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嫂如何“坐天下”
时间：2020-04-02 05:14: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861年农历八月初一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可谓天象异常，殊为罕见。清廷钦天监特奏道：“日月及水、火、土、木四星俱在张宿五、六、八、九度之内，金星在轸，亦尚在三十度之内……祥瑞也！”果然，今天是个好日子！恰在当日卯刻，曾国荃挥师攻克安庆，重挫太平军。闻得捷报，曾国藩自感否极泰来，一改昔日低调谦逊之风格，致信老弟，认为“盖观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言辞之间，颇有几分高层有人、踌躇满志之意。
不料三个月后，曾国藩接到一份公文，骇悉两宫垂帘与恭王议政，而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杀头的杀头，革职的革职，“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曾心中豪气顿消，数夜难眠：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未来中央的走向又会怎样？
倒了靠山变了天
曾国藩反应如此惊愕与茫然，实在再正常不过。
当年曾氏组织团练，起于湖湘，可谓筚路蓝缕，历尽磨难。同僚嘲讽，士绅冷落，官兵哗变，挚友误解，湘军一战败于靖港，再战溃于九江，曾羞愤至极，两度投水自尽未遂。不过最令曾氏不能忍的是，乃皇帝对其之不信任及北方籍高官之倾轧。咸丰四年（1854年），曾收复武昌。咸丰闻讯大喜，对群臣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建此奇功。”大笔一挥，即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此时山西籍重臣祁寯藻进言：“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跟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顿时想起不能授命领兵汉人以地方实权之祖训，“默然变色者久之”，遂收回成命，还不忘倒打一耙，“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著严行申饬”。这怎能不让日夜将脑袋拴在裤腰上拼命的曾国藩寒心！
后满人文庆执掌军机，频频向咸丰帝单独进言“国藩负声望，能杀贼，终当建非常之功，时时左右之”。文氏殁后，肃顺秉政，继其重用汉臣思路，曾国藩的春天来了。肃对于曾，堪称处处庇护。咸丰十年（1860年），肃力挺曾氏出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在安徽作战失利，朝廷非议四起，弹劾纷纷，肃在庙堂上厉声道：“胜败兵家之常，临阵易帅，兵法大忌，不如使之戴罪立功可也。”这方有曾日后克复安庆之奇勋。肃顺顺水推舟，以朝廷之名恩赏曾太子少保衔，送给他偌大的一个福利。据曾氏幕僚薛福成载，肃顺甚至借病重的咸丰帝之口，暗地向曾许诺：“囊闻粤寇之据金陵也，文宗显皇帝顾命，颇引为憾事，谓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可知，肃顺将曾国藩引为地方之心腹，曾视肃为中央之后台，而众人则把曾国藩看成“肃党”之骨干。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靠山突然倒掉，曾国藩
岂能不极度紧张？
农历十一月十四日，曾始知宫中发生变故，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其心里滋生弥漫：“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一周后，曾终掌握政变详情，立即“与幕中诸人鬯论时事”。紧接着，曾又“请莫子偲、方子白、张廉卿、洪琴西、李眉仙、穆海杭等”共进午饭。这顿饭耗时甚久，一直吃到下午三点多，想必亦是商讨应对政变之策。然两番密议的结果似皆不理想，未有良方。而就在同时，朝廷莫名施恩，谕令其节制江皖赣浙四省军务，本已摸不着头脑的曾氏彻底一头雾水了。
情急之下，曾上折请求朝廷于金陵收复前勿再加恩。他还违背一向的做人原则，私下致函任职京师的老友吴廷栋，打探风声，询问：“九列中暗俢笃行者何人？部院后进可敬者何人？尚乞示之一二。”然以上动作，都难以平复自己忧谗畏讥之情绪。自古朝廷诛杀功臣，往往采取欲抑先扬之术，每想及此，曾便“用心太过”、“睡不成寐”。终于，曾再也无法抑制这种不知何日即功败灭门且不敢与他人道之恐惧，于写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喷涌而出：
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日中则昃，月盈在亏，吾家亦盈时矣……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建功容易，保全不易，且行且珍惜！既然命运不操于己之手，曾国藩唯有日日如履薄冰，夜夜坐等天明……
恭王嫡系“嘉年华”
此刻之中央，却是一番众人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之景象。
剪除肃顺的第二天，清廷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新一届军机处领导班子成员名单：领班大臣恭亲王奕、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户部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及户部尚书沈兆霖。这套阵容，四名满员，两名汉员，折射出两个新的动向。第一，这是赤裸裸恭王嫡系的“嘉年华”。文祥向来是奕之股肱，英法联军侵华期间，文祥协助恭王议和，“出入敌营，于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政变之后，文氏依然襄赞恭王，任劳任怨，故《清史稿》称其“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桂良是奕的岳父，姑爷发达，老丈人自当尽力维护。不过这老翁“以帝室葭莩，与闻军国，数膺议和之使，无所折冲”，看来至多是个守成之人，无甚大本领。宝鋆亦是恭王亲信。据说其“容仪伟丽，善相者许必至公辅”，后果然一路顺遂。宝鋆“偕文祥和衷翊赞，通达政体，知人让善”，不过此君议事一意附和奕，自己却无所建白。曹毓英无须多言，在政变中居功至伟，此次入围，毫无意外。而排位末尾的沈兆霖，同恭王也关系匪浅。沈曾是恭王五哥奕的老师，后供值南书房，也恰与被发至此地的恭王成为同事，二人来往频繁，渐趋熟稔。故政变前夕，沈两度上书，力挺奕，请求皇帝回銮。他也堪为恭王之铁哥们。
第二，两位汉族军机，都是南方人，可谓对前肃顺领导班子的彻底反拨。肃顺当权时，军机处有匡源、杜翰、焦佑瀛三位汉人，籍贯分别是山东胶州、山东滨州及天津静海，北方汉臣俨然与满臣平分秋色。恭王上台后进入班子的曹、沈二人，一位出自江苏江阴，一位籍贯浙江钱塘。要知道若论资历，朝廷尚有贾桢与周祖培二位老臣，可惜他俩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河南人，自然难入恭王法眼。所以，奕引荐曹、沈二人，当有意与之前的肃顺集团立异，释放出强烈的重用南方士人之讯息。
套用曾国藩的说法，主政初期，恭王已呈盈满之势。两宫先是打破祖制，封其为议政王。同一天，又任命其出任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次日，他又将管宗人府银库、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尽数收入囊中。时隔一周，两宫又以幼帝名义，赐给奕世袭罔替“亲王”爵位，这亦是违背常例之举。不到十天，之前尚需仰肃顺之鼻息的恭王，已是大权在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一年，他才28岁。恭王本是自恃甚高之人，且疏于自修，故当政不久，便私引亲信，公开纳贿。上行而下效，宝鋆以举荐官员收受贿赂，坐致巨富，而曹师爷亦不甘人后，凡收贿金，皆寄往肆商和泰珠宝行，总计逾三十万两，然其妻子竟“弗知也”。
从政本是高危行业，况身居如此显位。恭王领衔的军机处班子人在明处，且不知自律，早晚要出事。
改革才是硬道理
虽已拿下政权，但毕竟是通过非正常的政变途径，叔嫂深感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尚不稳固。如何摆脱“肃顺的阴影”，让人们淡忘那段灰色往事，便成为叔嫂三人亟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名不正则言不顺，两宫先从变更年号入手。之前肃顺等人定年号为“祺祥”，两宫认为该字样意义重复，命军机处改拟“同治”二字，隐喻清初顺治时，孝庄文皇后与摄政王多尔衮共治天下。
说穿了，改年号仅是表面功夫。叔嫂真正想要的效果，则是努力通过建构一种“同治中兴”的气象与格局，来让世人忘却不堪的以往。而达到这种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改革。历代凭借非常手段上台之人，往往惯以改革来洗刷过去，漂白自身。成功的改革，会给社会带来安定，通过不断释放改革的红利来获取民众的拥护，自然大家只惦记你的好，忘了你的孬。故对于统治者而言，改革就像一块抹布，可以擦掉过去的污点。此即改革的“抹布效应”。
要坐稳天下，消除内忧外患，叔嫂就必须拾起这块抹布，启动改革。
要改革，就需设立相应的机构把握全局，统筹兼顾。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运而生。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初，奕、文祥、桂良等人便基于处理外交事务上的种种考虑，酌拟了《六条章程》，首要一条即“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咸丰帝批准了奕所拟章程，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间加入了“通商”二字，成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如此命名，实际代表了肃顺等人之意，就是要限制新设外交机构权限，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降格为五口通商事务驻京办事处，使其根本没有权力或资格参加国家对内对外决策。奕也清楚，不删去“通商”二字，就将意味着得不到外交权力，自不会受到外国重视，更不可能预闻朝政。为此，恭王再上一折，请求“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其理由为：“该夷虽惟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责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一句话，不给我全权，那我奕凭什么折冲樽俎，索性主动让贤，谁想干谁干。
慑于刚刚经历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庚申蒙难，一见恭王抬出了可恶更可怕的洋人，咸丰帝只得依准原奏，总理衙门算是被审批通过。不过，肃顺等人又在具体任职权限上对恭王加以钳制。肃顺以朝廷名义，强调总理衙门大臣须由军机大臣兼任，恭王若出任总理衙门王大臣，则必须兼任军机大臣。此举貌似提升恭王地位，抬高总理衙门规格，实际按清祖制，在军机处供职之亲王，随时要受到不得参与政务之限制。这如同套在奕头上之紧箍咒，一旦其稍有出位之举，肃顺便可在适当时候通过军机处来解除恭王之职权。再者，通过令恭王兼任军机大臣，又为肃顺提供了“现在总理衙门既有军机大臣兼领，似亦可饬章京往返查核要件”之借口，从而名正言顺地以此插手总理衙门所涉外务事件，达到监视控制恭王之目的。面对肃顺之步步紧逼，恭王采取以退为进之策，他上奏表示愿“以王大臣领之，军机大臣承书谕旨，非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并声称“候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减，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如此，总理衙门充其量就是个临时性机构，又不独立。奕表面臣服，暂时示弱，实麻痹对手，伺机逆袭。
短暂的隐忍过后，便是一片海阔天空。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总理衙门正式设立，权势煊赫的恭亲王走马上任，昔日的草台班子也一跃成为无所不能的超级机构。自雍正皇帝始，大清举国最大的机构莫过于军机处。而奕便依葫芦画瓢，仿照军机处模式来设计总理衙门的整体架构。总理衙门的一切设置，皆与军机处相似，甚或重合。衙门任职人员，也分作两级：大臣和章京，大臣从大学士、部院尚书、侍郎、京堂中选任，与军机大臣同出一源，他们是决策层；章京则从各部司官中考选，定额为满汉各24人，他们负责撰拟总理衙门奏折及办理衙门的各类文稿。大臣、章京皆仅是在衙门当差，人事关系仍在内阁和六部。故从总理衙门最初设计上看，它是分管外事的秘书机构。但随着中外交涉的增多，自强改革运动的开展，加之恭王个人政治强势的渗透，它就成了无事不管、无所不能的超级部门。清廷传统的职能部门乃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总理衙门设立后，其职能就渐被侵越。原有政府职能所不能覆盖的新领域，也皆被总理衙门把持。如人事任命本乃吏部职权，然出使大臣、海关道这些要缺，则由衙门荐举；户部管理财税，原属天经地义，但划拨海关税收、存储出洋经费，却由衙门承担；中外官方往来，本由礼部兼管，现全都移交衙门；兵部也不再采购军械、创设电报，其职权也颇受侵夺；刑部本主法律，但各国以公法阻挠清律，只同总理衙门交涉，刑部反被晾在一边；办工厂、修铁路等现代工程，皆交由总理衙门办理，工部也只得望其兴叹，徒呼奈何。于是乎，“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汇总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
从事务上看，总理衙门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超级部门；从功能上看，总理衙门不是军机处，也不是六部，但却兼两大机构职能而有之，实为具体而微的“政府内阁”；故从职务上看，恭王类似于政府首脑的角色。也正是此航空母舰般的超级机构运用其庞大权力资源，强推近代第一波改革潮流，追求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方得以推广开来。
不过，改革自然要触动甚至突破以往的利益格局，复杂诡异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恭王所需铲除的荆棘，还多得多呢。
西太后悄然布局
改革才是硬道理，但改革非“同治中兴”之全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建，亦是题中必有之义。27岁的西太后慈禧对此尤为看重。
咸同之交，许多官绅士人反思社会政治危机之根源，大都归结于学术文化问题。在其眼中，于乾嘉盛极一时的汉学，名实而实空，其学于人事无益，于国事无补，甚至有人指斥“天下不乱于粤匪，而乱于汉学”。于是众人呼吁中央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即崇尚理学。而“京师为首善之区，更宜讲明正学，以为四方之表率”。
崇尚“正学”，须提拔“正人”。讲得通俗点，就是要大量任用和培养专门为清廷进行思想理论建设的御用理论家队伍。两宫遂顺应士林之意，于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命宿儒倭仁任帝师，擢另一位大儒吴廷栋执掌大理寺卿。到了六、七两月，军机处出现不小的人事变故，先是桂良病逝，接着沈兆霖在西北遇山洪殉职。领导班子顿时空出两缺。经过慈禧的暗中授意，满人军机不再补入，而令时任左都御史兼户部尚书的名儒李棠阶进入。李擢升军机处，可谓意味深远。其一，他籍贯河南河内，此番入枢，使得南士与北士在军机处的势力趋于平衡，从而奠定了此后二十余载枢垣中一南一北的格局。其二，李之入围，使得彼时理论派或立场偏于保守的力量与以恭王为首的改革派大致形成均势。此外，诸如翁同龢、李鸿藻、徐桐等理论新锐亦在政界崭露头角，构成了第二梯队。不到一年，改革派已失去了绝对优势。其三，造成这一隐然对峙态势的幕后推手，恐怕当属慈禧。叔嫂共治模式本就是临时状态，极不稳固，发展下去要么太后搞掉王爷，否则王爷架空太后。慈禧权力欲强而工于心计，自然不甘任凭奕坐大成势。但碍于垂帘成例，慈禧只得借力打力，曲线布局，依靠其便于接近的理论家和帝师势力，形成自己的太后集团。其手法之高明，让人叫绝。
同治元年，堪称晚清之改革元年。地方大吏尚在观望，改革力量处于优势，而反对势力亦暗自蓄力。改革年代，政治斗争依旧存在，虽不如辛酉政变般刀光剑影，然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而已。其实，这在中央高层布局上已略显端倪。
只可惜，奕却浑然不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研究部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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