辱，正是因为宫白羽百无聊赖的转身，后来几乎所有的脏水都泼向“武侠”，而忘记了“武侠”是装珍珠的那只木匣子，买椟还珠的悲喜剧让人啼笑皆非。分析宫白羽转身的原因，有社会因素也有他自身因素，但是文坛环境无疑是重要一环。鸳鸯蝴蝶派已成为众矢之的，本来地位就不高的武侠小说更是等而下之，在时代大潮面前，宫白羽的心情很落寞。
　　每个作家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富矿，如果轻易否定自己，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迷茫与困惑。董桥说：“作家不要轻易走出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天地”，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此乃洋才子董桥的肺腑之言。还是白羽的好友郭云岫最理解他，郭云岫说：“白羽小说托体章回，从体裁上看是通俗小说；这在作者，也有创作的自觉。他在自序中很谦虚的说：‘武侠之作终落下乘，章回旧体实羞创作。’但是，文学的评价究不能拘于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侠故事，在人物描写上是这么生动，情节穿插上是这么合理，而故事进展上又这么自然；虽披着传奇故事的外表，可是书中人物的内心个个都有着现代的人性。这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
　　
　　书生半老，豪情犹存
　　
　　宫以仁说，1939年之后他父亲过了四年的安稳生活。1939年宫白羽四十岁，凭借写武侠小说赚得的稿费，在天津二贤里买了个大院子，创办了正华学校，附设出版部。“家中雇有两个佣人，一男一女，男的管卖书送稿，女的管做饭洗衣”。孩子们印象深刻的是院子门前放着把一百多斤的大铁刀，幼年好奇，总要用力去提一提，只是力小，提它不起。这把刀并不是白羽的，白羽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耍大刀与他无缘。好友郑证因好习武，这把刀是宫白羽为好友特意购置的。
　　虽说不能耍大刀，但是白羽少年时的侠气并未消散。宫以仁说他父亲最爱行侠仗义，经常见他写状纸，为朋友打抱不平，“为此类事他费了很多功夫，请教做律师的朋友，翻阅有关法律。家人都说，帮人打官司用的时间，如果写小说，至少可以挣一两百元”。有位姓郁的邻居遭人欺负了，找到宫白羽寻求帮助，白羽有求必应，为这件事前后跑了半个多月，建国后这位邻居还不忘此事，写成文章刊登在《天津日报》上，宫白羽看了一笑，淡淡地说：“这也没什么呀，我看到别人受害，就想管。”
　　1943年，日、德法西斯已呈困境，中国沦陷区物资渐渐匮乏，纸张严重短缺。正华学校和出版部相继停业。这期间白羽与胞弟宫维成、弟媳冯世庸靠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有饭吃了，便停止了写作，不仅不写武侠，其他文章也都不写了，此时白羽迷恋上了甲骨文研究。
　　日本投降后，宫白羽很是兴奋，觉得从此可以不写武侠小说，再致力于新文学事业。他曾被友人邀去办报，很快便失望了，政府派来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文化人，对沦陷区的文人充满鄙夷，侧目白眼视人，动辄呼之为“汉奸”，宫白羽说他有“再度沦陷之感”。宫白羽是条受不得气的汉子，他重寻旧砚，再写武侠小说，好友吴云心也说“今日讲武，亦是正办”。这一时期他写下的武侠小说有《雁翅镖》《剑底惊螟》、《太湖一雁》等。
　　新中国成立伊始，天津政府有段时间还没给他安排工作，受上海广艺书局之邀，白羽出版了《狮林三鸟》《毒砂掌》两部武侠小说。此举足以看出其人书生气太重，政治嗅觉不灵敏。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早已崩溃解体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群纷纷如惊弓之鸟，旧式的传统章法、语言写作已沦为腐朽反动的代名词，白羽试图在新时代的宏大叙事中充当边角点缀，他的想法实在单纯得像个孩子。
　　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宫白羽应邀参加。宫以仁说，与会的鸳鸯蝴蝶派文人代表只有两人：一是言情作家张恨水，一是武侠作家宫白羽。当时宫白羽还有些怨言，认为政府对通俗作家不重视，著名作家还珠楼主、刘云若、周瘦鹃等人都没在邀请之列。1949年宫以仁在新华社供职，父亲趁在北京开会期间来看他，仍然是一付旧式文人派头，到了传达室，先递上一张名片，印着“天津新津画报社社长”几个字，宫以仁的同事们见了感到诧异，解放区来的学员哪里见过名片？按照当时的制度，新华社干部只准在会客室会客，时间不也准太长，父子之间一番交谈后匆匆告别，看着父亲瘦弱的背景消失到京城的夜幕中，宫以仁不知为何竟为父亲有点担心了。
　　五十年代天津通俗出版社成立，聘请宫白羽担任特约编辑，专门负责书稿文字审订工作，老同事徐柏容回忆道：“那时出版社的同志，差不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只有他是五十开外了，而且已是躬腰驼背，齿发稀疏，加上个子不大，有点八字脚，越发显得是个老态龙钟的小老头儿，所以大家都不呼其名而尊称为‘宫老’。”白羽家离出版社很远，每天乘坐电车上下班，工作了几年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总是咳嗽多痰，哮喘不已，渐渐地，也不来出版社上班了。
　　而宫以仁的回忆则略微有些不同：“当时的干部，一部分实行供给制，一部分实行薪金制。白羽的待遇较特殊，是每月给车马费八十多元，开始是整日上班，不到一年，便改成了每天只上午去一趟，下午可以回家看稿。白羽看了许多书稿，开始觉察到当时在文艺指导思想上有‘左’的形式主义倾向，逐渐上午也不去上班，过了一些时候，出版社也停发了‘车马费’。”
　　宫白羽虽说不上班了，但他在武侠界的影响雄风犹在，五十年代香港有家报纸报道：宫家经常宾朋满坐，院子里有演武堂，十八般兵器俱全。白羽拿着报纸摇头苦笑：“演武堂？我这间破房子漏了都无力去修；十八般兵器？我家那把菜刀劈木柴都豁口了……”宫白羽成了一个江湖传说，然而传说中的主角心中却盛满了苦涩。
　　宫以仁回忆说，白羽在五十年代，大约有几年没有职业，没有工资，由次子宫以智当中学教员奉养。“街道居委会组织无业游民糊纸盒，糊一个纸盒报酬一分钱。白羽在家闲来没事，老夫妻在家中就干起了这个活，每天能糊一百多个，月收入三四十元。”生活在困顿的环境中，宫白羽的心情变得颓废，继而失望，奇怪的是后来情况好转，宫白羽又能给海外报刊写武侠了，他的情绪反而变得糟糕起来。“他常常借酒发酒疯，每顿饭必喝二两半白酒、一瓶啤酒，卖酒的人都知道，诙谐地说，白羽先生又买了‘一套酒’”。白羽的弟媳妇冯世庸嘲讽说：“我看你还是糊纸盒的时候心情最平静。”白羽指着冯世庸笑道：“你缺德！你真缺德！”那意思是冯世庸的话正好击中了他的要害。
　　五十年代的鸣放，天津《新港》杂志向宫白羽约稿，他写了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的我个人的衷心话》，敞开胆子放了一炮。这篇文章中他劈头写道：他是个汉学家无师自通的学徒，是个旧闻记者，是个倒霉的作家，“我成功了，然而我丢人了，这种复杂的感情，影响着我对事物的看法和论据”。接下来白羽无所顾忌地大说了一通鸣放。宫以仁说就凭这篇文章，他父亲被划成右派绰绰有余，但是却侥幸“漏网”了。究其原因，一是认为白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死老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二是某些有水平有良知的领导暗中保护，三是白羽当时没有工作单位，属于没人管的角落。
　　但是其子宫以仁没能逃脱厄运，被补入右派的行列，宫以仁参加革命后一直是积极分子，历次运动中只批判别人，轮到自己受批判了才感觉“冤”，他把心里话对父亲说了，宫白羽久久不语，沉默半晌后说：“想不到我的性格脾气传染给了你……这些钉子，我在青年时代也遇到过，我在社会上经历了半个世纪，也算是粗浅认识了社会和人际关系，可是老了还控制不了自己。”他还是那么单纯，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远比他所说的人际关系要难对付得多。此时的宫白羽，离传说中的那个大侠已经渐行渐远了。

相关热词搜索：侠气，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