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刘若彤介绍百度百科【我们父子与刘弄潮】

　　初识刘弄潮 　　 　　1943年，我和父亲林佩尧在绵阳做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之后，因为身份暴露，到了成都，南方局派来的上级领导陈于彤，让我父亲去找当时的市政府秘书长刘弄潮，暂时找个工作掩护下来。
　　刘弄潮是川北渠县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猎户家庭，比我父亲小几岁，在学校读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思想很激进，曾经组织了“国民外交后援会”，带领学生到省议会请愿，反对军阀和卖国贼，要求四川教育经费独立，并从此开始了他在监狱中进进出出的传奇生涯。他因这次请愿被扣押，经学生救回，又被学校斥退，遭到当局通缉。1921年，刘弄潮和阳翰笙一起，在成都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参加震惊中外的“二七”工人大罢工：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刘弄潮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与鲁迅多次交往，并与胡适公开论战，发表很多论著，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作过中山大学教授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他被捕入狱却又翻墙越狱，又被反动当局通缉。1931年，刘弄潮再次被捕，在狱中进行秘密活动、绝食斗争，被关了五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他才出狱。
　　刘弄潮之所以当上了成都市政府的秘书长，是因为他与成都市市长陈离是旧交。这个陈离本是军阀刘湘的一个师长，却有许多共产党的朋友，他认定跟着国民党和军阀都没有出路，要刘弄潮来当市政府秘书长，就是要刘代他全权处理市政业务，还企图通过刘弄潮与共产党搭上关系。
　　陈于彤特别对我父亲交代说：“刘弄潮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失掉关系，正在积极找党，因为他曾经几次被捕，组织上要待情况弄清楚后再决定恢复他的党籍问题，你是通过一个统战关系介绍去的，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我父亲去到刘弄潮家里，两人谈得很投机，谈到工作的事，刘弄潮问我父亲：“你是要当官，还是要做事?”
　　我父亲说：“过去我多次当官，因为不善于交际应酬、逢迎吹捧，都以失败告终，看来我还是做点于老百姓有益的实事为好。”
　　刘弄潮很直率地说：“如果你想当官，这事情就难办，你知道市政府及管辖的部门虽然不少，但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塞满了，而且他们大都有来头，不能随便更动。如果你不计名利，要想做实事，那就好办。现在中山公园缺个管理员，没有油水，事情可多可少，好多人都不愿去，你干不干?”
　　我父亲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过去当团练局长下来，打扫街道我都愿意，何况这是在省城市中区管一个老百姓游玩的场所，我保证把它管好。”
　　刘弄潮说：“好，快人快语，我就喜欢这样干脆直爽的人。你明天来拿上任的通知。”
　　就这样，第三天我父亲就走马上任了。
　　
　　整治中山公园
　　
　　当年成都的中山公园，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方圆也有好几十亩大，游客们没有卫生的习惯，瓜子、果皮、纸屑满地都是。园内有一些松柏树木，还有一个鱼池，池内没有游动的金鱼，有的只是树叶、纸屑、水果皮和垃圾，水黑发臭让人心烦。水池四周有一些石凳，老头儿们走累了，就坐在凳上歇歇脚，父母带着孩子也常来这里看艺人玩把戏，买个糖人嚼着吃。
　　当时人气最旺的地方，莫过于进大门靠左边的一个茶馆，摆着20多张小桌和川西坝子特有的竹椅子，它不像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里面的茶馆高雅、幽静，因为去那里喝茶的都是些达官贵人、名人学士，谈古论今， 自有风趣；也不像总府街正娱花园那里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因为里面多是些做生意的商人，和勾心斗角谋职求财的官僚政客。到中山公园这样脏兮兮的地方来喝茶的，多是附近的平民百姓、三教九流，是些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他们收入少、生活苦，总是精打细算着过日子。
　　来公园求生活的人，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剃头的、挖耳的、洗眼的、洗牙的、装水烟的、捶背的、洗脚的、修脚的、舒经活血的……你要想图个舒服，花不上5角钱，包你样样都能享受到，而且一定做到令你满意，很多人做了一次想二次，以致成了固定的服务对象。可是也有不少的人为图一时的舒服，上当受骗的。有一个老人得了沙眼，眼睛发痒，一个“洗眼人”就用小铁珠在他眼角眼皮内滚动，不但止痒还全身舒展，老人上了瘾，几乎每月要洗三四次，否则眼睛不但更痒，而且疼痛难忍，后来这老人居然成了双眼瞎。
　　还有一个是我父亲闹的笑话。他平生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因而也特别爱护，在那个中国人还没有刷牙习惯的时代，他每天漱口从不间断。忽然有一天他发现有两颗门牙发黄了，于是在茶馆里吃茶时找到一个“洗牙”的：“你能把我这两颗黄牙洗白吗?”那洗牙的笑着说：“没问题，马上见效，不白不要钱。”结果洗牙人用刀子刮去了牙齿上的黄色，另外用点什么白粉擦上，牙齿马上就雪白如玉。父亲满意了，给了那人5角钱，谁知第二天刷完牙对着镜子一看：坏了，洁白的牙齿变成了黑黄色!父亲知道上当了，忙去华西医院牙科看病，医生问其究竟，然后笑着说：“先生，你上当了，那是江湖医生刮掉了你牙齿上的珐琅质，当然更黄了，以后还要发黑呢，一点办法都没有。”父亲自以为得意的一口白牙变黄了，弄得他哭笑不得，懊悔了好久，后来一提起此事，就告诫我不要听江湖医生瞎吹。
　　中山公园地处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进门不收钱，两分钱一碗的茶，让你喝个够，因此一年四季生意很好，来迟了的人还找不到座位，但是卫生很差，口水、浓痰满地都是，这么大一块地方，除了管理员就只有一个勤杂工、一个花工，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清早把园内的垃圾打扫一次。按照一般人推理，我父亲来当了这个管理员，不但是大材小用，简单是侮辱斯文。可是他没有这个感觉，而是兴致勃勃地在园内东逛逛、西瞧瞧，不但同茶房老板、幺师谈得亲热，还同喝茶的大爷们摆起各种各样的龙门阵，
　　不过几天功夫，他就把公园的现状、改进的意见和要求，写了一个报告，直接送到刘弄潮的家里。刘弄潮看到很高兴，夸奖父亲说：“你不计名利地位，不考虑个人得失，一心想为老百姓办好事，是个难得的人才!你大胆去干，有困难尽管来找我。”说着就在报告上批示：“所需资金，由财政局如数拨给。”
　　父亲到财政局领取了资金，眉飞色舞地回到了公园，开始了他的振兴计划。
　　第一步是净化环境。他找警察局派来几个警察，把那些唱猴戏的、卖打药的、卜卦看相的、卖淫嫖娼的、酗酒打架的、搞赌博活动的……所有那些不三不四的通通赶出去，并警告他们说：要是再到公园内胡闹，一定要抓去关起，这些人不敢得罪警察兵，只好知趣地到别的地方“发财”去了。
　　第二步就找来几个工人，把园内 进行了彻底的清扫，拉了四五车垃圾运往城外，买了一些箩筐放在园内要道上作为垃圾果皮箱，还做了几十个小木盒，摆在园内要道特别是茶馆内，作为吐痰用。父亲还别出心裁，做了几十块4寸宽、1尺2寸长的木板，用红绿纸写上标语贴上，作为标语牌，挂在树上和路边。公园内原来踏平的草坪，被重新开挖出来，父亲亲自带着几个工人，到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宫、少城公园、望江公园等去求援，得到这些兄弟单位的慷慨相助，主动送来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种籽和花盆，还请他们的花工帮助栽培。我父亲让工人把鱼池子的垃圾捞起来作肥料，脏水用去浇灌刚种下的花木，然后在洗干净的池子里灌上清水，弄来一些荷花和金鱼放在池内。
　　正是春末夏初时节，不到半月时间，花木都成活了，整个公园变了样，游客多了，乱七八糟的怪事少了。老百姓称赞，报纸上还刊登了表扬信，刘弄潮专门到公园来看了看，临走时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干得好，以后我把全市的公园交给你管起来。”这个许愿后来虽未成为事实，我父亲却一直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自鸣得意。
　　
　　开办平民食堂
　　
　　不久之后的一天，刘弄潮找到我父亲说：“我们在东门城门口有一栋房子，成立了一个社会服务社，想给穷苦的人办点好事，办一个平民食堂，你愿意不愿意去负责?”
　　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那有什么问题。你给点开办费，找两个人来，我们说干就干，保证十天内开张。”
　　刘弄潮很喜欢我父亲直爽的性格，马上表态：“钱我明天就给你送来，人你自己找，这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很多人不愿干，交给了你，我就放心了。”
　　第二天，我同父亲去到东门城门洞，马路右边果真有一栋宽10米长约100米的红瓦房，一楼一底。我们说明来意后，看门老头打开门，带我们到楼上楼下转了一圈，里面空着没有人住，布满了灰尘，蜘蛛网到处都是，里面还有些木床，桌子凳子，看来是有人准备在这里搞点名堂，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看房的老头说，这房子修好了一年多，说要开旅馆，又说要开饭店，一直没有定下来，说着准备交出钥匙。我父亲拦住他说：“你继续在这里看房子、打杂吧，把屋内打扫一下，我们要搬来住。”
　　我首先搬进这么宽敞的楼房，随后父亲又找了几个信得过的厨子和采购人员，经过大家的商量，从用钱少、时间快、简便易行、群众欢迎四个方面考虑，决定从卖“挨刀饭”开张，然后再逐步发展。所谓“挨刀饭”，又叫车夫饭，就是用一口大锅，煮成闷锅饭，然后根据买主需要，用刀切成大小不等的小块，一斤半斤称着卖。这种饭既便宜，又饱肚子，最受劳苦大众欢迎。
　　说干就干，我父亲叫人去买了两口2尺半的大铁锅，几个大土陶盆子，20副大小不等的土碗，再在门外砌了两个土灶，一个用来煮饭，另外一个用来熬汤。汤是用骨头和萝卜熬的，好吃又有油水，厨子们再弄一些价钱便宜的青菜、萝卜用盐、酱油、花椒、海椒面腌成咸菜，好下饭吃。
　　我们的原则是只图够本，不图赚钱，饭菜与附近其它馆子比较起来，真是价廉物美，来吃饭的大都是东门上的黄包车夫和苦力，一顿饭下来，也不过一角钱左右。不出我父亲所料，从筹备到正式营业，刚刚十天，我们的生意就红火得很，有时一天要卖三四锅饭，简直忙不过来，于是又临时添制两口锅灶。
　　顾客都转到我们到这边来了，周围的馆子顾客少了，就找人来拿言语，要我们涨价，涨到与他们的价钱一样。我们当然不同意，他们又来威胁，说你们不听劝，谨防要挨黑打。我们也不理，他们看好说歹说我们都不听，就找人半夜来把灶掀倒，把锅砸烂，我们第二天就修好，他们第三天又来砸。我们告到警察局，他们就往警察局送“包袱”，警察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个受劳苦大众欢迎的“挨刀饭”馆就这样夭折了，真可惜。
　　
　　为中华剧艺社服务
　　
　　这时，重庆有名的中华剧艺社到成都来了。
　　这个剧社是一批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在南方局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组织起来的，有30多人，演员不少是全国有影响的名角，如秦怡、张逸生、金淑云、李伟、刘沧浪等，演出了一批像《屈原》、《天国春秋》之类的话剧，含蓄地抨击了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他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憎恨，为了避免遭受伤害，周恩来通过南方局布置地下党，动员进步力量，对剧社给以保护和协助，他们离开陪都重庆，于1943年夏季先到内江、自贡、五通桥、泸州、乐山等地巡回公演，1944年初到达成都。
　　中华剧艺社的社长应云卫，是一直跟着共产党走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也是戏剧界有名的活动家。他的社会关系多，人缘好，办法也多，活动能力很强，应付地方上的三教九流和各种恶势力，有一定经验。可是在重庆那个极端恶劣复杂的环境里，他既要决定剧目的编排、演出和演员的生活安排，又要对付外来的一切干扰阻拦，虽然八面玲珑，随机应变，也时时感到力不从心，好在他有一个很好的前台主任沈硕甫作他的助手。所谓“前台”，就是应付外部交际，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 “前台”既要应付军、警、官三今方面的欺压，还要对付地方上那些歪头瞪眼拍着胸脯的“兄弟伙”，还有那些一要戏票就摸“炮”的“好汉”……今天的观众难以想象，一个前台主任要用多大的耐心，要陪上多少笑脸，要付出怎样的辛劳才能够应付下来，以至于这个沈硕甫，后来竟累死在重庆的临江门码头。
　　应云卫来到成都，要想打开局面，首先就要找到一个像沈硕甫这样的前台主任，何况据当地一些进步人士的分析，成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重庆更复杂：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蒋介石毕竟要考虑国际国内的影响，特别是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还办有一份敢说敢当的《新华日报》，动不动就在报纸上揭露批评，国民党也不能不装点门面、顾点面子，对于进步力量不敢公开镇压，不过捣乱而已。成都就不一样了，既有阻挠抗日的国民党，又有专横跋扈的地方军阀，还有势力强大的袍哥大爷，他们掌红吃黑，什么事情都敢做。前不久一个外来剧团在成都公演进步话剧《游民三千万》，成都的警备司令看了戏下来，就要拉剧团的当家花旦去陪酒。这些抗日剧团，早已经不是川西坝子上那些走村串镇的民间戏班子，都是些有血气的年轻人，当然要拒绝他，于是这位司令就一拍桌子，说这个剧有问题，攻击了“最高领导”，扬言要把剧团的人统统逮捕，逼得这个剧团连夜起身离开了成都。这件事情使得遇事不惊不诧的应云卫，也有些踌躇了。
　　有人向应云卫建议；成都市长陈离比较开明，特别是市府秘书长刘弄潮，是个老革命，找到他们，可能会有办法。于是应云卫去找到陈离，陈离说： “你们不怕辛苦，千里而来唤醒民众，宣传抗日，这是好事，应当 支持，有什么具体要求，可找刘秘书长商量。”
　　刘弄潮听了应云卫一席话，说：“你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应付各种局面的前台主任，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此人头脑清楚，思想进步，不图名利，不摆架子，对人诚恳，乐于助人，是一个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从前在地方部队中，作过团长以上的官，前不久，又帮我把一个藏污纳垢的中山公园搞得来如花似锦，干干净净，井井有条，颇得各方好评。他这个人爱做公益事业，若是愿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刘弄潮说的，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接到这个差事，征得地下党上级领导陈于彤的同意后，就去到剧社的驻地三益公剧院，找到应云卫商量，他们在茶馆内谈了半天，谈得很投机，我父亲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尽力把工作做好，应云卫当然很高兴。
　　世事艰难，此时我父亲已经被这样的艰难磨去了孩子般的天真，为了党的工作也为了自己能够站稳脚跟，也学会了小心谨慎，应酬交际。他当上前台主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刘弄潮，请他用市政府的名义，开了几封介绍信，说明中华剧艺社是集中了全国有名的明星演员，来成都公演话剧，宣传抗日报国，请予大力支持。我父亲和应云卫带着介绍信，分别走访党、政、军、警等有关机关，应云卫久跑江湖，能说会道，特别介绍了在重庆演出时，各方政要对他们的好评和支持，算是给官僚们“拿／顷了言语”。随后，我父亲又去拜访了各路袍哥码头，各个堂口的大爷舵把子，还专门摆了席桌招待他们，请他们给所属的兄弟伙打个招呼，不要来找麻烦。正式公演前，剧社专门演了一场不卖票的大戏《天国春秋》，招待各有关方面的头面人物，正式公演后，每场都有招待票分送有关部门，还留有10张观摩座上最好的戏票，以备要人临时要来，这类票子有时在开幕前5分钟才敢卖出，有时一直留着到最后，宁肯空着位置也不敢卖。
　　我父亲在每场演出前一个钟头，除特殊情况，一般都亲临现场，直到演出结束，以便处理临时发生的事故。在我父亲任职的近一年多中，小的问题虽时有发生，但没有出现大的麻烦，应云卫及其剧社人员都感到十分满意。
　　剧社很穷，为了演出的服装道具，总是精打细算，因陋就简，每到演出新剧，就把旧剧的景片涂涂抹抹，改头换面，将就使用，就连那些名演员，也只有几个够零用的津贴。我父亲在中艺社工作的这一段时间，不但没要一分钱报酬，连饭也没在剧社吃过一次，为了对外交际，还时常自己垫钱请客。剧社在成都，一直都是自己开伙食，我直接负责把煤质最好的炭送去，分文不取。直到他们离开成都为止，粗略估计至少也在200包以上。
　　剧社在成都的近两年中，演出了很多进步名剧，其中有夏衍的《离离草》和《上海屋檐下》，有夏衍、宋之等人的以应云卫为原型创作的《戏剧春秋》，还有《草木皆兵》、曹禺著名三部曲《北京人》、《雷雨》和《日出》，周彦的《李香君》，沈浮的《金玉满堂》，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棠棣之花》……演出的既是名剧，又是由秦怡这样的名演员来演，成都人奔走相告，一时间名声大震。这下子国民党那边慌了，为了抵消中艺社的影响，他们也在成都最热闹的地段春熙路的大舞台剧场，组织演出了《秋海棠》和《野玫瑰》，唱起了对台戏。新闻界趁机大做文章，各派人物纷纷登台，你来我往，各自褒贬，把个成都的戏剧舞台，炒得热闹非常。中华剧艺社在成都的一年多里，掀起了川西地区话剧运动的高潮，至今一些健在的观众还时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津津乐道地回味当年演出的盛况。
　　抗战胜利后，中华剧艺社才离开了成都，去了重庆，然后回到上海。
　　
　　在学运风潮中
　　
　　1947年春天，我在重庆小什字碰到刘弄潮。成都一别，又是两三年的时间，刘弄潮几经周折，已经有了国民党陆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少将教官的头街，现在已接任重庆市一中校长。听到我父亲不久前病逝的消息，他很是惋惜，说像我父亲这样一个实干苦干的好同志，死得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一起感慨了一番，他很关心地问到我的情况，有没有甚么困难，我说现在需要找个工作，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明天到学校来，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我去了一中，刘弄潮安排我到教务处作文书，并介绍教务主任与我认识。一见面我们双方都吃了一惊：教务主任居然是黄石山。
　　这个黄石山，也是云阳人，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也当过教师，政治斗争和教学经验都很丰富，1938年云阳的党组织恢复后，他是云阳县委书记，我是县委青年委员，我们曾经在一起，把云阳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刘弄潮社会活动多，学校教学活动和内部事务基本上是由黄石山负责。由于长期秘密工作的经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当着刘弄潮的面也不说破，可是毕竟在一起工作过，虽然现在没有组织联系，基本的了解和信任还是有的，当着刘弄潮的面不说，并不等于私下里不谈。
　　老黄告诉我，他在涪陵被捕后，与党失掉了联系，现在他手下的这些教师，又被一批兼有特务任务的三青团员所把持，学校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和家长都不满意……老黄是和我一起在抗战初期搞过救亡运动的人，现在眼看自己手里有这么一个好的阵地却无法施展，心里非常苦闷。他估计我有组织关系，不断向我诉苦，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接上组织关系，并且介绍一批有真学问，能够独当一面，能取得学生信任的进步教师进来，以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此时与我联系的妹夫陈作仪，作仪向上级反映后，约了黄石山到观音岩义民医院(即现在的中山医院)与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江姐的丈夫)见了面。上面经过研究，决定关于黄石山的组织关系暂时不提，介绍教员的事情倒可以积极考虑。
　　在以后一段时期，我和陈作仪介绍了一大批进步教职员到市一中任教，他们大都是从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西南联大、 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有的是民盟成员，而其中的汪国桢、屈清莹 (洪涛)等人，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已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重庆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没有在市一中教职工中建立党的组织，所有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连由省委青年组直接领导的学生青年核心小组(后改为六一社，新青社)，也没有打通关系，只是因为陈作仪特别交代过汪国桢是上面转来关系的老同志，很有能力，我才转告黄石山，有事多同老汪商量。
　　因为这层关系，黄石山起初打算请老汪作训育主任，但教育局硬要把一个姓刘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塞进来担当这个职务，刘弄潮和黄石山极力反对无效，只好让步，把进步教师陈祚璜安在训育处作学生的生活指导，把老汪改为 教初中班的语文，后来又改为教高中两个班的语文，这样不但有利于我们在学生中开展工作，校内校外的许多重大事情，作为骨干教师汪国桢也都能参与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黄石山或学生自治会去执行。
　　1947年春季开学前，陈作仪和我商量，决定在市中区的青年会大厅里举行一个学校教师与新闻记者见面会，一是为刘弄潮作宣传，二是给学校的三青团分子一个下马威。刘弄潮在会上谈了他的办学方针，声言要学习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新旧思想兼容并包”的精神来办好市一中。接下来他介绍这批新聘任的教师，当听说他们大都来自北大、北师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名牌大学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张学孔、胡作霖、陈以文等人，都是《大公报》、《新民报》的知名记者，都在显著版面上发了报道，在舆论上给以支持。这样的场面对于那些只知道“效忠党国”的三青团分子，显然是个警告。
　　当时的学校，每个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会上照例要宣读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同时部署一周的工作。刘弄潮多次在这样的“周会”上宣传他的办学主张：要把五四时期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到市一中来，还要绝对保障学生在校内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和探讨学问的自由。
　　由刘弄潮聘到一中任教的这批进步教师，大多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也有真才实学，担任语文教师的汪国桢、屈清莹、易湘文等人，都是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家诗人，黄石山的历史功底也很厚实，其他教授地理、化学、代数的老师，都很受学生的欢迎。当时的教师常常被当局拖欠工资，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是教师们都认真的备课讲课，从不马虎。在刘弄潮的大力倡导和教师们的推动下，加上地下党省委青年组对学运的直接领导，学校的民主风气很浓，各种社团和壁报如雨后春笋，各自都有教师参与辅导。比较活跃的“晓原剧社”，“白雪国乐团”等文艺社团，是董季泽，相子昭老师的阵地，“真与针”，“积极”，“透视”等壁报社， 常常登载汪国桢的《杂感》，程嘉哲的《新阿Q传》。其他如歌咏、讲演、作文比赛、联欢会等活动，都有辅导老师。为了活跃思想，开阔眼界，刘弄潮还请了著名的进步学者，包括文学家艾芜，经济学家陈豹隐，漫画家汪子美等到学校作学术演讲。当然了，市一中的教师也有左中右之分。进步势力虽然占绝对优势，能左右校务、教务和一切活动，但并不拉小圈子，而是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倡的三勤(勤业务、勤学习、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汪国桢与黄石山、程嘉哲、陈祚璜等人，就搞了一个灰色调的“三枝烟油店”，课余时间邀约一些教师在校外一个茶馆里喝茶谈天，还规定到会者抽完三支烟就要作一首打油诗，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天南地北应有尽有，插科打诨雅俗不论，大家高兴而来，尽兴而去，既广交了朋友，又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一举数得。
　　当局对刘弄潮提倡的这些做派，当然也不高兴，但刘弄潮当时有国民党陆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少将教官的头街，又有很好的上层关系，也把他奈何不得。到后来刘弄潮居然带头参加声势浩大的“抗暴”游行，整个市一中在他的带动下，不但成为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著名中学，而且在全市学生的反蒋爱国运动中，成了不畏强暴、敢闯敢冲的学运先锋，国民党当局“忍无可忍”，终于采取了行动。1947年的5月，刘弄潮被迫离开重庆去香港，校长由黄石山代理。
　　市一中的学运从“抗暴”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当局又更换了两任校长，解聘了26位包括黄石山在内的所有进步教师。我们请示上级后，决定全面撤退。被解聘的教师们通过各种渠道，分别安排到有关学校和其他地方工作，我也由市一中转到王家坡保国民学校。
　　当时重庆市一中能在全市反蒋爱国学生运动中起先锋带头作用，是与这批进步教师积极参与和上级党的意图分不开的，也是与刘弄潮的教导和鼓舞分不开的，至今当年市一中的师生都很怀念他。前几年听说他在北京逝世，大家都感到很悲痛，后来他的夫人来往成渝两地，早先一中的师生们都要自动前去看望。
　　责任编辑 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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