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与金圣叹“文心”的差异性】金圣叹
时间：2019-02-11 05:41: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探讨了刘勰、金圣叹笔下“文心”一词的差异性：“文心”之为文与为他之变；“文”之文体性与文学性之异；“才”之异分与相通之别。借此彰显如“文心”这样司空见惯词汇语义的发展演变及其使用过程的相关性，阐明对文学理论常用词具体语境意义明晰性限定的必要。
关键词：刘勰 金圣叹 文心
“文心”，刘勰用它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文心雕龙》。金圣叹在小说评点时继承刘勰“文心”说，于零碎的点评中对此词汇使用了25次之多。但他通过对“文心”之“文”以及实现“文心”的主体之“才”进行了新的思考，展现出与刘勰“文心”说的不同。“文心”因刘勰、金圣叹等人的使用，于今似已成学界熟语，常被拈来使用，以表作者本人或被研究者的为文用心①。本文通过对刘勰、金圣叹“文心”不同处的探讨，展现这个常用词汇内涵的丰富性与其于具体文本语境中意义的具体指向。
一、“文心”之为文与为他之变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明言“文心”之谓：“言为文之用心。” ②这里所说“为文之用心”，是指作家在创作中的“用心”。此说刘勰是从陆机《文赋》中转用过来的。《文赋》以谈艺术构思为中心，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文学创作的一系列过程，其正文前小序云：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③
此序介绍了《文赋》所作之由，陆机在总结才士作文基础上，以为已经获得才士作文之“用心”，遂为文欲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从而展开全文有关创作过程的描述。就此而论，陆机也是在论述“为文之用心”，只不过《文赋》所论比较简略，并未形成系统，也没能对此问题给出较好的回答。刘勰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其体例“巧而碎乱”，故在此基础上，他要做进一步的回答：“为文之用心可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写文章所欲达到之目的。此系从内容上解释，如上唐大圆所言。二是文章写作中的甘苦，这是从构思、技巧上说的。北大《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谓‘用心’是‘指构思、意图、技巧’，则兼包上述两方面。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谓指‘用心之所在，与心之如何用’，亦同。”④ 综合《文心雕龙》全书各篇与现有各家之说，我们认同对“为文之用心”的这番解释：用心所在之“意”，与心之如何用的构思、技巧两个方面。
据此可知，刘勰为文的起点是为了文章写作。“文心”也就是写作人的“文心”，他主要解答的问题就是作者所持“文心”如何展现在文中，通过文之载体加以呈现。“文心”是没有具体所指的，归属于不确定的作者，其具体内涵将由作者进行赋予。
然而评点是一种文学批评体式，大量评语镶嵌于作品之中。“评点”是一个专有名词，“评”与“点”是并列关系，“评”是评判之意，是通过对作品文本所写之辞、之事、之人、之情等的评析，推求作者之志。“点”则指评本中出现的一些符号，包括点（单点、双点、连点）、圈（单圈、双圈、重圈、连圈）、拟删符号（上下勾乙、直线勾勒）等三种形式。不论是“评”还是“点”都要依托所点批之文展开，评点对其所依托的文本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因评点这种批评样式的特殊性，决定其所推求的文心具有一定明确的指向性：评点人点批不同的文本，推求不同文本作者之志。这样评点的隐含读者便是所评文本的作者与阅读评点本的读者，在金圣叹这里读者指有一定文学修养的子弟。金圣叹批点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子弟通过对自家评点之书的阅读，于胸中平添一些文法。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旧时子弟读《国策》《史记》等书，都只看了闲事，煞是好笑。⑤
因金圣叹所评《水浒传》的作者在金氏点评之时，已不在世，所以金圣叹评点的读者便只是评点本的读者了。他评点的目的便也是教子弟通过阅读自己的评点本学会欣赏，学会写文。在评点时，他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文辞章法。金圣叹要展示给读者的“文心”，是所评文本确定的作者的“文心”，是沾染有金圣叹品性特点的“文心”。
刘勰的“文心”，由整部书来阐释如何进行文章写作，它的隐含读者是要从事写作的人，它是给作者预备的，他所论之“文心”的样式需要每一个作者去赋予。金圣叹之“文心”是评者通过作品所求得作者通过构思、选材、谋篇、布局所显示于作品中的运笔苦心与经营巧心。这种文心的求得是评者与作者“文心”的契合。金圣叹的“文心”由其评点的全部文字与所使用的符号来彰显，它的隐含读者是有一定文学修养的子弟。这样的子弟要作文，更要学会如何读书。因此，他的评点是对作者“文心”的钩取，也是将自家之“文心”借作者之心呈现于读者，最终还是为自家之“文心”寻找知音。这样就将对“文心”的关注由刘勰的针对“写作”而言，推及到“写作与阅读”；也将刘勰所论之不确定文心，转化为作者与评者文心契合后的确定。就其大观而言，刘勰与金圣叹“文心”之论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刘勰所论之“文心”相关内容，侧重于理论对创作者写作的指导；金圣叹对“文心”的钩取，侧重于评者与作者心灵相通的操作与对读者阅读、写作的指导。
二、“文”之文体性与文学性之异
“文”的内涵，古今相异，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秦汉以前，文史哲一体，浑然而不分；从建安到晋宋，诗文昌盛，宋文帝设立文学馆，宋明帝设立总明观，将“文”与儒、道、史、阴阳并列，合称五部，这使文学有了独立地位，但所纳内容依然相当宽泛，包含文、笔等各种文体。到了明清，文学的内容已经与今天所论几同。刘勰与金圣叹所处时代不同，故在刘勰的笔下与金圣叹的评点中，虽都强调“为文之用心”，但两者所言之“文”却已不具有相同的意涵。
刘勰没有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其所取之“文”，乃是就其广义而言，既包含有韵之文，又容纳无韵之笔；既指而今所谓“纯文学”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体，又指一般论说性、应用性的“杂文学”。《文心雕龙》中，刘勰以作品所使用的语言形式为标准，将各种文体划分为“文”、“笔”两大类。设立专篇，并沿“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思路，来揭示各种文体的概念、涵义，反映各种文体写作的源流和演变，联系历代文章写作的具体实践，总结各种文体写作的经验教训，从而深入揭示各种文体写作的特点和规律。《文心雕龙》全书所涉文体，总计一百二十余种，几乎穷尽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文体。由此可见刘勰对分体研究的重视，他总论各文体相通的文之枢纽，又分言每一文体的各自所求。刘勰笔下“文心”中“文”的意涵便是：具体文体与各类文体之文的总和。
金圣叹之“文心”中“文”在具体评点篇目中，乃是其所评点的具体文体，既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纯文学品类，又含书、表序、论等杂文学的各体。由于他所要做的是求取文心，故而在对具体文体的批点中，文心之“文”更侧重于指他所评点的各种文体之文的总和，即广义之“文”。但在金圣叹的每一种批点中“文心”又是有所针对的，针对他所评具体文本文字本身之文采，作者为文之才情、为文之运思、为文之门术，金圣叹所求的就是具有普适性的创作规律与原则。也就是说在金圣叹的文学观念中，他认为：创作主体各自怀着不同的心胸，依靠出众之奇才，借用为文的普泛之术，便可为天下奇文。故而在金圣叹的批点中，他不重视对各种文体自身特点的关注。他重视的是“文”的这样两个方面：不同文体之文，其文心的相同处；一种文体中文心的如何显现。
综上可见，刘勰与金圣叹所言“文心”之“文”虽均为文学之广义，但却有总体之文、各体之文共同关注，与侧重文之总体之别。即刘勰在探讨为文之用心时，重视探寻适用各种文体的普适性规律，亦重视为不同文体之用心。刘勰对各类文体的研究颇为深入，树立了后世文体研究的风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南宋陈 的《文则》、元代陈绎曾的《文说》、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以及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均承其余续。作品在论述文体之时，无不或多或少地祖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就此便不难看出，《文心雕龙》文体论在我国文体研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金圣叹在其评点中并非没有具体的文体意识，但由于他所看重的不是各文体的个性，而是各文体作为文来说所能体现出来的“文”之共性，他着眼的是各种文体的审美共性。故而在评点中，金圣叹没有对所评的具体文体进行文体论的辨说与梳理，而是在文之共性的笼罩下，呈现其个体特点。就金圣叹评点的整体来说，金圣叹虽然也通过具体之评对所评各文体的本体特征做出了有价值的总结，但这些总结远不及在其评点中呈现出的他对作品文学性、审美性之着意，这样就由当时重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载道功能之社会批评一面，转向了对其进行审美批评的一面。这可说是金圣叹文学评点之最大贡献。简言之，刘勰与金圣叹对“文心”之“文”的根本区别在于：刘勰重文要合于文体的“文体性”；金圣叹重文要蕴于文本的“文学性”。
三、“才”之异分与相通之别
无论是刘勰还是金圣叹在谈“文心”时，都注意到了“才”在其间发挥的巨大作用。没有才，为文之用心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刘勰注意到了创作主体之才对文表达的影响，所以列专篇《才略》论才。与刘勰相比，金圣叹尤为重视写作主体的才情，他遴选了包括文、史、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的《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合称为才子书。当然，就文学体裁而言，“史”、“子”与“诗歌”、“小说”“戏剧”不是一个文学层面上的概念，就“六才子”而言，无论是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还是施耐庵和王实甫，他们的人生际遇、创作动机、作品的题材、体裁以及语言风格等都大不相同，但他却将它们囊括在一起冠名“才子书”。这是因为它们通过作者之才在“文心”的表达方面具有了相通之处。
刘勰与金圣叹对主体之才的论述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所言才与学的关系，才受天性的影响等。但两者对才之所论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那就是刘勰重在论才之八斗，各争风流；金圣叹重在论才之书奇，内有通处。也就是说，刘勰在论才时，注重对作家不同之才的论说，尽显才之各有千秋。他在不同篇章中都谈及到了这一点：如《神思》篇“人之禀才，迟速异分”；《附会》篇“才分不同，思绪各异”。他更在《才略》篇中，对九代作家之“才”进行综述，令各家之才在其笔下各竞风流。刘勰看到了各家之才的不同，即使是一家之文才对不同文体而言，其展示的程度亦有差别。如其所言“才性异区，文体繁诡”，因才性不同，所选文体也有很大不同。又如他在《才略》篇中所论的王粲，刘勰给予了他最高的评价：“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然而像王粲这样，文多兼善者并不多见，大部分作者则是“偏美”者，也就是擅长某一种或几种文体，如“琳 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 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⑥这种认识，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
金圣叹认同才有异分之论，他说：“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⑦但金圣叹并没有停留于此，他将对才的思考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才之各异的基础上，通过对所读书之优秀者的观照，探求其间之相通处:“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不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史记》掳其怨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为谋，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子》。”⑧金圣叹正是看到了“才”对“文心”展现的相通处，于是大胆地把各不相同的六人放在一起，合称“才子”，其作名之“才子书”。才子逞才最大的相通处便是为了呈现“文心”而对“奇”的出奇书写与对“法”的自觉运用。金圣叹在批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时曾明确地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⑨所以在金圣叹看来，不管是怎样的才子，不管要展现怎样的文心，都要借助一定的为文之法，都会有精严之法蕴于胸中。文法精严当是才子所共有之器。因此他在点评之时，注重对才子书文法的发掘。
金圣叹如此论才，就补充了刘勰关于“才”之所论，补充了作家何以尽才之论。才之得尽，不仅需要学之辅佐，需要选择一定的文体，需要身逢其时，更重要的还是在情之所动之际，内心有一套为文精严之法，对法的灵活运用。也就是说，不论是刘勰，还是金圣叹都注意到了主体之才对“文心”实现的重要性，但主体之才要怎样才能在作品中呈现出“为文之用心”呢？这个具有实践性的问题是由金圣叹来回答的：对文法的具体运用。综而观之，对于“文心”如何展现问题，是刘勰在理论上提出，并做出了以学为辅，要依托一定的文体，要得其时的具有指导性的探讨；金圣叹在此基础上，以评点实践回答了才之发抒对文心实现的途径。
通过比较刘勰与金圣叹所使用“文心”的不同，可以看出文学理论中常用词汇在时代、情景演变过程中语义的变化及其相关性。将文学理论中人们常用的词汇挑选出来进行讨论研究，可以对这些词义有新的认知并且有某种意义的厘清意义。这样可以帮助读者在认识司空见惯的词汇时，看到其意义的复杂转变；同时在词汇语义创新、过时、延伸、重复、转移的过程中，使用时就有必要对其语义的明晰性进行限定。
①对“文心”如此使用的论著譬如：李诚著《楚辞文心管窥：龙凤文化研究之一》，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张惠民、张进著《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万奇著《文心之道：汉语写作论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⑥（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5页，第700页。
③④（西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第3页。
⑤⑦⑧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第4页，第11页。
⑨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NC094
作 者：张晓丽，文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编 辑：古卫红E-mail：guweihong00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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