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本的再演绎]女性主义理论

时间：2019-02-11 05:34:4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叶弥的短篇小说《司马的绳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赌徒司马嗜赌成性，靠赌他得到了美貌贤惠的妻子邢无双，把她作为赌注输去赢来，在回城后却抛弃了邢无双，选择了一个其貌不扬、泼辣凶悍的上海女人，甚至为她戒掉了赌瘾，司马像一个风筝被上海女人这根绳子拴得服服帖帖。
　　司马的第一个妻子邢无双无疑是一个好女人，不仅美丽温柔，聪慧能干，而且极为善良宽容。她倾听一个亲戚并不算苦的苦事时，比她本人还要伤心，她对那个老女人的虚伪虽然看破却并不计较。和司马结婚后她处处为司马着想，当司马把她赌输时她“一句话也没有”就住到赢家去，司马把她赢回来时她又抱着孩子回家。甚至当司马抛弃她时，她却写信安慰他，为了不给他压力，连“这一辈子，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原谅你”这样一句话都不敢写。甚至能包容把她丈夫抢走的上海女人，她认为“她不像人家传说的那么坏，甚至还有点可爱”。
　　而上海女人则是一个传统道德规范所认定的“坏女人”，她风流，说话声音太娇，腰肢也太会扭，会四下里抛眼风。她不会持家，没事就要上馆子，有很多坏的生活习惯。她没什么修养，在邢无双家里，她都无所顾忌地跟司马耍脾气。
　　这是一个关于“好女人”和“坏女人”的文本，在此之前，也有类似的故事出现，像铁凝小说《永远有多远》中善良仁义的白大省和漂亮风骚的西单小六、娇蛮的小玢；万方小说《空镜子》中叛逆、自我的姐姐孙丽和宽容随和的妹妹孙燕。“好女人”和“坏女人”在传统的男性文学那里曾以“天使／恶魔”的二分法出现过，这种二分法使妇女形象在男性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美丽可爱的天使，要么是丑陋蛮横的魔鬼。而妇女文学传统研究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通过对十九世纪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认为“这些作品以遵守和屈从于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获得了真正女性文学的权威”①，像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这样疯狂的形象，正是简・爱的另一面，伯莎最后将桑菲尔德烧毁，是简・爱反抗罗切斯特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也是女性毁灭男权的象征。两位作者认为，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是解答有关妇女创造力问题的一个答案。疯女人就是叛逆的作家本身②。如果正如她们所说，当时女性文学在显形的父权制文本下面还有一个隐性文本的真相的话，那么中国当代女作家则是将文本的真相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将疯女人从阁楼上放了出来，将坏女人在男性世界里的来去自如以及对男权世界的颠覆淋漓尽致地表述了出来。在《永远有多远》和《空镜子》中，好女人自身有高贵的品质，但却对坏女人羡慕不已：西单小六是白大省心中梦想成为的女人，孙丽是孙燕崇拜的公主。坏女人可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男人，包括那些好女人所爱慕的甚至原来就属于好女人的男人：西单小六夺走了白大省为之昏倒过去的大春，小玢更是抢走了已经成为白大省男朋友的关朋羽等等。在这些“好女人”和“坏女人”的竞争中，女作家们无一例外地为好女人安排了坏结局，而让坏女人有了好归宿。和这两部小说不同的是《司马的绳子》中邢无双这个貌美如花的好女人对其貌不扬、凶悍泼辣的上海女人的行事方式充满向往，她对儿子说“漂亮不漂亮都好”“贤惠不贤惠都好”。小说的结尾提到邢无双后来一直没有结婚而司马和上海女人过得好好的，这预示了邢无双的孤苦伶仃以及司马与上海女人有滋有味的一生。在男性文学笔下的恶魔，在传统女性作家笔下隐蔽起来的疯女人，却在叶弥等人的小说中拥有了完美和幸福，女作家给了坏女人一个家，一个立于不败之地的收场。上海女人们无拘无束的生命风采、生猛蓬勃的生命欲望得到了羡慕和肯定，她们主宰自己的命运，将命运之绳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上海女人们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令邢无双们羡慕不已，对“真善美”的一味追求，传统道德的巨大力量已经内化成了邢无双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但作为一个人的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还有那女性本真的生命状态下蛰伏着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性欲望，却总能在貌似平静的外表下激起波涛汹涌的巨响。叶弥等女作家对女性隐蔽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更加贴近人性，她们对女性性心理，性权利的肯定使“女性主义”再一次得到了张扬。
　　邢无双这样一个好女人却并不如意的命运让我们在为她不平的同时也看到了某种必然：一味的奉献就会有同样的回报吗？无原则的宽容就能获得幸福吗？婚姻生活中一切以对方为中心就真的能得到对方的欢心吗？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指出：“婚姻是要联系两个完整的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和一项弥补。”③邢无双在无原则的宽容和忍耐中忽视了自身的需求，失去了自我。一个人“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愿望和需求，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有所需求，你就会执迷于成为他人欲望的对象……于是，你再也不会觉得你是自己的欲望的主体即行为和感受的主人，而是感到自己受着别人对你欲望和需求的控制。你自己的通常是无意识的、隐蔽的欲望是别人对你产生欲求、表示认可和赞扬”④。可见一个人如果只是一味按照别人的意愿来生活，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满意来为人处事，就不能形成健康的自主意识，特别是女性更容易将自己看作欲望的对象，而非欲望的主体。邢无双就是这样一个人，当老女人向她倒苦水时她宽容忍耐，当司马赢了她做老婆时她随遇而安，当司马把她作为赌注时她安静坦然，当司马抛弃她时她退让体谅。我们看不到邢无双的欲望，只看到她在他人的欲望中扮演角色，她以他人特别是司马的欲望为自己的需求，为满足司马的欲望而无原则地忍让包容，但这样并没有赢得司马的心，而是另外一个比司马更加随心所欲、放荡不羁的女人才真正成为司马的羁绊。对司马来说，“赌”一度成为他生活的中心，或许“赌”的刺激才能让司马的生命激情得到释放，但“每次赌事后，他就流露出对赌事的不置可否，与一开始的情绪判若两人”。可见“赌”也并非他追求的最终意义。好女人在长长岁月中慢慢散发的芬芳同样不能让他迷恋，倒是一个坏女人带给他的永不停歇的新鲜和刺激让他淘汰了自己的历史性记忆。作为个体的人会对他人产生欲望和需求，需要对方满足自己，但同样，个体也需要他人对自己有所需求，这样个体才会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才有生命的归属感。这正如司马与邢无双的婚姻，“他把她一会儿赢回来，一会儿输出去，其实只是一个人在演戏呢，一个人开场，一个人演完收场。不像他和上海女人，一呼一应的，你来我去，两个人有滋有味地推着磨，纠缠着，谁也不能离开谁。”
　　作者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叙述，主人公身边围绕着这样一群观望者，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凡夫俗子，他们始终关注着主人公的生活，他们不断地猜测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散布着关于坏女人的流言：上海女人风流，不会持家，闹绯闻。但这些也只是传言，作家没有给我们真相，这也正像我们在生活中对他人的怀疑和猜测一样永远不知道真相，却永远无休无止地延续着这种怀疑和猜测。旁观者用社会道德规范给女人定了性，他们期待着“善有善报”，盼望着一些故事的发生：司马与邢无双的破镜重圆，上海女人“死了就好了”。旁观者的评说对应着世俗的眼光，对应着世俗的眼光对人性的浅薄认识，对女性权利与欲望的漠视与曲解。小说的结局却粉碎了这些评说和猜测，也就是粉碎了日常生活中的庸常见识。
　　作者简介：张海欣(１９８０－)，女，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３级研究生。
　　
　　①②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一版，第８０页。
　　③［美］波利・杨－艾森卓：《性别与欲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第９５－９６页。
　　④［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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