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在集中营的黎明前死去
时间：2020-04-22 05:19: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45年4月8日，德国，弗洛森堡集中营，天阴沉沉的，囚犯神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坚持为囚犯们做礼拜，布道的主题是：“因为你的鞭伤，我们得到治愈。”祈祷毕，两位盖世太保带走了他；第二天，他以叛国罪被绞死。临刑前，他对友人说：“这，就是终点；但，对于我，却是生命的起点。”一天后，弗洛森堡集中营被盟军解放；二十天后，希特勒自杀；随后，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他的生理生命结束在黎明之前，而他的精神生命，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却蓬勃生长。跨越德国，跨越基督教神学，跨越学术理论界，在世界上广泛颂扬和传播。教会追认他为 “殉道烈士”，甚至认为“上帝以牺牲自己的最忠诚的最勇敢的儿子来赎残暴政权的罪，使欧洲文明得以重建；上帝以此来亲自干预了迄今为止世界所发生的最可怕的斗争。”德国各地建立起了朋霍费尔纪念馆，他的著作，包括他未完成的著作以及书信，连续出版、再版，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被热烈讨论、引用、阐释。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翻译并出版了他的《狱中书简》，并陆续翻译出版了《做门徒的代价》（台港地区文献译为《做信徒的代价》）、《团契生活》、《追随基督》等等，以及未完成但被整理出版的著作《伦理学》。
20世纪30年代，他在德国公开抨击法西斯暴政和法西斯的理论，从而受到德国纳粹们的憎恨和迫害，被解除了大学里的职务，被禁止公开发表言论。作为神学家，他毫不畏惧，主持“认信教会”（Confessional Church）的一所学院，继续宣传和发扬反法西斯的思想。他在美国访问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友人们劝他留在美国，如大多数公开的反法西斯人士一样，但是他却坚毅地表示要与自己受苦的同胞们一起斗争，不然，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参与战后欧洲文明的重建，乘上最后一班从美国到德国的客船。回到德国后，他不顾法西斯们的监视和威胁，秘密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甚至参与德国军官们谋杀希特勒的组织活动。1943年被捕，受尽酷刑，毫不屈服。1945年被法西斯杀死时年仅39岁。
作为反抗法西斯的英雄，他不过是无数的英雄中之一。不过，作为卓越的基督教神学大师而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是少见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理论，对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深切的，尤其是对于当代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宗教实践，很难有人与之匹敌。
作为基督教的神学大师的朋霍费尔，面临着“上帝死了”这一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困境——这一西方文化的当代特殊境况；如何才能重新恢复基督教神学的力量，重新恢复对基督教的信仰，他将其视为自己一生的最重大的使命。他的思想探索，曾被基督教的主流思想视为“异端”，而20世纪 50年代以来，却被基督教各种激进神学，各种神学改革流派，都视为是其思想源头和思想权威。实质上，他的思想，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基督教的复兴，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起了重大的作用。
作为宗教信仰者，他强调“圣俗不能二分”，“教会只有在为人类而生存时，才成其为真正的教会”；即他提倡并实践的是“入世”的宗教；他强调，宗教和宗教组织、神职人员，必须真诚地直面人类具体的困难、痛苦、恐惧，做出切实的回应和帮助，宗教信仰才有真实的力量。他认为，基督教的价值关怀，绝非仅仅指向来世拯救，而更必须关怀当下此世的救赎，使当下人类的生活更幸福和美好。上帝的超越性存在，乃是为了此世人类的生命和生活。“为他人而生活”，才是基督徒的真实的存在，“存在于最切近的你之中”，才是符合基督精神的存在。信徒的使命就是背上十字架，跟随基督，被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去受蔑视、受侮辱、受鞭打、忍受一切苦难，而坚持帮助人类，帮助受难受苦的人。他对法西斯的反抗，对处于绝望境况中的人的无私帮助；不顾自己的伤痛，去服侍囚犯病人；担心连累他人，而拒绝他人的营救活动等等行为，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他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家和宗教信徒。
在监狱中，切身地感受到人类的痛苦，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骇人听闻地提出，“上帝已经苦弱，人类已经成年（come of age）”，因此，人类必须分担起上帝的责任和上帝的痛苦，必须学会没有上帝也能很好的生活，“离弃我们的上帝，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人类应当去分担上帝的责任，去帮助人类，这是信徒的责任。而且，他反复强调，必须在力量中面对上帝、面对世界，而不是在软弱中去祈求上帝的赎救。
甚至，他还震撼世人地进一步提出，“非宗教的基督徒”，“非宗教的基督教信仰”的理论。认为基督徒不是必须宗教化，基督发出的召唤不是一定要人加入一种宗教，而是要求人进入新的生命，切实地做人，在此世的生命中积极参与上帝的痛苦和拯救工作。——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的传统的主流思想，相差甚远，甚至被一些神职人员斥责为“异端”，也被当时基督教教会主流所压制。
不过，这些思想，为“二战”结束后所兴起的一些神学派别所追捧，所信奉；如“上帝之死”神学，以及“上帝之死之后”神学，“世俗神学”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朋霍费尔已经脱离了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反基督教者，无神论者。这是对他的思想和言说的误解。其实，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坚定的信仰者，坚守由《圣经》所获得的启示，坚持宗教规范，坚持传道。他从未放弃对基督教神学和信仰的思考和探索，从未放弃布道和传教，从未放弃用神性的光辉来照亮黑暗的世界。他的诸种言说，是为了回应这个时代信仰上帝的艰难处境，不是要去削弱信仰，而是准备更坚实的信仰。还应该指出，这些言说，大多是在监狱这特殊环境里，以私人书信的方式表述的，并不是系统和严谨的理论探讨。
实质上，他更强调的是人类的责任，“责任”是他的思想的核心。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仰者，必须对世界负责，在苦难的世界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提出的责任观念是20世纪基督教的中心观念，如当代著名的神学思想家尤根·莫尔特曼就反复阐释“责任伦理”，认为“责任伦理”应该成为人类普世伦理的核心观念。这在推崇“个人之上”的当代西方思想潮流中，独树一帜，振聋发聩。
他的有些神学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上帝是以他的软弱来征服强暴与不义”，以他的痛苦和卑微来帮助我们；他解释道，耶稣是个失败者，生在马槽，被门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而耶稣以自己的行动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世界。以自己的失败和牺牲而成为神圣。这些思想，在马丁·路德·金以及甘地等人的“非暴力反抗”的理论中悠久回响。
更重要的是，作为优秀的神学家，他还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观念做了新的阐释，使其重新恢复了直面现实解决当下人类困境的力量。例如“祈祷”：他强调“祈祷”不是祈求上帝的帮助，而是祈求上帝使自己远离罪恶，用神的光辉来驱逐自我贪欲的妄念。他还提倡“代祷”，尤其是代敌人祈祷，代罪人祈祷，代不信上帝者祈祷。他认为应该替那些不知道自己的罪的人祈祷，使他们远离罪恶，从而得到拯救。
“忏悔”：强调要将自己的罪置放在阳光之下，即不能仅仅自我忏悔，要面向他人忏悔，这样才能洗涤罪，将灵魂置于神性的光辉下，而获得拯救。这与中国的“三省吾身”的内省反思是有差异的。
“道成肉身”：是耶稣为了真实的、有力的担当起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苦难，“道成肉身”来承受轻视，侮辱，鞭打，乃至死亡，从而引导我们背上十字架，跟随其前行。
“恩典”：他认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廉价的，也不能廉价，不能够仅仅“因信称义”，而必须做出牺牲才能得到拯救。必须对上帝的召唤做出积极的响应，成为“代理”，才能获得恩典。
“爱罪人与穷人”：他解释为，正因为要爱罪人和穷人，才憎恶罪与穷；正因为憎恶罪与穷，才爱罪人与穷人。爱“罪人与穷人”，才能优先解放罪人与穷人。
这些思想，极大地深化了基督教神学，为振兴基督教信仰，恢复基督教神学的灵修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的主要思想也逐渐被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主流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呼应。如60年代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宣言以及各种文件所表现的思想，处处可看出朋霍费尔的思想观念。如“梵二会议”宣告：“教会不是权力而是服务”，“我们失去自己才能找到自己 ”，“宗教是人类学的场所”，“我们不能谈论自己就不能谈论上帝” ……因此，面向全人类的人文关怀，用神的话语的光，在俗世中寻找神圣等等，就是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工作。
甚至，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正是具体实践了朋霍费尔的“入世”的思想，“力量”的观点，“拯救”的观点。“解放神学”的神父们，强调“穷人优先”，“爱穷人就是爱上帝 ”，“贫穷本身就是罪恶” ……于是，走向贫民窟、走向丛林，走向处于绝境的印第安人……为他们的生存，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尊严而战斗，甚至牺牲，去实现社会正义和建立公正的社会关系。
甚至，当下的教宗（以前译为教皇）方济各，他是第一个拉丁美洲出身的教宗，与“解放神学”关系密切。他做了两千年前耶稣所做的事，到少年监狱去，跪在地上，为12位少年洗脚，然后擦干，又给予亲吻。12人中有两位女孩儿，还有几位是穆斯林。教宗如此的举动使他先前所说的“在我们中间居最高位的，应该为他人服务”这句话，变得具体、可见。同时，也把看到耶稣为门徒洗脚所受的感动，有力地传递给了少年监狱的少年们，使其能回归正途。他时常给失业的穷人以电话安慰和鼓励等等，不断地在公共舆论空间，呼吁和平，关注生态问题等等，都可以看着是“对世界负责的神学”理论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