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时间：2019-02-09 05:41: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安立志简介 曾用笔名燕楠、彳亍、公冶平。1954年出生于河北省广宗县。1972年参军,相继供职于团、军、济南军区机关。1990年转业到山东省总工会,历任政研室主任、省总工会秘书长、党组成员。1987年底在《河南日报》发表杂文处女作,1988年获《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三等奖,连续多年获得山东省杂文一等奖,并获得其他不同奖项十余次。从事创作以来,已有八百余篇杂文、评论问世。作品连续多年入选上海、辽宁、长江、花城版杂文选集,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99(杂文卷)、《百年百篇经典杂文》、《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杂文卷)及其他几十种杂文集。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崎岖中国》(上、下)等。现为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
○记者:安先生您好!您1987年年底初涉杂文,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很想了解是哪些因素促成了您与杂文结缘呢?
●安立志:《杂文选刊》是杂文作者的温暖港湾。贵刊选发了我的许多文章,并两次给我编发专辑,在创作上给了我许多帮助与支持。在这里,先要对《杂文选刊》表示感谢。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典型例子。因为闹“文革”,学业荒废,光阴虚度,高中尚未毕业就参军入伍。与杂文结缘,是在部队工作的后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气象。人们摆脱了“文革”劫难,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从官方到民间,从社会到媒体,出现了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反思”,反思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样的悲剧,反思中国为什么差点被“开除球籍”。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实行联产承包,从公审“四人帮”到对毛泽东的错误作出决议。我在部队工作十八年,一直在机关工作,后来学投稿,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歪打正着选择了杂文。一是当时杂文比较热,再者写杂文不用下部队采访,三者杂文也是表达意见的方便形式。
○记者:部队、工会、学院的工作经历在您的人生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对您的杂文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安立志:在学校工作的时间很短,简单谈谈部队和工会的经历。在部队工作十八年,在我看来,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人生历程。“文革”中,我从农村参军入伍。野战部队的纪律很严明,多年的部队生活,对自己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行为举止,影响都很深刻。在这期间,读了一些书,在全民“反思”的大环境中,学会了思考,不再轻信与盲从。在部队的最后两年,是我杂文创作的学步阶段,写的不多,成就不大,主要成就是《人民日报》“风华杯”征文时获得三等奖。
从1990年转业到2006年底,一直在山东省总工会供职,长期从事理论政策研究工作。这段经历,被我戏称为“混进了工人阶级队伍”。工会的经历使我对工人、工厂、工业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触动最大的是,名为“领导阶级”的企业职工,在改革中如何沦为处境艰辛的“下岗职工”。因为对经济改革和职工状况了解较多,因此,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我发表了一批涉及经济议题的杂文,如《为蒋一苇先生作注》,批评全民所有制的“空有制”;如《螺丝钉精神》,批评计划体制下的劳动制度;再如《最后的禁区》,批评传统理论对“按资分配”的误解与歪曲,等等。并在山东省杂文学会提出了杂文作者不能局限于文史领域、远离经济改革的意见。
○记者:杂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思想含量,作者应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少跟风与应景之作。在您的作品中屡现思想的火花,如《“我化”》、《历史写在哪里》等作品,皆以其独到的角度和立意而令人印象深刻。能否就此谈谈您的创作经验与心得?
●安立志:杂文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有争议。我比较赞成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我的体会是,首先,杂文要追求思想性。杂文主要由思想与文学两个部分构成,如果这两部分体现为灵魂与躯干、核心与外壳,那么,思想应是杂文的灵魂与核心。有思想没文学不一定是杂文;有文学没思想肯定不是杂文。杂文的思想性,要避免复制性,应追求原创性。追求原创性,要有独立的思考,不要轻信纶音佛语,不要盲从金科玉律,要像鲁迅、毛泽东说的那样,“运用脑髓、放开眼光”,“多问几个为什么”。在这点上,检视发表的作品,自己满意的并不多,其中《“我化”》、《“化我”》、《“文革特区”》、《从“曾经指出”到“由此可见”》等,差可近之。其次,注重思想性的同时,不应偏废文学性。杂文属于文学范畴,不同于新闻作品与理论作品。我写作二十余年,写杂文多,写时评少,也尝试运用不同形式进行创作。由于学养浅陋,虽有向往之心,终难尽如人意。在思想与文学的结合上,只有几篇作品感觉稍好一点,比如,《唐股心态》、《画蔷小集》、《〈罐斋札记〉断思》等。
○记者:您的杂文作品多指向国家体制、官场腐败、封建余毒以及国民劣根性,题材厚重,思想深刻,这应是源于对社会、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您对于杂文的社会功效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呢?
●安立志:一次与朋友谈到杂文时,我戏称自己是“三反分子”,即“反极左、反封建、反腐败”。这几个方面,是我在创作中涉及较多的话题。基于自己的感受与经历,我认为,在中共党史上,没有什么比极“左”思潮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更惨重;在当代社会中,没有什么比封建主义对国家民族造成的腐蚀更深远;在官民关系上,没有什么比贪污腐败对人民信心造成的打击更沉重。作为一个以社会批评为追求的杂文作者,很难对这类现象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我在《崎岖中国》的序言中写过一段话:“考诸杂文的发展史,杂文其实是专制失去胆量,民主缺乏胸怀;封闭尚有缝隙,开放仍存疑虑;传统依然留恋,现代犹生疑惧的崎岖发展、坎坷运行的社会文化机制的产物。”这是转型社会的典型特征。不仅当前的中国正处在转型期,百年来的中国其实都处在从农业到工业,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弊端集中爆发,杂文创作有取之不尽的素材和题目。
鲁迅将杂文比喻为“匕首”和“投枪”,建国后有人委婉地改为“银针”和“手术刀”。这两套比喻系统都是对杂文作用的夸大。转型期是多元社会,满耳朵黄莺、喜鹊的叫声,偶尔听到几声杜鹃、乌鸦的叫声,虽然刺耳,但却符合鸟类的本能;满眼里牡丹、芍药的色彩,偶尔看到几朵玫瑰、蔷薇,虽然有刺,但却合于植物的天性。我想,杂文在林林总总的文学形式中,只能发挥一点平衡文化生态的作用。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在网络时代,在网页、博客、跟帖、微博、推特等不断涌现的新事物面前,杂文能够发出一点杜鹃的啼声,展现一点蔷薇的色彩,不具语惊四座、技压群芳的能量,更没有可怕和威胁,倒是增加了世界的生机与亮色。杂文作者应以清代诗人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的诗句“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来自励。面对严重的腐败肆虐、两极分化、司法不公、权力跋扈,国家机器尚且无力,何况这小小的千字文?但作为社会良心的杂文,如同杜鹃啼血,精卫填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
○记者:杂文的形式不拘格套,可借用多种文学体裁,在您的博客中看到《苏武慢・中国南方暴雨成灾》、《水龙吟・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等作品,将杂文与宋词巧妙地结合,既具有词的韵味美感,又含杂文的针砭批判。请介绍一下您创作该系列作品的初衷。
●安立志:对我来说,学填词只是刚起步。作品几十首,极少拿去发表。宋词的格律、音韵、体格、神致之美,是在读过几本宋词选本之后逐步体味的。
由于写杂文的惯性,按谱试填了几首,字里行间竟然搀进了杂文味。在中国杂文界,将杂文元素注入古体诗词创作的代表人物是聂绀弩,他的“三草”(《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邵燕祥、刘征先生的一些诗词,也具有杂文意韵。
记者:共和国成立以来,杂文发展经历了几起几落,1988年《人民日报》举办的“风华杯”杂文征文活动,带动了杂文发展的一次风潮,您作为该征文的获奖者,对此有哪些切身的体会?
安立志:《人民日报》在1988年举办的“风华杯”杂文征文活动,我虽然是参加者,但对于杂文写作,当时才刚刚学步。一个初学者的作品,居然发表在高不可攀的《人民日报》上,而且获得三等奖,很有偶然性。不过,回头来看,这次征文活动,对当时的杂文创作的确影响很大,对新时期杂文创作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全国许多报刊纷纷举行杂文征文,开辟杂文栏目,极一时之盛,似乎杂文真的迎来了春天。我后来走上杂文之路,就得益于这次活动带来的信心和鼓励。
在新兴电子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虽然在言论表达上仍然“下笔如有绳”,但言论空间毕竟扩大了。由于社会风尚和文化风习的嬗变,许多报纸崇尚时评,疏远杂文,发表杂文的媒体和栏目大为减少,杂文的生存空间日见狭窄,如同目前诗歌、报告文学都遇到了生存问题一样。杂文的发展,首先要寄望于作者与作品,同样必不可少的是平台。此次,《杂文选刊》领衔,联袂几十家媒体举办全国杂文大赛,为我国杂文界办了一件大好事,对于培养作者,发现作品,推动创作,繁荣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