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益的尝试 [知人论世的有益尝试]
时间：2019-02-12 05:50: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 在近代文献中间，章太炎的著，作最难读，向有天书之称。鲁迅便说过，他初见木刻本《书》，便点不断，也读不懂。前几年，我曾想系统读读《章氏丛书》，但就是因为感到断句难，训解难，读后似懂非懂。因此，只好掩卷叹息：要直接从原著了解太炎先生的风貌，在我等后生也许是种奢望了。自那时起，我就期望有好的校点注释本出现。去年十月，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刊行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急切地翻阅一遍，就感到这个心愿没有落空。
由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的这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给人的头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在“让人读懂”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章太炎的书难读，不仅在于他好用古字古言，也不仅在于他文必法魏晋，而且在于他的著作文字简约，引证浩繁，内容丰富，包罗极广。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佛老、诸子，西方近代的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在章太炎手里都变成驳难的依据，论述的佐证。据侯外庐先生统计，章太炎的论著所引及的中西古今思想家达两百多人。显然，对于章太炎的论著，如果不先从校点训释方面进行一番清理，那么所谓读懂也就不可能做到。选本的校勘是否精到，标点是否正确，对于读者是相当重要的。有时，所据版本一字之误，所加句逗一点之差，便往往造成文理不通，甚至闹出笑话。
这里不免要旧事重提。几年以前，章太炎的名著《书》中的《订孔》篇，曾经被当作批孔的作品而大大地行时。原因在于此篇引用过日本学者远藤隆吉评论孔子的一段话，其中曾说，中国“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许多文章都声称远藤在批评孔子，而章太炎在发挥远藤的结论。然而一读《订孔》便知，章太炎分明在批评远藤替孔子辩解。怎么发现的呢？据笔者所知，正是《选集》注释本的编注者在当时首先从《书》不同版本的对勘中发现，原来“咎在于孔氏”乃“咎亡(无)于孔氏”之误。勘正了这一个字，就使那一堆文章的有关立论统统站不住脚。现在的《章太炎选集》，就所选论著本的选择，原文的校勘来说，是近年来同类选本中颇为严谨的一部，这当然与编注者的一贯作风分不开。
再看标点。章太炎有个怪癖，就是他的论著，手稿上分明有圈点，在发表时却往往予以取消。这固然使古汉语水平不高的读者伤透脑筋，但也意外地成为检验研究者汉语根底的一种试剂。记得几年前，偶然翻阅某选本，见到内有一段话，选者是这样标点的：“古者于山之见荣茂草乔松之为煤者，未尝求于良工精材，虽求之而未尝致，非夫效汉阴丈人之假修浑沌氏之术也。其用未侈靡，则窳偷生而已足。”当时读了便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照标点来解释文意，章太炎似乎在说，古人不愿寻找好工匠好材料去开采好煤矿，或者想找而找不到。但是，要开采好煤矿，便不是“假修浑沌氏之术”者的作为，而想找“良工精材”而找不到，更非“窳偷生而已足”者的表现。据此看来，章太炎不是在前言不搭后语吗？这次看到《选集》也收了同一篇文章，我就特别注意这一节，读后方知当初冤枉了章太炎。原来，正确的标点，应该如此：“古者，于山之见荣茂草乔松之为煤者，未尝求；于良工精材虽求之，而未尝致。非夫效汉阴丈人之假修浑沌氏之术也，其用未侈靡，则窳偷生而已足。”何以见得这里的标点“正确”呢？看注释便知，章太炎其实在说，古人对于山里的好煤不去利用，对于好技术好材料虽加利用，却不去尽量利用，表面上在效法汉阴丈人的行为，实则不然，只是因为消费程度很低，所以对于生产技术也只求混得过去。可见，这里的上下文意是通畅的。
当然，任何一部选本，校点差错总是难免的。不过作为读者，总是希望选本的校点尽量少出差错，文理通畅，能让人读通读懂。笔者将《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细阅一遍，还没有发现有淆乱原著文意的差错。这大概也算显示这部选集质量的一种表现。
这部《章太炎选集》标明是“注释本”。古书今注不容易，疏释章氏著作更是困难。这项工作取决于编注者本人对原作者文意理解的程度。章太炎学识宏富，善于旁征博引，编注者也就需要通古今，明中外；不仅要了解古典、近典，还要了解章太炎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书籍、杂志的状况。再则，章太炎是有名的国学大师，《选集》虽然没有收录他的小学著作，但编注者却不能不了解他有关古文字音训的特见，否则很难把握他的作品本意。特别因为注释是项“笨功夫”，遇到疑难处，也不能象写文章那样绕个道，必须紧蹑原著者的步子，追踪原著者的思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可凭空臆断，强不知为知。一条注释，写出来不过寥寥数语，但局外人很难知道，它却往往需要花费“踏破铁鞋”的功夫。记得几年前，看到《选集》编注者注释的《菌说》稿，于原文提到的“礼敦根所著《人与微生物争战论》”，出注曰“未详”。这次再看《选集》，发现它却有了三行明白注解。据笔者所知，编注者一直为当时的这个“未详”不安，数年来随处留心，多方查阅有关文献，终于在上海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一份自然科学刊物上找到了出典。类似的例子，在编注者那里还有许多，这里不再逐一列举了。当然，假如要挑注解工作的瑕疵，也会有的。例如书中注释多数相当详备，既加今注，又引出处原文，但少数选文则主要是今注，且较简单，全书显得不平衡。不过总起来看，倘说这部《选集》注释本在同类的选本中相形见长，也许不算过誉。
编入《选集》的论著，包括论文、讲稿、序跋、函电和其它杂著，共六十九篇，另加附录八篇。其中在哲学方面，有《视天论》、《菌说》、《公言》、《原变》等反映章太炎早期的唯物自然观的作品，有《无神论》那样反映《民报》时期章太炎在宇宙观上摇摆的作品，有《齐物论释序》那样显示章太炎向唯心论转化的作品。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既有批评康有为研究历史违反实事求是传统的《征信论》，又有多少带着门户之见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说的《驳箴膏盲评三书叙》。章太炎对先秦两汉和清代的学术史下过很深功夫。《选集》在这方面选录了他的名著《论诸子学》和《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等文。这里面还有章太炎运用近代社会学观点研究古代民族同化史的《序种姓》，有体现他很早就受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影响的《读管子书后》，有他阐明孙中山“平均地权”设想的《定版籍》，还有他晚年总结祖国医学遗产的《论素问灵枢》。此外，就是表明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各个时期政治倾向的论文。由此可知，《选集》的确体现了章太炎思想的各个侧面。所收论著既包括已经得到人们公认的代表作，也包括一些人们很少注意而确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检论》中的《刑官》、《大过》，向被人们误解为“颓唐之作”而不予理会，编注者却认为是章太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新篇章而予以介绍，等等。
以上只是《选集》的横断面。倘若从纵剖面来看，编注者反映章太炎一生的思想的变化过程，重点放在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即从一八九五年写作《明独》起，到一九一六年《自述思想变迁之迹》为止的那二十年。《选集》收集的这段时期的文章，有五十余篇，占全书篇幅六分之五以上。倘若按着顺序一一看《与梁鼎芬绝交书》、致夏曾佑二函、《谢本师》、《致陶柳二子书》、《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纪元节大会上的演说》、《与人书》、《复吴敬恒函》、《再致袁世凯书》、《三致袁世凯书》、《自跋》等篇，鲁迅笔下的那位章太炎就会跃然纸上：“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说，这才是章太炎的精神所在。鲁迅是了解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的。看来，编注者认真研究过鲁迅所说的这种精神，力图再现章太炎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编注者也没有忽视章太炎晚年的悲剧，即鲁迅所说：革命之后，“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但编注者似乎不完全同意鲁迅关于章太炎晚年已“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的估计。《选集》所录一九一六年后章太炎的论著，虽然不到全书六分之一，却令人感到，这位曾自称“中华民国遗民”的老人，在主观上从没有忘情于时事，而且反帝爱国之心至死不渝。同时，编注者并没有为贤者讳。综观《自述思想变迁之迹》以后十几篇选文的“说明”，便可得知编注者对于章太炎后期在政治上的幻想和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企图实事求是地找出他陷于颓唐和一再失足的原因。
《选集》首次发表了章太炎的部分未刊稿，如致夏曾佑二函、致刘莫书》、《拒绝参加国难会议书》、《答张继》等，都是研究章太炎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但全书所录的未刊稿还不到十篇。有关章太炎的未刊材料应是相当多的，但本书的编选者并没有以“多”取胜，以“秘”哗众，如人们习见的那样。从《选集》所录的未刊稿来看，选文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材料罕见或难得，而在于看它是否能补足研究章太炎思想某些方面材料不足的缺限。让人感觉到，《选集》在选材方面，较为精当，编注者是具有眼力的。
不过，就选材来说，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有些重要的哲学论文，例如在《民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及收入《国故论衡》下篇那些涉及认识论的篇章，内容都很精采，文字则更象“天书”，这些文章《选集》未加反映。在目前极少有人能读懂这些论文的情况下，对它们素有研究的两位编注者未及择其一二注释出来介绍给更多的读者，是令人遗憾的事。
全书六十九篇著作均有编者的说明。这些说明，分开来看是一篇篇短论，合起来看则是首尾一贯的专论。每篇短论，不仅在文字上力求浅近明快，同文笔古实的原文形成有趣对照，而且新意时出。譬如，章太炎在武昌起义不久，就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著名政见，历来受到人们批评；况且言犹在耳，他自己又在组织统一党了，更可受到行不顾言的指斥。编注者却以为不然。《致武昌都督转谭人凤等电》一文说明分析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革命方面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而且内部派别纠纷剧烈，给立宪派和旧官僚窃取各地政权以可乘之机，“这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骤兴的革命军扩大盟友，扩大战果，不把力量消耗在内部纠纷上，而更多地用来对付困而未倒的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是否也有好处呢？”编注者虽然没做结论，但若再不加分析地将这个口号斥为投机或堕落，就显得未免有点武断了。
综观《选集》，可以看到，它不同于那种资料汇编式的选本，而是一种学术研究性的作品。编注者显然想通过这种特殊的研究形式，收到知人论世之效。鲁迅说过，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选集》的编注者力图说明章太炎的思想认识和思想矛盾并不是孤立的、悬空的甚或难以理解的东西，而是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否令人信服是一回事，但将它用于编注中国思想家的选集，则可以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尝试。
(《章太炎选集》，朱维铮、姜义华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一版，2.4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