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谈读书

时间：2019-02-12 05:50:0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封关于读书会的信　　　　去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白寿彝教授的一封信。这是一封打印的信，全文是：　　　　“×××同志：　　“多年来，我总想有个经常性的机会，大家谈谈读书心得，交换对于新书刊的意见。我想，这对于开扩眼界，交流学术见解，推动学术工作，都有好处。现在想把这个想法试行一下。拟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上旬，邀请少数同志谈谈对八一年新出史学书刊的意见。对一本书也好，一本刊物也好，一篇文章也好。希望您准备一下，最好先把题目告诉我。具体聚会日期和地点，另行通知。
　　此致敬礼
　　白寿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读了这信，深受教育。寿彝先生年事已高，研究任务和社会工作都十分繁重，为何还要分出宝贵的时间亲自来抓读书会？当然，重视读书，讲究读书方法，这确是寿彝先生的一贯的治学主张。但是，恐怕这还不是他主张把有关读书会的想法“试行一下”的直接原因。这个直接原因是：他认为，现在不少史学工作者，或从事教学，或从事研究，大多缺乏认真读书、深入钻研问题的功夫。他说：“现在学术界有的同志，抓住几条材料拼凑成文，没有下功夫读书，我看这不是治学的大路子。”寿彝先生当了多年系主任，近几年来又兼管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他始终认为，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他抓读书会，看起来似是琐碎事情，实则是端正学风的大事。对于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建设来讲，亦可谓“治本”措施之一。
　　
　　“要关心当代人的著作”
　　
　　当代人要读当代书，这好象是不成问题的事情。其实，也不尽然。我们一些研究历史的同志，特别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同志，虽说都是当代人，却未必都对当代书发生兴趣。要说这是一个优点，大概谈不上；若说是一个缺点，真也有人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但不愿承认它。一月上旬，我参加了寿彝先生邀集的读书会，他在读书会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历史界有个习惯，不大关心当代人的著作。这就等于把自己封锁在小楼里了：不能广泛地吸取今人的成果，思想很狭隘，水平提不高。现在还是出了一些好书，漠然视之，是不对的。”他的这些话，不仅指出了一些史学工作者治学的缺陷，而且也说明了这缺陷的危害。
　　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忽视今人的著作，不去汲取今人的研究成果，闭目塞听，自以为是，是难于在学术上有大作为的。有些搞中国史的人，常常慨叹于“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原始材料，穷年累月，无暇他顾，所以对当代人的著作也就不免有些冷漠。而冷漠的结果，是孤陋寡闻，常走弯路。记得《吕氏春秋・察今》篇有几句话是：“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这里讲的“近”与“远”、“今”与“古”、“所见”与“所不见”的关系，主要是指人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对于读书来说，也还是有启发的。如果不关心今人对史事的研究，不努力从今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那末，即便“皓首穷史”，也未必能有所成就。
　　寿彝先生关于读书会的信，特意强调“交换对于新书刊的意见”，尤其是“对八一年新出史学书刊的意见”，认为“这对于开阔眼界，交流学术见解，推动学术工作，都有好处”。他的这些话，他提倡这样的读书会，正是他循循然希望我们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治学的道路上，不要走这种弯路，吃这种亏。
　　
　　“不捧场，也不挑眼”
　　
　　当代人读当代书，于自己的思想和治学无疑都大有裨益。如果能在读书会上对所读书刊发表一些看法，那末，对其他人也会有所启发。倘若再把这种看法写成评论文章，发表出来，那无疑会促进学术的繁荣。可见，开展书评，的确是很要紧的事。
　　然而，言之容易，行则难矣。寿彝先生常说：“我国的文学界就够脆弱的了，而史学界比文学界还要脆弱。缺少评论，缺少批评和反批评。有许多书是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出版的，但出版以后，没人过问，久而久之，湮没无闻。这种现象，是有碍于学术的繁荣的。”他说：“国外有些杂志，书评所占篇幅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这种形式，值得我们借鉴。”
　　学术上的繁荣进步，要靠评论工作来促进，光有出版物而没有评论，学术界的著作水平是很难迅速提高的。怎样开展书评呢？寿彝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他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新书，组织读书会。每次会议，可以以一部书为中心，大家发表不同意见。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他的优点，而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而不是挑眼。同这种读书会活动并行的，有关报刊可以多组织一些书评。”当然，读书会的形式和有关报刊的支持，是开展书评的重要条件，但关键还在于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赞扬，但不捧场；批评，但决不挑眼。目前流行的一些介绍性书评，似尚有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必要，而专题性书评，则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还需要鼓励、提倡。
　　寿彝先生对于他的这些主张、想法，并非只是流于空言，而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季刊，就把评论当代史家和史书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他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如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纪念陈援庵、顾颉刚二位老先生的文章等，对当代史家和史书也都有不少中肯的论断。有一次，寿彝先生带着热烈的情绪对我们说：“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学风：一部著作出版了，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我们研究史学史的人，更要关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自己的提高，而且对作者和广大读者都有益处。”我想，果能如此的话，那末，史学评论的发展一定会成为我国史学繁荣的先兆。
　　
　　“读书之‘读’，是有抽绎之意”
　　
　　开卷有益，这话固然是不错的。然而“益”之多寡，却又在于如何去读。善治学者，首先在于善读书。我们常说：“打算多读点书。”但对读书的“读”，却未曾深想过，这是不善于读书的一种表现。
　　寿彝先生说：“读书要下功夫，写书评也要下功夫。”所谓“下功夫”，不应仅仅理解为时间的延续和次数的增加，而是首先在于善读。他说：
　　
　　“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
　　“《诗・卫风・墙有茨》把‘不可读’列于‘不可道’‘不可详’之后，意思应比‘道’(道说)‘详’(详说)更深一些。《毛传》：‘读，抽也。’《郑笺》：‘抽，犹出也。’是有抽绎之意。这个古义，我觉得很好。《孔疏》以为：‘此为诵读，于义亦通。’这是孔颖达的浅见。”
　　
　　这是寿彝先生二十年前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则短文中的一段话，讲得精辟透彻、耐人寻味。当然，他对于读书之“读”的寻讨和阐发，绝不是由于对文字训诂发生了特殊兴趣，而是反映了他自己对于读书的认识、理解和要求。我们通常“看书”、“读书”，可能多是观看、阅览、诵读，而非“抽绎”。前者是一种省气力、少获益的读书方法。读书要能作到“抽绎”，即抽出要指，理出头绪，只有在真正理解了所读之书之后才能达到，而且要有概括和提炼的功夫；否则，是“抽绎”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难，这是当然的。但既要读书，还能怕难么！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关于读书的这些经验之谈，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
　　
　　一九八二年春节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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