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_我师夏衍

时间：2019-02-16 05:33:4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我师夏公，师其艺，更师其义。　　艺者艺文，尤其剧艺，是我一生从事的事业，社会事业。　　义释多元亦一元，是正义、道义、主义，是我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理想。
　　我生于一九二一年，成长于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交错的三十年代中国，上下左右而求索，苦读被视做洪水猛兽的书籍。夏著《包身工》，夏译高尔基的《母亲》，以至《赛金花》《秋瑾》《上海屋檐下》……均是我少年时重要的启蒙读物。我辈三十年代青少年，身处受压迫被侵略的不平国土，必然地这样或那样地靠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追随之亦不免时而困惑于彼时彼地的路线之争。
　　那时候，我们早就知道夏衍是文化战线上的一员干将，是左翼、左联先行者之一；后日却常被扣上各色的右的帽子，如“四条汉子”“夏陈路线”乃至“老头子”“祖师爷”等等。今日盖棺论定，确是赤诚汉子，遵循的路线多属正确，一向“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对后辈善于引导，戏称个“老头子”或“祖师爷”也是恰如其分的。
　　我得识夏公本人迟在一九四三年春，我于一九四二年岁末离开上海舞台投奔重庆剧坛。在上海同台的地下党员岱云交到我手一笔旅费，说是蔡老板蔡叔厚从重庆汇来的。我已经懂得蔡老板者是为了党的事业仗义疏财之士也。抵重庆我就投奔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艺术剧社。领导人是从沦陷的香港撤退来渝的于伶、司徒慧敏、宋之的诸前辈，对外则是身份既复杂又单纯的金山，内部有形无形的核心夏公也，直通“红岩”。
　　我此时在上海已经是个和石挥竞争的名演员，到了重庆，人生地不熟，安排试用并管道具。当时自己年轻，也无所谓。不数月，剧社在北碚歇夏，忽然内部乱起，我只见蓝马砸碗，金山发吼，沙蒙出走……后来就关门开会了，我这试用的当然未得入门。现在想来也只是内部的小小的一场路线之争。只见年高德劭的夏公到来了。当时我心目中的夏公已经是位可敬的老人了，其实他才四十来岁，比我们现在还小的多。事后传言，夏公说我不以试用为意，态度颇佳，应正式起用云云。随后我就补了沙蒙去延安而出缺的学术部长，演剧上也渐得发挥。我这山城二载可说是自己演剧生涯的重要阶段，见载于夏公的《懒寻旧梦录》及致姜德明书《关于诗》谈到《戏剧春秋》在重庆的演出：“当时名角如林，特别是黄宗江一个人扮了三个角色。”我做为一个艺人当然是感到知遇的，但我更感到相知的尚在诗外，剧外。
　　偶在剧场后台，我上了装正在等待上戏。夏公常是那样默默地出现。他坐到我化装座旁，给我一封长信看，是张骏祥从成都寄来的。又一次是一封柯灵从上海寄来的。所述均为当地戏剧演出情况。我一再听到夏公轻叹：“多好的朋友，同志！”我感到这些书信来往，不尽是相濡以沫，而是这两位当时的“民主人士”，向党的“汇报”。夏公在周围团结了多少人！
　　除后台外，我又时见夏公于当时重庆唯一的心心咖啡馆。那里常有文人报人聚集闲聊。我记得的有徐、杨彦歧、万枚子……诸君，可说是诸多不同政见者。常见夏公娓娓而谈，极其平易友好，真诚待人。具体谈什么，我早就记不清了。但我那时就感到如夏公者是真正理解并执行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真诚乃得统一于同一战线，而不是有些人那样把“统战”视做虚与委蛇。
　　一日，剧社学术部请心理学专家丁瓒来讲演，由我主持。开讲前夏陪丁来了，并邀我一起在附近小馆吃早点。夏公说起很多人与事是想不到的，如臭名昭著捧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中的杨度后来居然成为我党党员。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我真感到我党的博大，有着心胸博大的党员如夏衍。(后来我也不免想到丁瓒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夏公有时还会说起“某某是小特务，我已经警告他不许捣乱”之类。
　　夏公在生活中常是一语解纷的人。四四年夏我离开了以金山为首的剧社，参加了以张骏祥为首的剧社。我告别金山，一言不合，还在剧社正在跑码头的五通桥桥头大吵了一通。回到重庆，我先去见夏公，夏公微笑，淡淡地问起：“和金老虎吵了？”我顶了几句：“他还是前辈呢！……”夏只莞尔一笑，我亦释然。我曾见金老虎、阿丹辈在夏公面前口出不逊一如顽劣儿童，夏亦莞尔耳。夏公在我们后辈中常是并不多说，只一言一笑就解了我们之间儿女的、友情的、乃至政治上的积怨。他虽在艺文上、新闻上、政治上均是长者，却从不传教、说教，仅以身教。其形象、行为使我感到夏公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位共产党人。这一人情味常被指责为右而又右。
　　在此大段抄录夏公《懒寻旧梦录》最后一节，共温之：“我们也认为封建这座大山早已被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一九五七年以后，人权、人格、人性、人道都成了忌讳的、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于是，‘无法无天’，戴高帽游街，罚站罚跪，私设公堂，搞逼供信，都成了‘革命行动’。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点。我还是以屈原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本书的结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十年前，夏在自己的回忆录的最后，写下了这一段，真是此一世纪老人出自肺腑的结语。我辈当追随求索。
　　一九九○年金秋，在夏公故乡杭州召开了夏衍研讨会，时尚不无阻力。我发一言，称夏公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日本友人、夏衍研究并翻译专家阿部幸夫教授激奋地说：“我同意黄宗江同志的话，夏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想我们均无意讥讽谁是假的；谁若自己认领，其必是真正的假的了。《懒寻旧梦录》中还提到“假如说‘金无赤金’，那么，田汉是一块九成以上的金子。”亦夏衍也。
　　解放后，我投入军中从艺，和夏公便少直接接触。但所有我写的电影剧本均呈夏公过目，必得其详加批阅，我珍藏之有如老师批改的儿时作业。五七年反右时，我的首长对我说：“你也够呛！我们研究过，你过去在白区和夏公在一起，算了！”我事后戏言：“吴祖光沾夏衍光成了右派，我是沾夏衍光成了左派。”这大概是因为夏在军中文艺界尚无积怨，我此戏言还是有些依据的。当然，我仍在劫难逃。文革前整夏衍时，我暴露思想说夏衍是悲剧云云，后被上纲为“社会主义有悲剧”，写进定罪结论。文革之初，我的第一顶帽子就是“三十年代反动文人”。我不免辩解：“我少时便读过夏著等，可称反动儿童，称反动文人太高了。”他们自是不依不饶，我只得勉称自己“四十年代参加了三十年代反动营垒。”的确是营垒，却是革命的。四人帮有一点没说错：是以鲁迅为首的。
　　文革后第一个春节，我和赵丹等同去给夏公拜年。辞别时，夏公拖着一条打断了的腿送我们出门，握我手说：“少壮派！好自为之。”斯时我答：“夏公，我也年近花甲了。”夏公莞尔一笑：“对我，总归是少壮派。”好一个“总归是”，此后我乃常以永恒的“少壮派”自居自励。
　　每逢九九，夏公诞辰，常和几个知交去给夏公拜个寿。平日则很少登门，自谓不干扰便是尊敬。我师仙逝前约一个月，我的剧本选在岁月蹉跎中终于出版了，包括戏剧戏曲卷，恩师曹禺赐题《舞台集》，和翻译改编卷，恩师佐临赐题《嫁接集》。连同另一卷较早出版的电影剧作选，恩师夏衍赐题《单枪并马集》，一并送到医院，夏师床头。这自是一种汇报。妻和我一起去的，并约了常去问候的书史公姜德明引路。随后钱辛波、钱宁父子也来了。我妻拍了照，不幸相机失灵，深憾。我已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后见二钱发一文，提到夏公说，有些人出书跟砖头一样重，成心不让人看。妻说多半就指的是我刚送到枕边的那本厚达667页的。我其实也并未奢望他老人家真地卧榻翻阅，只想到他枕边曾放过我这样一块重重的砖头，足慰平生矣。那天夏公声音已微弱，只对我又是莞尔一笑，说了句：“侬还满活跃”。在一旁的注释家姜德明便感到这是对我的极大的鼓励了。就是：我永远铭记恩师遗言赠语，做一个“总归是”的“少壮派”，继续“活跃”至终，师法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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