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杀父娶母原型在现代中国的变体置换】雷雨原型

　　摘要：曹禺指出《雷雨》是自己的“蛮性遗留”以及他所描述的创作中不由自主的状态都符合原型理论关于原型及其激活的特征。《雷雨》所蕴涵的杀父娶母的原型既指它的命运主题，又指它的独特的形象构架。作为一部经典剧作，《雷雨》不是杀父娶母的简单的翻版，而是一个变体，经由置换之后，既表现出时代意义，又产生了审美意义的增殖。
　　关键词：《雷雨》　原型　杀父娶母　置换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雷雨》是作为“社会问题剧”被阅读批评的；近年来，关于它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其中也有立足原型理论的研究，但往往局限于某一点，本文试图运用原型理论对它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
　　原型（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ｓ）一词的意思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摹仿这一模式”①。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看来，原型是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反映出集体无意识的某些具体意象，它深深地镂刻在人的心理结构之中，是一种没有具体内容的形式，一种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其实是作家凭借自己的原始幻想能力与对原型的敏感，将集体无意识及其结构形式从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存在所作的呈现。加拿大文论家弗莱认为，原型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②，它可以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联系起来从而帮助我们把自己的文学经验统一成一个整体，原型批评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发现作品的叙述和表层意象下的原型结构，并揭示出连接不同作品的原型模式，统一人们的文学经验。从荣格和弗莱的原型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雷雨》是杀父娶母原型在现代中国激活后的变体置换。
　　
　　一、创作主观反映了《雷雨》是原型的激活
　　
　　荣格将艺术创作分成心理学式和幻觉式两种类型，备受他推崇的幻觉式的创作，其创作素材不是人人都熟知的，它源自人类的心灵深处，是集体无意识中原始经验的心理积淀，其结构形式就是原型。幻觉式的作品是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被激活从而转为意识的结果。从创作者主观意识到的内容和创作状态分析，《雷雨》非常符合荣格所描述的幻觉式的作品的创作特征。
　　荣格认为，原型的内容――集体无意识是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累积的结果，它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个人从后天获得的，而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这种普遍性的精神机能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转变为人的意识，但在特定的情境中它会被激活，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一再出现的意象。曹禺以自身的实践佐证了荣格的论点，他说促成他创作《雷雨》的是一种原始的或是野蛮的情绪，“《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曹禺的话，《雷雨》所写的不是曹禺的个人经验，而是深藏于他心灵深处的祖先们历经某种精神事件之后产生的心理体验的遗留。将集体无意识及其结构形式的原型纯粹视为生物机制的遗传，把创作看成是深藏的精神机能的激活通常认为是荣格原型理论的缺陷，其实，即使将荣格理论中的原型是“生物式遗传”修正为“社会性继承”，依然不妨碍我们将《雷雨》 看成是原型的―次激活。荣格指出，原型对于后人而言，“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④，它里面所包含的是人类命运的一些碎片。换言之，激起文艺创作的不是原始祖先经历过的完整的精神事件及由此产生的全部心理体验，而仅仅是一些残迹、碎片，激起《雷雨》创作的也正是某些残迹，碎片。“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激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⑤
　　荣格认为，“每当创作力量占上风时，人的生活就被潜意识所控制和影响，以对抗积极意志，意识的‘自我’就被秘密的潜流冲走，成为不过是对事件束手无策的旁观者。”⑥这意味着原型一旦激活，创作过程就不完全受作者主观自觉意识的控制，而是受到作者心灵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雷雨》的创作，也是由于某种心情的作祟，是受了不可理解的爱好的驱使，“自一面看，《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这种憧憬的吸引恰如童稚时谛听脸上划着经历的皱纹的父老们，在森森的夜半，津津地述说坟头鬼火，野庙僵尸的故事。皮肤起了恐惧的寒栗，墙角似乎晃着摇摇的鬼影。然而奇怪，这‘怕’本身就是个诱惑。我挪近身躯，咽着兴味的口沫，心惧怕地忐忑着，却一把提着那干枯的手，央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⑦进入创作状态后，作者已然为一种情绪所控制。曹禺甚至更为明确地指出，在烦躁多事的夏天，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使人时常不由自主地回归到流着血的原始的野蛮的路，这理应是典型的原型情境的发生。原型具有很强大的审美功能，“一旦原型情境发生，我们会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和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⑧人们在超越了《雷雨》描写的那个具体时代以后再阅读它，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仍然会在内心产生强烈的震撼，这与原型的激活不无关系。
　　
　　二、《雷雨》蕴涵着作为主题和形象构架的杀父娶母的原型意象
　　
　　中外的古老神话中都蕴含着原型，杀父娶母原型较早见之于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的故事》，以后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参照童庆炳先生的《原型经验与文学创作》对原型意象的分类，《雷雨》一剧所蕴涵的既是作为主题的、又是作为形象构架的杀父娶母原型。
　　作为主题的杀父娶母的原型，它所传达的是命运观念。《俄狄浦斯的故事》中拉伊俄斯与俄狄浦斯为了逃避命运惩罚的种种行为最终恰恰促成了杀父娶母预言的应验。在神的意志面前，人的任何努力――不管是逃避还是反抗都无济于事。神之于人，是一种非常恐惧而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古希腊人认为这就是命运。反观《雷雨》，它“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的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莱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⑨。作者明确表明他所反映的就是“命运”，这也是读者在作品的阅读中可以真切感受到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自然法则（命运）的支配下，人只是一堆可怜的“蠕动的生物”。繁漪、周萍等人如拉伊俄斯、俄狄浦斯一样试图摆脱命运，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⑩非但如此，他们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将他们引入死地。“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深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11)周萍要摆脱与后母的不光彩关系，却犯下了使妹妹怀孕的大逆不道的行为；繁漪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在一条艰难的歧路上“义无反顾”地追求着，最终导致了整个家庭的毁灭。“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12)即便如周朴园，他似乎是一切罪恶的渊源，似乎主宰了社会家庭的一切，其实卷入命运漩涡中心的承受了一切惩罚的正是他。自然法则之于人，同样是非常恐怖而不可抗拒的力量。《雷雨》对于自然法则――人之间的关系、对人的能力的理解与《俄狄浦斯的故事》对神――人的关系、对人的力量的作用理解如出一辙。它是通过讲述一个命运与人力冲突的故事来引起读者的悲悯从而使读者情感得到净化与升华。必须要把握的一点是曹禺对命运的理解不是古希腊人观念中的某个至高无上的神，也不是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它是人性的弱点，人与自我、他人、社会道德规范、理性秩序的冲突及偶然性等交织在一起的强大而未知的力量。用曹禺的话说，是“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13)。命运的具体内涵的不同，不影响对《雷雨》杀父娶母原型主题的理解，因为原型的基本特征就是没有具体内容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的存在与出现。
　　从更为具体的情节结构的层次分析，《雷雨》中有一个杀父娶母的形象构架原型。杀父娶母作为形象构架的原型，基本内容是子遭父弃在前，杀父、娶母于后，并因之承担责任、遭受惩罚。《俄狄浦斯的故事》里杀父娶母的构架很简单，拉伊俄斯因命运之神的意志而抛弃儿子，儿子长大后由于偶然的因素杀死生父，又因悬赏娶了母亲伊俄卡斯特并生下了儿女，后来真相终于暴露，伊俄卡斯特自缢身亡，俄狄浦斯用胸针刺瞎了双眼，请求放逐出国，漂泊他乡。在杀父娶母的基本构架中，《雷雨》演绎的故事更为复杂。周朴园因母亲的意志抛弃了侍萍与出生才三天的儿子（即后来的鲁大海），儿子长大后很巧合地成了周朴园矿上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在谈判失败后，拿了手枪欲去行刺周朴园；周萍幼时被送往乡下，实际上形同弃儿，长大后也有杀父的意图，在繁漪面前说恨自己的父亲，并“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周萍与繁漪有乱伦之名，与四凤有乱伦之实，无异于俄狄浦斯的娶母。血缘、乱伦关系大白于天下之际，就是惩罚降临之时：四凤、周冲、周萍相继身亡，大海离家出走，侍萍、繁漪精神失常，周朴园生不如死地面对着两位妻子。为了更清楚地反映两个作品惊人一致的杀父娶母的原型构架，我们不妨将主要的人物关系作一阐述。
　　一般认为，《雷雨》有三条基本线索，也即三个矛盾：一是周朴园的封建家长的专制与繁漪所追求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矛盾；一是作为剥削阶级的周朴园与被损害的下层劳动妇女侍萍的矛盾；一是资本家周朴园与工人代表鲁大海之间的矛盾。这三个基本矛盾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次要矛盾。事实上，前两个矛盾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在作品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周朴园和侍萍的矛盾，就内容而言，是一个在文学中被反复讲述的始乱终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哀而不伤的故事，周朴园无奈之下弃侍萍，又几十年如一日纪念她；侍萍在三十年后的偶然相逢中，不仅反复提醒周朴园自己的存在，并为“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而遗憾，后来又不惜以断绝母子之情来制止大海伤害周家的任何人。现实生活中绝无可能共处的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却不相互漠视，更遑论仇视。伤害和被伤害构成的冲突为忏悔和宽容悄悄地消解了，它的矛盾冲突的力量远远不及杀父娶母。就戏剧结构上看，它是其他矛盾发生的前提，因为有这个矛盾的存在，才有后面的他们的一个儿子演绎“杀父”，另一个儿子演绎“娶母”。周朴园与繁漪的矛盾也远不及繁漪与周萍的矛盾，前者是冷冰冰的金属之间偶尔的碰撞至多产生一些火花，后者却是灼热的时时涌动着的终于喷发而出的岩浆。杀父娶母才是衍生其他矛盾冲突的主要矛盾并产生戏剧效果的根本原因。繁漪与周萍之间的“娶母”关系一方面是周朴园与繁漪、周萍矛盾的直接后果，反过来又加剧了繁漪和周朴园的对抗；另一方面，它促成了周萍与四凤、大海与周萍、周萍与周冲、繁漪与四凤等众多矛盾的产生。大海和周朴园的“杀父”矛盾也相当重要，它本身确实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又引出了大海与周萍、侍萍、周冲以及侍萍与周萍的矛盾。杀父娶母牵扯了重重矛盾，最终导致整个家庭的崩溃。
　　足以有力证明杀父娶母的形象构架在《雷雨》中的重要作用的还有一个事实：《雷雨》的剧情中，假如繁漪抓住的不是周萍，而是和周朴园毫不相干的人，假设大海坚决不妥协，要去消灭的对象不是生父而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一切纷繁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即使如周萍与四凤兄妹之间珠胎暗结恐怕也不至于令人睁大惊奇的眼睛。只要我们不将杀父娶母理解为“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第一个仇恨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14)，那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一文中的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雷雨》的艺术魅力的重要所在：“如果《俄狄浦斯王》感动一位现代观众不亚于感动当时的一位希腊观众，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它的效果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性。”(15)也许我们还可以修正一下：《雷雨》的效果不仅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还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性。
　　
　　三、《雷雨》是杀父娶母原型的变体置换
　　
　　原型是一种相当稳定而深层的结构，在激活以后都是以变体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雷雨》是杀父娶母的变体，它符合原型变体产生的基本规律：置换。弗莱认为，与对原型意象的叙事模式的变化相应的是表义方法由隐喻到明喻再到写实意象的变化。《俄狄浦斯的故事》按照神话的模式讲述杀父娶母，它的人物、情节、事件、时间、空间等的安排都显示出神话思维单纯的特点；《雷雨》的人物、情节、事件、时间、空间的设置则显然体现出写实的特色，他的故事就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它的各个要素、环节之间都经得起日常思维的推敲。以人物为例，《俄狄浦斯的故事》中伊俄卡斯特是俄狄浦斯的亲生母亲，这一角色在《雷雨》中转变成了继母甚至演化为妹妹，角色的变化是写实的需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周萍与繁漪的关系，除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等价值观念大致相当外，还需年龄相仿才有可能产生。若是对年龄、身份均相差悬殊的侍萍，想必周萍是不可能做出乱伦之举的。从事件上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普遍存在的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取代了神话中狭路相逢的厮杀，对爱情、婚姻、家庭自由的追求取代了一次悬赏促成的母子的结合。尽管作者声称他不是客观描写社会现实，可他还是按照理性的原则来编故事的。原型理论认为，任何时代的作家在置换中都会按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的需要和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将文学原型的深层结构置换成多种不同价值标准的作品，表现为所反映的生活、所抒发的感情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反剥削反压迫，为争取合法权益而罢工，资本家通过军警开枪镇压、通过谈判或试图通过谈判解决矛盾是社会普遍现象，发生在鲁大海和周朴园之间的斗争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杀父如此，娶母也如是。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下形成了一种漠视人性扼杀人性为特征的封建文化意识，文学家们将此变化纳入视野，创作出了一批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为基本内容的反映个性解放，尤其是女性个性解放的作品。“五四”时期，以胡适的《终身大事》为发端，涌现了一批反映妇女问题和婚姻问题的现代戏剧；稍后如鲁迅刻画高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子君。《雷雨》延续了这股思潮，继续表现女性的个性解放问题。繁漪是典型的渴求幸福爱情、美满婚姻、和谐家庭的资产阶级女性，不幸的是她嫁给了极力维护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周朴园，在令人窒息的周公馆内，美丽的心灵变得乖戾阴鸷与极端，她要蔑视伦理，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反抗与追求，破坏了束缚禁锢她的罪恶家庭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繁漪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女性。时代的印记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存在着。正是由于曹禺创作中的置换合上了时代的话题，所以《雷雨》的具体情节内容不断被读者和评论家所强化。
　　置换的意义和价值还在于它带来了审美意义的增殖。如果没有时代的内容填充其中，仅简单地重复杀父娶母的故事，凭着现代人对世界的认识，人们决不会对“命运”产生如古希腊人般的惊惧与不安，也就是说，杀父娶母就不会产生新的审美价值。置换之后，原型和它的具体内容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从价值取向上看，鲁大海与繁漪都是无可指摘的，大海是工人代表，他的使命就是要和周朴园斗争，争取正当权益，斗争失败后试图报复也未尝不可；繁漪不愿受封建束缚要追求自由个性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文明。他们都不愿接受命运的摆布，或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而斗争，或为追求人生权利而反抗，都值得肯定且令人钦佩。但落实到具体人的具体行为方式上，鲁大海与繁漪又陷入了难堪。鲁大海斗争的对象是他的生父，不管他作为代表是如何神圣，也不管他的斗争是多么合理，这都是他难以直面的一个现实；繁漪在反抗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她抓住了周萍，她可以近似疯狂地挣扎着而无视继母与儿子乱伦的罪恶关系去实现自由，可她的玩火行为不可避免地灼伤了他人焚毁了自己。正当合理的要求演绎成严重违背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杀父娶母的罪行，越是挣扎，越是陷入泥沼；越是执著追求，越是罪恶深重。由此，《雷雨》昭示了命运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神，而是触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现实；悲剧不仅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而是人人都有可能不期而遇。置换还增强了悲剧性，杀父娶母原本是一个无奈逃避的悲剧，《雷雨》发展成主动追求的悲剧，后者比起前者，更有悲剧感。《雷雨》的深层结构是人类行为中的永恒错误，它的表层内容却是时代追求的最强音，互为表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达成和谐统一，只会发生碰撞，产生巨雷。《雷雨》的震撼人心的效果来自深层结构与具体内容的对立所产生的张力，而这一切，都源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原型的置换。
　　《雷雨》表层叙述的是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现实生活事件，深层结构是杀父娶母的原型意象，理解这个作品，既需要把握它的时代性主题，又要发掘它的深层结构，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雷雨》的真正内涵和魅力。
　　
　　作者简介：童献纲，浙江省衢州市衢州学院中文系讲师。
　　
　　①霍尔等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入门［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４页．
　　②班斓，王晓秦．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Ｍ］．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４页．
　　③⑤⑨(12)曹禺．雷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０页．
　　④童庆炳．原型经验与文学创作［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版，（３）：第１页．
　　⑥班斓，王晓秦．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Ｍ］．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８页．
　　⑦⑩(11)(13)曹禺．雷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１页．
　　⑧荣格．《心理学与文学》［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２１页．
　　(14)(15)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Ｍ ］．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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