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行板的文学之旅_中牟网文学板

　　作者简介： 　　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影视艺术博士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和电影学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六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先后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项，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一项，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两项。
　　高方方，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二○○九级硕士研究生。
　　
　　东紫自二○○四年开始，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山花》等刊物发表小说近二十余部，主要作品有《珍珠树上》、《天涯近》、《左左右右》、《我被大鸟绑架》、《显微镜》、《春茶》、《乐乐》、《穿堂风》、《白猫》等。二○○九年，《春茶》获第七届人民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乐乐》获第三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文学新人奖，二○一○年，《穿堂风》先后被《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白猫》被《新华文摘》等选载。一时间，东紫的小说创作打破了评论界、创作界的集体缄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果说，我们必须得对东紫的小说创作先给出一个总体印象描述或曰整体概述，那就是：东紫的创作是如歌行板的文学之旅，思想的沉潜和文学感觉的丰富饱满，使她用文字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她对人物命运有特别敏感的同情与体恤，尤为擅长在人性的善恶复杂纠结下，在生活的尴尬无奈中，在感情的微妙边缘处，描写个体生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遭遇，拿捏其灵魂深处的伤痛。其叙事方式纷繁团绕，情节生成九曲连环，艺术功力精湛圆熟，文字时而犀利冷峭时而缠绵悱恻时而杂花生树生动鲜活，总能够在近乎无事的日常中折叠出生命存在的苦涩，于生活庸常的细部揉搓出琐碎中的深刻，将那些在世俗中浸透了的灵魂，放进诗性境界里一遍遍打磨和抚慰，让爱和恨、苦和乐、痛和伤或在黄昏的夕阳里暗自幽长，或在清浅的水色中倾情动荡，或在暧昧的暗夜里悄然绽放，其中深蕴着一种坚韧而又绵软的生活质地。这种在小切口处对大疼痛的找寻，使东紫的小说摇曳出一种低徊诡异的风情。
　　
　　一、 日常生活的极端化书写
　　
　　东紫的小说很有点雷蒙德・卡佛（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的味道，他们都善于拣选一些淹没于日常中的小人物、小场景来铺展故事，进而探寻隐匿于人性内里的暗门，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些俗常中的细小微尘，最终撕裂成个体生命穿心而过的尖锐疼痛。但与卡佛精简冷硬的“极简主义”略有不同的是，东紫选择了故事呈示方式上“极端化”的繁复表意策略，在迂回曲折远兜远转的行文走笔中，力求穿透极为遥远极为漫长的心灵隧道，洞见岁月的遍地烽烟，触摸人性的尖锐划痕，感受生存的诡异梦魇。这种匠心独运的“加法”原则让平和的叙述质地多了几分摇摆中的平仄。
　　这种“极端化”首先表现在其小说人物的病态性上，这种病态不单单是躯体上的，还包括心理乃至灵魂上的，这一点当然和东紫本身药剂师的职业身份和工作环境相关。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简单恣意地去撕裂袒露，而是深究这“病态”内里的社会性因素，并将其与大众认同的所谓“正常”平置，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参照”，揭示出其中的复杂与微妙，进而对时代人性施以一剂猛药，引人深思。比如《老白杨树村的老四》（《山花》，二○○九年第九期），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老四是一个有着变态人格的“恋物癖”患者，他热衷于收藏并穿戴女人的奶罩、花衣和耳坠，男不男女不女，这种令人作呕的“嗜好”让他三位有着体面身份地位的哥哥倍感耻辱，特别是三哥更是将其看做“自己生命中的一盘臭狗屎”，恨不得将其置于死地，这股怒火终于促使他点燃了老四钟爱的“收藏”，而老四也在这焚毁的“火海”中抑郁而终。东紫将“变态人”老四和“正常人”三哥置于叙述的两极，既写出了老四形貌的丑陋龌龊，也述说了他丑陋背后内心的柔弱良善，既写出了三哥体面骄人的社会地位，也窥视到了其文明皮袍下残缺的“小”。老四因为精神的残缺而被边缘化为伦理之外的存在，在众人的哂笑和欺辱中本分而卑微地活着，他给“猴精”压煤球吃的是自己的力气饭，他为了给馋嘴的二小子讨一口吃食甘愿忍受别人的斥责和白眼，他将温柔和爱无私施予流浪的母子而不求半点回报，难道这样善良的人只因一点心理的怪癖就不配活着，就没有尊严吗？东紫打碎了“病态”和“正常”的界碑，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次沉潜心境进行伦理沉思的机会，但谁又能读得懂老四那双埋在“拖拉机里颠簸晃动”的“大手”里无人诉说的悲哀？小说由此敞开了对现实反映的深度和对人物心理挖掘的深度。
　　此外，《显微镜》（《人民文学》，二○○八年第二期）中那个有着严重洁癖的妇科医生印小青，也是一种极端化的存在，她的这种强迫性的“精神病态”同混乱凡俗的社会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对照中隐含着强烈的质疑和反讽。作者敏锐地抓住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存在的状态和背后的深渊，字里行间饱含着真诚的现实关怀和人文思考。印小青对传染病、病菌、不健康的食物有着天然的嫌恶与畏惧，眼里也揉不得半点沙子，即便对于自己最亲密的同事高辛辛她也不会纵容。她执拗地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原则，哪怕所有人都与她为敌也不改初衷。与其说她是一个有着“精神洁癖”的孤独“病人”，不如说她是一位敢于反抗日常流俗坚持本我的斗士，吊诡的是，一个坚守本我的人却成为了被流俗异化的个体眼中“异质化”的存在。这是作者的绝望，更是作者的清醒。
　　东紫还写了一些极具先锋意味的小说，比如《我被大鸟绑架》（《文学与人生》，二○○七年第三期）、《梦里桃花源》（《青春》，二○○八年第三期），在这些“极端化”文字的外壳之下袒露的是现实存在的无尽荒诞。《我被大鸟绑架》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个故事：“我”的故事和弹弓的故事，“我”作为一个有着“性幻觉精神分裂”的“准”精神病患者，成为了主导文本荒诞氛围的底色，也构成了文本外在的一种主题循环，即现代人对鸟类的虐待和伤害，已经打破了自然界的平衡，这种失衡状态很容易导致大自然的反击和报复，“我”的精神分裂就是这种“失衡”使然。弹弓的故事是嵌套在荒诞文本内里的真实故事，直指的是病态社会中当权者的荒淫无耻和堕落糜烂，弹弓本是环保局一名勤勉的员工，其加班加点的工作热情却招致了局长的反感，百般困惑中才发现办公楼原来是局长调戏女员工和秘密偷情的据点，愤怒之余其用弹弓射伤了局长罪恶的下体，当场被抓获后，局长为保住自身颜面将弹弓诬蔑为“性变态”，免除了刑罚的弹弓却成了安慰院里唯一清醒的孤独“守望者”。“我”在荒诞精神幻象中感受到的“真实”，与弹弓在现实社会存在中遭际的“荒诞”，形成了一种互涉缠绕的“两极化”审美张力，也让日常生活在表意方式上多了一种阐释生发的可能。
　　《梦里桃花源》（《青春》，二○○八年第三期）则是一个充满悖论意味的文本，作者用一种恐怖极端的方式颠覆了人们对于“桃花源”的幻想。这篇极具寓言色彩的小说披露了看似繁华富足社会中“人吃人”的悲剧，和当权者对“底层民众”视听的蒙蔽，以及当权者对那些在“铁屋子中尚未沉睡”的清醒者们的精神压制与迫害，这就很有点鲁迅笔下“吃人”社会的味道。但难能可贵的是，东紫还将“清醒者”划为了三类，即作为“启蒙者”存在的干枯人、“觉醒者”饱儿以及“妥协者”二嫂，这种划分加深了文本内部的撕裂感。“压迫者”之于“清醒者”的打压与“清醒者”内部的徘徊纠结，既加速了文本的叙事频率，也让小说有了更为深邃的思想力度，既是现实生活的隐喻，又是未来世界的寓言。
　　正是这种极端化的叙述策略赋予了东紫小说平和文字表意的审美张力，让琐碎的日常病痛在充满新意的曲折书写间平添了几分隐秘的深刻，不仅有效规避了虚无主义的时代病，也使得先锋文本的强势语流因为紧贴日常母题而有了经久站立的耐力。
　　
　　二、晦暗人性背后的暖色温情
　　
　　东紫虽然有着医师犀利独具的眼光，也着意于人性异化背后精神黑子的呈示与剖露，但是她并没有为求得文本的感官刺激，而去恣意撕裂践踏异化灵魂的血肉与鲜血，而是将理性审视和情感投入杂糅一体，以内隐的暖色温情和人文关怀，抓住大时代中的小细节，选择在一个细微切口上小心翼翼地加以缝合，以此来疗救病变肌体挣扎异化后的苦涩。
　　《白猫》（《人民文学》，二○一○年第十期）将关注的视角投注到了一个离异的单身男人身上，故事中的主人公“我”与妻子离婚后，与儿子之间一直存在隔膜，很少外出也绝少和别人打交道，封闭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只是在茫然落寞中企盼儿子能够多来看看自己。儿子高考之后来“我”这里小住，为拉近同儿子的关系寻找共同的话题，“我”遵照儿子临走的嘱托收养了流浪的白猫，在照顾白猫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受到了白猫的灵性与温暖，也在与共同关心白猫的邻里的交往中，打破了原先单一孤独的生活方式，然而白猫的失踪又击碎了这种相对的平衡，“我”也在对白猫寻找的无果中倍感失落，白猫“妃子”黑猫的蓦然出现，又接续了白猫爱与温暖的传递，慰藉“我”孤寂心灵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亲情的珍重，并给了“我”主动付出爱意弥合裂隙的勇气。面对现实生活中离异家庭这一常见的书写母题，东紫并没有选择去窥探引发不幸婚姻的缘由，而是抓住了破碎中孤寂个体的心理隐痛，并以一只白猫的走进走出来经营故事，这看似游移旁逸的情节却成为了引逗主人公敞开自我情感的“制动阀门”，而文本终了黑猫对白猫爱意的传递与接续，不光给白猫皴染上了救赎的神性与存在的神秘，还急速推高了文本的温情热力，让我们懂得了只有主动地付出与给予才能弥合破碎的亲情，才有召唤其复归的能力。
　　《天涯近》（《人民文学》，二○○六年第六期）则讲述了“富二代”大宝与底层贫困青年丰雨顺的友谊，大宝生活在一个被金钱异化的家庭里，父亲的忙碌冷漠、继母马丽歇斯底里的咒骂以及女佣玉儿的恭维敷衍，让他渐渐失去生活的动力和热情，常常为自身被物质奴役的肉体深感悲哀，甚至盼着有人能找他打一架，哪怕遍体鳞伤起码也能感到麻木躯体还有疼痛的欲望。一次偶然的机缘，大宝在路边摊上结识了身处底层却快乐、真诚的丰雨顺，从他身上大宝渐渐明白了“有钱并不见得快乐，也不见得高尚”，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有梦想、能奋斗、肯奉献的人才会快乐，生活才会有意义，于是大宝逃脱了那个囚禁灵魂的豪宅，搬进了丰雨顺摇摇欲坠的破楼，默默感受贫困中的踏实和简单中的快乐，而后雨顺妻子安文文只为爱情不求金钱的下嫁，雨顺父亲罹患癌症却执意让儿子把钱赠与临床血癌病人的举动，都让大宝在底层贫困的苦难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美好，进而实现了自我个体奇迹般的裂变，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救赎和生命的转机。
　　《乐乐》（《中国作家》，二○○九年第十一期）主要讲述了一个游离于婚姻之外的“多余货”――私生子乐乐的故事。风流倜傥的卫生局局长秦城四处留情，引起了妻子黄芬芳的嫉恨，在一次激烈的口角之后意外发生了，秦城的眼睛在妻子猛打方向盘的气愤中永远丢失了，成了面容可怖的“独眼”，前途没有了，鲜花、掌声连同女人们的赞美都一同消失了。于是，秦城开始报复，他和肮脏的妓女鬼混并生下了私生子乐乐，但是这个幼小的生命仅仅是其手中以供泄愤的工具，谁也没有要为她的存在担负责任的热情。乐乐像一块破抹布一样先被扔给亲戚张梅，而后又转手甩给热心肠的牟琴。故事到了这里才有了些微的光亮，叙述的调子才温暖起来。乐乐的到来虽然给原本就贫困的牟琴家带来了经济的负担，然而更带来了许多欢乐，懂事的乐乐把张梅叫做“妈妈”又叫做“奶奶”，将丈夫武立国叫成“爷爷”，把他们的儿子高中生武强又喊为“爸爸”，颠倒错乱的称呼让这个平静呆板的家庭充满了错位的滑稽谐趣，也隐晦折射出了没有归属感的乐乐自我身份难以确定的悲哀。然而好景不长，一份匿名举报信让黄芬芳误以为是牟琴居心叵测的敲诈，于是将乐乐强行送到了乡下，思念孩子的武立国和牟琴先后来到乐乐被弃养的乡下，却无法将其带走，武立国撕心裂肺的跪拜和牟琴被拳打脚踢后的哭诉让人读来动容，又禁不住对黄芬芳夫妇的冷漠深感愤慨。东紫以身临其境的诚挚，既划开了道貌岸然者人性深处的晦暗和肮脏，又在点滴间细密浸润了平凡人的爱与真，那句充溢暖意温情的 “无法阻挡”的承诺，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和相信，遍体伤痕的乐乐也许有一天或者说肯定有一天将不再感到悲哀。
　　《穿堂风》（《山东文学》，二○一○年第十一期）展示的是当代人在婚姻情感方面遭遇同性恋与婚外恋的尴尬处境。实事求是地说，关于婚外恋许多小说都已描写过，关于同性恋也有一些小说揭示过，而且其中很有一些写得相当深刻，但在一部小说中同时涉及同性恋和婚外恋的还真是较少见，尤其是写父子两代人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婚外恋更是绝无仅有，东紫却就敢将二者纠结在一起写而且写得很好。作品讲述了一对父子殊途同归的悲剧故事，父亲王舟因同性恋而无法坦然面对家人而自杀，儿子王子丹因婚外恋遭受家人的鄙视而自杀。《穿堂风》揭示了人类孤独生存的本质，从古至今，知音难求，这种孤独使人渴望倾诉，倾诉后他人的漠然和故作理解的姿态却使倾诉者陷入更大的深渊，所以人们像突然受惊的蚌一样，微微张开的蚌壳马上紧紧关闭，隔绝了外界，封闭了自己。这种自我毁灭的状态最终指向了人类悲剧性的命运。
　　《穿堂风》讲述了当代人的悲剧性命运，提出的却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人生存的本质孤独。东紫给了一个没有出路的结局，这种宿命似的悲观情绪流露出对现实不自由人生的不满和无奈，《穿堂风》的价值不在于给出解决问题的策略，而是引领我们反思，去追问问题出现的原由。众所周知，在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婚恋观对婚姻爱情的基本要求一是异性之爱，二是相互忠贞，这在自由的追求爱的过程中当然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性别对真爱而言是否不可逾越？同性之间的超乎友谊的爱恋是否应该给予理解甚至支持？没有了爱的婚姻依然要求对方忠贞是否称得上是真正道德的婚姻？这些极为敏感问题的提出，表明了东紫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与情感自由，关注人的复杂生存状态及其情感纠结的深刻现实关怀和人文情怀。更为可贵的是，东紫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作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体察当事人的真实心境，使读者也随着当事人一同流泪，一同纠结，一同沉醉，一同叹息。这种看似置身事外的第三视角叙述实则浸透了作者的血泪，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王舟、王子丹父子的同情和对其最终悲剧性命运无可奈何的叹息。
　　东紫这种“忧伤而不绝望”的书写姿态，生动诠释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语）的宽厚与包容。让我们在目睹现实困顿，洞悉人性晦暗的时候，因为有了一份暖色温情的承担，而有了抵御生命荒寒的勇气。
　　
　　三、多线索的辐合式结构
　　
　　东紫的小说在结构上往往给人一种错综繁复的审美惊艳，她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平铺直叙的路数，着意于情节故事的多线头编织爬梳，总能让读者在其悉心营构的情节调度和人物进出间获得一种独异的阅读体验，而文本也在这种诸多线索时断时续的左右行进间，有效丰赡了自身的审美空间。
　　《珍珠树上》（《人民文学》，二○○四年第八期）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诸多线索的典型文本，故事的起因是一楼住户叮当爷爷发现有人往他珍爱的珍珠树上扔安全套，围绕这样一个小切口的事件，作者借助叮当爷爷这一执拗的“制动阀门”，顺势勾画了不同楼层住户的生活样态：二楼刘大强夫妇因家中少掉的一只安全套而彼此猜忌，为撇清嫌疑开始对上高中的儿子旁敲侧击，当他们从儿子口中听到一番之于“性”与“安全套”耸人听闻的开放论道时，又面面相觑忐忑不安；三楼住对门的章念和程西原本是一对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因为一次职位竞聘反目，章念的老婆为报复程西的不义，故意将房事之后的安全套丢到珍珠树上，借此来羞辱程西的阳痿不举；四楼的女大夫和楼下的章念发生了一夜情，事后的安全套被女大夫装进蓝色信封以作纪念，却不巧被多事的叮当爷爷发现，丑闻败露；而五楼的女孩又是个同性恋……究竟都有哪些人扔了那“十八个”安全套？到叙事结束的时候我们依然不得而知，或者说这多条线索并未每条都在最终扯出一个明晰的结局，但从中却使读者窥视到了楼层各色住户人性的扭曲与变异，也看到了潜藏在每个人身体里的那种撒旦式的破坏力。诸多线索交织缠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揭破一个真相――原来在生活的常态之下，竟随处掩映着吊诡和怪诞。
　　《左左右右》（《人民文学》，二○○七年第四期）主要以姚遥和岳非两条叙事线索的穿插交互讲述成文。故事中的姚遥原本是一个铁路医院的护士，因为一次和已婚男子“柚子”的幽会，误了岗位调整动员大会而被贬到荒凉的“爪哇”铁路工务段卫生所；岳非原是铁路段机关一个有着极好发展前途的宣传干事，却因为一张“莫须有”的做爱图，也被发配到了“爪哇”，这样两个并不相干却同样被遗弃的人开始了一段“相互温暖”的“旅程”。在岳非和好友麦乐乐的帮助下，姚遥认清了“柚子”的本质，缠绵情话的背后不过是一个想以“婚外情”打发寂寞的情感骗子，走出了荒诞爱情的姚遥又成了岳非倾诉“冤屈”获得情感支撑的“盟友”。然而就在众人刚刚开始意识到岳非是被冤枉的时候，他却绷不住内心的压抑精神分裂，最终在癫狂“获释”的兴奋中触电身亡，给人留下一串叹息。文本最后姚遥选择在段机关的大门外静坐示威，为含冤而死的岳非讨回公道，哪怕仅仅就是一句“对不起”……姚遥和岳非是故事的两个核心，或交叉或顺延或回忆的故事线索交汇成缠绕两个核心的丝线，随着丝线的错综交结，文本的叙述节奏渐渐加快，人物的形象也越来越立体起来，初设的情节经过耐心铺排打磨之后，作者又转而对事件疑点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回溯澄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多线索向内辐合的结构模式――即在诸多纷繁情节事件的编织爬梳之后，又将其回复到一个完整圆润的整体上来，这种非一任“聚合”的“外扩式辐合”模式大大增加了文本的张力，但是这种“闭合式”的结构模式又对小说进行了无意的“封闭”，让文本无法自由“敞开”。
　　《春茶》(《人民文学》，二○○九年第七期)则以几盒价格不菲的“茶叶”作为小说的制动因子，讲述了一段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而在引爆情感波澜的节点上，作者却又笔锋回转，将婚恋矛盾敷衍成了办公室复杂人际的博弈，环环相扣，直逼人性的内里。主人公梅云是家人、同事公认的好妻子、好母亲，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女人，却和一位其貌不扬的高官发生了“一夜情”，一句逢场作戏般的“傻丫头”就让梅云的情感防线完全溃败，看似荒诞戏剧的一夜风流，却道尽了现代社会里中年女性的精神空白与脆弱。小说的开头极为巧妙，作者仅用“买茶”这一个场景，就将梅云情感世界中的三个男人推到了前台――梅云的丈夫，暗恋梅云的茶商乔道，和梅云发生“一夜情”的神秘高官。而当梅云购得春茶准备去邮局寄茶时，因为没有合适的包装箱只好将茶叶的包装褪掉，褪掉的茶叶盒却引发了办公室的人际纠葛：梅云将包装盒放在办公室的库房，而恰被领导发现，误认为是平日的“进贡”，于是大家心照不宣瓜分了事。处长将茶叶送给了副局长，同事赵有亮为晋升又将茶叶送给了局长，另一个同事李娜则将茶叶作为缓释家庭关系的良方送给了公公，人性的复杂幽秘，人际的暧昧虚伪成为文本的叙事潜流。而当众人发现茶叶盒是空壳的时候，立即引爆了文本，人人为自保都变得忧心忡忡，让原本缓慢的叙述节奏登时变得紧张起来，在巨大叙述张力的作用下，梅云的“地下情”也浮出地表，当梅云的丈夫焦稳从乔道口中得知隐情时，诸条线索聚合在一起，故事达到了高潮，叙述也戛然而止。叙述线索的紧密罗织和制动道具的时隐时现让整个文本在纷繁涣漫中有机缝合，婚恋和人际纠缠的背后，作者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孤独女人那“半只水袖”的幽婉叹息。
　　《被复习的爱情》（《山花》，二○一○年第十期）则围绕梁紫月的婚姻危机这一主线展开，中间夹杂着其闺蜜箫音、辛如、张燕的婚姻爱情故事，她们的生死契阔、爱恨情仇，在作者笔下既横面荡开呈散点透视，又紧扣主线纵向推进。事件的起因是怨妇梁紫月不满丈夫陈海洋婚后的冷漠，以及其敷衍了事的“性暴力”，于是离家出走开始了报复式的“冷战”，三个闺蜜前来安慰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三段故事：辛如为负担肾衰母亲的巨额医药费嫁给了大她二十岁的老男人，成了被钉死在豪宅中的金丝雀，不光沦为男人手中展示高雅美丽的名片，甚至为避免财产纠纷而被强迫吃避孕药；一直以梁紫月的爱情故事为楷模的张燕，则甘愿在幕后当了整整八年的小三，在婚姻围城中难以突围的男人一遍又一遍的许诺声中，红颜老去却依然执迷不悟；而箫音则拒绝爱情拒绝婚姻，认为爱情不过就是用来发泄生理欲望的借口，其绝望源自幼年时候破碎的家庭，以及一出报复式的乱伦使然。最终，箫音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完成了灵魂的解脱，“出轨”的梁紫月则在怀孕后折回到了家庭，但是这异化扭曲的孕育则在文本的末梢上被作者判了“死刑”。这是作者对于梁紫月“一夜情”的惩罚呢，还是作者又给了文本主人公一次重新经营爱情与婚姻的机会呢？小说虽然并未说破，但我们从这被异化了的五段婚姻内外情事中，读到了情感围城中人们的徒劳挣扎，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苍白与灵魂空虚也得以尽显。这三段故事穿插点缀在主人公梁紫月与初恋牛扶的旧情重温上，横向平铺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简约与繁复、细密与疏朗、静态与动态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结 语
　　
　　或许，相较于同辈其他作家，东紫小说的创作量并不是很大，创作近十年来，二十余部中篇的速度，很容易让一个作家在这样一个文字编码堆砌的时代迅速沙化，但是东紫依然选择用如歌行板的姿态来坚守其对文字的虔诚与敬畏。她曾经在创作谈中这样说道：“在越过越恐慌的日子里，我选择把自己的生命拷问成了一只悲伤的口袋。”在这一只只“悲伤的口袋”里，我们读到了一道道生活的暗门，和盘附于人性隐秘角落中的晦暗，但是我们也在一段又一段接续着的悲伤中读到了救赎的温暖与热力，以及那远逝良知回归的可能。
　　
　　（责任编辑：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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