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悲剧命运] 芝加哥大学音乐系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院长赛勒(Richard P. Saller)提议,要将社会科学院所辖的教育系清除出去。赛勒的计划很快在院里及校方获得通过。消息公布后,引发了巨大争议,上千封抗议书乱箭齐发般投向赛勒。
　　连远在澳大利亚的系友安德里克(David Andrich,时任西澳大利亚大学教育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都发来公函说,得知消息,整个澳大利亚都感到震惊。安德里克难以接受,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重视教育,将它作为合法的研究领域,芝加哥大学又恰恰是这一潮流的伟大先驱,怎么忍心将教育系驱逐出去。一些颇有分量的本土系友则直接将矛头指向赛勒,声称赛勒抨击教育系学术质量低下纯属污蔑,他的一系列言行是在制造无法弥补的灾难,校方应为这一错误举动公开道歉,并就教育系的未来重新制定计划。
　　这些抗议给赛勒带来了不少麻烦,却改变不了赛勒的决心和芝大教育系的命运。一九九七年,赛勒的计划开始实施,教育系的教师与研究生被告知,必须在四年之内离开芝加哥大学,到二○○一年,这个由杜威创办的百年老系就会从芝加哥大学彻底消失。确实如此,今天的芝大社会科学院只有人类学系、比较人类发展系、经济系、历史系、政治科学系、心理系、社会学系和社会思想委员会。教育系消失了,时间已有八年。
　　遥想当年,芝加哥大学刚建立不久的时候,教育何等受重视,首任校长哈伯从一开始便计划要在芝加哥大学创办教育系。哈伯之前曾在芝加哥教育局效力,对教育颇有感情。受命组建芝加哥大学后,追求一流学术且试图对社会变革产生巨大影响的哈伯更是希望自己的大学能与芝加哥甚至整个伊利诺伊州的中小学体系建立紧密的合作。为此,哈伯总是喜欢游说教师及教育家团体将他们的会议放到芝加哥大学来举行。
　　一八九四年杜威的到来加快了芝大教育学诞生的节奏。杜威当时也只有三十五岁,哈伯起初并没将他列上“挖人”名单。想尽快先把一流的哲学系创办起来的哈伯希望得到的是詹姆士、桑塔亚纳等美国哲学界资历最高的几位大人物,但这些人不是不愿离开哈佛,就是有康奈尔大学校长、布朗大学校长等更风光的学术职位等着他们,而拒绝了新近创办的芝加哥大学。无奈之下,哈伯才将目标转移到了最被看好的哲学后起之秀杜威身上。
　　杜威来后竭尽全力满足哈伯对他的每一个期望,尤其是出版《逻辑原理研究》(Studies in Logic Theory),让哈伯非常满意地看到美国有了自己的哲学,而它诞生在芝加哥大学。许多哲学家都认为杜威不久就会取代詹姆士成为新一代哲学领袖,心理学家也认为杜威的工作为研究人的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杜威还积极投身当时热火朝天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在这方面,他亦被视为核心领袖之一。这些都让哈伯兴奋不已(Martin,J. 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205―206)。但杜威的名声越来越大之后,哈伯又担心他会被哈佛、哥大、康奈尔、密歇根等竞争对手挖去,何况杜威与这些大学都有交情。哈伯因此试图干涉杜威行踪,两人关系逐渐紧张起来。一九○四年,杜威辞去所有职务,转到待遇更为优厚、行动也更自由的哥伦比亚大学。
　　之所以介绍芝大教育系初创之际的情形,是为了说明教育系(教育学或教育学院)如果想在芝加哥大学立足,或者更进一步说,倘若教育系的命运掌握在哈伯这样的学术精英手中,就必须拿出足够的实力――要么能在学术界占据一流地位,要么与中小学体系建立起紧密联系,引领中小学教育改革。杜威的离去显然会影响芝大教育学在全国教育学界的地位,不过,教育系在芝大的发展机会犹在,因为芝大仍旧重视教育,希望扩大对中小学的影响,教育系即因此扩大成了独立的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
　　但到一九三○年,教育学院又被校方关闭了,其理由是不想让教育学院独享训练教师的特权,让其他学术科系也能参与教师教育,并认为这样做,还可以促进芝大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进而提升教育学的学术水平。希望教育学能像日益崛起的社会科学那样,给芝大带来学术荣耀,乃是芝大更在意的目标。
　　原有的教育系因此被纳入社会科学院。此后一段时期,文科方面最让芝加哥大学感到骄傲的无疑是斯莫尔、托马斯、帕克、弗斯等社会学系的几员大将,与他们同处一院的教育系也因此沾染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术风格。上世纪五十年代,教育系迎来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二战”后专门资助复员军人上大学的联邦拨款,“婴儿潮”一代到了入学年龄,中小学规模扩张,教师待遇提高,福特、卡耐基等基金会的教育赞助热情高涨等等,都为教育系开辟中小学教育阵地提供了绝好背景。
　　虽然就与中小学教育界的关系而言,芝大教育系远不如名气更大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后者培养的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在数量上高居美国第一,所以无论哥大其他学科的学术精英如何批判,都无法左右师范学院的命运),但芝大的牌子在,教育系还是可以从全国新一轮的中小学教育扩张中获得不少发展空间。芝大方面甚至觉得单单一个教育系实难承担历史重任,于是成立专门的教育研究生院。如此一来,芝大不仅有教育系,而且有教育研究生院,教育学在芝大的地位被抬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而且两大教育学机构还有不错的分工,前者致力于与社会科学融合,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角度不断开辟新的教育研究,后者侧重于培养中小学教师。
　　好日子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终结了。“婴儿潮”一代从中学毕业了,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中小学校与教师,芝大在日益萎缩的中小学教师教育的市场竞争中感到力不从心。对芝大而言,更适合的乃是在学术领域追求一流成就与荣耀。一九七五年五月,芝大宣布解散教育研究生院,只留下“社会科学化”的教育系,继续归属于社会科学院。就学术取向而言,七十年代初的芝大教育系依然存在优势条件。芝大竞争对手在发展“学术化”的教育研究时,往往也会采取向社会学、经济系或历史学靠拢的方式(此即七十年代由芝大、哈佛、哥大和斯坦福发起的教育学“社会科学转向”)。在这一点上,芝大教育系具有哈佛、哥大、斯坦福等大学的教育学院所不具备的便利体制条件,因为芝大教育系就在社会科学院里,很容易吸收全国一流的社会科学。
　　与此同时,芝大教育系的教授们也更喜欢栖身象牙塔,不愿和中小学教师周旋。所以取消教育研究生院时,他们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们关心的是社会科学院仍保留教育系的一席之地,可以让他们继续从事“学术化”的教育研究。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取得能给芝大带来荣耀的学术成就与影响,否则便会面临生存危机。就此而言,芝大教育系的压力又大过其他大学那些独立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生院。芝大教育系归属社会科学院,看上去是很“学术化”,也着实令哈佛发起“社会科学转向”的教育学家羡慕,可其中的难处却被芝大教育系的教授们忽视了。
　　毕竟他们不像杜威那样。杜威的学术本职是哲学教授,并且是全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只是其哲学试验的一个途径,以他的学术地位来研究教育,自然可以在美国教育学界占据高位。芝大七十年代教育系的教授们虽然栖身社会科学院,却没有谁能在社会科学界获得重视;在自己所属的教育学界拼搏事业,又会因为“单位”太小,只是学院下面的一个系,难以和规模均远为庞大的哈佛、哥大或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院展开竞争。芝大又总是要求自己的学科至少能在国内学界排名数一数二,可小小的芝大教育系如何能把美国教育学界的几大教育学院挤掉,拿到数一数二的地位?
　　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人类学教授能做到这一点,经济学教授更是可以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到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教授曾努力吸收社会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但终归无法在社会科学院世界级学者云集的激烈竞争中,拿出能让芝大重视的荣耀。芝大教育系有些“非主流”学者(比如施瓦布)曾觉得“学术化”的路线不对,认为应该转向中小学的教育实践领域寻找机会。不过,这样的想法即使能成为教育系的主流,同样需要组织起规模可观、阵容强大的教育学院,才可以和其他名校的教育学院在全国中小学教育改革论坛上展开较量,不然亦只能在地方小打小闹。
　　问题在于芝大教育系已失去同中小学的联系,向芝大要钱扩张也非常困难。总之,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教育系就已显示出了要从芝加哥大学消失的迹象。由此来看,她在芝加哥大学,在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和经济学系的耀眼学术光环的刺激下,还能继续存活二十年,倒像是一个奇迹。当然,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由“终身制”造成的,获得终身教职的人只要自己不离开,就可以继续待下去。不过,一旦技术上没什么困难,外加上级主管是那种苛求甚严的学术精英,芝大教育系便要被取消了。
　　最终将教育系从芝大清理出去的赛勒正是苛求甚严的学术精英。虽然不知道他的理想是否像哈伯或杜威那样宏大,但他的确想在顶级学界成就颇有影响的事业与地位。一九七八年赛勒从剑桥大学获得古罗马史博士学位。一九八七年,他与导师合作出版了一部巨著(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该书的五种译本(法、德、意、西和希腊语)给赛勒带来了世界级学术声誉。一九九二年,赛勒当选古地中海世界研究会主席。一九九三年,任芝大历史系主任。又一年,升为社会科学院院长。
　　对于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教育系,赛勒以前可以不闻不问,但身为院长后则必须认真考察教育系。考察结果极令赛勒失望:不要说教育系根本没有人类学系萨林斯、经济学系卢卡斯一级的教授;仅就一般的学术文化而言,其所注意到的教育学者的学术表现就让赛勒无法接受,发表论文不需要同行评议,课题也不是源于自家学术传统和兴趣,而是随着政府或基金组织的意志打转。最终赛勒认为,教育系不符合社会科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传统(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Vol. 89, No. 1―2, 1996.p.10)。
　　掌院两年后,赛勒清理门户的时机终于到来。这一年的芝大教育系,可谓一推就倒,“全系只剩十五名教师,其中十二个人已经年过六旬”。试图进一步提高芝大社会科学声望的赛勒已酝酿两年,他不想再等了,必须尽快关闭拖后腿的教育系。与教育系被取消不同,萨林斯、卢卡斯等世界级学者压阵的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经济学系在这一年都弄到了经费,得以将哈佛、伯克利、耶鲁等校的数位名教授招入麾下。二○○一年十一月,教育系师生彻底搬出芝大。两个月后,赛勒荣升为教务长,成为芝大手握人事、经费及课程设置大权的“二把手”。
　　芝大教育系未免太可怜了。多少年来,虽安心栖身芝大,致力于“学术化”的教育研究,却得不到校方的认可与支持。教育系的大部分教授也堪称老实,没多大抱怨,只把教育系的悲剧命运归结为过于固守象牙塔,以至于失去同中小学教育界的联系。想不到,当初坚信更能体现大学教授风范的埋头象牙塔到此时竟被视为错误的选择。然而到中小学教育界干事业真那么容易吗?与这类老实的分析不同,教育系的另一位教授杰克逊(Jackson)则有些愤愤不平。他认为,赛勒及校方是在拣软柿子捏,像医学院、法学院,他们便不去动,因为医学院、法学院的校友非常阔,教育系没有这样的校友(New York Times,1997,9,17.A.27)。
　　杰克逊的话或有道理,但医学院与大学的关系远比他想象的复杂。真正值得注意的一点与其说是大学不去动医学院,还不如说是大学需要医学院,哪怕只是挂名。论资历,医学院出现在大学里的时间还晚于教育学院。正如路德摩尔(Ludmerer)揭示的那样,直到弗莱克斯纳二十世纪初从卡耐基基金会那里弄到一大笔钱,发起美国医学教育改革,专业的医学教育才开始在美国大学形成。教育学院设有实验学校,医学院也有附属医院。但和实验学校只是花钱不同,附属医院则能产生利润。十年左右,医学院便可以不依靠大学,自己找到充足的经费与投资。此外,医学还有比教育学更为炫目的学术荣耀体系,有从美国医学、科学界的奖项到世界级的诺贝尔奖。即使有的医学院迷于谋利,忽视学术,但医学院的最高追求仍是学术荣耀,促进医学本身和医疗事业的进步。而经济利益与学术荣耀恰恰是名牌大学最看重的东西,医学院自然比教育学院更受名牌大学青睐。
　　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一切都因为医学院生产的医学知识似乎远比教育知识更为专业、权威和令人信服。没有接受过教育学训练的人也可以随便对复杂的教育问题发表意见,而要对复杂的医疗问题发表见解,却必须到医学院接受真正专业的医学教育。不仅如此,教育学的界外人士可以肆意“解构”教育学,但面对医学时,却很少有人能像福柯那样不被医学的知识权力“规训”。其实教育学者也很清楚自家专业知识的不足(称之为“没底的专业”),从医学院崛起开始,他们当中就有人呼吁把医学院的知识当做榜样。的确,如果芝大教育系的教授们能生产出像医学知识那样“硬”的专业知识,一学就可以成为“优秀教师”,或一学就能让学生提高数学、物理考试成绩,那他们也不需要靠芝加哥大学了。
　　令人不忍多加评价的是,芝大教育系的教授们因为受芝大追求“高深学术”这一精神的影响,大都拒绝从事低于大学水平的工作,因此无意去教育中小学教师怎样解决教学问题。即使他们想去做,恐怕也生产不出像医学知识那样的专业知识。在这种底气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仍要去影响中小学教育,就得先做好诸多“谈判”工作或积累交情,使中小学尤其是那些可以通过经济、行政力量影响中小学的机构与人物,愿意接受教育系提供的知识产品。不幸的是,美国各界人士与中小学领域(尤其是中上阶层和名牌中学),一直都有一种“反教育学”倾向。哪怕是哈佛大学的教育研究生院,也会因为遭遇持有此种倾向的人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能够度过危机的人,通常都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打动对方,直到对方答应合作。在这一点上,五十年代的哈佛教育研究生院院长吉贝尔(Keppel)有过深刻体验。当时总体形势大好,吉贝尔想趁机进一步扩张规模,开辟更多“学术化”的教育研究领域,为此他已经从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基金组织那里弄到了二十几万美元,但还不够支撑学院的长远发展。一九五一年,财大气粗的福特基金会在中小学教育扩张形势的鼓舞下,决定成立专门的教育促进基金会。哈佛校长科南特和吉贝尔都认为机会来了。但不久他们打听到,基金会正、副主席福斯特和欧里克不好对付,因为他们两个都有“反教育学”倾向。
　　尤其是欧里克,他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务长期间,曾公开宣称教育学没有价值,要取消教育学院。转到纽约州立大学任校长后,他依旧提议要解散校内的教育学院。他认为,培养教师是整个大学的事,学完四年文理科,然后放到中小学实习一年就够了,根本不需要接受教育学课程的训练。欧里克、福斯特都坚信,教师教育的主体乃是文理学院,而不是什么专业的教育学院。试图壮大教育学院的吉贝尔如何能从欧里克手里要到大笔经费资助,来发展“社会科学化”的教育研究?吉贝尔深信,“社会科学化”的教育研究对教育学及中小学教师都非常有意义,可他依靠这一信仰去谈判,对方一点也听不进去。
　　吉贝尔重新修改计划书,仍无济于事,欧里克依旧坚持四年通识教育加一年实习的模式,一门教育学课程都不学。不甘失败的吉贝尔继续努力寻找妥协办法,毕竟双方都想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分歧在于课程内容。于是吉贝尔承诺,他将设法鼓动大批优秀的文理学院毕业生到教育学院学习教育课程,同时让文理学院的教授加入进来,以确保未来一代教师的学术水平。又经过几次谈判,欧里克被吉贝尔的分析、热情与资质打动了,他相信吉贝尔可以招到优秀的文理科毕业生,把他们培养成优秀教师。吉贝尔本人就有很好的家庭与通识教育背景,他的祖父是艺术经纪人,父亲是哥伦比亚学院院长,他自己毕业于哈佛学院。而且与一般家境好的文理精英学子不愿从事教育不同,吉贝尔对教育非常感兴趣。也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欧里克,让他觉得,教育课程可以和通识课程融合起来,前者培养教育感情,后者提供文化,这两点恰恰都是优秀教师必不可少的素质。
　　谈判成功意味着,未来三年,吉贝尔可以从福特基金会拿到三十三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而吉贝尔也确实招到了不少优秀的文理毕业生,哈佛教育研究生的阶层背景因此发生显著变化,新的教育研究项目得以展开。这些均有利于提升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声誉。但新增的麻烦也不少,因为教育学院必须和文理学院交往,这让文理教授接触教育学的机会大大增多,但他们不愿花时间了解教育学,常常是从对教育学的传统印象――仅仅是教人怎么教学出发,不愿认可教育学的价值,哪怕吉贝尔的教育学计划其实已相当“社会科学化”,也无改大局。
　　无论怎样,吉贝尔总算把他的计划做了出来。八年后,即一九五九年,吉贝尔又为院里争取到了一笔二百八十万美元的巨额赞助,可谓功勋卓著。一定意义上讲,哈佛教育研究生院之所以可以在动荡不安的局势和难以把握的关系中保持发展,正得益于不断会有吉贝尔式的院长出来主持工作。七十年代,芝大取消教育研究生院时,哈佛的教师教育也停止了。但一九八三年,哈佛又借联邦政府发起新一轮中小学教育改革之机,重新杀回了教师教育市场,毕竟这是获取经费、扩张势力的大好途径。芝大教育系虽然存在,但在教师教育市场中根本没有能给芝大“长脸”的位置与影响。回想起八十年代,芝大教育系教授感慨当时系里太缺乏进取心。当时到底有没有事业心强如吉贝尔的人,也许尚需进一步考察,但即使有,他的计划还得通过院长这一层,想得到校长认同,更是不知如何指望。
　　教育系从芝大消失了八年。然而长远地看,谁能断定哈伯与杜威的故事不会在芝加哥大学重新上演呢?不过,哈伯、杜威式的人物重新出现时,大概需要组织起更为强大的教育学阵容与关系网络,才可以和教育学排行榜上的前几名大学教育学院在美国教育学界及中小学教育领域展开较量,甚至缔造教育学“权势转移”的神话,实现老哈伯的愿望――芝大连教育学也是全美排名第一。如此一来,教育学院兴许才可以在芝大获得坚实的生长基础。最后想起,国内诸多名牌大学近几年来纷纷成立了教育学院,那么其目的究竟是什么?是想扩展学术疆域,将教育学界的学术荣耀也收入囊中,还是为了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产生强劲影响?而他们的努力又会在目前几家“重点师范大学”占据核心位置的教育“场域”中引发怎样的“结构变动”与“权势转移”呢?
　　二○○九年十二月六日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Arthur G. Powell. The Uncertain Profession: Harvard and the Search for Educational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Kenneth M. Ludmerer. Time to Heal: American Medical Education from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 the Era of Managed 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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