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鸟秋虫自作声]春鸟秋虫自作声的意思
时间：2019-02-12 05:30: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王夫之 明诗批评 门庭 摘 要:清初遗臣鉴于明廷灭亡的教训而推及对明代诗学的批判,王夫之则从“门庭”人手,对明诗流派及诗人诗作进行了一次清算,揭示了明人立门庭的目的、途径及弊端,进而指明抒发作者真情的建设之路。这对扭转清初诗风起了关键性作用,并为清代诗学的健康发展和清诗流派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
明万历时期伊始的党派门户之争“物议横生,党祸继作”,文艺创作是以现实政治为参照物的,因而“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别户标榜反击的历史”(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所以清初人纷纷将矛头对准明代文坛,对因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而导致的派别间的争斗予以清算,加以尖锐的批评。王夫之对此更是痛加针砭,“王夫之是一个创作意识很强的人。他难以容忍不利于个人展开思维、自由表达内心思想的各种死板的行文作诗格式;同样,他对于诗坛上以保持某种共同特点的群体组合也十分反感。”所以他对明代政治党同伐异影响下的文学流派发展的畸形产物――门庭,加之以措辞激烈的批判。
“门庭”本为迎门空阔地之意,《周礼・天官・阍人》郑玄注:“门庭,门相当之地。”后为家门、门户之意,王夫之所谓“门庭”则为门径、方法,乃至成为一种派别、流派。王夫之捕捉明代诗坛颓败的端倪,通过形象的比喻,指出明人立门庭的祸端:
一解弈者,以诲人弈为游资。后遇一高手,与对弈至十数子,则辄挪榆之曰:“此教师棋耳!”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已,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棋而已。高延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
所谓的“大家”、“才子”,“立门庭使人学已”,无非是墨守成规,照本宣科的庸才,且遇高手即败。他们的目的是攫取名号,追名逐利,“因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王夫之称这批人“所尚异科,其归一也”,对他们极度鄙夷、憎恨:
正以不悬牌挂肆,充风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岂与碌碌余子争市易之场哉?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
王夫之进一步指出:
高庭礼作俑于先,宗子相承其衣钵。凡为俑者,得此以埴而行,而天下言诗者,车载斗量矣。此可为风雅痛哭者也。
他对何仲默、高延礼一流反复斥责,大加评论,讥其为“村塾师才料”。这些互相唱和的明代诗人们沽名钓誉,虚张声势,墨守成法,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立门庭或标榜门庭,为王夫之所不齿,清初人对他们的态度多类此。连李梦阳也被沈德潜讥为“婴儿学语”,不难想见其他诗派、诗人的命运。钱谦益谓之“如昔人所谓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者”(《黄子羽诗序》)。以上论断虽不无偏激之处,且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在清初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对转变诗坛风尚却有积极建设的作用。
那些追捧风雅,把文学当作求取名利敲门砖的个人或派别,急切的功利心不容许他们有扎实的创作过程,更不必说充分发挥作者的才智,所以他们就觅得立门庭或依附门庭的“终南捷径”:
所以门庭一立,举世成为“才子”,“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既无不足。若欲吮竞陵之唾液,则不更须尔;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之”、“于”、“其”、“以”、“静”、“澹”、“归”、“怀”熟活字句凑泊将去,既已居然词客。
套用熟字、成法,不是自明诗始,“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三)明诗坛的“才子”、“大家”,购得几本李、何、王、李的成书置于案头,“遇题查凑,既无不足”,若想追随竟陵派更容易,拈几个熟活字便可成为词客。剽窃、抄袭毁成的套书、死字,不能抒写作者的真情实感,毫无个性而言,作者也缺少审美价值,只能“依葫芦画瓢”地创作,拾得他人唾液,否则,便茫茫然无从下笔:
当知其蕴藉浃洽处。此等题,于“丹心”、“碧血”、“日月”、“山河”、“衰草”、“夕阳”外,自有无限。劣者置彼不用,则更无下笔处,如优人作老态,但赖白髯。
一些恒定的意象本来是内蕴丰富,一味地抄袭、模拟,使它们成为干涩的死物,劣者除了这个意象范围,就无处下笔。这种“掉书袋”的风习就是如此恶劣,或“满卷帖括气”,或者说“成片抄袭,有文字而无意义”(《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五十),这样的创作就陷入了片面复古的深潭。王夫之又云:
何仲默一派,全体落恶劣中,但于句争唐人争建安,古诗即亡于仿古者之手。如新安大贾烹茶对弈,心魂却寄盐绢薄上,雅人固不屑与立谈也。
清初文坛对明代文学的复古主义是非常反感的,严厉批语的文字随处可见。如果创作者没有创新意识,不能继承发展古人的精华。只顾模仿、摹古,就只能如“新安大贾”一样利欲熏心,粗俗鄙陋,忝颜于诗坛。
王夫之认为作文应字斟句酌,而不是从故纸堆中寻词觅句,造成只是文字堆砌的恶果。明代士人多不好读书,不肯致力于学,临时便拾他人牙慧,“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余气,纵其有成,亦千古之隶人而已,故日故也。”(钱谦益《初学集・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这种抄袭造就了某些明人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浮浪文风。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早已指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也。”然“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王夫之所强调节器的情境结合、意境、现量等美学理论是许多文学批评者早已论述过的。他说:“凡言法者,皆非法也。”这里的“法”也相当于“式”,如果强调“法”、“式”过了头,那必然会“审笔挥毫,雷同一律”,会“自缚缚人”,必然不利于创作主体的发挥、创造,使文艺创作变成公式主义:“移易故实,就其腔壳,千篇一律,代人悲欢。迎头便喝,结煞无余,一起一伏,一虚一实,自诧全体无暇,不知透心全死。”明代文坛创作上的“法”、“式”与前几朝无异,王夫之称“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其实“法”、“式”几乎是标榜门庭的必然结果,“文章之弊,坏于有法”:
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涂千里,而用此法,虽至愚者不为也。
公式化、概念化的“法”、“式”都是立门庭者自觉不自觉形成的,依附者必然效仿,从而自缚其人,后患无穷:
立门庭者必�钉,非侄钉不可以立门庭。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
立门庭者不是必定要文辞堆砌,并且作文也确需一定的“法”,但通过以上几段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门庭中大多还是相互标榜,相互利用的。“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充,思不精,情不属者,十姓百家而皆是……党同伐异,画疆墨守”,这些都是立门庭的直接产物,也是宗派主义作风下的必然结果: 两者互争,人为摇荡,遂使艺苑迭承,如疟者之寒热,乘时各盛,操觚之士。奔命晋楚,迄无止息。
流派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失岂公安竞陵,以白苏郊岛之长技,容与三十七泽之间,可投袂而争窒息之驾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派别问党同伐异,必然会对朝政有所冲击。文风的浮靡与朝廷的衰败应有不可推脱的干系。
钱谦益也说:“本朝(明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汉而非者为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诗,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为本朝之诗。人尽蔽锢其耳目,而唯谬学是师。在前人犹仿汉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为祖宗,承论踵伪,莫知底止。……弘治以后之谬学,如伪玉赝鼎,非博古识真者,未有不袭而宝之者也。”这一段论述真可称之为对立门庭弊端精辟又全面的总结。况且,对明朝灭亡所郁积的那种无可奈何、无可宣泄的牢骚愤懑之气都加诸对明代诗派的批评之中,在清初汇成了一股潮流。
王夫之赞赏不拘格套,不附门庭,道法自然的诗派及不自标榜却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说:“建立门庭安始。……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是知立‘才子’之目,标一成之法,扇动庸才,旦仿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羁络骐骥。唯世无伯乐,则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诗人就应像千里马一样不受拘束,纵横驰骋,进而中兴诗教。刘基、高启正因自寻门径,所以可达风雅之津。至于庸才,则“且仿而夕肖”,不知所从。王夫之同时提出:“然此数者,兴观群怨、欲使陋人无从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无有推建门庭者;而独起四百年之衰。”函睢有“使陋人无从支借”。方可推翻门庭的垄断,振兴诗学。他对独立创作、另辟蹊径、才气高妙的一些明诗人,如汤显祖大为赞赏:
一直起,疑伤于促。乃尔回翔动谈,如风在空,不有孤悍之气,而力莫大焉。云行天运,了无武步,即所行运者以为次舍。此直驾康乐而上,古今殆无俦匹。三百年米,李、何、王、李、钟、谭,人立一宗,皆教师枪法,有花样可仿,故走死天下如骛。至于先生,无问津者,亦初无津之可问也。
王夫之对袁宏道也有很高的评价:
贵重不入蹊径,小修自命,正以千古为期。不但标宗与王、李为敌也。
他对高启更是推崇备至:
冥搜无迹,拣取精纯,一皆在王、骆、沈、宋间入手。……一代诗人,非季迪不足以当之也。
可见,王夫之所推崇的明代诗人都是冲破法、式的束缚,不择宗立派,精取古人却又别开生面的,这样才可匹古人,启来者。“藉令诸公直以大雅之间,降群魔,显正宗。定天下之心魄,俾何、李无从下砭,一统元化。不生异同矣。”希望文坛不生嫌隙,昌盛繁荣。“欲除欲陋。必多读古人文字,以沐浴而膏润之。然读古人文字,以心人古文中,则得其精髓;若以古文填人心中,而亟求吐出,则所谓道听而途说者耳。”圆任何创作都须用心去做,用情体味,“情为至,文次之,法为下”(王夫之《诗广传・召南一・论鹊巢》),才能有所突破,冲破束缚,因而“顺笔成致,不立疆畛”。
王夫之也并非一味地反对复古,他呼唤真实的创作,提倡心领神会。为了力挽因宗派盛行带来的狂澜,他甚至还曾推崇过汉唐诗的雄浑:
国初诗有直接魏晋者,有直接初唐者;后来若为伪建安,伪高、岑、李、杜一种粗豪抹杀,故末流遂以伪元白,伪郊、岛承之,而泛滥无已,不可方物矣。
王夫之的本意也不是只以门庭为打击的标靶,而是希望诗歌创作的良性发展:
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乡塾者,有似游食客者。妇人、衲子,非无小慧。塾师、游客,亦侈高谈。但其识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监、抽丰、告岱之中,古今上下,哀乐了不相关:即令揣度言之,亦粤人咏雪,但言白冷而已。
他抨击的除了标榜门庭之弊,还有门庭之外的恶诗之陋,所以他倡导诗人自然流畅、饱蘸真情的灵性之作。王夫之《船山遗书》卷六十四《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日:“见学矣然似绝无才。”就是颜之推《颜氏家训》第九篇(文章)所谓“事繁而才损”。张健著《清代诗学研究》专列第六章,“主情与崇正:王夫之的诗学理论”,基本奠定了后人对王夫之诗论研究的基调。王夫之提倡了诸多的清诗传统,力图纠正明诗歌的流弊。王夫之对明代诗人诗歌的批评虽激切,但这方面的影响却并不大,多数人关注的是他的哲学思想,王夫之在明王朝结束之后即退居湖南一隅,反思诸多的文学问题,他在著经立说之余,对明代诗坛的清点也给后来者以启发。虽然难以逃脱时代的烙印,或难免矫枉过正、言过其实;或难免语焉不详、鱼龙混杂,但王夫之对明代诗坛的门庭批判,在明清易代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弥合明清诗坛的断续,承上启下,同时能够对清诗坛起到些许警醒的作用,对当时的诗教传统及诗学理论的匡正,他能够做到诸多的努力,比如其品诗之作:《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有独到见解。作为隐居著学的大家,王夫之能够做到独自在文学领域振臂一呼,虽退居于江湖但仍然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王夫之执著地恪守儒家传统诗教,如《文心雕龙・祝盟》所言:“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他一直被冠以爱国诗人及遗民诗人的名号,所以他纠结于明代诗坛立门庭之弊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简介:敖运梅,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张廷玉:《明史》第20册(卷231),中华书局,1974年版。
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一)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31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32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41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5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33页,第827页,第824页,第834页,第134页,第837页,第840页。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128页,第1214页,第752页一第753页,第1331页,第1336页,第1368页,第1590页,1347页,第1492页。
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谦益著:《初学集》(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1页～第1702页。
王夫之、傅云龙、吴可:《船山遗书》,《夕堂永日绪论外编》(附录25),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