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点燃人民音乐之光的冼星海】 冼星海
时间：2019-02-19 05:35: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38年在武汉，我们孩子剧团与冼星海都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冼星海是三厅第六处(处长田汉)第一科(科长洪深)主任科员，主要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他多次到孩子剧团来教我们唱歌，试唱他新创作的作品，如《祖国的孩子们》、《游击军》、《赞美新中国》和《在太行山上》等歌曲。他平易近人，教我们唱歌既认真又耐心，我们十分敬重他，称他为冼先生或星海老师。他和我们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2年秋，孩子剧团被政治部强行改组(实为变相解散)。1943年夏天，我在重庆和1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进步人士随周恩来副主席乘4辆军车撤回延安，经历了“抢救运动”、审干和学习之后，组织上拟将我调回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946年初遂将我调至中央党校六部与作曲家孟波、严金萱等人集中学习。后因爆发全面内战，国统区去不成了，组织上又调我到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当组织干事，边工作边学习。
乐团团长为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大提琴家张贞黻和金紫光为副团长。一天，金紫光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交给我一项任务。他说，“冼星海同志在莫斯科逝世了。他的音乐遗作和有关资料，由李立三同志从苏联带回东北，由东北运回延安(注:有文章说冼星海的音乐遗作资料等物件于全国解放后从苏联运回中国并不确切)。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特意将他的音乐遗作和有关资料交给我们乐团保管。这两天你不要去参加《黄河大合唱》的排练，就到我的窑里把冼星海同志的遗作和资料好好整理、登记一下，也便于我们更好地珍藏和保存。你的意见如何?”
我向紫光同志表示乐意接受领导交给的任务，我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我一定尽力把它做好。
在整理、登记冼星海的音乐遗作和有关资料的过程中，我抽空翻阅了他的“创作札记”，了解到他的巨作《民族解放交响乐》始作于抗日救亡运动日渐高涨的1935年，最后完成于莫斯科。他谱写这部交响乐，历经五六年的时间，耗费了极大的心血。他为了写好这部交响乐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收集大量的资料，学习中国历史，摘记祖国历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史实，对当朝的腐败无能、割地赔款的耻辱史做了统计，还记录了历代农民群起暴动反抗的动人事迹。仅仅这一点，已使我深深感到冼星海是怀着对祖国、对人民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的。
在短短的几年里，冼星海创作了不少大小作品。尽管工作十分繁忙，或在患病之中，他从不懈怠，没有忘记写作。他“没有一天停过自己的笔”。天天创作，时刻在写，要写出帝国主义、法西斯的丑态，暴露控诉他们的罪行。他在作品里不仅充分表露了对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极大愤慨和仇恨，同时以自己的满腔热忱讴歌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颂扬并坚信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与神圣的正义事业必定取得成功与胜利；对于为劳动人民创造幸福的社会则寄予最热烈的期望。冼星海这些闪光的思想和火热的感情，都熔铸于他的《民族解放交响乐》(即第一交响乐)，《歼灭》(后改名为《神圣之战》，即第二交响乐)等作品之中。
冼星海对自己的每一部(首)音乐作品都做仔细分析、说明写作动机和目的，对整个曲子的内容、感情的处理都做了精心考虑，绝不苟且草率。
在“创作札记”中，可以看到冼星海非常珍爱和重视民歌、民谣以及具有民族色彩的戏曲和民间作品。他收集了许多民歌以及民间的音乐素材，如《红军小调》等。他对民歌的特点，优点和缺点，都做过详尽的科学分析。他在几部大作品里，都以这些民间作品为基础，吸取其优点和菁华，加以发挥和创造，使西洋音乐的艺术技巧与民间乐曲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
对于被一些音乐家所轻视，认为不屑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打击乐、二胡、琵琶、笛子等乐器，冼星海都在《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作品中大胆地尝试使用。他满怀信心，并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寻求探索中国音乐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创作道路。他立志要开辟一条中国民族新音乐道路，但令人痛惜的是，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孜孜以求的伟大事业，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损失啊!
冼星海出生于澳门，是个贫寒学生。父亲当过船员，后以捕鱼为生。他出生前父亲已去世，母亲带他前往新加坡，靠当女佣以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母亲挣来的辛苦钱供他念私塾，又在养正学校念了两年高小。冼星海在音乐老师的影响下，颇有兴趣地学习吹单簧管、短笛和钢琴等乐器。后又随母亲迁居广州。他在广州进入岭南附中，当个半工半读的学生。在附中学习六年期间，他积极参加管乐队的活动，同时又自学小提琴。他对参加各种晚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乐于在晚会上表演单簧管独奏，被人称为“南国箫手”。
1925年，冼星海由附中升入岭南大学预科学习。但他热衷于学习音乐，便毅然离校并告别母亲去了北京。在音乐教育家萧友梅领导的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进修小提琴，并师从俄籍教授托诺夫。1926年，冼星海又重返广州，仍回岭南大学预科学习。以后他又去了上海进入新建的国立音乐院学习，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主修小提琴，兼学钢琴及音乐理论。冼星海在国立音乐院结识了张曙，并参加了戏剧家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此时，冼星海的母亲也由广州迁居上海与他共同生活，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冼星海渴望出国求学，因家境贫穷，也无缘获得政府的公费资助，而他仍然决心要赴法国学习音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克服了一切困难，凑钱自费出国求学。1929年冬他从广州乘船途经新加坡等地，于1930年1月抵达法国巴黎。
在巴黎学习期间，冼星海的生活十分困苦，经常为饥饿所迫。他当过餐馆的跑堂，理发店的杂役，电话看守员，多种行业的跑腿，也曾多次失业，受饥饿寒冷的折磨，使他瘫倒在街上。冼星海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里坚持在巴黎学习音乐。他一面打工一面求学，埋头刻苦地努力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成日地经常不断地从事自己的写作。他所写的几部音乐作品，受到他的法国老师的赏识和夸奖，使那些素来看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洋人也不得不为他的创作天才而惊叹。
1935年冼星海回国后，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以鼓舞和唤起人民群众的抗敌情绪。他说，他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家”，要把自己的热血输送给祖国的动脉，把炽热的心奉献给苦难的民族。冼星海是个多产的作曲家，他积极努力地创作了大量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曲，那具有民族气派、流畅悦耳的旋律奏响着中国人民的苦难，也激荡着中国人民雄浑有力的呼喊。他创作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等歌曲，在抗战时期不正代表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心愿和呼声吗!这些抗日救亡歌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和传唱。
冼星海的创作生涯并不一帆风顺。他在上海创作抗日救亡歌曲时，虽然得到田汉等左翼朋友的帮助，但也受到一些同行的冷眼讥讽和妒忌，也遭受过上海工部局乐队洋人的鄙视。在苏联某共和国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曾阻挠演出他的作品(后幸得该地艺术委员会主席和同行的帮助才得以演出，并博得听众的热烈欢迎)，但他不灰心不丧气，坚持创作，为人民的音乐事业更加勤奋地工作。他在“创作札记”里写道：“创作的道路是远大无涯的，我得忍耐专心去学习、努力。”
人们恐怕难以想到冼星海具有的十分惊人的创作能力：他在很短促的时间里，哪怕只有五分钟也能谱写出一首歌曲。我想，这是由于他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良好的艺术素养，以及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强烈感情才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创作上，冼星海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也取得了为人们所赞赏和可观的成就，但他不自满，别人的夸奖和称赞，没有使他生长出丝毫的傲气。他经常告诫自己仍须努力，并为自己未能创作出代表中国人民、具有民族气派、民族形式的作品而难过。他以“别因为现在的成功而不求进步”来警惕并勉励自己。冼星海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前进，作品的质量能迅速地提高，这与他不骄傲不自满，谦虚勤奋的好学态度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他在音乐创作上获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我翻阅冼星海的“创作札记”，心里感慨良多。对于他所遭受的磨难，我既同情又难过，但也由此产生了对他无限的敬佩之情。当年(1938年)新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邀请冼星海去延安任教，他毅然与他的学生、伴侣钱韵玲在“八办”的帮助下离开汉口奔赴陕北，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乘坐国外华侨捐赠的汽车，装扮成侨商，躲过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于11月到达他日夜向往的抗日民主圣地延安。“鲁艺”委任冼星海为音乐系主任，延安女子大学聘请他任兼职教授。他在延安任教约一年半期间，除了抓紧可利用的时间继续谱写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交响乐》之外，还谱写了歌剧《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并于1939年1至3月先后演出。同年9月至1940年他又谱写了《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也在延安先后演出)等歌曲。尤其令人瞩目和关注的是1939年期间，冼星海与著名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合作谱写了《黄河大合唱》，他亲自指挥，由抗敌演剧三队于4月13日，“鲁艺”于5月11至12日在延安演出，博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赏和好评。周恩来为演出这部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书写了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从此《黄河大合唱》便传播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各文艺团体和单位争相演出的热门节目，它给予战斗在前方的广大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这部气壮山河，撼人心肺，在抗日战争中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斗争精神的伟大作品也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区。李凌主编的《新音乐》在重庆首先刊载出版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谱。1940年孩子剧团的严良�得到《黄河大合唱》的歌谱后，便与苏扬一起赶紧刻钢板并油印，将歌片分给团员们视唱排练，并在重庆土主场附近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四厅驻地的广场上由严良�(时年17岁)指挥孩子剧团首演了全部《黄河大合唱》，给当时政治气氛消极沉闷的重庆带来了新鲜空气，震撼了山城，激发了人们昂扬的抗敌情绪，《黄河大合唱》遂为众多的团体和单位所演唱……
1939年5月19日冼星海向“鲁艺”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赵毅敏和徐一新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鲁艺”党组织进行了研究讨论，于1939年6月14日同意并批准冼星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被接纳入党的一天是他永生不能忘记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这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
1940年5月冼星海与著名导演袁牧之等人受中共中央派遣，专程赴苏联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编导，吴印咸等摄影)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他们在西安、兰州等地滞留了半年多，于是年12月经新疆飞抵莫斯科。在莫斯科，工作虽紧张繁忙，但冼星海夙兴夜寐，继续伏案撰写《民族解放交响乐》的总谱，直至1941年春，终于完成了这部交响乐巨作。他在“创作札记”中写道：“……这部作品是我恳切地贡献给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
正当冼星海倾尽心力扑在工作上面，并不停地写作的时候，法西斯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不宣而战，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于是爆发了震撼世界的“苏德战争”。苏联人民奋起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在战争期间，冼星海、袁牧之等人与苏联有关部门失去联系，便随大批苏联民众往西伯利亚转移，而后取道蒙古共和国返回中国。但在中蒙边境却意外受阻，只好折回乌兰巴托。冼星海暂居蒙古共和国期间并没有观望和等待，他积极寻找工作做，为蒙古华侨音乐爱好者讲乐理、讲中外音乐史，教指挥和简易作曲等课；帮助华侨同胞组织演出《黄河大合唱》和其它风靡全国的抗战歌曲。冼星海除了参加苏联艺术家和华侨的社会音乐活动外，他还搜集蒙古民间歌曲作为素材进行创作，写成了《乌兰巴托的一天》。
1942年12月，冼星海到了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他在阿拉木图期间，除了整理在乌兰巴托谱写的作品之外，还进行创作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在“创作札记”里，冼星海写道：“这部交响乐是献给与爱好自由的英美人民结成联盟的苏联红军，他们正从‘黑色的瘟疫’中把被奴役的国家和人类解放拯救出来。”除此，他还努力完成了其它一些作品的创作。
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到了库斯坦奈，在哈萨克的“江布尔国立音乐馆”从事创作并参加演出工作。起初，他住在旅馆里，生活很穷困，为了付旅馆的房钱，支付日常生活的用费，他卖了手表、衣服以为生计。他从不发牢骚，没有半句怨言，专心致志地埋头创作。即使在患病之中，他也没有停下笔，仍然努力创作。
后来，由于苏联人民和当地艺术界领导人的帮助，冼星海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在此期间，冼星海先后创作并完成了《诗歌十首》、《哈萨克歌曲集》、《阿曼盖尔达》等诸多作品。
冼星海从中国到达苏联仅仅半年，恰逢“苏德战争”爆发。在战争期间，他的行踪动荡不定，工作紧张繁重，还要兼顾未完成的创作，长年的劳累、贫困以至营养不良，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而每况愈下，1944年冬，冼星海因患肺炎而病倒了。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情日趋严重，苏联有关当局于1945年初将他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几天里，冼星海感到精神稍为轻快时，他又急不可待地拿起笔来并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他在病中还会见苏联作曲家与他们交谈、请教。病体垂危时，他既深情又不无感慨地说：“我还想再活30年，为了我的音乐能表现出中国人民所应当做的一切。”冼星海的良好愿望可惜无法实现了。由于肺炎引起了多种疾病的并发，对他的一切治疗已无法挽救他的生命，终于在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享年40岁。冼星海英年早逝，他把自己的心血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他所热爱的人民的音乐事业。他的辞世，不仅是中国新音乐运动丧失了一个坚强的英勇战士，也是我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莫大损失!
冼星海同志逝世后，噩耗传至延安，是年11月14日延安隆重举行了“冼星海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为他亲笔题写挽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按照金紫光同志的指示，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初步完成了冼星海同志的音乐遗作和有关资料的整理、登记工作。这些音乐遗产是研究、发展中国人民音乐事业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将它保存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邓洁给予我们乐团的指示说：“不管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我们都要好好保存星海同志的这些遗作。这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只有好好保存和珍贵它，我们才能对得起为中国人民熬尽最后一滴血的冼星海同志，对人民有个交代，那时我们才能说，我们对中国人民是负了责任的。”
全面内战爆发后，胡宗南率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向延安推进。为了保护好星海同志的音乐遗产，中央办公厅领导和李伯钊(中央党校文工室主任)等同志派人护送至安塞妥善保存。
1947年3月初，我们乐团撤离延安后，一路行军走了10天，3月上旬到达葭县神泉堡。此时陕甘宁边区战况紧急，党中央为避敌锋芒，拟撤出延安，诱敌深入而歼灭之。“中办”和李伯钊与乐团等领导同志紧急商议派我团指导员、作曲家孟波去安塞将星海同志的音乐遗产转移到黄河东岸――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待命……
冼星海同志宝贵的音乐遗产，在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同志们的悉心保护下，经历了战火硝烟、迢迢千万里，于全国解放后，终于与钱韵玲从延安带来的冼星海的部分资料一起送至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永远珍藏与保存。
1983年1月25日，冼星海同志的骨灰从苏联接回中国，1985年12月3日正式安葬于广州市近郊风景区麓湖的“星海园”中。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呕心沥血、倾注全部爱国热情所创作的呼唤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击外敌侵略，捍卫祖国领土和尊严，激情澎湃，震撼人心、为世人所传唱的《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永远伴随他高尚的品格活在人民的心中，为人民所赞赏和景仰。
责任编辑苗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